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襄公三十年”释义

作者：马文增（北京市社科院哲学所）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春秋》“襄公三十年”曰：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罢来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天王杀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晋。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郑良霄出奔许，自许入于郑，郑人杀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子、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

如何看待宋伯姬之死，“《春秋》三传”的看法不同。《谷梁传》曰：“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公羊传》曰：“其称谥何？贤也。何贤尔？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复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左传》曰：“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

笔者认为，《谷梁传》“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云云乃属曲解，对后世的影响恶劣。“贞”，正也，《释名》：“定也”，乃思想纯正、意志坚定之意，乃君子之德，无分男女，谓之“妇道”实质上是理解有误；《公羊传》之“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云云则出自杜撰——全城大火，慌乱嘈杂之中，宋伯姬如何可能和有司文绉绉的谈论“妇人之礼”？史官又如何可能绘声绘色的记录下这一场景？更关键的是，所谓的宋伯姬“守礼”，按照礼的标准来衡量，恰恰是违背了礼——一个老妇人不按照正常的老年人的礼行事，而要按照少女的礼行事，这怎么会是守礼？这是糊涂，是老年痴呆症的表现，《左传》的质疑有道理。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义”是面临选择时所应依据的标准，因时制宜，因事制宜，而不是平常生活中所遵循的“礼”这种如何举手投足类的行为规范，所以孔子选取宋伯姬死于火之事，断非出自所谓褒扬“宋伯姬守礼”之考虑。

鲁国国史中关于宋伯姬之死的记载非史官实录，而是出自二手资料。笔者判断，宋都城深夜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平时负责为宋伯姬处理杂事的“傅”年纪小，反应灵敏、动作快，在有司通报的时候，已经起身来在宋伯姬的身边，而贴身照顾宋伯姬的“姆”则由于年纪大、反应慢，或其它原因，尚未至宋伯姬处。宋伯姬与姆常年相处，危急时刻，不愿抛下姆不顾，故坚持等姆来后再走，所以“姆未至”的真实意思是“姆还未至，我要等她来了再一起走”，而随后发生意外，宋伯姬最终没有跑出来，被大火吞噬。宋伯姬下葬时，参加葬礼的鲁国使臣叔弓询问宋伯姬的死因，有人就给叔弓提供了当时的大致情况和有司复述的宋伯姬所说的“姆未至”三字，但叔弓并未理解是什么意思。查阅文献可知，叔弓是擅长于礼仪的人，多次作为鲁国外交使臣出使，甚至死在主持祭礼的现场，可谓一生为礼而活，是礼的化身，因此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叔弓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想当然的把“姆未至”三字和“礼”联系起来，想象出了宋伯姬在大火及门的情况下，“宁愿被烧死也不愿违背礼”这样一个场景，并在返回鲁国后讲给了鲁史官，鲁史官遂将叔弓的讲述笔之于国史。

《诗·大雅·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所谓“则”者，笔者理解，即黄帝所立、大舜复兴、文王再传的“五德”——“礼义爱信忠”。[1]孔子对“五德”有深刻的理解，所以面对鲁国史中关于“宋伯姬之死”的这段记载，孔子一眼就看出了真相，而左丘明则只是看出来鲁史所记的这件事可疑，但想不通具体是怎么回事。至于《谷梁传》《公羊传》之说，则牵强附会，不沾边。

孔子选取“宋伯姬之死”这条史料，和做《春秋》的意图有直接关系——褒善贬恶。何为善？符合“礼义爱信忠”的；何为恶？违背“礼义爱信忠”的。善，褒之；恶，贬之。

概括而言，《春秋》“襄公三十年”讲了六件事，以“五德”作为评价是非的标准，整体上描述了“襄公三十年”这一年天下人的道德状况。其中，“楚子使薳罢来聘”，楚君守聘礼，楚使臣薳罢坚决不答穆公探问之辞，恪守臣子之职，君有“礼”，使臣有“义”，留其名以褒之；“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天王杀其弟佞夫”、“郑良霄出奔许，自许入于郑，郑人杀良霄”，三件事属同类，为色、为权、为气，而同室操戈，骨肉相残，鲜血飞溅，手段极端，不“义”无“爱”，留诸名以警后世；宋伯姬因不忍抛下姆而独自逃生，死于火灾，有“爱”有“义”，故以“卒”称其死——“卒”者，“大夫死曰卒”（《礼记·曲礼上》），老妇人而有大夫之德，褒之；晋、齐、鲁、宋等国之大夫会盟，商议救济遭大火之灾的宋国，结果除了滕国之君表现出了应有的君子品质，如约给予了宋国援助，其余各国君主的表现则全部爽约——用“子”称滕国君而用“人”称其他人，盖名实相符——身为国君，有国君应有之德则称其爵，无则不用，是即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的体现；“人”字非表明身份的“庶民”、“平民”之义，是上博简《恒先》“有人焉有乱，乱出于人”、清华简《五纪》“做有百殃，在人之出”、《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的“人”，“小人”之意，即后天之“我”，其性“私”，其表现为“忧”、“惑”、“惧”等，“忧”为“小人长戚戚”，心口不一，不讲信用；“惑”为利令智昏，色令智昏，等等；“惧”为“见义不为，无勇”，孔子以“人”称呼宋君之外的其他诸侯，是直指一干人等“不信”、“无义”；以“人”称呼宋君，则是批评其在国家遭受大灾、国民急需救援的时刻，面对各国不愿伸出援手的小人行径，不敢据理力争，不能以道义之名为国人争取应有的援助，怯懦退缩，不负责任，亦属“不信”、“无义”。[2]

在表现手法上，“属辞”以言“大义”，以“比事”明是非对错：边远之楚国、小弱之滕国君主有德，以其爵称之，而晋、齐等大国、中原之君失德，则以“人”称之；王子瑕奔晋逃生，在周王不顾及亲情、刀剑相向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奔大国晋以求庇护，理智清醒，而郑良霄则在因犯众怒被逐的情况下，暂以小国许为落脚点，稍后即潜回郑，图谋报复而终被杀，乃属失去理智，自寻死路；按《礼记·王制》所载，“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宋伯姬有德，故专门言及鲁叔弓如宋参加葬礼，以示宋伯姬卒后按时下葬，葬礼庄重，尽享哀荣；蔡景公失德，遭砍杀而死，死后七个月才入土，不合礼，且“冬十月葬蔡景公”七字外再无一句，暗示葬礼之匆忙与简陋——所谓“葬”者，遗骨残骸，草草埋了而已。等等。

作者简介：马文增，北京市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从事儒家、道家思想及出土文献研究。

注释：
[1] 参见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十一》，中西书局，2021年版。原释文“礼义爱仁忠”，陈民镇认为其中“仁”应释为“信”（陈民镇：《试论清华简<五纪>的德目》，《江淮论坛》，2022年第3期），从之。
 
[2]《左传》曰：“为宋灾故，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冬十月，叔孙豹会晋赵武、齐公孙虿、宋向戌、卫北宫佗、郑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会于澶渊。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卿不书，不信也夫。诸侯之上卿，会而不信，宠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谓也。又曰：‘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不信之谓也。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左丘明围绕“信”德做传，近孔子意，惟“归（馈）”或“不归（馈）”之权在君而不在使臣，故孔子所谓“人”者实指会盟各国之君主；《公羊传》曰：“宋灾故者何？诸侯会于澶渊，凡为宋灾故也。会未有言其所为者，此言所为何？录伯姬也。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丧，曰：‘死者不可复生，尔财复矣！’此大事也，曷为使微者？卿也。卿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卿不得忧诸侯也。”《谷梁传》曰：“会不言其所为，其曰宋灾故何也？不言灾故，则无以见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灾以众。何救焉？更宋之所丧财也。”二说无理无文，拉杂敷衍，无可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