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小鸥 著《诗经与楚简诗经类文献研究》出版暨自序

书名：《诗经与楚简诗经类文献研究》

作者：姚小鸥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本书目录】

《诗经》本体与《诗经》学史研究

“诗三百”正义

《诗经·关雎》篇与《关雎序》

《关雎》兴象及其文化内涵

二重证据视野下的孔子删诗问题

论《左传》对于《诗经》研究的价值

礼乐制度中的《诗经》文化本质

—《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的演变》导论

田畯农神考

论《王风·大车》

说《曹风·候人》

先秦君子风范与《曹风·鸤鸠》篇的解读

《大雅·皇矣》与“文王之德”考辨

《诗经》大小《雅》与先秦诗歌的历史发展

《诗经》中禹的创世神话

《诗经译注》前言

楚简《诗经》类文献研究

《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

关于《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上海楚简《孔子诗论》释文考释的若干商榷

《孔子诗论》第九简黄鸟句的释文与考释

《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与周代社会的礼制与婚俗

上海楚简《诗经》篇名的正字问题

《周易》经传与《孔子诗论》的哲学品格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与《诗经》学史的若干问题

试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性质

《周公之琴舞·孝享》篇研究

《周公之琴舞》诸篇释名

《周公之琴舞》“视日”“视辰”与商、周天道观之传承

《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序》的书法体例问题

论清华简《芮良夫毖》的文本性质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芮良夫毖·小序》研究

《诗经》与清华简之“雠”命

安大简《诗经·葛覃》篇“穫”字的训释问题

新出楚简与《诗经·驺虞》篇的解读

安大简《诗经》与《秦风·黄鸟》篇的章次问题

论安大简《诗经》的编校问题

后记

【内容简介】

本书是姚小鸥关于《诗经》及楚简《诗经》类文献研究的文集。本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有关传世本《诗经》的研究。由于作者《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献的演变》一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以本文集主要是有关国风和大小雅的文章。其二是楚简《诗经》类文献研究。近年来，出土文献中多有《诗经》类文献或与《诗经》学史密切相关的文献披露。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中的相关材料，这些都是研究《诗经》的珍贵新材料。作者四十年来致力于《诗经》研究，近二十年来偏重楚简《诗经》类文献的研究，其中运用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探讨“孔子论诗”、“孔子删诗”说等研究论题，多有发明，足为先秦文学，尤其是《诗经》学研究者参考。

【作者简介】

姚小鸥，聊城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年来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献》《文学遗产》《社会科学战线》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的演变》《诗经译注》、学术自选集《吹埙奏雅录》，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清华简与先秦经学文献研究》等。

【自序】

《诗经与楚简诗经类文献研究》一书，顾名思义，它的研究对象是《诗经》和楚简《诗经》类文献。

“楚简《诗经》类文献”这个名目，是我的杜撰。它既指向明确，又有较大的内涵包蕴。说它明确，是指载体都是楚简，且皆与《诗经》有关。说它有较大的内涵包蕴，是指它既包括安大简《诗经》这样的早期《诗经》抄本，也包括上博简《孔子诗论》这样的《诗经》学史文献。上博简中的《采风曲目》和《逸诗》等，也应当包括在内。特别值得一谈的是清华简的相关文献。

我最初使用这个名称，起始于对清华简的研究。清华简中的《诗经》类文献包括《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诸篇，从与《诗经》的关联来说，它们各具特征。《耆夜》是一篇史传文献，其中含有今传《毛诗》中的《唐风·蟋蟀》一篇别本，还有未见于今本《诗经》者。《周公之琴舞》的“元内（纳）启”系今存《周颂·敬之》篇的别本，可见它是作为《周颂》前身的原始《诗》学文献。《芮良夫毖》一篇，不见今本《毛诗》，但其风格、体式与被认为系芮良夫所作的《大雅·桑柔》篇绝相类似。

将《诗经》与楚简《诗经》类文献放在一起，是由其内在的关联性使然。我的《诗经》学研究，以《诗经》本体研究为基础，以经学历史研究为辅翼。在当代学术语境下，这些都离不开出土文献，而二十余年来，出土的《诗经》类文献，又以楚简为大宗。本书所收论文，泰半与楚简《诗经》类文献相关，不是偶然的。

除研究对象选取与材料的使用外，我的《诗经》研究还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色，其一是在先秦礼乐文化的整体背景下进行研究；其二是研究的实证性，即传统所谓的考据。

关于《诗经》与先秦礼乐文化的关系，我有一个简要的表述，即“《诗经》是先秦礼乐文化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学术论断，是在多年的持续研究中概括出来的，它经历住了时间的考验。

大家都知道，明代《诗经》学的成就不如前代，也不如清人，学术风气的空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不对《诗经》本体进行扎实的研究，侈谈学史，根基何在？

实证性的研究，出成果可能慢一点。本书中《诗经》学史的研究，篇数不多，但耗费我的时间、精力并不少。我长期关注《诗经》学史的关键之点，而不敢轻下断语，但如《“诗三百”正义》这样的文章，一篇出来，就动摇了“孔子删诗”这一重要学术公案历来讨论的基础。所以慢一点也是值得的。

搞研究，有时也要尽量快一些。这里主要指对新材料的切入。前辈学者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罗振玉、王国维对西北汉简、敦煌文书，乃至甲骨文献的研究，只争朝夕，故能得风气之先。李学勤先生也是这方面的楷模。后学虽不能望其项背，但如古人言，“非曰能之，愿学焉”。本书中对楚简《诗经》类文献所作的研究，就是追随前辈时贤的“预流”结果。

研究出土文献，基础在于对传世文献的掌握。束书不观，训诂不晓，研究出土文献率尔操觚，很少有不出笑话的。我们对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文本性质的判断，与时贤大有不同，就在于我们曾对《周颂》，特别是对《大武乐章》诸篇下过极大的工夫。

重考据不等于不讲义理。清人言，考据、义理、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相辅相成。不讲考据，无根游谈，哪里会有真知灼见？不讲义理，所谓的考据的灵魂何在？一切优秀作品的内涵，无不与其外在形式的呈现密切相关。换言之，作品内涵的阐发，离不开对其艺术形式的解读。《文心雕龙·情采篇》说：“木体实而花萼振。”这是义理与辞章关系的最好说明。

四十年来，我对《诗经》的《风》《雅》《颂》各部分均有钻研，其中又以三《颂》为最。我的三《颂》研究成果，基本包含在20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的演变》一书中，为避免重复，本书不再收录。

数十年来出土的《诗经》类文献，尚有颇为重要者而本书少有涉及。其中主要是《阜阳汉简诗经》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诗经》简。胡平生研究员等对前者曾有很好的整理，我们在研究中曾加引用。后者由朱凤翰教授的团队进行了初步整理。这些都为笔者所关注。我们对安大简《诗经》的研究，还在进行中。清华简《诗经》类文献的部分研究，因为种种原因，部分未收入本书。相关成果，希望能够在不太久的将来提交学界批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