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为何讥讽“子发辞赏”

作者：姚海涛

来源：《文史天地》2022年第9期

因立功而授予奖励，是接受还是拒绝？一般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换作谁，不都得开开心心接受这份荣誉和奖励？然而，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名叫子发的将军，立有军功，却拒绝了楚王的赏赐。这一拒绝，拒绝得太过于蹊跷，拒绝得让人难以理解，荀子对“子发辞赏”这件事儿进行了讥讽。所以，时至今日，还让人有聊一聊的冲动。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子发为什么拒绝赏赐，而荀子又为何要对他进行讥讽的原因。

 子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关于他，其中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子发辞赏”。严格讲来，“子发辞赏”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是一起思想史事件。战国末年，诸侯争霸，百家争鸣，众生离乱，社会动荡，当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正在擘画强大国家蓝图之时，“子发辞赏”这一历史事件深深吸引了他。于是，荀子将它作为反面教材，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之中。今天，当我们打开《荀子》第十六篇《强国》篇，便能打捞起那段尘封的岁月，触摸到这个蹊跷的故事，认识到子发的巧诈机心，也能领悟到荀子的良苦用心。

一、子发是谁？他为何辞赏？

子发，名景舍，曾经当过楚国大将军，后来成为楚国令尹（丞相），是一个由军事上成功走向政治上成功的风云人物。《荀子·强国》记载“子发辞赏”这个故事。关于此事的始末，原文如下：

公孙子曰：“子发将西（而）伐蔡，克蔡，获蔡侯，归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归之楚，舍属二三子而治其地。’既，楚发其赏，子发辞曰：‘发诫布令而敌退，是主威也；徙举相攻而敌退，是将威也；合战用力而敌退，是众威也。臣舍不宜以众威受赏。’”（《荀子·强国》）

公孙子是齐国丞相，他详细地向荀子讲述了“子发辞赏”之事。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子发接到了楚王的命令，率领军队攻打蔡国，军事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一举拿下了蔡国，并俘获了蔡国国君蔡侯。在班师回朝之后，子发向楚王复命说，蔡侯已将国家社稷献与我国，表示完全归顺。我已派几个楚臣去管理蔡国了。子发此役，干得着实漂亮，不仅在军事上大获全胜，俘获堂堂一国之君，而且后续的善后管理工作，跟进及时，非常到位，做事可谓滴水不漏。仅仅军事行动上的巨大成功，足以让子发受到丰厚奖赏了，何况其又表现出了相当水准的管理才能。

果不其然，在论功行赏时，楚王决定给予子发丰厚的赏赐。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子发竟然拒绝了奖赏。子发拒绝的理由是，如果一发布警告与命令，敌人就退却，这就是国君的功劳；如果一调动军队去攻打，敌人就败退，这就是将领的威力；如果两军对战后，敌人退去，这就是战士们的功劳了。此次我奉王命攻打蔡国，属于第三种情况，完全是战士们的功劳，与我子发无关。因此，我不应当接受大王的赏赐。

如此看来，这是一个通过齐相公孙子之口转述的故事，是齐相公孙子与荀子对话中提及的故事。齐相公孙子到底是何人，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无法查考了。所以，上述对话到底是二人间的虚拟对话，还是真实问答，也就更说不清楚了。好在荀子为文不像庄子那样汪洋恣肆，顺口随意编故事，也不像孟子那样言辞犀利，不讲辩论逻辑，而是极具朴实浑厚的文风，所以此事还是有着相当高的可信度。退一步讲，即便是虚拟的隔空对话，也有其重要的思想意义。透过此事，可以看到荀子对“子发辞赏”的真实态度与背后潜藏的思想。若此事无关紧要，重逻辑、重经验的荀子怎会将其记录于《强国》这篇如此重要的论文之中？要知道，此篇可是荀子论述强国之道的文章，包括三威（道德之威、暴察之威、狂妄之威）、评“子发辞赏”、荀子说齐相、力术与义术、应侯与荀子问答等，这些都是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着荀子关于礼义之道、尚贤使能、赏功罚罪等强国思想。

若按子发的逻辑，他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接受赏赐。那么问题来了，在整个对蔡国的军事行动之中，你子发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又发挥了多大作用？难道与一个普通士兵的作用一样？即使是普通的士兵，也应该受到赏赐，更何况是三军将领？“子发辞赏”实在让人不可理解。让我们暂且抛开此事，择取先秦之时与“子发辞赏”相类似的三个事件比照合观。

二、与“子发辞赏”类似的三个案例

第一个与“子发辞赏”类似的案例是孟之反。孟之反之事，见于《左传•哀公十一年》，《论语•雍也》亦有之，其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论语•雍也》）

孟之反是鲁国的一位将领。一次，在与齐国的交战中，鲁国军队溃败撤退，他走在队伍最后，对于掩护部队有大功。在将要进入城门，即将全员安全时，他佯装鞭打着马说：“不是我敢于走在最后，是马不愿意快走呀！”你看，战争撤退中，孟之反殿后，不但不喊苦累，不矜功自伐，还为这最苦最累的掩护工作，找了一个合适的借口。乍一看，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啊！没想到，孔子在此只是原原本本地说出了孟之反的作为，并没有对此事进行任何评价。这可能与孔子不喜欢对人评头论足有关。弟子子贡喜欢评价他人，孔子批评道，你子贡就做得那么好吗？换作是我，可没有时间去议论他人。想像一下，假如让孔子去评价，他会如何评价孟之反？难道真的会夸赞他的“高尚人格”吗？未必。如果联系到后面孔子对两个弟子子贡与子路行事的评价，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孔子恐怕不仅不会称赞孟之反，而且极可能会批评他。

第二个类似案例是子贡不领赎金，引来孔子对子贡的批评。《吕氏春秋•察微》记载此事如下：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吕氏春秋•察微》）

孔子之时，有鲁人在别的诸侯国当奴隶，为了表现鲁国对本国人的珍视，鲁国颁布了一条法令：若有人预先垫付赎金，赎回鲁人在他国为奴者，可以到鲁国府库中领取事先垫付的赎金。子贡是个有钱人，可能也不差垫付的赎金，另外，他非常谦让，所以当他赎回了鲁人，并没有去领取赎金。孔子知远察微，认为子贡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评价为“赐失之矣”：子贡，你错了，大错特错。你子贡固然不差钱，品格看似高尚，做好事不求回报，若人人像你子贡一样，不取赎金，这一条鲁国之法相当于废止了。在外为奴的鲁人被赎回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第三个类似案例是子路救人领赏，孔子对他进行了表扬。子路有次救了一个落水者。那人心怀感恩之心，送了一头牛作为回报，子路欣然接受。孔子知道后，非常赞赏，认为做善事收取回报完全可行，并且可以激励他人做善事。所以孔子评价道，若有人落水，鲁国人一定会去勇救落水者。

如果说，子路救人是见义勇为，属于美德问题；那么，子贡赎回鲁人领取赎金，则属“鲁国之法”，则是法律问题了。美德需要鼓励，可以责己而不可以责人；法律则需要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需要严格遵守。所以做好事，要留名，要回报，是完全没问题的。

三、荀子之讥：个人美德还是社会法律问题？

看完了这三个案例，让我们再回到“子发辞赏”这一话题。若按子发的逻辑推论下去，在此次军事行动中，又有何人能够坦荡地接受赏赐？所以，当公孙子叙述完这个事件之后，荀子非常不赞同，用了一长段前后呼应、逻辑谨严的话来斥责、讥讽子发。荀子的讥讽如下：

讥之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主之举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发独不然，反先王之道，乱楚国之法，堕兴功之臣，耻受赏之属，无僇乎族党而抑卑其后世，案独以为私廉，岂不过甚矣哉！故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荀子·强国》）

荀子讥讽道，子发汇报情况表现得谦恭有礼，可是他推辞奖赏却是相当固陋无知。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全书仅用一“讥”字，便是荀子讥讽“子发辞赏”事。“讥”字，《论语》《孟子》不见。荀子之“讥”，可追溯到《左传》，如“称郑伯，讥失教也。”众所周知，荀子传《左传》，用“讥”之一字，亦有大义存焉。讥有讥讽、谴责之意。荀子所讥，讥的是子发之过。

按荀子的意思，子发之过有四：

其一，违反先王之道，破坏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原则和传统。荀子主张效法后王，但决不反对效法先王，其对先王之道始终抱有深厚的崇敬之情。之所以法后王，主要是基于后王距离时代较近，比较容易效法，而先王之道则往往渺远不可知晓，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推崇贤人，任用贤人，奖赏有功之人，惩罚有罪之人，这是自古以来先王遵循、流传下来的治国原则。赏功罚罪，是天下之通义，是先王的政治大原则。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赏与罚是政治管理中的两大手段，执行着激励与禁止的两大功能。子发破坏先王之道，实则违背了政治管理的原则和传统。

其二，扰乱现行的楚国之法，损害法律的权威性。由于“子发辞赏”是荀子所言说，所以正确的打开方式，只能是就荀子所言说为界限，以荀子立场观点为根据，而不能郢书燕说、张冠李戴，预设立场与过度诠释更是要不得。荀子隆礼重法，主张以礼法合一来治理人间社会。子发作为楚国将领，却以“致命也恭”的方式，以一种类似美德的方式，公然破坏国家的现行法令。子发的行为抹杀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以道德的方式违反法律，是极端错误，也是极端危险的。

其三，伤了有功之臣的心，带来“躺平”效应。子发作为楚军将领，属公众人物，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其辞赏的示范效应，会大大挫伤有功之臣的积极性。“子发辞赏”给那些有功之臣带来一种感觉：立功不能受赏，否则便是不德。这与前文所述子贡不领受赎金带来的后果极其类似。既然立功不能受赏，那又何必辛辛苦苦去立功？子发的行为必然会引发臣子们的“躺平”心态。如此，社会如何发展？“子发辞赏”带来的示范效应，尤其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其四，使已经受赏之人蒙羞，与人情相悖，可能引发欺世盗名行为。“子发辞赏”以一种彰显个人道德名声的方式，将自己从大众中分离出来，所谓“不足以合大众”，实现了“私廉”，其直接后果是使已经受赏的同僚感到惭愧。不夸耀战功是美德，但拒绝接受战功就有虚情假意、沽名钓誉之嫌了。在讥讽一段的前后，荀子两次指出“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以一种欲抑先扬的表达方式，点出了其鄙陋无理的实质。

荀子曾在《不苟》与《非十二子》篇中对申徒狄、陈仲、史䲡三人进行批判，此处对子发的批判可与之合观。子发的行为与上述三人的行为极为相似，属于“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险莫大焉”。所谓“盗名不如盗货”。在荀子眼中，子发属于不如盗者之流。“子发辞赏”已经突破了谦让的界限，进入虚伪的行列。荀子并不反对谦让的美德，反对的是欺世盗名。若人人矫情如子发，论德定次、赏功罚罪，如何能行？若政令、礼义、制度不行，国家如何能治，如何能强？在荀子看来，一项功劳的达成，需要君主、群臣、士大夫、官人甚至庶人的共同努力。从群居和一的角度出发，荀子认为是社会共同体的功劳。但对于统治者来说，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赏罚分明，条律一贯。对于被赏对象来说，该受则受，一味推辞反而矫情，不符合人性，属于忍性情的一类人。可见，荀子将此事写在《强国》篇，大有深义。

此外，按《淮南子·道应训》“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一节的说法，子发善于利用各种有技能之士为自己服务，如他曾利用神偷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与齐国的大战中，子发派遣一名神偷于夜幕之下，三次潜入齐军之中，分别偷盗了齐军主帅的帷帐、枕头、头上的簪子，然后归还。齐军主帅因为忌惮子发下次盗取自己项上人头，不得已而退兵。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子发是一个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一个这样的人，会真心实意地辞掉赏赐，让人真的不敢相信其诚意。“子发辞赏”极有可能是虚情假意，可能包藏着想要更大赏赐的野心，或者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荀子与子发所处时代接近，很有可能知悉其为人处事风格。

综上所述，“子发辞赏”不属道德范畴，而应纳入法律范围。立足于礼法治国理念，荀子反对不遵从法律制度，反对过分矫饰性情，抨击沽名钓誉之徒，进而认为，大大方方领取该得的奖赏，堂堂正正做人，光明磊落做事，既不要邀功以自利，也不要却功以钓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