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儒教”要躬行——评齐义虎君“真正的儒教并不可怕”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儒教”要躬行
    ——评齐义虎君“真正的儒教并不可怕”
    作者：东民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1年11月28日



    外人以流俗之见在公开媒体上作文质疑“重建儒教”，不能在公开媒体上辨析之，置之不理就行了；儒门齐义虎君理之已为不妥，又描绘出一个“真正的儒教”广而布之，就更是不妥了。庚寅年儒门签名反对曲阜建教堂事件后，儒学派与儒教派的分野表面化。本来，儒门淡薄，有各路精进，然后求殊途同归，善莫大焉。但作为儒学派的齐义虎君代为伸张“儒教”，并无心中把儒教描绘成一个乌托邦，那就不可不辨了。重建儒教，是时中行权，“建立现代宗教社团法人意义上的儒教团体组织”（见蒋庆先生《虚心的人与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蒋庆先生就曲阜耶教堂事件与儒教重建问题答北京诸道友问》，另参看陈明先生有关“一个宗教‘的论述），而不是纸上演绎“真正的儒教”；建设组织化的儒教，时忌甚多，内忧不少，非不可怕，甚可畏也。子曰君子有三畏，当此儒教又一重辟之际，儒门君子当以甚畏之心躬行，切切。


    重建儒教，并不如义虎君所言只是辛亥革命带来的现代事件，自“二帝三王”开辟儒教以来，圣王不作，教化屡丧，儒教重建已有三次。面对礼崩乐坏，时君庸碌，孔子兴私学，作素王，开启重建儒教第一期，垂四百余年，由董仲舒等诸汉儒与汉廷合作，建成作为国家宗教的建制于国家祭祀、礼仪和教化的旧儒教。面对旧教虚列，异端乱俗，朱子兴书院，作家礼，开启重建儒教第二期，垂三百余年，由王阳明等诸明儒讲学乡野，建成作为民族宗教的普泛于百姓伦常日用的新儒教。面对东西交通，国亡教微，康子兴孔庙，作孔教，开启重建儒教第三期，自1886年康子于《康子内外篇》中首言与佛教、耶教诸世界宗教并列的孔教起，至于今已一百余年矣。其间，康子高弟陈焕章等于现代国家创建时慨然行孔教运动，当风生水起时不幸夭厄，星散香港、南洋；台湾牟宗三于现代大学夹缝生存中奋起作人文讲会，当声望日隆时不幸教微，人以哲学家目之；而大陆蒋庆、陈明二先生，文以倡，身以行，几于儒学非教、宗教扫地的困难环境下，重新发明康子，因时弘扬儒教，现如今，儒教说日彰，儒教徒日多，第三期重建儒教的组织形式呼之欲出，未来百年内，建成作为世界宗教的高步于全球宗教之林的现代儒教，完全可能。现在的问题是，一、儒学派的各种“真正儒教”说淆乱视听，干扰实践；二、儒教派能否以甚畏之心开展现代宗教社团的组织工作。


    五四之前，儒家把海通以来西方政经文的压力视之纠正以往的虚高不实、民气不振、民智不开的良好机运，敞开胸怀接纳西方，以我为主，化西用之，正体现了儒教文明旺盛的生命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但军事、政治的失败致使中国积弱难改，五四后中国走上激进的质野革命之路，儒家被边缘化，儒教文明面临危亡，再次面临孔子、朱子所遭遇的危局。康子临危受命，将以往张弛有度的多路并举集中到孔教一途，在五四前后推动了颇为悲壮的孔教运动，虽遭被围歼之命运，但为后世存一恢复可能。为存儒教文明于一脉，儒家人士寄身现代大学、研究所，以缩小为哲学、美学、文学、文献学等现代分科的所谓儒学保儒教文明的游魂不散，功不烈而可褒。以此不散之游魂，逢中国政经之崛起，1980年代以来，儒学游魂重获复兴的态势。但长期自小格局，照成一种错觉，以为儒学的复兴就是重返政经文，甚至驾驭政经文，这就是当前儒学派的终极旨向。这个旨向不可谓不好，不可谓不高，但凭自小格局中发育出的儒学，面对强大的现代国家和现代分科，重返政经文的现实实现路径在哪里？虚文无实甚而害实的危害有没有估量？由此，面对大陆新儒家的儒教说，儒学派也提出了自己的真正儒教说，承认儒学为宗教，但不承认现实的宗教安排；承认游魂要附体，但主要寄望于体制化的学校系统，附带上民间书院这个连明清儒者都认为有名而难有实的古老遗存；承认儒教要重建，但只是要复制董仲舒的老路，而且因为有了种种想象的现代依凭，以为可以比董仲舒纯净、有面子……“我们今天要重建的绝不是这种魂不附体、苟延残喘的儒教，而是一个摆脱了皇权的压制、祛除了现代的阉割、体用不二、完整健康的儒教。重建儒教不是在政教分离原则下去建立一个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而是要重新回归政治领域、以制度损益为内容。指向政治制度的儒教回归不是要去装饰权力，而是要规范权力”，义虎君综合五四以来儒学派的种种遐想，描绘出真正儒教的美好画面，但也许只能是看上去很美，落实不了，哪怕有一个现代王莽横空出世，落实一把，带来的只会是灾难。


    大陆新儒家接续康子未尽之事业，身体力行，重建儒教，发出了第三期儒教重建的时代最强音，立极取忌，遭到来自儒门内外的各种忌恨、忌讳，冲撞现代国家的种种惯例。不立极，不足以显示儒教重建的重要性，不取忌，看不出儒教重建的现实需要。正如义虎君所言，现代中国有着种种的不调，面对这种种不调，儒学派开除的“真正的儒教”方子只是看起来很美，落实不了，“建立现代宗教社团法人意义上的儒教团体组织”才是解决现代中国的身心安顿、文化认同和政治重建诸问题的现实路径。而正因为这是条现实的路径，是民间力量正在实践的路径，是当局小心翼翼对待的路径，所以，它必然带来各种关系、利益和心态的调整，带来难及大局、不识大体者的众声喧哗。对于外部的质疑，对于行路的艰难，儒教实践者必须存畏惕之心，而对于组织化的儒教的内在风险，儒教实践者更需存畏惕之心。蒋庆先生在庚寅年儒门签名反对曲阜建教堂这一重要儒教重建实践时，说“虚心的人与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看不独是针对咄咄逼人的基督教，也是在促发儒教实践者的畏惕，引蒋庆先生告诫之语做结吧：


    “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所有的团体都必须以法律的方式存在，即都必须取得法律的身份才能合法地去实现组织的诉求，世俗的公益组织如此，宗教的信仰组织也如此。如果儒教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制度性的法律存在方式，即没有实现儒教价值的组织化宗教法人形式，儒教的价值诉求就缺乏力量，儒教的义理传播就得不到有效弘扬，作为文明的儒教的重建就会受到阻碍。”

“近代以来西方宗教进入中国的存在方式与传教方式则是高度组织化的团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缺乏组织化的儒教以因应时代的变化，作为文明的儒教就没有‘活体’、没有代表、没有力量、没有办法与其他宗教竞争，因而‘儒教文明’的重建就要受到极大的阻碍，因为其他宗教都是以社团法人的方式制度性地存在，因而具有强大的组织化力量确保自己信仰的价值能够在不同宗教的竞争中得以有效实现。在今次曲阜耶教堂事件中，儒家价值的信奉者与儒教的信仰者在表达意见时感到无力与无奈，就是因为儒家价值的信奉者与儒教的信仰者在中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要力没力，不能以组织化的方式强有力地有效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诉求。

诚然，儒家从来都讲君子群而不党，儒家也知道信仰组织化后如果处理不好会带来与世俗组织同样的腐败，即追求权力、财富、荣誉甚至利益所带来的腐败，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因应时代的变化建立儒教社团法人，以此组织化的方式来实现儒教的义理价值。我们非常清楚，现在在中国建立儒教社团法人就是群而结党，违背了孔子的古训，但这是被近代以来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逼出来的！如果我们生活在孔孟的时代或朱子阳明的时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建立这种宗教社团性质的儒教组织。孔子讲时中，讲经权，现在在中国建立儒教社团法人即是时中与行权。正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是行权，我们就必须对儒教组织化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与腐蚀人性的各种腐败保持高度的警惕，力图将组织化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各种可能的腐败降低到最小范围。也就是说，儒教的组织，应该由君子组成，如果缺乏君子在内在生命上的修身实践工夫，不能以圣贤教诲克制自己的私欲，组织化后的儒教肯定会腐败。如果由一个腐败的组织去实现儒教的价值理想，不仅是荒唐的，而且对儒教的伤害要比来自外部的伤害大得多！

所以，我们不要轻言立即建设组织化的儒教，只有我们真正从心灵深处认识到了儒教组织化后的负面影响与制度化后的腐败可能，并且能够通过纯粹信仰的共识与聚合先形成一个《论语》与《儒行篇》所记载的精神性的儒士群体，有足够的修身工夫能够尽可能地克服组织化的负面影响与制度化的腐败可能时，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儒教建设才能提上日程。”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东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儒教”要躬行——评齐义虎君“真正的儒教并不可怕”

陈彦军

作者文集更多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