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基因与中华文明生命力

作者：朱汉民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4期

摘要：当代思想界不仅仅关注现代世界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和改变，同时关注中华文明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改变。中华民族建构的生生、自然、礼乐、仁义、中和、民本、家国、天下、王道、大同、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逐渐融入主体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它们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谱系序列，维系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思想理念、文化基因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后，就能够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动力，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思想理念; 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生命力;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正在进入到一个高度全球化、现代化的世界体系中，世界不同文明形态在此现代化世界体系中均会有不同命运和表现。中国是以一个有着数千年延续文明而参入到现代化体系中来的，并在接受现代化世界体系对自己的改变；与此同时，这一古老文明也在影响和改变现代化的世界体系。如果说，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中外思想界更为关注现代化将会对古老中华文明的影响和改造的话；在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外思想界开始关注现代中华文明将会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和改变。

当代学界开始关注：这一延续五千年之久的古老文明，究竟产生出什么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这一系列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有哪些将会继续影响现代中国和未来世界?

一、从思想理念到文化基因

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创建的文化。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源远流长、没有中断的历史文化，体现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几千年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自然灾害、暴力战争、王朝更替、异族入侵，但是中华民族不仅在巨大的历史灾难中生存下来，同时还创造出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物质生产、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有很长时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在近代化过程中，中华民族一度落后于西方国家而遭受列强的欺凌、侵略，但是在经历了一百多年近代化的艰难探索之后，中华民族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迅速崛起，重新回到其历史上本有的重要地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最重大历史事件；而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则是人类文明格局转型的重大事件。

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有这样蓬勃的创造力?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独立文明体，与中华民族是一个强大生命力的独立民族密切相关。在当代世界现存的诸多文明体系中，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体系明显具有两个特点：

其一，原生性。中华文明的萌芽最初呈现为“满天星斗”的状况，在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流域中下游、辽西地区有大量新石器遗址，表明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努力开拓自己的文明。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中华文明的兴起呈现为“月明星稀”的状况，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蓬勃发展，华夏部族在与其他部族交往的过程中，实现文明的交流融合，创建了夏商周的前轴心文明。经过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之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根基。中华思想文化与统一的秦汉帝国结合，使中华文明得以定型并一直延续而没有中断。在漫长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在全世界几大原生型的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的文脉从来没有中断过，从炎黄创造的物质文明到尧舜开启的精神文明，从周孔之教的人文精神到汉唐之政的大国治理，中华民族所创建一切重要文明成果均被延续下来，甚至影响到今天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血脉之中。

其二，主体性。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两个根本要素。首先，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承传者，从悠久的文明起源开始直到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文明的主体，一直承担着中华文明创造、延续、发展的历史使命。其次，中华民族所创造、建构的文化，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特质，故而能够将这一地域多部族、多地域、多文化来源的中华民族统一起来。中华文化的普遍性包括一个超越氏族、国家的空间概念即“天下”，一个具有普遍而永恒的“道”。中华文明的创始人一直追求文化理念的普遍性，不把其限制在狭獈的氏族部落范围之内。中华文化发展出一套普遍性价值体系，一切其他地域的部落、方国、族群，均逐渐接受这种礼义制度与天道信仰。两汉以后，这种普遍化文化就由中原向四周传播，不仅成为由中华大地诸多部落、方国、族群所普遍接受的价值信仰体系，还传播到中华大地以外的东北亚、东南亚各国。

文化总是一套以思想理念为核心价值体系，虽然“理念”总是具有理想性的目标，但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性特点，就是人类是一种自己设定目的、并且通过目的的追求过程而最终形成自己特质的物种。所以，以思想理念为目标的文化，是建构一个民族的文明形态、精神气质最重要因素。赵汀阳认为：“理念不仅表达了某种东西所以是这种东西的性质（希腊人认为是一种决定性的“形式”），而且表达了这种东西所可能达到的最好状态。”【1】由于理念总是在本质上使得某个东西成为这个东西，故而对一种民族的文明形态、精神气质会产生十分深刻的、长远的影响。这样，一种文明体系中的思想理念，就成为影响、决定这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所以，所谓的文化基因，就是指深深潜藏一个民族精神气质之中的那些代代相承、恒长不变的思想理念。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原生性文化、主体性文化，从创建之后一直延续至今而从来没有中断，体现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所以，我们认为，“文化基因”里的“基因”，应该理解为一个对生物学概念的借用。生物学上的基因，是一种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它往往是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显然，生物学的基因是先于人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实践的，而一切思想理念均是一个民族社会实践的产物，是超越人的生物体之上的知识、道德、审美的思想理念。但是，人类后天创造的思想理念是不断积累，然后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成为类似生物基因的稳定物。基因主要通过生物遗传、变异的方式实现同一物种自然生命的连续传承；而所谓“文化基因”是指思想理念的文化信息也会像基因一样，在人类群体中一代代传递和延续。但是“文化基因”的传递方式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化基因既可能存在于人的主体性文化心理结构中，主要表现为信念、习惯、价值观等；也可以存在于客体化的文化制度、文化作品之中，主要表现为风俗制度、思想典籍、文学艺术等等。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文明体系的延续与更新，促进思想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显然，自然环境的变化，会促使生物体的变异和遗传；而社会环境的改变，也会推动思想文化的变革和传承。但是，一切文化体系之所以具有恒长的生命力，必须是那些能够维系本民族和谐、统一、强大的文化要素。

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是因为中华文化中藏着一系列独特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使中华民族获得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与此相关，思想界、学术界将中华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以“中国文化基因”的概念作进一步思考。正如人的生理自然基因呈现为一系列谱系化一样，中国文化基因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也是一种谱系化的存在。

二、中国文化基因的谱系

中华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的谱系序列，既存在于主体化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中，又存在于客体化的中华文化的经典体系中。二者其实是一个相互建构的关系：中华民族建构了表达自己精神气质的经典体系，中华经典体系不断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同时，正像生物进化会遵循“遗传”与“变异”的规律一样，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其文化基因也会不断传承发展。

这里从中华文化的经典体系中，找到一些足以代表中国文化基因的核心思想：

其一，生生。中华经典没有关于上帝创世、上帝造人的信仰，中国思想家从大自然的化生过程中领悟到万物、人类均是自然生成的结果，即所谓“生生”。《诗经·烝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之语：“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中国先贤将宇宙看作是一个“生生”的动态性自然过程，“生生之道”成为中国人思考天地世界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中外哲学家均认同中国之道是“Becoming”（生成），而不是“Being”（存在）。“生生”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理念的原点有两重意义：其一，天地万物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永恒过程，即《易传》提出的“生生之谓易”，由“生生之易”宇宙理念而产生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价值理念。代表中国人宇宙观的《易传》表达了“生生”的宇宙哲学与价值信仰。其次，“生生”是指人的生命、生存、生活，产生了中国政治文化独有的“生民”观念，《尚书》有所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毕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禹谟》）中国先贤将正德、利用的价值追求，落实在人民大众的“厚生”物质生活。正万物之德、尽万物之用，最终是为了厚民之生。从宇宙的生生之道到人生的生生之德，中国人始终将珍惜生命、自强不息的价值信仰，依托于万物的生生之德、宇宙生生之道。

其二，自然。“生生”的主体是谁?既然中国思想的主流不是上帝造世与造人，所谓“天生之”就可以理解为“自然”生成。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天”就是“自然”，即天地万物均是自己而然。无论是宇宙之生生，还是人类之生生，并没有一个外在目的使之然，而是一个天地、万物、人类的自我生成的无限过程。虽然人生出来后会产生“人为”的目的性，但是“人为”必须尊重“自然”，“自然”高于“人为”。“自然”既是宇宙的法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也是人类的最高境界，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

其三，礼义。人的生生必然体现为与“生”相关的“情”“欲”，故而《尚书》云：“惟天生民有欲。”但是，中国思想家既充分肯定生生之“自然”的情、欲，又担心“人为”的情、欲对社群、家国造成危害。《荀子·正论》说：“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厚优犹而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所以，中国先人创造出礼义制度，将人的“情”“欲”纳入到一套礼义规范体系之中：“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记·礼运》）所以，中国先民从原始时代开始，就形成了一套维护家国秩序的“礼”。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礼义之邦的奠基时期，特别是周公的制礼作乐，将国家制度、社会生活、文明形态的礼乐制度统一起来。不否定人生必有的“情”“欲”，但是将其限制在合理性（家国秩序）的“礼义”之中，使中华文明产生了发达的礼义之邦。

其四，仁爱。礼义文化以维护家国秩序为目的，故而强调社会身份的差别，为了超越礼义的差别性、强制性，中国文化又产生了仁义的思想理念，希望提升人类普遍具有的内在道德情感、相互感通的良知良能，建立一个人人相爱的和谐共同体。仁爱是从礼乐文化中衍生出来、服务于礼乐的价值序列，但是仁义形成之后，就成为又一种新的思想理念。仁爱包涵两种不同类型的爱，即亲爱与博爱。首先，对于个体道德价值实现的先后之序，亲亲之爱应该是优先的，具体而言，在个体道德实践的先后序列中亲亲为大。《论语·学而》有“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庸》强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另一方面，儒家学者在公共政治价值的轻重之序上，又总是充分肯定博爱高于亲亲之爱。《论语》的仁爱还包含“泛爱众”“爱人”普遍之爱，后来，汉儒还将这一思想解释为“博爱”，如孔安国在说：“博爱，泛爱众也。”【2】亲爱与博爱不能够对立起来，融通的方法是推己及人，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其五，中道。“礼仪”其实是合宜、恰当的规范，合宜、恰当就是所谓“中道”。“中”与“道”其实是可以相互诠释的，即所谓“中行犹在道”，“允执厥中”的“中”，也就是“道不可须臾离”的“道”，它们均是指各种各种类型行动的适度、恰当、正确。与此相关，任何合乎“中”、“道”的政治行动、军事决策、日常行为，均是指实践者的行动的过程正确与目的实现。儒家从《六经》之“礼”中提升出来的“中”，保留了与“礼”相通的实践型特点，“中庸之道”既可以体现为人之为人的人之道，即成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礼仪制度；也可以体现为天之道，是一种宇宙秩序的和谐状态，即《中庸》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人之道，源于人的情感欲求、内在心灵，是人“不可须臾离”的；“中”作为天之道，是一种超越性的形上存在和宇宙法则。

其六，民本。从思想原初意义上讲，民本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其实是以“生生”与“生民”的思想理念为基础的。天地生人，“立君”的根本目的仍然是“生民”。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将“立君”纳入到“天之生民”的终极目标之中，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思想原点的。所以，代表人类最高政治理想的“得天下”，恰恰是以生民的“民心”为基础的，即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就思想理念的直接关联度而言，民本是仁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所谓仁政其实是要确立以民为本的政治目标与“民为邦本”的政治原则，强调人民利益是国家和政治基础，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们推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理念，希望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目标。仁政的本质是爱民，认为统治者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与意志为出发点，才能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孟子认为，坚持“爱民养民”的政治目标，强调要获得民心就要施行仁政，“民本”思想是仁爱精神在政治领域的体现。

其七，家国。中国传统价值本原不是原子式的个人，任何个体均是处于家族、国家关系之中，个体生命的价值、意义往往依托在家国的价值与意义。正如《周易·序卦》所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天地化生万物，男女结合的家是社会的基础，国则是家的延伸，代表家的夫妇、父子一定先于代表国的君臣、上下。但是，中国思想传统坚持家国是同构的原理，家国同构既是指家与国的组织是同构的；同时还指家、国治理结构相通。所以，中国传统的“家国”，不仅仅是指外在的政治社会结构，同样还是指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后者就包括所谓亲情、故乡情、爱国情等在内的所谓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既是指道德理性上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意义必须依托在家国的价值与意义，又是指个体心理情感上对亲情、故乡情、爱国情的依恋与满足。

其八，天下。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下”不仅仅是全部天地的空间概念与人类世界，更是一种合理性世界秩序与理想化价值体系的建构。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世界中，现实的天下是由诗书礼乐之邦的诸夏与文明程度不高的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在方位上是四裔。由于“天”代表一种普遍性、公正性、权威性的法则与律令，天下一切生民必须共享这一普遍性、公正性的法则与律令。儒家经典追溯的理想化“天下”在“三代”时期，“三代”代表了这一理想的世界秩序与伦理精神。天下理念并不在意人世间的种族差异，而凸显理想世界秩序、天下有道的重要性，故而特别强调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普遍、永恒意义，强调天下的利益、价值高于种族、国家的利益、价值。

其九，王道。王道是相对于霸道而言，霸道的标志是富强，而王道的标志是民心；霸道实现目标的过程是武力征服，王道实现目标的过程是天下归心。可见，王道不仅仅是家国范围内施行礼乐、仁义的治理方法，更加重要的是重建天下的文明秩序，并且主张在重建天下文明秩序过程中，民心所向、心悦诚服恰恰是王道实现的根本标志。故而王道必须超越家国治理而代表天下文明秩序，王道关注的范围是超越家国范围的天下之道，最终实现“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生生之德。

其十，大同。当王道指向最终目标时应该是“大道之行”的天下大同，《礼记·礼运》肯定历史上存在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中国思想家普遍向往那一个“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之世”。中国人既向往最高理想，同时又承认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小康”时期，“小康”之世是从现实出发的不得已的主张。所以，在“小康”阶段可以遵循亲亲为大的道德实践原则，但是还有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体现出博爱价值。

统合上述思想理念，归结为以“道”为本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本质上就是天人合一的体现。“道”既是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故而称之为“天道”;又是人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家国体系、天下秩序的人文准则，故而称之为“人道”。中国思想理念、文化基因的最大特点，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道家希望自然无为的天道统摄人道，而儒家希望以人文化成的人道参赞天道，总之，中国思想家希望实现天人合一的终极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尽管中国有诸多思想流派，他们关于天人合一思想是完全相通的，他们最终均希望通过人文实践而上达于天，实现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天人合一之道。

三、基因谱系化与文明生命力

上面已经例举了中国传统一系列重要的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它们各有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均是从中国传统经典与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中概括和提升出来的。但是，不能够将它们看作是相互独立的思想和价值单元，由于它们均是来自于体系化的中国传统经典与整体化的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作为基因谱系其实均源于相互关联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

首先，这些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之间存在着生成意义的谱系化关系。上面例举的任何一种思想理念，都不是偶然、任意产生的，而是存在于思想理念生成与文化基因建构的过程之中。譬如，由生生思想起点可以衍生出自然、礼乐，由自然、礼乐又可以生成仁爱、中和，由礼乐、仁爱、中和又可以生成民本、家国，由民本、家国又可以生成王道、天下，由王道、天下又可以生成大同，大同的最高境界就是世界和谐与生态文明的天人合一。而且，生生之道原本天人合一之道，既包括万物生生不息的天道，也包括泽润生民、利用厚生的人道，自然、无为、大同是天的生生之道，而礼乐、仁爱、中和、民本、家国、天下、王道则是人的生生之道，它们最终均指向天人合一之道。因此，天人合一之道恰恰可以与生生之道打通，是生生之道的最高表现。

其二，这一个文化基因谱系形成以后，就呈现为一种网状关系。上述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的任何一种，均可能与其他价值有着密切联系，均蕴含着其他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这里，我们仅仅是例举“生生”理念，即可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网状关系。生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它会贯穿、体现在其他多种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之中。首先，生生理念存在自然理念之中，宇宙间的万物、人类都是自己生生、自己而然。生生也体现于礼乐之中，生生而自然会产生食色的情感欲望，礼乐初看起来是为了限制食色的自然欲望，但是同样是为了合理地实现自然欲望。可见生生之理与礼乐的密切关系。《礼记·乐记》谈到乐（yue）与乐（le）、乐（le）与生的关系：“生民之道，乐（le）为大焉。乐（yue），乐（le）其所自生。”宋儒以《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论仁，提出“手足痿痹为不仁”、“手足不仁，气已不贯”，就是从“生生”的意义上论仁，并将人的生生之仁与万物生生统一起来：“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3】《中庸》还将“中和”看作是“生生”紧密结合的关系，肯定“致中和”会达到一个“天地位、万物育”生生不息状态。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如民本、家国同样深深置根于生生的价值信仰之中。《左传·文公十三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可见民本政治理念其实源于生生的价值信仰，所以“民”在传统政治哲学中又被称之为“生民”，古代思想家总是从“生民”引申出民本、家国的政治理念，强调政治的“合法性”必须包含着“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将“生民”“厚生”作为国家政治的最高目的。而所谓天下、王道、大同的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其最终标准也是人类社会的“泽润生民”与“厚生”。天人合一就是人道社会与天道世界的一致，即包含着个体存在的身心和谐、天下社群的人类和谐、天地世界的自然和谐，它最终体现为天地万物与人类社会的和谐一致、生生不息的永恒过程。

虽然中国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有完整的谱系与自洽，并在人类文明史上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但是在近代史上受到严峻挑战。世界进入到17、18世纪以后，首先在西欧地区兴起一种思想文化观念的巨大变革，进而演变为一个现代化文明演进潮流。所有民族国家、文明形态，无论是现代化发生地的欧美民族，还是亚、非、拉美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几乎成为人们不可抗拒的宿命。中华文明在这一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能否继续延续?这就涉及中华文化基因的生命力问题。从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化的关系，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肯定或者是简单否定的问题，而是必须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思考二者的关系，同时必须在历史进程中作出具体结论。

必须肯定，产生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存在许多与作为工业文明的现代化相冲突的要素，这也是中国近代化要素产生很早，但是近代化一度发展缓慢的文化原因。从晚清到近代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其最终目的就是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宜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因素，吸收和引进已经率先完成现代化的西方文明。但是，传统中国在进入现代化世界和文明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思想偏差和激进做法，就是采取一种全盘性否定传统文化与引进外来文化的做法，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建构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其实，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应该是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过程。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消失，而是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自我重建。作为中国主体的文化理念，恰恰是代表了中国文化在面对现代化挑战中，仍然具有生命力、或者是可能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理念。当然，其中许多思想理念、文化基因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之中，必须经历自我更新、自我重建的变化。一些文化基因可能要经过改造或重组，才能够使它们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成为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还有许多文化基因本来就合乎、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其中还有可能会弥补当前现代文明的不足，体现出新历史条件下思想基因的更大活力。

中国传统思想理念、文化基因毕竟产生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而现代化运动是要推动中国进入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后，才能够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转化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基因。譬如，中国传统思想理念的礼义、民本、家国、天下等，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后，可以成为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文化思想，甚至可以转化为促动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基因。现代化既需要理性的社会秩序，还需要一种人文的精神动力，而礼义、民本、家国、天下、大同等思想，恰恰是建立现代化理性秩序和精神动力的重要思想理念。譬如，在传统中国，礼乐文明无疑包涵着尊卑等级的不平等意识，但是中国传统礼义强调确立一种社会角色差异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政治正义却仍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在消解礼乐包涵着尊卑等级的不平等观念之后，礼乐仍然可以成为建立现代中国文明秩序、社会规范、政治礼仪的文化资源。从观念缘起来说，民本思想无疑是以君主制为前提的，是对君主政治权力的限制与补充，而民主才是现代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所以中国传统民本必然转化为现代性民主。但是传统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有许多一致的价值理念，经过现代性转化之后，民本思想能够成为现代民主的思想资源，转化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现代政治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家国秩序，其实也包涵着传统政治的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的家天下、血缘等级的不合理因素，淡化、消解家国思想中包涵家天下、宗法观念之后，家国思想仍然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秩序的合理因素。世界已经发生的现代化过程，均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推动和发展的，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家国情怀既可以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也可以成为现代化进程秩序的文化基础。晚清以来，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往往源于中华民族众多成员经国济民的家国情怀。大同思想理念也是如此，在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先进中国人，他们总是将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实现与现代化运动结合起来，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维新派，到孙中山、黄兴、蔡锷的革命派，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几代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先进知识分子，几乎均持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中国传统大同理念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这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文化现象。而中国传统的天下理念更是具有解决未来世界纷争、重建世界文明秩序的特殊意义，在消解“天下”观念中的华夏中心主义之后，恰恰可以成为全球化时代建立和谐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

其实，中国文化基因中还有许多思想理念可以直接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力量。现代化运动源于一种世俗化生活需求作为精神动力，即通过现实物资生活的世俗追求，推动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的进步和发展。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一直并不缺乏这一文化基因。譬如，中国传统价值中出现的所谓“利用厚生”的生生理念，恰恰是中华民族推动现代化的最重要文化基因之一。充分利用大自然赐给我们各种品类不同的多样物质，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不同需求，这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和思想基础，也恰恰是中国人推动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中国传统的仁义理念，强调通过“推己及人”而实现爱人的为仁之方，其实就是一种“泛爱众”的博爱精神，与欧洲近代化提出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博爱”相通。“中”与“道”其实均是指人的实践活动中的过程正确和目的实现，这是一种普遍化社会实践中的理性智慧和防止极端化的德性价值。在传统中国，它维系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生存和发展；同样，在近代中国，它仍然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价值。这个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实践，就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来探寻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和历史经验，中国文化基因的“中和”实践理性，对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还有，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理念更是对现代化中国产生了诸多积极意义。中国传统价值将世俗化的人道与超越的天道统一起来，与欧洲近代宗教改革将近代化的世俗追求与神圣价值联系起来也是十分相通。而且，“天人合一”思想理念，还可以成为未来世界的生态文明、和平世界的思想来源，成为弥补现代和未来人类十分缺失的重要思想。总之，中国文化在面对现代化挑战中仍然体现出坚韧的生命力。明清之际，中华民族就形成了早期资本主义与近代化思潮；当晚清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的近代化思潮和资本主义体系时，具有利用厚生、仁民爱物、中庸之道、人道即天道等价值观念的中国人迅速致力于西学引进和近代化运动。可见，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其实包涵着中国人推动近代化运动的内在精神动力和文化基因。这既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推动现代化的文化依据。

由此可见，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及其具有恒长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其实就存在于中国文化的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之中。它们既是中国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上得以生存、延续、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迎接现代化挑战，能够在近百年的近代化洗礼之后，获得凤凰涅槃式新生的根本原因。

注释
 
1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
 
2孔安国：《古文孝经孔氏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2册，第11页。
 
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