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滕文公

——壬寅年《孟子》研读札记（之五）

作者：高小强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九月十四日乙未

          耶稣2022年10月9日

孟子与滕文公

——壬寅年《孟子》研读札记（之五）

高小强

钦明书院院师

孟子行王道仁政的实践，或可以说，正式自滕文公始。当文公尚为世子时，一次外访途中不惜绕道专程拜访孟子，而“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亦即朱子所谓：“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人与尧舜初无少异，但众人汨于私欲而失之，尧舜则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尔。故孟子与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称尧舜以实之。欲其知仁义不假外求，圣人可学而至，而不懈于用力也。”然世子必不是生而知之者，或许亦称不上学而知之者，顶多也就算是困而学之者吧。初听孟子讲性善道理，却如时人一般不能无疑，“以圣贤为不可企及”，“盖恐别有卑近易行之说也”。于是返程途中再度拜访孟子，孟子则打开天窗说亮话：“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孟子要表达的意思，即朱子所谓“古今圣愚本同一性，前言已尽，无复有他说也”。孟子并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之言以明之，即：“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而“欲世子笃信力行，以师圣贤，不当复求他说也”。孟子还鼓励世子，“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亦即朱子所谓：“言滕国虽小，犹足为治，但恐安于卑近，不能自克，则不足以去恶而为善也。”（《孟子》总章四七；《四书章句集注》页254—255）据孟子，周室“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则滕国该属第四等子男。而“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滕仅以五十里，若效法成汤、文王，行仁政，亦足以为善国，亦即孟子所谓：“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朱子以为：“滕国褊小，虽行仁政，未必能兴王业；然为王者师，则虽不有天下，而其泽亦足以及天下矣。”（《孟子》总章一三三、二六、四九；《四书章句集注》页259）

不过，世子虽信了孟子，却未必坚定，具体原因，下面就会知道。当其父王定公去世，世子终不忘孟子教诲，于是请他师傅到孟子那里讨了主意，决定行三年之丧，却遭父兄百官一致反对，他就又犹豫不决了，于是再对师傅说道：“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他的不坚定与动摇，大概原因就正在于此吧。好在他还知道好歹，信服孟子，也能从善如流。孟子告诉他：“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于是他明白了“是诚在我”也，便“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林氏以为：“孟子之时，丧礼既坏，然三年之丧，恻隐之心，痛疾之意，出于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尝亡也。惟其溺于流俗之弊，是以丧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见孟子而闻性善尧舜之说，则固有以启发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诚心发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则亦反躬自责，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虽其资质有过人者，而学问之力，亦不可诬也。及其断然行之，而远近见闻无不悦服，则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发之，而彼之心悦诚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岂不信哉？”（《孟子》总章四八；《四书章句集注》页256—257）滕文公在孟子的督导与帮助下，恪尽孝道，克服重重阻挠，坚持为父王行三年之丧，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何谓孝道？孔子讲：“无违”，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总章二一）“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第十九、二O章）孟子甚至讲：“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朱子以为：“事生固当爱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于送死，则人道之大变。孝子之事亲，舍是无以用其力矣。故尤以为大事，而必诚必信，不使少有后日之悔也。”（《孟子》总章一O二，《四书章句集注》页297）这最是人性本善之生发与扩充之际，由此而进一步，则滕文公足以为大事而行仁政王道矣。

果然，丧礼完毕后。滕文公便向孟子请教如何为国，如何行仁政王道？孟子告诉他当从不误农时民事做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而“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即依尧舜之道，什一而税。盖孟子认为：“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盖“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看来这正是儒家的传统，《论语》中就有记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彻，即什一而税。当时鲁国已是什取二矣，还欲加赋以足用。不料想有若不仅不建议加赋，而且还连什取二都要退回到什一而税去。这就是朱子所谓：“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孟子还尤其强调，要让民众乐岁终身饱，凶年不至于沟壑，方无愧为民之父母。为此，“孟子尝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二者王政之本也。”而“夫世禄，滕固行之矣”。或者据孟子，滕当属于“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也就是朱子所谓，“盖世禄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实与助法（案即井地）相为表里，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业，而上下相安者也”。这里孟子还补充了世禄以外，“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所以奉祭祀也”。至于井地，首要就在于孟子所谓：“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再者，民有了恒产方可能有恒心，而恒心之养成，还同时得有赖于教化。记得《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如今孟子所为正是这样，亦如朱子所说：让人口众多，“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这也是来自三代的传统，亦即孟子所谓：“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朱子以为：“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养老，教民，习射，上古乡学职责，与我们今日仍大有启发与借鉴意义。而且，“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孟子还特别叮咛受文公委任负责井地的官员道：“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故朱子以为：“丧礼经界两章，见孟子之学，识其大者。是以虽当礼法废坏之后，制度节文不可复考，而能因略以致详，推旧而为新；不屑屑于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谓命世亚圣之才矣。”据说，张子亦“慨然有意三代之治”，尝讲：“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以上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孟子与文公仁政王道实践的充分肯定。（《孟子》总章四九、一七O、一三三；《论语》总章二八六、三一O；《四书章句集注》页136—137、144、258—260）

而所谓“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正或不正，其实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难题。在传统社会是田地的经界，在今天则主要是生产资料包括资本的经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及资本私人占有，则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就以米国为例，甚至，即使在新冠疫情的灾难当中，仅仅近一年时间，米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就增长了近40%，总计1.1万亿米元。顶级富豪在疫情期间获得的财富，与工薪阶层米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中许多人遭受了失业或减薪的痛苦。占米国总人口比例仅为0.1%的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几乎与占总人口高达90%的普通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相当。（引自肖志夫《疫情下的米国：穷人水深火热，富人大发横财》）这不就正是现代版典型的“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吗！而当今的“暴君污吏”，不就正是那些从上到下代表富豪大财团根本利益的政客群体，包括所谓总统、议长之流吗？这样严重不公平的社会还会长久吗？其实，马克思、列宁早就预见了它们必然覆亡的命运。只不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全盘接受西方教育的所谓经济学家，反倒迷信西方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是它加剧导致了上述极度不公平的现象，而怀疑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即使改革开放，也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私有经济为补充；以计划经济为主体，以市场经济为辅助，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绝非资本任性的自由市场经济。这就正是现代版典型的“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正是由此，新中国建国七十余年取得了前无古人而举世无双的伟大成就，从一穷二白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至很快就将问鼎世界第一，率先实现完全消除贫困，而正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同时，还扛住了来自最发达的米国对我所发起的贸易战、经济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信息战、生物病毒战，等等。但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首要的突破也就正是在于“慢其经界”，官员的贪腐，还有借改制为名鲸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全盘接受米国及西方理论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大量的“公知”，极力蛊惑民众，企图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至少取消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计划经济的主体地位，而让位于资本及生产资料私有制，完全的自由市场制，以致让中国也沦落至现代版的“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的境地，从而让中华民族再无复兴的可能。假使我们没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那我们就不可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可能，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经济领域的赶超，实现工业化，我们就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也不可能战胜新冠病毒，等等。所以不是大众嫉恨富人，任正非、曹德旺等民营企业家，凡合理合法取得财富者，有谁眼红嫉恨了？大众嫉恨的是那些现代“慢其经界”者，他们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法攫取巨额财富，鲸吞国有资产，贪污腐败，形成强大的利益权势集团，包括不少具有买办性质的企业公司集团，而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公知”等却是甘愿为这些利益权势集团鸣锣开道、摇旗呐喊。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上，他们立场一致。而一旦立场错了，则所谓知识、资本等积累得越多，则越反动。大争之世，中米对抗随时都可能决战摊牌，国家必须尽快地清除掉他们，至少也必须严厉地改造他们，不再敢与国家作对，否则，后果堪忧。

滕国仁政王道的实践如火如荼，上下呈现一派祥和景象，不仅国人安分守己，纷纷做好本职事务。而且，不少人亦慕仁政之名而来，“愿受一廛而为氓”，其中就有农家的许行，还有陈相兄弟，这两人之前师从楚之儒者陈良数十年，乃师“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却不料“师死而遂倍之”，且“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初来滕国还说：“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见许行后，便一百八十度大反转，而以为滕君“未闻道也”，盖不“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还“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于是，孟子耐心地开导他们，想要其明白君子小人之别的道理，即：“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况且上古圣王之治，“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孟子还明确告诉陈相，君子小人之别、劳心者与劳力者之社会分工等原则，乃华夏文明的根本体现；反之，混杂不分，则是夷狄的做法。“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以及“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陈相背叛乃师，而学“非先王之道”，乃十足“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也。（《孟子》总章五O）

再有，墨家还否定先王之道所主张的亲疏有别，而主张薄葬，以此为贵，可墨者夷之却厚葬其亲，岂不“是以所贱事亲也”。对此，夷之却以“爱无差等，施由亲始”来搪塞。然而，既然“爱无差等”，则“施由亲始”必为偶然，其施由人始，亦未尝不可，那仁心仁爱之情的生发与感悟，自亲亲也可，自他人亦可，这不就是“二本”吗！诚如朱子所说：“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爱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则是视其父母本无异于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于先后之间，犹知所择，则又其本心之明有终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觉其非也。”其实，在夷之的“施由亲始”中，就已呈现出了其天然的仁心仁爱之情，此即是“其本心之明有终不得而息者”也，只不过人尚未自觉罢了。倘若不被邪说歪理所遮蔽，人顺本心之明而爱亲，并进而推及他人，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进一步，孟子再以葬礼起源来说明这个道理，即：“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亦如朱子所说：“此掩其亲者，若所当然，则孝子仁人所以掩其亲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为贵矣。”这也就是孟子所谓“不以天下俭其亲”，且之所以葬礼必用棺椁，“欲其坚厚久远，非特为人观视之美而已”，“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孟子》总章五一、三九；《四书章句集注》页266—267、248）此方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反观而今，人们甚至于火葬习以为常，投亲体于烈烈火焰中，居然安之若素而心无丝毫不安，这还能算人吗？孟子之所以在告知文公等如何行仁政王道之后，还再补充强调君子小人之别以及尤其爱有差等等原则，就在于这些都是仁政王道的根本思想基础。

那么，滕文公行仁政王道，结果究竟怎样呢？毕竟文公也不能不心心所念：“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这一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方面连宋国也不能幸免，即：“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则以成汤的事例来作答，从而结论道：“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只可惜“宋实不能行王政，后果为齐所灭，（宋）王偃走死”。那么，比起宋，滕国只能算是小小的袖珍国，虽行王政，孟子又会如何筹划呢？孟子实际为文公给出了两种选择，其一，“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亦即，“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其二，效法大王，即：“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不过，无论做哪种选择，都必有一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民心所向，这不仅取决于文公自身德行修为以成为贤君；还取决于切实施行仁政，亦令滕足以为善国；当然最好还能世世代代、连续不断、持之以恒地这样做。这也就是，“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总章二O、二一、二二、五六；《四书章句集注》页273）一句“强为善而已矣”，道出足以为善国的全部秘密。滕国君臣上下只要能做到，就不愁成不了善国。事实上，滕国也的确做到了，只是世间再无王者起了。以至后世明代学者湛若水先生还为此扼腕不已，他寻访与凭吊滕国故地，情不自禁地写道：“有滕国文公者，以蕞尔之壤、挺然之身，独当仁而不让。闻性善之指，庶几乎天德可弘；学校、井田之制，庶几乎王道可兴；一时闻风者，莫不悦服而愿为之氓，庶几乎王业可成。然而未能以遂然者，其天命之凝耶？人将恶其厉己而害其能耶？抑行之未至于高大光明耶？将时势之未易以乘欤？知孟氏王佐之才，而不能举国听焉，何也？然事虽不就，千百年之下，凛乎若生，真千古旷世之豪杰，万古王者之师承也已。余入斯境，履地怀贤。战国之君，惟公一人！独彷徨而咨访，慨墓祠之不存，安得不动千古之太息而为之潸然！”（《吊文公祠并序》）

壬寅年九月初十于西物所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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