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真实性

作者：伯·温尼格德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成为人就意味着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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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第一要务就是尽可能虚假。第二义务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人发现。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我们不应该撒谎，这通常听起来是个可靠的建议，虽然我们很少人能在探索生活中不偶尔说出谎言或者确认谎言。不过，有人——通常是那些秉性浪漫的人——也竭力要将该建议应用在自我身上。他们认为，真实性是人类的主要美德之一，背叛它是不道德的和悲惨的——说不道德是因为它要求人们对其存在撒谎；说悲惨是因为它扼杀了一致性的乏味毯子下面的独特自我。

这种对真实性的热情，我一点儿都没有，这并不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根本误解的基础上。从最好处说，真实性可能不值得向往；从最坏出说，它在哲学上是缺乏连贯性的。“真实性”这个词在日常生活话语中有时候可能有用——我们可能说一个人是真实的艺术爱好者或真正开朗的人或真正好心肠的人，这些说法的意思显而易见。对自己的习性和倾向撒谎常常是糟糕的主意，有时候甚至是真正的道德缺陷，对此，我也不否认。不过，很多现代支持者所理解的真实性并非高贵的或者可实现的理想。

真实性的第一个问题是人类自我的本质是人为的产物，是周围文化塑造的结果。对大部分青少年来说，非常熟悉的浪漫主义观点是真实的自我领先于社会，它就像自足的胚胎是依据自身逻辑展开的，它依靠他人只是为了获得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在这个程度上，文化影响是重要的，它们常常被看作异化、强迫和操纵之源。真实的自我恰恰不是社会的产物，是要抗拒指导和一致性，是要让个体成为独一无二的特别之人的因素。结果，浪漫主义者痴迷于艺术创新，生活上特立独行，他们常常仅仅因为新而称赞新。

但是，这种浪漫主义的自我观是错误的。我们不是花朵不是蝴蝶，其生长基本上是靠预先设定的潜能展开。我们是深度卷入的社会动物，我们的大脑被设计好要吸收和同化周围文化，而其最戏剧性的开端就是语言。没有文化的人就像没有内容的形式一样是抽象的存在，少数“野孩子”——即在没有人类接触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案例就是悲惨的证明，社会学习不可缺少。

甚至人的最神圣信念——-有关上帝的以及人与宇宙关系的信念——也与文化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古代地中海奥西里斯和伊西斯（Isis and Osiris）崇拜者或许是17世纪德国虔诚的新教徒或者21世纪美国好斗的怀疑论者。同样（虽然后果没那么严重），20世纪自由诗歌的支持者或许是14世纪支持音步和节奏的固执己见者。但丁之所以那样写诗是因为他周围的文化。500年后，他可能采用不同的写法。同样道理，几乎任何能够想象的信念和活动从司空见惯的到崇高壮丽的都是如此。

当然，浪漫主义者可能反驳说，虽然有关诗歌和形而上学的偏爱受到文化上的影响，但是，更深刻的、更重要的癖性并非如此。但丁如果出生在1570年代的英格兰，他或许写出无韵诗，如果出生在1930年代的英格兰，可能写出自由诗，但他仍然拥有很多类似的特征和倾向——对等级秩序的尊重、敏感和充满诗意的心灵、以及对道德背叛的厌恶。

而且，我们知道遵从社会规范和向别人隐藏我们的情感和观点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更令人心痛的是，我们知道掩盖身份认同、政治观念和性倾向等等关键要素是多么令人痛苦的纠结。这难道不是暗示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社会自我背后的真实自我吗？它不受文化偶然性的影响，虽然仍处于隐藏状态？这个自我难道不是我们的忠实性所依靠的东西吗？

这一类的论证之所以能让人觉得有说服力是因为它们与日常生活体验一致，虽然习性和倾向不同于多数人认同的那种自我。人类是复杂的、多面体的存在，他们能压制冲动和公然撒谎。社会常常鼓励这样的压制和欺骗，奖励那些用“很好，你呢？”来礼貌回应“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的人，同时惩罚那些诚实回答“形而上学绝望在我的心上吃掉一个洞，我的狗快死了，我很孤独，我的生活中毫无乐趣可言”的人。

这可能令人沮丧、窒息，在有些社会里带有专制性和压迫性。但是，它也让文明成为可能。因为我们既有合作性也有高度的竞争性，我们的想法和冲动可能是亲社会的，也可能是反社会的。这些反社会的思想和冲动中有些相对来说是和善的，虽然有潜在的攻击性。我们很多人拥有对和我们交往的人并不恭维的观点，我们都聪明地压制下来不说。这正是孩子们有时候令人讨厌，有时候极其好玩儿的理由之一。他们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觉得你的眼睛过于膨胀突出，你的鼻子太大或头发太细，肯定会无所顾忌地说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有些想法和冲动是强制性的、暴力的、破坏性的。很少有人是如此品德高尚以至于从来没有过诋毁、挤兑、攻击甚至毁灭另一个人的想法。有人心中充满愤怒和仇恨，如果处于当权的位置很可能心满意足地支配他人。文明的关键功能之一就是遏制这些倾向，以便我们能够合作或者在不经常性使用暴力的情况下竞争。虽然这可能时不时令人讨厌，但可能导致本来不可能出现的财富、舒适、文化成就等。

浪漫主义者可能回应说，压制可能侮辱、攻击甚至杀害他人的稍纵即逝的欲望是不真实的。压制或者扭曲人的根本信仰和欲望也是不真实的。但是，一个暴力的反社会分子或者充满仇恨的种族主义者压制其欲望是非真实的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是？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生活更真实还是不那么真实？因为他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因而能够依据自己的心血来潮而行动，根本不用担心遭到报复？

对这个问题提出更细腻的要点：假设我们在对比托马斯和约翰的行为，两人无论有什么样的理性组合，他们都充满仇恨和嫉妒。但是，托马斯竭力压制其愤怒、竞争性、和嫉妒；而约翰并不这样。经过一年辛苦的工作，托马斯创建了成功的公司，成为受人尊重的商人，为当地曾经贫困的社区提供了数以百计的就业岗位。他参加教会礼拜活动，对每个人都很友好，虽然把怨恨压抑在心底。另一方面，约翰失业了，常常和他人发生争吵。他常常到酒吧喝酒，动辄大发雷霆。但是，他没有撒谎——他毫不掩饰地坦率说出对每个人的蔑视。推崇真实性的人似乎承诺于宣称约翰应该受到称赞，而托马斯则应该受到谴责。

当我向推崇真实性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挑战他们时，他们通常都回应说，渴望成为杀人的独裁者或者可怕的酒吧打架者是人为的或怪异的欲望。但是，种族主义也是习得的，也是人为的和怪异的。经过一系列这样的回应后，他们通常最后定义真实的自我是他们在道德上认可的那种自我。当然，这让真实性的值得称赞变成了同义反复。因为按照这个定义，真实的自我只能产生道德上值得称赞的信念和行为。

要让真实性的价值拥有威力，它就必须意味着比“人们应该按照我认为可敬的方式生活”更多一些的东西。这个主张的最自然含义是一个人应该遵循其自然习性和信念生活。但是，正如上文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个立场会遭遇问题，如果我们承认（1）有些天然习性和信念可能是攻击性的或者破坏性的；（2）有人充满了反社会倾向和令人恐怖的信念。

我还想更进一步。要得到值得人们称赞的东西要求付出努力、纪律和不停顿的克制。称赞真实性的前提常常只是部分知情的或准卢梭式的信念，即人类天生是善良的，只是后来被社会腐化了。但是，这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人类不是天生就善或恶。相反，人是有缺陷的、有局限性的、自相矛盾的生物，能够设想和平的、合作的、富裕的社会，但是，不能充分实现它，因为其努力往往受到自私和竞争的破坏。虽然他们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道德目标，但他们能在智慧规范和机构的指导下创造充满活力的、繁荣的文明。这些智慧规范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压制、训诫和重新塑造人的天生倾向。换句话说，就是要培养有文化的文明人，即人为的人。

成为人就是人为的人。主张认定遵从自己的文化和竭力压制或者克服自己的天生倾向就是违背真实性，这就像宣称嘲鸫(mockingbird美洲鸣禽，能模仿别种鸟的鸣叫——译注）模仿其他物种的唱歌是非真实性的一样。矛盾的是，我们能够做的最真实之事恰恰是竭力超越自我，成为与我们原有习性不同的人。

作者简介：

伯·温尼格德（Bo Winegard），《柳条》（Quillette）副主编，曾在罗伊·F·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指导下获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

译自：Against Authenticity by Bo Wineg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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