论熊十力的早期经历与思想转折——以新发现文献为中心

作者：刘依平

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

摘要：新发现的熊十力五篇佚文及相关史料表明，辛亥革命以前，熊十力曾使用“熊叔恒”“熊定中”之名参与晚清革命活动。流亡江西德安、湖北黄冈期间，曾化名“周定中”，暗寓鼎定中原之意。辛亥革命以后，熊十力曾参与湖北革命实录馆的义务编修工作，发起了“政治研究会”等民间政治团体。他最早使用“熊十力”之名，不是学界通常认为的1924年，而是1912年首度使用、旋即停用，1924年再次使用直至终身，其意涵也从早期的“如来十力”转向后期的“菩萨十力”。

关键词：熊十力; 佚文; 经历; 思想;

作者简介：刘依平，男，1981年生，湖南湘潭人，哲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研究。

熊十力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曾作为武昌革命团体的重要成员，直接参与反清斗争；脱离政治以后，又自我更名为“熊十力”，创造了新唯识论哲学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主要开创者。对于熊十力的生平经历尤其是早期经历，学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1】，但由于文献资料有限，近年来一直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在修订《熊十力全集》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五篇佚文【2】，其中四篇为湖北实录馆征集的革命人物传记，分别是《周定原事略》《鲁俊英事略》《李载煦事略》以及《烈士刘尧澂传》。另一篇为短篇小说《地球末日记》，分上下两部分刊载于1909年9月27、28日《汉口中西报》副刊《汉口见闻录》。透过这些新发现史料，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熊十力辛亥前后的人生经历和早期思想，并对学界成说提出修正和补充。

一、熊叔恒与湖北革命实录馆

1912年6月，在孙武、张振武提议下，经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批准，湖北革命实录馆成立，由谢石钦任馆长、王葆心任总纂，专司搜集湖北辛亥革命史料并编撰《湖北革命实录》，供北京国史馆编写中华民国史之用。至1913年8月，因革命党人多参与反对袁世凯、黎元洪的“二次革命”，黎元洪遂以“从前革命伟人附和乱党颇多”【3】为名，下令遣散实录馆。在此一年有奇的时间里，馆中敦聘各省都督府、临时议会、政府部门及军事单位曾参与反清革命者为义务调查员，搜集调查史料500余件。

熊十力当时任湖北都督府参谋一职，正在实录馆敦聘之列。据《湖北革命实录馆登录簿》，他也确曾以“熊子贞”的名义报送了九件文稿（详下表），可证其为实录馆调查员无疑。然而据《湖北革命实录馆义务调查一览表》，湖北都督府出任调查员者共计十四人，分别是都督府“参议”甘缉熙、陈宏诰、高振霄、梅宝琦、丁仁杰、邢伯谦、郑江灏、胡祖舜、朱树烈、刘斌一、钱守范，“顾问”冯嗣鸿，“参谋”李青珊、熊叔恒——唯独没有熊子贞【3】。现武汉辛亥武昌革命纪念馆所藏实录馆档案，有《湖北革命实录馆照会熊叔恒请任义务调查》的函，也没有致熊子贞者【4】。这不禁令人怀疑，作为湖北都督府参谋的“熊叔恒”，与同样担任这一职务的“熊子贞”就是同一人。盖熊十力本名升恒、字子贞，家中排行第三。传统士人的名如果由两个字构成（即“二名”），就可以用“伯仲叔季”的排行字替代前一字，以构成自己的“字”。如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日知会同志徐升渊，同时亦称“徐叔渊”；1933年逝世、曾任国民政府陕西省民政厅厅长的胡毓威，字“叔威”。准此而论，熊升恒亦可以称“熊叔恒”。

当然，这一猜想还需要更多文献方面的支持。我们将实录馆所收文稿中与“熊叔恒”“熊子贞”“熊十力”有关者列为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除李国桢、黄自强、上官发生三人《事略》作者不详以外，田智谅、邹燮斌、李文岳、方兴、杨永章等人《事略》的作者都是其本人，报送者均为熊子贞。故熊子贞应当与此五人颇有交往，很可能是作为义务调查员，他将实录馆征集革命历史之事告诉诸人，传主本人写成文稿后，再交其报送给实录馆。也有一些文稿并非出自传主本人之手，如鲁俊英、李载煦、周定原三人《事略》。这三篇文稿的作者都是熊叔恒，报送者则分别为熊叔恒、熊子贞和傅廷仪。由此可见鲁、李、周三人必然与熊叔恒相熟，否则也不能请其代写《事略》。

鲁俊英、李载煦、周定原三人是何时与熊叔恒认识并结下革命友情的呢？我们根据此三人以及邹燮斌的履历，推知当在1906—1907年之间：

鲁俊英：清光绪甲辰，俊英渡江抵鄂，短服从戎。军官以俊英儒者，命充随营学生。翌年，考入陆军特别学堂。【5】

李载煦：清光绪三十年，走鄂从戎。明年，考入陆军特别学堂。【6】

周定原：清光绪三十二年，投入工程营。三十三年，考选陆军特别学堂信字斋，以最优等毕业。【5】

邹燮斌：乙巳春，从军于鄂。丙午，考升陆军特别学校，由是与何自新、朱元成、熊叔恒、刘汉卿、邱介甫等友善。【5】

要言之，鲁、李、邹、周四人分别于1904、1905、1906年投入武昌新军，又分别于1905、1906、1907年就读于陆军特别小学堂。四人此后的革命经历各不相同：鲁俊英、周定原留在武昌，参与了辛亥首义；李载煦毕业后即被派往陕西代练新军，任清军工程独立队队长，在西安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邹燮斌参与了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旋即留学日本。因此，“熊叔恒”在1906—1907年间，也应当是鄂军兵士或陆军特别学堂学员，唯其如此才能同时与鲁、李、邹、周四人结识并建立革命情谊。而熊十力1905年“投武昌凯字营当一小兵”，同年冬天“考入陆军特别学堂”【7】，往来军营和学堂之间，以联络同志、密谋革命，直至1906年5月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被侦破，始离开武昌。故熊叔恒的身份和在武昌的活动时间，与熊十力的革命经历颇相吻合。

从鲁、李、邹、周四位传主以及涉及到的人物来看，熊叔恒的革命交游以湖北籍为中心，且与日知会关系密切。鲁俊英系麻城人；李载煦系孝感人；周定原是沔阳（今仙桃）人，日知会成员；邹燮斌是汉川人；朱子龙（元成）系江陵人，日知会、同盟会成员；何自新（见田）是黄冈人，日知会、同盟会、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成员；邱可珍（介甫）系黄冈人，日知会、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成员；刘汉卿籍贯不详，系日知会成员。武昌革命团体多以籍贯、职业为纽带缔合同志，一如论者所言，“在本质上仍是地方性的”【8】。准此而论，能为鲁俊英、李载煦、周定原作传，且与邹燮斌相善的熊叔恒，本身极有可能为湖北人士，且亦为科学所、日知会、黄冈讲习社同仁。新发现的短篇小说《地球末日记》证明了这一点。这篇小说的作者为熊叔恒、何自新，而何自新恰与熊十力为少年革命挚交。据熊十力所作传记，二人早期革命经历如下：

1901年，熊十力与何自新、王汉相识。

1903年，熊、何、王同赴武昌。熊投身武昌新军，王、何则往来于各学堂与新军间，先后结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胡瑛、李四光等同志。

1904年，何自新参与发起了科学补习所，密谋革命。

1905年，王汉谋刺清廷亲贵铁良失败死难，刘静庵等组织日知会，何自新为重要干部。

1906年，熊十力与何自新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军、学二界以谋革命，至同年5月事败，熊、何先后亡走江西、湖北之间。

1910年，何氏以贫病逝世，得年二十九岁。【9】

要言之，何之革命经历即在1901—1910年之间，其革命交游亦始终围绕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和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而展开。故“熊叔恒”要与何见田结成挚友，只能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团体中。但在科学补习所、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日知会同志名录中，却只有熊十力而没有熊叔恒8。倘若没有这些革命团体的资历，熊叔恒又如何能与何见田结为朋友，又有何资格于辛亥以后径入湖北都督府参赞机要呢？只有当熊叔恒就是熊升恒（熊子贞），曾参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盟会，并亲自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这一疑惑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

概括而言，熊叔恒与熊十力均为湖北都督府参谋，均参与了湖北革命实录馆义务调查工作，均有鄂军或陆军特别学堂的人生经历，革命交游均以湖北籍为中心，且“叔恒”实即“升恒”之名加上排行字而成——凡此种种，可证明“熊叔恒”正是熊十力在辛亥前后所使用的另一个表字。他以“熊叔恒”之名，1909年与何自新共同发表《地球末日记》；1912—1913年担任湖北实录馆义务调查员，联络多位同志并撰写《鲁俊英事略》《周定原事略》《李载煦事略》等人物传记，为辛亥革命史提供了第一手史料。这些佚文和轶事，丰富了我们对熊十力辛亥前后革命经历的认识。

二、发起政治研究会

民国成立以后，参与武昌首义者往往过分夸大自己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故实录馆征集的史料中，充斥着“攘臂言功之作”【10】。而熊叔恒所作三件《事略》，以及熊子贞报送的九件文稿，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表达了传主的谦退之志：

周定原：“决意辞职，力请出洋留学，为他日建设民国之一助云”。【11】

李载煦：“南北混一，（李）载煦称疾归田，识者称之”。【11】

李国桢：战后不求优职，“人多以李排长不急于仕进称之”。【11】

李文岳：“大局定，人多以功据权要，（李）文岳独守拙”，“生平淡泊自适，遇权贵趾高气扬者，多面叱之”。【11】

方兴：“尝语胡襄曰：‘异日功成，吾辈当如绵上介推，耕钓自适。’其淡于名利，盖素志然也”。【11】

杨永章：“终淡仕进，锐意于学”。【11】

观其友而知其人，熊叔恒抑或熊子贞也必然具有功成弗居的胸襟。惟其如此，熊叔恒才会特别强调周定原、李载煦的谦退之操；亦只有如此，熊子贞才会与上述诸人相交友善。事实上，在辛亥前后的各种档案材料中，熊叔恒都称得上销声匿迹，除实录馆档案以外，仅在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政治研究会”档案中出现过一次。

这份档案包括《政治研究会宣言书》和《政治研究会简章》两份文件。据这些史料可知政治研究会的组织经过和宗旨目的。民国六年（1917）元旦，由197位辛亥革命参与人、社会贤达、专业人士发起，以武昌城内小箭道街十一号为事务所，成立了政治研究会。在近两百名发起者中，石瑛（排名第一）、蔡济民（第二）、宛思演（第三）、刘子通（第五）、龚国煌（二十三）、李四光（二十四）、冯大树（三十五）、熊持中（三十六）、张海涛（四十一）、熊子襄（五十八）、童澍（七十五）、童愚（七十六）、查光佛（一百四十九）等，都曾经参与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科学讲习所和日知会【12】。由此可见，政治研究会应当是以上述武昌革命团体成员为主体、进一步吸收有志于改良政治者而成立的。而在全部发起人中，熊叔恒排名第七，可知其必为研究会的首倡者和主要人物，且与这些革命团体成员关系密切。

《宣言书》针对民国建立五年以来财政奇穷、民生凋敝、人才缺乏、武健陵人、民德堕落、民智未发、内政废弛、外交危逼等种种急迫情形，从三个方面探究其原因并谋求解决之道。一是各种专业人才散处四方，无法发挥合力，故希望以政治研究会为桥梁，“集合众才，凡诸民生、财政、内治、外交所当培养补济者，各随才智之短长，一一取而为具体之研究”，为官则将研究结果化为大政方针，处野则形成舆论以诱导行政。二是民国以后，革命党人中的理论派“求进太锐，于国情民俗容未深洽”；实践派则赤手空拳，亦无法与豪强相抗衡，于是均为奸雄所裹挟，故希望通过政治研究会“以自身团结之实力，发舒自身之政见，以凭借他力引为大戒”。其三，“举凡他人良法美制行之已获富强之效者，而师行吾国弊窦丛生，将在在而转为祸乱之阶”，考其原因，在于“近世人心风习之败坏于党人政客之言行之所影响者”，故希望通过政治研究会，鼓舞同仁的道德精神，从而“励躬行、立人极，扶衰起敝于膏盲锢疾，所以济政治法律之穷者”【13】。制度设计层面，《章程》规定政治研究会“以拥护宪法，研究政治上重要问题，准备政策，以期实行为宗旨”；主要吸纳“有政治学识者”“有行政上之经验者”“曾在地方办理公益事务有三年以上之成绩者”以及“其他具有各种学识经验者”为成员。同仁研究所得结果，一方面“编成杂志公世”，另一方面则形成“完善政策建议于议会及政府”【3】。不难看出，政治研究会的组织创建，是由于以武昌首义同志为主体的一批革命者不甘心投机分子争权竞利、北洋军阀窃取革命成果，亦不甘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悬之高阁、沦为虚文，故采取“立身政府之外，研究具体问题”的方略，亟思有以推动政治的良性发展。政治研究会对时局的认识与批评，也颇可以在熊十力此时乃至之后的看法中得到印证。如在1916—1917年间所作的《某报章序》中，熊十力抨击政府施政，“民国五年之间，各种制度，各种人物，无一不经试验，而无一可加然否”【14】;1917年底，他批评革命者缺乏道德操行，“深觉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15】；甚至1947年总结民国政治教训，也说：“民国垂四十年，革命不知几度，吾总觉革命不难，革命而能建设诚难之又难，此非注意养才不可也。”【16】概言之，熊十力将民国政治堕落的原因，归结为建设无成、不注重培养人才以及部分革命党人的廉耻道丧，这些观点均与《宣言书》一致，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熊叔恒即熊十力本人。而发起政治研究会这一佚事，也成为熊十力弃政向学的人生转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从1912—1913年，熊十力积极参与民国军事、政治活动；到1917年，与辛亥同志发起政治研究会，冀图置身政府之外、研究具体问题以裨益政治；再到1918年完全弃绝政治、转而矢志学术——熊十力的早期思想，呈现出逐渐退出政治、朝向学术的发展轨迹。

熊叔恒即熊十力，这也转而为考察其辛亥以前的活动提供了线索。贺觉非先生回忆熊十力原名“定中”【17】；郭齐勇教授则指出，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被侦破后，熊十力先逃至江西德安，后于1908年“返回故里黄冈，改名换姓为周定中，在百福寺白石书院孔庙教书”【18】。以上两说仍有可以修正、补充之处。第一，“定中”并非是熊十力的原名，而应当是其赴武昌参与革命期间所取的一个化名。盖熊氏一族参与革命者，除熊十力而外，还有熊持中、熊持危兄弟二人。据熊持中自述，这个名字是他与同学“赴省投笔从戎均在新军入伍”时所取，“寓维持中国之意”【19】。准此，熊先生也极有可能是在从事革命活动时为自己改名“熊定中”，以寓清除夷氛、安定中国之意。贺觉非大约是从首义同志处得知此名，且误以为系熊先生原名的。第二，化名“周定中”则与革命密友周定原有关。依据熊叔恒所作《周定原事略》，可以推知熊十力与周定原交往颇深。故其避难鄂、赣期间变名“周定中”，与“周定原”合起来正是“定鼎中原”之意！熊先生藉此宣示，其绝不因困厄而稍隳革命之志。而1909年的《地球末日记》的发表，则表明熊、何二人在离开武昌以后，虽不克亲身组织革命活动，但或许仍以通信的方式与革命中心保持联系。惟其如此，革命爆发之际，久居僻乡的熊先生才能迅速参加黄冈光复活动，并随后被革命同志征召至武昌。

总之，辛亥以前，熊十力曾用“熊定中”之名参与革命活动，也曾化名“周定中”躲避侦稽；辛亥以后，又以“熊叔恒”的名义发起政治研究会。以上两点补充了我们对熊十力早期革命、政治活动的认知。

三、“十力”之用舍与两重意涵

有关熊先生自我更名为“十力”一事，学界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出自郭齐勇、景海峰，他们认为此事发生在1924年20，并谓“‘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论》中赞扬佛祖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21】。另一种说法出自罗义俊，他认为熊先生改名事在1920年，且“十力”乃是别号而非正式的名字【22】。佚文《烈士刘尧澂传》的发现，则表明改名之事远早于此，其意涵亦有早、晚两期之不同。

《烈士刘尧澂传》出自湖北革命实录馆，传主刘尧澂即刘复基，湖南常德武陵人，在日本期间，经湖南桃源宋教仁介绍加入同盟会。返国后，结识刘敬庵、张难先，加入日知会。与宛思演、何海鸣、查光佛、詹大悲等办革命机关报《商务报》于汉口。后改名汝夔，投身军中，与蒋翊武、查光佛、唐牺支、何海鸣等组织文学社。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后，任革命总机关参议并驻社办公。1911年10月9日，革命总机关被侦破，多名革命党人被捕，刘尧澂、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被斩首杀害。武昌新军革命党人闻讯仓促发动，于是有武昌首义之爆发。今日武汉犹有“彭刘杨路”，以纪念三烈士激成革命之功。《烈士刘尧澂传》末尾的落款为“中华民国元年十月，黄冈熊十力子真撰”【23】。这是一个非常正式、完整的落款，涵括了写作时间、作者籍贯、作者姓名等重要信息。而且从构词方式来看，“熊十力子真”是“姓、名、字”的传统书写格式。故而尽管是孤证，但这一落款仍可视作一则明确的书证材料【24】，证明至少在1912年，熊先生已有更名之举，且“十力”二字是名而不是号。但现有文献也表明，1912年以后，熊十力之名仅此一见，直到1924年12月撰写《废督裁兵的第一步——致〈现代评论〉记者》一文，才再次使用【25】。

熊先生于1912年改名为“十力”，说明其在此之前就对佛学有所了解。学界对熊十力1920年入支那内学院以后的学佛经历，以及其思想与大乘佛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详尽。而熊叔恒、何见田1909年发表的《地球末日记》，则反映了熊十力对佛学的早期认识。该文设想了12万5千年以后，地球内部的热力行将枯竭，万有之形、相、声、色，一切皆为冰雪封埋，人类也仅剩12万人，聚集于非洲“大同会馆”中，垂垂待毙。忽然有金星人、日球人降至，他们是地球殖民者的后代——10万年前，由“倡真我之教、发大同之声”的黄种人倡议，集合地球之全部武器熔铸成惟一一座超级大炮，将人置于空心炮弹中发射至外星，又经数万年生息繁衍以后，于是有了金星人、日球人。他们将残余人类迎接至日球内部，从而延续了地球文明。这篇小说中蕴藏着反战思想、民族思想、大同理想以及对真我的追寻，均与熊十力的一贯主张相吻合，故系本人亲作无疑。更重要的是，这篇小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理想小说”或曰科幻小说，同时也是一篇反映大乘佛学观念的哲理小说。小说末尾附有一则“著者附记”，明确表示：“篇中以地球末日之惨状，喻人众欲如在地狱之苦；以乘炮弹通星球，喻勇猛精进；以金星喻明觉心；以日球喻真空；以由金星至日球，喻常惺惺乃底于真空地位也”，纯是“以物理喻空理”的一大寓言【26】。准此而论，至迟在文章发表的1909年，也就是熊先生流落赣、鄂期间，他已对大乘佛学有了较深的了解，且藉以对自我身心、人类社会前途命运作出思考。可见其1912年的更名之举，自有思想理论的源头。

“十力”在佛教经典中在在可见，但其含义却有两种：一种是“如来十力”或曰“世尊十力”，另一种是“菩萨十力”。同时提到两种“十力”的佛教典籍，则是《大智度论》，熊十力也最重视这部经典，一生穷研不止。如他曾致信汤用彤谈读《智论》的体会，曰：“镇日不起坐，思维空义，豁然廓然，如有所失（如拨云雾），如有所得（如见青天），起坐觉身轻如游仙。”【27】1947—1948年，六十多岁的熊十力还连续发表了《读智论偶钞》《读智论钞》等文，可见此书对熊十力思想影响之巨。今将是书所列两种“十力”对举如下：

佛已迄于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之果地，所以如来十力是遍知遍见、圆满具足的，其力皆为利济众生之用。菩萨已证自觉、觉他，然犹未迄觉行圆满之境，故菩萨十力乃是少分知、有所限量，于利生之同时，还当自求证果。而1912年熊先生初次为自己更名时，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十力”之名的呢？1911年腊月，吴昆、刘子通、李四光、熊十力为庆贺光复，相会于湖北雄楚楼。四人发抒心志，依次挥毫，熊先生写的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八个大字【28】。在佛教传说中，这八个字正是如来出世时口中所宣。盖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缔造民国，革命党人咸相信国族从此得以重振、人民由是得以自新，这正是大雄十力尊才能成就的无上事业。熊十力此时以世尊自况，正是为了抒发自己作为辛亥元勋的豪情。故数月后，他以“熊十力”之名撰写《烈士刘尧澂传》，亦当以“如来十力”为其内涵。

然而胜利豪情并未维持多久，部分革命党人和投机革命者攘臂争功、竞权夺利，袁氏窃据国柄、二次革命失败等事，令熊十力倍感失望。或许正是在这种情绪的作用下，“十力”之名只在1912年左右使用了短短一段时间。熊十力一方面不甘心革命失败、中华民族始终沉沦、举国上下无生人之气，另一方面则自觉非事功之才，故自远于政治，转向学术一途。在穷十年之功、极研华梵哲学之后，他终于酝酿出学术思想上的巨大突破。1923年《唯识学概论》甫写就之际，他对向来所宗之旧唯识学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民十一授于北庠，才及半部，翌年，而余忽盛疑旧学，于所宗信极不自安，乃举前稿尽毁之”【29】。与此同时，他“本诸其所自见与自信”【30】，苦心孤诣地营造出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他深信自己的新唯识论哲学，足以为中华文化重立大本、重辟大源，重新贞定民族文化之主体性并“导人群以正见”【31】。正是在此过程中，他的文化生命也重新觉醒、畅达，遂有1924年重拾“十力”之名的举动。而自觉、觉他正是菩萨之果地，故此时“十力”取的是“菩萨十力”之义。

事实上，熊十力及其友朋弟子也确实是在菩萨果地上理解“十力”之名的。如1932年《新唯识论》署名为“黄冈熊十力造”，尝从熊十力问学的王元化就说：“他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颇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这种说法，据传他也曾经自称熊十力菩萨。”【32】胡晓明指出，这个“造”字有两重含义，即“造谓作新”与“唯有菩萨方可以‘造’佛经”【33】。只有将这两层含义统合起来，才是熊十力所用之“造”。盖此处所谓的菩萨并非宗教意义上的偶像，而是学术意义上阐发新义理、开创新学派者之尊称。如龙树菩萨之造《中论》《大智度论》《十二门论》，提婆菩萨之造《百论》，以开大乘空宗；无著菩萨造《摄大乘论》、世亲菩萨造《唯识论》，以开大乘有宗等。换言之，惟有菩萨方能造论，亦只有造论方能称菩萨。熊十力既不满于无著、世亲之学，而力图自造学说，也就在智识和体悟上，自况于无著、世亲一流；而其造《新唯识论》的目的，就是要在理论上“继述大乘菩萨之志事”【30】；其自署“熊十力造”，亦非一种浅薄无聊的狂妄之举，乃是自信《新唯识论》足以“包举中印，而针对西洋以立言”【34】，建立其东方的、一元的唯心论，卒开创一个新的学术流派，故而敢言“本书于佛家，元属造作”【35】。而当他致信马一浮，感谢其为《新唯识论》作序，也说：“序文妙在写得不诬，能实指我现在的行位。我还是察识胜也，所以于流行处见得恰好。”【36】行位即修行所证之果位，察识即理智思维，此语也表明熊十力的自我评价乃是与造论之菩萨同功的。

总之，熊先生1912年初次使用十力之名，用“如来十力”之义；而1924年再度启用这一名字并卒以名世，则是在“菩萨十力”的意义上讲的。十力之名的最初使用、停用到再次启用，正表征着熊先生建设民主政体之革命豪情，由炽转淡、沉潜辗转之后，复趋向重建文化主体一途，终于再次畅发的生命经历。

四、结语

本文依托《李载煦事略》《鲁俊英事略》《周定原事略》《烈士刘尧澂传》和《地球末日记》等新发现史料，讨论了熊十力辛亥前后的姓名字号、早期经历与思想转折，由此可以形成两点结论：

第一，辛亥前后所用字号。综合湖北实录馆档案、政治研究会档案和报章文献，从交游、组织、思想等多个维度加以判断，可以认定三处出现的“熊叔恒”均为熊十力本人。这一表字因其本名“升恒”、排行第三而得来，使用时间当在1909年至1917年期间，使用场景与武昌革命团体有关。辛亥以前，他也曾使用过“熊定中”之名，并于流亡鄂、赣期间化名为“周定中”，这一名字与族弟熊持中、挚友周定原相配，有“定鼎中原”之意。1912年，他取《大智度论》“如来十力”之意，自我更名为“十力”，以寓其缔造民国、重开天地的豪情，旋因对革命失望而弃置不用；至1924年建立新唯识论体系时，才再度使用并卒以名世，其含义也变为象征智慧思维的“菩萨十力”。

第二，辛亥前后的事迹与思想。1909年《地球末日记》一文，表明熊十力此时颇留心大乘佛学，并借以探求人生哲学、人类社会和文明的未来发展，流露出鲜明的反战思想、民族思想、大同理想以及对真我的追寻。1912年至1913年期间，曾参与湖北革命实录馆义务调查员工作，为刘尧澂、李载煦、鲁俊英、周定原等革命同志作传记。1917年，作为排名第七的发起人，与武昌革命团体旧同志一道创立了政治研究会，冀图立身政府之外、研究具体问题，从而诱导民国政治良性发展。

“十力”一名的最初使用、停用以及再次启用，及其前后两期含义之不同，可以发现从革命到革心、从建设民主政体到重建文化主体，熊先生生命精神经历了激扬、沉潜、发越的阶段性变化。而熊十力因应时代问题，千回百折，矢志向前，最终阐明中华民族文化之真性、为中华民族之自由民主谋求坚实基础的种种艰辛努力，亦穿透历史的重重迷障，变得愈发清晰。

注释
 
1 对熊十力早期经历研究最深入、描述最准确的，当数以下三本著作：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台北：台湾业强出版社，1994年；郭齐勇：《熊十力传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景海峰：《熊十力》，台北：东大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
 
2 佚文指《熊十力全集》未收之文。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18,586-590页。
 
4 《湖北革命实录馆照会熊叔恒请任义务调查》（档案编号：WJF332），现存湖北省档案馆。
 
5 《周定原事略》的报送人一栏，称“傅廷仪介绍”，似乎是由傅廷仪口述、馆中编辑执笔的。馆中编辑是否即“熊叔恒”，抑或是“熊叔恒”与傅廷仪各报告了一篇《周定原事略》，则不可知。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8,499,364页。
 
7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263页。
 
8 《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5页。
 
9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2,387-406页。
 
10 《熊十力全集》第一卷，第16-17页，《熊十力全集》第四卷，第153-157,159-161页。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页。
 
12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02,263,457,439,208,429页。
 
13 还有一些发起者的姓名与已知武昌革命团体成员姓名非常近似，如发起人易肇羲与日知会成员易本羲、发起人金缄三与日知会成员金封三等，均疑为同一人。由于别无旁证，此处存而不论。
 
14 张黎辉、蒋原寰、王文彬、岳宏、张茂鹏编：《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10），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64-769,769-771页。
 
15 《熊十力全集》第一卷，第19-20页。
 
16 《熊十力全集》第四卷，第425页。
 
17 《熊十力全集》第五卷，第215页。
 
18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650,654页。
 
19 郭齐勇：《熊十力传论》，第12页。
 
20 熊持中：《忆昔参加武昌首义经过》，《湖北文献》（台湾）1993年第1期（总109期），第1-2页。
 
21 郭齐勇：《熊十力传论》，第2页；景海峰：《熊十力》，第249,277页。
 
22 郭齐勇：《熊十力传论》，第33页。
 
23 罗义俊：《新儒家传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91页。
 
24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315-316页。
 
25 根据《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编辑说明》，包括《烈士刘尧澂传》在内的文献，于1913年实录馆解散后，由原馆长谢石钦保管。1956年谢氏逝世后，这批材料先后被移交武汉文史馆和湖北省政协，并于1958年转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直到1981年才根据原件整理出版。故基本上可以确定“十力”二字系1912年10月所撰原稿中所有，不是后人羼入的。
 
26 《熊十力全集》第八卷，第43页。
 
27 熊叔恒，何见田：《地球末日记》，《汉口中西报·汉口见闻录》1909年9月27日，1909年9月28日。
 
28 《熊十力全集》第四卷，第47页。
 
29 郭齐勇：《熊十力传论》，第13页。
 
30 《熊十力全集》第二卷，第9页。
 
31 《熊十力全集》第五卷，第116,173页。
 
32 《熊十力全集》第一卷，第659页。
 
33 王元化：《熊十力二三事》，《清园文存》第二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8页。
 
34 胡晓明：《从〈十力语要〉看熊十力哲学的存在感受与学术性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35 熊十力：《致郭沫若》（手稿未刊），北京郭沫若纪念馆藏。
 
36 《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8页。
 
37 《熊十力全集》第八卷，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