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运动都与启蒙运动的遗产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近30年来的中国改革，则是以告别革命、斗争为基调，致力经济发展，重建社会和谐。因此，今天的中国不仅要重新思考“什么是启蒙”，也需要对启蒙进行反思，以建立起“继续启蒙”和“反思启蒙”的平衡。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发起针对的是宗教压制自由思想和自由批评，1780年代的德国，门德尔松和康德先后回答了“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康德的论文针对宗教和检查制度，强调理性的公共使用应当不受限制，力求把思想从神学和教会的监查下解放出来，要求的是“思想上的自由”。而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以针对儒家的道德传统为特色，“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对君主专制之外，强烈批判中国儒家的道德传统，突出的是“道德上的自由”。中国启蒙运动对道德权威的破坏，使人们不再珍惜传统，忽视了社会价值体系、道德风俗和社会凝聚力对共同体的作用，这使得在欧洲启蒙运动中被推崇为以自然理性为基础的儒家道德体系在中国近代启蒙中却被视为封建礼教，儒学由欧洲启蒙的助缘变而为启蒙的对象。今天，要重建中国社会的伦理和道德体系，重新认识儒学的道德传统，需要对一元化的启蒙思维作出检讨。


    启蒙反思，首要的是对启蒙运动那种全盘反传统的观念加以反思，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另一方面，百年以来的中国，启蒙价值很多并没有实现。就价值本身来讲，启蒙价值中涵有我们今天应该承认的普世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反思并不意味着对启蒙价值的全面否定。合理的看法应当是，启蒙价值只代表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面，它缺了很重要的另一面，而启蒙反思就是要把另一面彰显出来，挺立起来，与启蒙价值进行合理的良性互动。


    启蒙主义讲理性、人权、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等，这些都是重要价值，但是讲个人也要讲群体，讲权利也要讲责任，讲理性也要讲人情，讲自由也要讲社会约束，讲民主也要讲集中决策。这两个系列不是一个要代替一个，而是寻求两个系列的平衡。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没有这种平衡，压倒性的都是启蒙价值。今天我们要合理地安排两个方面的关系，以适应这个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今年国家博物馆北门的孔子塑像在矗立百日之后被撤移，典型地体现出启蒙思维的偏差所带来的反传统心态的影响，这种影响结合了老的文革思维和新的愤青心态，干扰了国家正常的文化秩序。这种心态认为，在现代的中国，革命价值仍然是第一位的，可以完全抛弃传统价值，全然不顾当代中国重建道德秩序的需要，把传统和现代断然对立。这一事件充分显示出，在一个革命斗争传统曾长久流行、而正在转向和谐社会建设的现代国家，启蒙反思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这是2011年9月9日我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中德启蒙对话论坛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