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第十五期讲录

来源：“洙泗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八月廿八日己卯

          耶稣2022年9月23日

2022年9月3日下午，由曲阜师范大学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喀什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洙泗书院、孟子书院承办的“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第十五期举行。本期由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礼乐文明中心副秘书长房伟博士担任主讲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宋立林担任与谈人，孟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孟文晴担任主持人。因疫情防控原因，本期活动在线上举行，约有70余位学友在线上参与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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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房伟老师

房老师指出，6·5—6·8章的内容与宋国联系比较密切，主要涉及宋国能不能行王政，以及在行王政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细节性问题，这些细节背后则体现了孟子对于仁政、王道的认识和理解。

6·5“宋，小国也”章

第五章是万章和孟子的一段对话。万章问老师：“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万章的问题主要在于宋国作为小国能否施行王政。小国如何发展自己，能否获得行王政应达到的效果，是当时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

宋王偃在史料记载中是一个暴君形象，这样的宋王偃是否有行王政的可能呢？房老师通过分析《战国策》与《史记》中宋王偃的相关史料，引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观孟子与万章回答，意其初政尚有可观者，《世家》所书‘淫于酒妇人’‘诸侯皆谓桀宋’者，乃其晚节不终”之说，指出宋王偃行王政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并且根据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里对宋王偃即位时间所考，宋王偃行王政的时间，可能就是从他即位到称王的这一段时间，由此孟子才能对于宋国行王政进行评价。

万章询问宋国作为小国能否施行王政，孟子如何来回答？孟子引用了两个典故来作答，一是“葛伯仇饷”，二是武王伐纣。

“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葛伯放纵而不祀先祖，汤派人去问，为什么不祭祀？葛伯回答说“无以供牺牲也”，既然如此，“汤使遗之牛羊”。葛伯却食之，“又不以祀”，还不用来祭祀，汤就又让人来问，“何为不祀？”说“无以供粢盛也”。汤又“使亳众往为之耕”，汤派亳都的一些民众去帮他耕种以获得祭品。“老弱馈食”，年轻的人去耕种，老弱去给他们送食物，但葛伯却率民众“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抢夺他们的食物，不给还要杀人，“有童子以黍肉饷”，葛伯连儿童都不放过，“杀而夺之”，真是罪大恶极。“《书》曰：‘葛伯仇饷’”。“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由此而征伐葛伯，所以四海之内都说“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为老百姓复仇。“汤始征，自葛载”，汤的征伐，从葛国开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由此征伐而夺得了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汤去向东面征伐时，西方的夷人就抱怨；向南面征伐，北方的狄人也抱怨，抱怨为什么不先来我这里？“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民众对于汤王者之师的期待，就像大旱时候盼望下雨一样。“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做生意的人不停止，耕作者也是照常进行，“诛其君，吊其民”，诛杀暴君，安慰百姓，“如时雨降”，就像及时雨一样，“民大悦”，民众希望汤征伐暴君，解民于水火之中。所以“《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百姓们等待他们的君王，王来了就没有了无道的惩罚。可见民众对于汤的征伐心悦诚服。

管同《因寄轩文集》言：“《尚书》止云‘葛伯仇饷’，所谓‘仇饷’者不知何事”，“饷”怎么理解？好像在《尚书》中没有明确的说明，但“孟子但以天理人情为断”，孟子在这里依据的除了历史的真实性，还有道义。孟子评判的标准是“义”，得民心，才是行王政、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此外，汤对于宋来讲还有一个意义，汤实际上是宋国的先祖，因为宋本身是殷国的后代。孟子举汤的例子，也是用先王之法来启发他，来说明这个事情。房老师指出，不论国家大小，民心向背始终是关键所在。

在提到葛伯和商汤的典故之后，孟子又提到了武王伐纣的典故。在东征攸国的过程中，民众纷纷表达对周王征伐的欢迎，愿臣服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君子把布帛献出来，表达臣服于大邑周，小人就用饭、酒迎接士兵。可见，周王的出师把老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杀掉残暴的君主罢了。所以《太誓》就说：“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据陈梦家《尚书通论》，“于”当为“邘”，古国名。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威武要发扬，在攻打邘国时，要杀掉残暴的君王，还有一些该死的也要杀掉，这样的功绩比汤还要辉煌。为什么周初征伐时，民众不是奋起抵抗，而是热烈欢迎？关键在于得不得民心，在于是否把民众的利益放在关键的位置上。关于东征，房老师还引用赵岐《孟子章句》和朱熹《孟子集注》，指出：武王东征受民众欢迎，皆因此为王者之师，此处孟子言此，更在言大义。而且孟子虽讲王道、王政，但并不反对正义之战。

孟子在本章最后说到：“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如果能够行王政，四海之内的人民都翘首以盼，就像大旱的时候盼及时雨一样，想要拥护你来做国君，既然能做到这一点，齐、楚虽很强大，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朱熹《孟子集注》讲，“宋实不能行王政，后果为齐所灭，王偃走死。”又引尹氏曰：“为国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则天下皆将归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强国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强弱之势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可见，得民心是王政的关键，如果得到天下的民心，自然就能不惧强权。

房老师最后总结道，小国如何生存发展？孟子答曰行王政。行王政者，应天道、顺人心是也。小国如此，大国更应该如此，把民心放在首位。

6·6“子欲子之王之善与”章

第六章是孟子与戴不胜的对话，在这一章中，孟子主要讲周边环境对人的影响问题。

戴不胜为宋臣，孟子对戴不胜说“子欲子之王之善与？”你想让你的君王学好、学善吗？孟子接着就举了一个例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一个楚国的大夫想让他的孩子学习齐国的语言，是找齐国的人来教呢，还是找楚国的人来教呢？戴不胜就回答：当然是找齐国的人，“使齐人傅之。”然后孟子说“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找齐国人教授语言，但是周边都是一些楚人大声喧哗，说明环境不好，周边人没有学习语言的环境。“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即使每天用鞭子抽打，逼他说齐国话，也是做不到的。同样的道理，“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假若带领他在齐都临淄庄街岳里的闹市居住上几年，纵使每天鞭打他说楚国话，也做不到。

薛居州是一位贤臣、君子，道德高尚，“使之居于王所”，把他放到宋王身边。如果宋王身边都是薛居州这样的“善士”，宋王还能变得不好吗？如果宋王身边之人皆非“善士”，宋王又怎么能成为贤君呢？“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一位薛居州，能把宋王怎么样呢？

赵歧《孟子章句》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则王谁与为不善者也。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畴，王当谁与为善乎？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如果王者左右皆为“善士”，君王当然可以为善；可宋王身边只有一个薛居州，“独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外在环境不好，宋王怎么会去为善呢？《孔子家语·六本》也提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与君子相处，时间久了便“即与之化矣”；如果与不善之人相处，就会像沾到菜市场海鲜摊的腥味，即使不想闻到也是做不到的。“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与君子相处便有可能成为君子；如与道德低下之人相处，自己也有逐渐走向道德低下的境地。孟子在这里谈的是行王政的政治环境，强调君子对于君王的影响。

房老师最后总结，本章主要讲王者为善。一是外在环境的影响与感化，孔子言“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要把正直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创造良好环境来影响君王；一是要有内在自觉，主动亲贤臣，远小人，择必处仁，君王自己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此外，关于君王为善，房老师认为君子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这样才能有利于王政的施行。

6·7“不见诸侯何义”章

第七章是孟子和弟子公孙丑的对话。“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这里的“不见诸侯”是不主动去见诸侯。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说：“古者不为臣不见。”古时有这样的规矩：不为臣属，便不会去见君王。赵歧《孟子章句》中说：“古者不为臣不肯见，不义而富且贵者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是臣子，就不该去见君王，如果见了君主，便是不义之人。朱子《孟子集注》说：“不为臣，谓未仕于其国者也，此不见诸侯之义也。”不在此诸侯国出仕，就没必要去见此国君主。

“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段干木，魏文侯时贤者；泄柳，鲁缪公时贤者。当君主要见他们的时候，段干木翻墙跑掉了，泄柳则是关门不见。孟子认为此二人的做法“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赵歧将“迫”解释为“迫窄”，焦循《孟子正义》就“迫窄”做了进一步解释，“盖谓君既来近我，我则可以见之。”如果诸侯主动来求见，是可以相见的。朱子《孟子集注》说：“迫，谓求见之切也。”房老师认为“迫”是主动求见的意思。君主为了求贤纳士、咨询政事主动求见，在这种情况下士是可以去见诸侯国君的，不一定要逃避。孟子以阳货欲见孔子为例解释“迫”，为什么以阳货为例呢？阳货欲见孔子，利用了“大夫有赐于士”之礼，但又改变了此礼之本质，实际上是把礼当成一种手段，而不是发自内心地遵守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此“礼”的本义是双方应彼此互相的尊重，而阳货却只将其作为达到目的之手段，“瞰孔子之亡也”，明显行为动机不纯，是对礼的扭曲。因此，房老师认为孟子以此为例有一层很重要的内涵，如朱子讲“求见之切”，君主一定要表达出自己内心的诚意，真诚地邀请，绝不能将礼作为一种手段，同时君子也要有自己的气节。

对于阳货的做法，孟子说如果当初阳货能表现得更加真诚一些，孔子怎么会不见他呢？接着孟子引用了曾子和子路的两句话，“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曾子说“胁肩谄笑”比夏天在田地里工作更难受。“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子路说如果和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说话，却还要表现出“赧赧然”，也就是因羞惭而脸红的样子，这让人不可理解的行为。“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己矣。”由此，便能看到君子是如何培养自己的品行和节操。

房老师对本章内容进行总结时指出，孟子认为无君臣名分则不谒见，若诸侯主动求见，当往见之，但不可失掉气节，孔子见阳货就是如此。君子所要做的就是修身养性，涵养自己的高贵气节。气节之养成，仍需正心、诚意。通过正心、诚意提高自身的修养，以待来君。

6·8“什一，去关税之征”章

戴盈之问孟子：“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什一”，指的是田税。“关市之征”，是指商贾之税，“关”是关卡，“市”是市场。去除商贾之税，田税十取其一。“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今年还没有办法施行，先减少一点，明年再施行，这样做如何？

孟子依然通过举例的方式回答：“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攘”，在前人的注疏中有两种意思，一种以赵歧《孟子章句》为代表，“取也，取自来之物也。”鸡是自己走到我家里的，我便将其拿走了。另一种杨伯峻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取”意为盗窃。当然，无论是哪一种理解，“攘”都不应是君子应该做的，“非君子之道”。“攘鸡者”接着讲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每天偷一只鸡可能太多了，如果改成每月偷一只鸡吧，可以吗？在此，孟子实际上是想告诉戴盈之：“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既然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当的，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年才改呢？孟子非常坚定地否定了戴盈之的说法。赵岐《孟子章句》说：“孟子以此为喻，知攘之恶当即止。”既然知道这么做不正确的，就应该立刻停止。朱子也讲：“知义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与月攘一鸡何以异哉？”如果想要行王政，轻徭薄赋、让利于民都是必须要做到的，既然知道不可“以待来年”却不改正，这和小偷知错而不改有什么区别呢？《孟子注疏》章指中说：“从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为之，罪重于故，譬犹攘鸡，多少同盗，变恶自新，速然后可也。”

针对本章内容，房老师谈到，孟子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是因为他对王政的坚守，提醒当政者要知错就改。孟子重视“道义”，不仅体现在“传”道、“悟”道，明是非，辨“义”与“非义”；更体现在如何“行”道，不仅要明白“道”是什么，还要知道如何行“道”。在孟子看来，知“义”当立行，知“非义”当即止，这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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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谈人宋立林老师

通讲结束后，宋立林老师就通讲内容进行了点评与总结。宋老师指出，这几章的讨论，都是围绕着“义”来进行的，是站在正义一边，还是口头正义，天下人都看得到。

6·5章，宋老师认为这里孟子并不是在劝勉宋王行王政，而是在讽刺、讥讽宋王施行的“灭滕伐薛”“败齐、楚、魏之兵”等一系列暴政，对宋王假托“王政”而内行暴政的现实有着清晰的认知。

孟子在这里讲汤伐葛、武王伐纣，就是在讲什么是王政。其本义是，如果宋国真的施行“王政”，怎么还会担心“齐楚恶而伐之”呢？就像汤伐葛，葛也是小国，但是汤并不因为讨伐小国而遭到天下人的反对。相反，因为“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葛伯站在了不义的一边，所以天下人支持汤去讨伐“杀是童子”的葛伯。汤伐葛就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之后讲到的周武王也是同样的意思。这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残”字实际上道出了孟子对宋王政的讥讽。“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如果施行王政，天下人自然会看到，怎么还会惧怕齐楚来打呢？若只是打着王政的旗号，才会有齐楚来犯的忧虑。

6·6章，宋老师提到关于宋康王本人的德性问题。儒家对统治者和继承人此二者之师的选择非常慎重，这是对周代贵族教育的一个继承，在很多文献中可以看见这种倾向。不仅是对继承人的培养，在成年之后，还要对君主进行教育，比如宋以后的经筵等等，这都是对“帝王”的辅助。但回顾历史，这种做法往往无法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同样，在对宋康王的德性问题上，可以认为孟子也是悲观的。

6·7章，对于“不见诸侯何义”的问题，宋老师指出，可以认为是和孟子在宋国的经历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关于“义”的问题，而“义”又和“礼”相关。在孟子看来，面对君主却“避而不见”的行为是一种背“礼”的行为，相反，如果“胁肩谄笑”，一味迎合权力，这也是不符合“义”的，丧失了独立人格，因为“礼”为儒家所特别看重，非礼就是一种不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其关键就在于秉持一个“义”，合乎一个“礼”。这样一来，儒家的出处进退就有了具体的原则。如孟子对君主也是有自己的态度，有时孟子会主动地去见君主；但像宋康王、魏襄王这样假称“礼贤下士”，实则沽名钓誉的君主，孟子也是唯恐避之不及的。

还有，关于房伟老师谈及“迫不得已”的“迫”是主动的意思，宋老师认为“迫”有这样的含义，但在这里还是应当作“急迫”“急切”讲。所谓迫不得已，就是对方很急迫，这种急迫里面就包含有一种主动的意思，因为急迫的时候，就会主动。虽然急迫和急切当中能看出主动的意思，但是就它和“迫不及待”的关系来说，还是用“急迫”好一些。

6·8章，宋康王是怎么从一个心向王政的人堕落到暴虐残民的状态的？宋老师认为从这一章就可以看出端倪。面对孟子提出的什一之税、关市之征等建议，戴盈之为首的宋国执政集团的态度是推诿，推诿就是不诚，不诚就是不信。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宋康王后来所宣称的所谓“王政”“仁政”是一种自我标榜，本质上是一种虚伪、口号式的政策。

面对这种态度，孟子反过来用“月攘一鸡”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来举证宋国执政团队的“非义”性。同样，用这样的口气来和戴盈之说话，可以看出孟子已经认识到宋国执政团队在“王政”上的虚伪，所以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和他们对话了。接着，对于这段话所发生的时间，宋老师谈道，可以认为这段话也发生在宋康王即位初年，并且可以认为这段对话发生不久之后，孟子就离开宋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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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孟文晴

随后，在主持人孟文晴的组织下，线上听众就自己的感悟和问题积极发言讨论。

有学友提问：第八章中，孟子对于戴盈之的回答非常精彩，但孟子一方面主张社会分工，肯定劳心者的正当价值，而此处又讲君纳民税有如人偷邻鸡，似乎君民二者又有一些对立，如此看来，是否有一些矛盾存在？

宋老师指出，孟子的比喻不是将纳税比喻为偷鸡，而是将对不义之事的容忍比喻为偷鸡。在孟子看来，老百姓纳税是很正常的，但这个税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要轻徭薄赋，如果横征暴敛，就偏离了“义”的准则。偏离之后，别人告诉你什么是正道，不仅不马上改正，而是迁延推诿，这种对改正不义的逃避也就是对不义的容忍，这种行为，才被孟子比作“偷鸡”。这里的重点还是在一个“诚”上，是不是真诚的去信仰、实践仁政。

房老师指出，孟子在这里没有将收税视作官民、君民对立的一个焦点来进行处理。孟子知道，收税是维持国家运转、保障公共服务提供的一个基本环节，但这里的关键在于，收税的时候有没有对民众的基本需求和合理需求加以尊重。什一税和关市之征的核心之处在于降低民众的负担，正视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而这个需求本身应该服务于国家的基本运行之中，有了这两个前提，才能进一步的讨论税收与社会的关系。这样，王道和仁政也就有一个基础了。

活动最后，大家对房老师讲解、宋老师与谈报以热烈掌声，“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第十五讲活动圆满结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