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伊尹

——壬寅年《孟子》研读札记（之三）

作者：高小强（钦明书院院师）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七月十四日丙申

          耶稣2022年8月11日

在《孟子》中，数度提及伯夷、伊尹、柳下惠，最典型的莫过于，评判“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与此同时而尤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所谓“圣之时者也”，那则是当清则清，当任则任，当和则和，而不“各极其一偏”，或者谓“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此乃谓“集大成”。或如朱子所说：“孔子仕、止、久、速，各当其可，盖兼三子之所以圣者而时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三子之行，各极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于众理。所以偏者，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终；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尽。三子犹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大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孟子》总章一三二，《四书章句集注》页320—321）故孟子当然是“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或者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总章二五、一一一）不过，从精神气质上看，孟子却最近于伊尹。而且，除孔子外，孟子于伊尹也全无微辞。对比而言，对伯夷、柳下惠，虽亦肯定：“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甚至，孟子还尝感叹其“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因此而称二位为“圣人，百世之师也”。不过，或许，所谓清者或和者，就正是他们之所长，然而倘若一味地执着于清或和，而各极其一偏，或不能无弊，这也就是孟子所批评的，“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总章一三二、二三七、三二）朱子以为：“隘，狭窄也。不恭，简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极之地。然既有所偏，则不能无弊，故不可由也。”（《四书章句集注》页242）有史称“伯夷叩马谏武王，义不食周粟”。实则如程子所说：“叩马则不可知。非武王诚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处。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圣人之变，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禄，非饿而不食也。至如《史记》所载谏词，皆非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二程集》第一册，页217）而在《论语》中，我们发现，伯夷、柳下惠皆归于逸民行列，孔子的评价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论语》总章四六七）而据谢氏：“伯夷、叔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盖已遁世离群矣，下圣人一等，此其（案：七逸民中）最高与！柳下惠、少连，虽降志而不枉己，虽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伦，行能中虑。”扬雄则以为：“观乎圣人则见贤人。是以孟子语夷、惠，亦必以孔子断之。”（《四书章句集注》页187）故可以肯定，孟子对于夷、惠的批评，该是在孔子那里有所依凭的。

然而，在伊尹，无论孔子，还是孟子都不见有任何微辞。《论语》中，子夏因孔子讲“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而大为感叹道：“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总章二九九）足见孔门对伊尹的充分肯定。而在孟子看来，商汤与伊尹乃君臣关系之典范，即“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而孟子在面对有人讲“伊尹以割烹要汤”时，不仅做出断然的否定，而且正是在此，还最集中充分地肯定了伊尹，即：“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甚至，伊尹还为此而“五就汤，五就桀”，（《孟子》总章三四、一二九、一六六）杨氏以为：“伊尹之就汤，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汤进之也。汤岂有伐桀之意哉？其进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过迁善而已。伊尹既就汤，则以汤之心为心矣；及其终也，人归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汤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为心也。以取天下为心，岂圣人之心哉？”（《四书章句集注》页348—349）综上，或者伊尹的确为救民而说汤伐夏，然汤却让伊尹“五就桀”，以反复劝谏桀能够改恶迁善，改过自新，可终究桀冥顽不化，无可改悔，无可救药，于是为了拯救受苦受难之民众，为了恢复天下之太平与秩序，汤尹君臣不得不伐桀。如此看来，汤、尹君臣乃为相互砥砺、相互成就的学而能之之圣。即：“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商书·咸有一德》）而当齐宣王问道：“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臣弒其君可乎？”时，孟子则断然答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不过，之后伊尹等却不如汤武等也有天下，这又是为什么呢？对此，孟子解释道：“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对此，伊尹尤其强调“予不狎于不顺”，故而“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而当有人问起：“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则再度完全肯定伊尹，即：“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总章一五、一二八、二〇七）而所谓“伊尹之志，公天下以为心而无一毫之私者也。”（《四书章句集注》页366）

孟子之所以如此深知伊尹，就在于他自己亦有志于尧舜之道且担得起如伊尹般“圣之任者也”之称誉。所以，朱子谓：“孟子似伊尹。”（《朱子语类》页1276）孟子见梁惠王，反复强调“仁义”、“仁政”、“王道”。见齐宣王亦不断申说“王道”、“发政施仁”之“王政”、“仁政”，并尝声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初见滕世子，则“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以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故今必行“先王之道”、“先王之法”。“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等等。（《孟子》总章一、三、五、七、十二、十八、三四、四七、六二、六三）

而当弟子询问：“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则坦然答道：“否。我四十不动心。”朱子以为，盖“任大责重如此，亦有所恐惧疑惑而动其心乎？四十强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时。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动心之谓”也。看起来，孟子之所以不动心，是在其勇于担当大任，而毫不动摇退缩，此正是伊尹“圣之任者也”，“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而如此大勇又是如何养成的呢？这恰是孟子之长，想来亦该是伊尹之长吧。即孟子所谓“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即明理，即朱子所谓：“知言者，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亦即孟子所谓：“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朱子以为：“人之有言，皆本于心。其心明乎正理而无蔽，然后其言平正通达而无病；苟为不然，则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于政事之决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于道，而无疑于天下之理，其孰能之？”程子以为：“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孟子》总章二五，《四书章句集注》页230、232、234）进一步，朱子所谓“‘诐’字是遮了一边，只见一边。如‘陂’字，亦是一边高，一边低；‘跛’字亦是脚一边长，一边短，亦是只有一边之意。‘淫辞知其所陷’。淫，便是就所诐处多了，被他只看得这一边，都盖了那一边。如人攧在水里，只见得那水，更不见有平正底道理。诐是少了那一边，淫是添了这一边。然而诐与淫，只是见偏了，犹是道理自在。然只管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既是不正，无缘立得住，便至于遁。遁则多讨物理遮盖。”（《朱子语类》页1273）故“诐而不安，则必为淫辞以张其说；淫而过实，则必有邪辞以离于道；邪必有穷，故必为遁辞以自解免”。（《孟子或问》，《朱子全书》肆，页936）明理则勇于践行，则善养浩然之气，即朱子所谓：“盖惟知言，则有以明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疑；养气，则有以配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此其所以当大任而不动心也。”而所谓“浩然之气”，即孟子所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亦即朱子所谓：“至大初无限量，至刚不可屈挠。盖天地之正气，而人得以生者，其体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缩，则得其所养；而又无所作为以害之，则其本体不亏而充塞无间矣。”“人能养成此气，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若无此气，则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然其体有所不充，则亦不免于疑惧，而不足以有为矣。”“气虽可以配乎道义，而其养之之始，乃由事皆合义，自反常直，是以无所愧怍，而此气自然发生于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于义，便可掩袭于外而得之也。”而“所行一有不合于义，而自反不直，则不足于心而其体有所不充矣。”故“养气者，必以集义为事，而勿预期其效。其或未充，则但当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为以助其长，乃集义养气之节度也”。（《孟子》总章二五，《四书章句集注》页232—234）

由此方可成为孟子所谓“大丈夫”，即：“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至，“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这或许正可谓孟子自身的真实写照，亦或可为舜、伊尹、傅说、膠鬲等的真实写照，“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亦即：“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以至“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皆为大丈夫。孟子如伊尹，不仅具有大志向，大能耐，而且具有充分的自信。尽管孟子在齐国未能如愿实现仁政王道，不得不去齐，然而他仍然坚信，“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盖“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总章五三、二五六、一七五、一九四、一九五、四四、四五）

孔子曾批评“管仲之器小哉”！（《论语》总章六二）朱子以为：“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四书章句集注》页67）孟子亦曾引曾西的话评说管仲，即：“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盖孟子以为，无论是桓公管仲时代，还是当下时代，“以齐王，由反手也”。盖“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也就是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所以，“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反之，“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也就是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所以，孟子敢于反复申说：“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所谓师文王，亦即“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或者说，文王好仁而善养老者，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亦即“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且“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而且，“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总章二四、七〇、二二六、一六九、二三五、六八、七四、一九八、一九九、一八六）朱子以为：“凡民，庸常之人也。豪杰，有过人之才智者也。盖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资无物欲之蔽，为能无待于教，而自能感发以有为也。”（《四书章句集注》页359）孟子不正就是这样的豪杰之士吗！

然而，同伊尹一样，孟子也不是随意可召的。孟子初拒齐宣王之召，盖孟子所向往与呈现的，就正是前面提到过的汤、尹之君臣典范，孟子明确强调：“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后来，“孟子致为臣而归”，还坚拒齐王以利诱授室，“养弟子以万钟”之请。（《孟子》总章三四、四二）对此，程子断言：“齐王所以处孟子者，未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为国人矜式者。但齐王实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诱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四书章句集注》页251）盖“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还尤其强调，天子诸侯等不召师，不召贤，即使他们身为庶人，“召之役，则往役”，“义也”；但“往见，不义也”。鲁“缪公亟见于子思”，且欲与之友。子思的回答却是：“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不禁感叹道：“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犹忆昔“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而且，贤士更不可枉己而见诸侯，哪怕“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盖枉道、“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那么，何谓枉己？譬如前面尝讲过的，所谓“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即断然反驳道：“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还有好事者所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孟子亦断然驳斥道：“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再有，好事者所谓“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孟子亦断然驳斥道：“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总之，“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总章三五、一三八、一八四、五二、一二九、一三〇、一三一、二一八）

然而，若君“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亦即：“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矙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孟子》总章一三五、五八）朱子以为：此“言圣人礼义之中正，过之者伤于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沦于污贱而可耻”。（《四书章句集注》页275）此据《论语》载：“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总章四三四）朱子以为：“阳货之欲见孔子，虽其善意，然不过欲使助己为乱耳。故孔子不见者，义也。其往拜者，礼也。必时其亡而往者，欲其称也。遇诸涂而不避者，不终绝也。随问而对者，理之直也。对而不辩者，言之孙而亦无所诎也。”（《四书章句集注》页176）孔子将仕，但不仕于僭乱者阳货也，盖“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总章五四）孔子将仕于鲁也，遂“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遂为司空，又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归鲁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为季氏宰，堕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成，围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四书章句集注》页42）一番惊天地泣鬼神之伟业。而孟子亦同伊尹、孔子一样，为了实现尧舜之道、仁政王道，也要出山了。亦如前面已说到过的伊尹，“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倒也要看看，夫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真一如“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总章九〇）伊尹与孟子亦然，地之相去也亦远，世之相后也，亦千有余岁，却亦“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壬寅年七月十四于西物所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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