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彤】盛世鸿儒孔颖达

栏目:往圣先贤
发布时间:2022-10-25 13:30:41
标签:孔颖达

原标题:《道光列第  风传阙里

作者:朱彤(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前线》杂志2022年第10期

 

唐朝初年,秦王府学士、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孔颖达,继承并发展传统儒学,统一儒家经学不同风格流派,成为一代鸿儒巨匠。

 

孔颖达年少时就心怀复兴儒学之志,饱读儒家经典。入仕后,他心系朝政,以儒治国,为唐朝各项制度的制定倾尽全力,其奉敕修撰的《五经正义》实现了经学的统一。

 

唐太宗在凌烟阁上为他画像,赞其“道光列第,风传阙里”。

 

 

 

孔颖达画像(视觉中国)

 

年少求学,舌战群儒

 

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字冲远(一作仲达),冀州衡水人。他出生在一个仕宦世家,祖辈数代都在北朝为官,祖父孔硕官至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父亲孔齐曾任北齐青州法曹参军,家世颇为显赫。

 

但家境殷实的孔颖达并未凭借先人的恩荫成为纨绔子弟,也没有沾染不学无术的恶习,而是性格沉稳,待人谦恭,言谈举止颇为稳重。他8岁就学,史载其“日读千余言,至暮更诵,未尝嬉戏,有异凡童”。

 

公元589年,15岁的孔颖达在学术上已有所造诣,精通《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等经学基本著作,文章也写得很出色,但他并不据此自傲,而是寻师访友,增广见闻,提高自己的学识。

 

当时有一位大儒名叫刘焯,此人是冀州博士,饱读诗书,对儒学深有研究,同时还是一位天文学家,其学问造诣在当时可谓声名远扬,许多年轻学者不远千里前来向其当面求教。

 

孔颖达服膺于刘焯的学识,也拜在他门下。然而刘焯本人自视甚高,对孔颖达的求教颇为轻视,并未以礼待之。见此情形,孔颖达没有放弃,反而愈发恭敬,继续追随其左右,虔诚问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孔颖达持之以恒的求学态度打动了刘焯,加之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总能提出一些独特的学术观点,于是刘焯对他的学识与品行愈加欣赏,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从此以后,两人之间的学术交流愈发深入,并且时常与同郡的儒生们聚在一起探讨学术。刘焯与孔颖达因学术结缘,两人之间亦师亦友,情谊日渐深厚,以至于孔颖达在辞别刘焯的时候,“焯固留不可”,对孔颖达的不舍之意溢于言表。

 

隋大业初年,科举制度创立,胸怀报国之志的孔颖达离开了家乡,前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科场上竞争激烈,但自幼熟读经书的孔颖达胸有成竹,在考试中顺利地“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

 

当时,隋炀帝曾将各郡儒学官吏召集到东都洛阳,命令他们与国子监的儒生们一起论辩经学中的问题。孔颖达在这场辩论中年龄最小,却以一己之力舌战群儒,一举夺魁。

 

古谚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论斤群儒,固然使孔颖达声名大噪,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一些在论难中失败的宿儒,因为败于一个刚刚当上郡学博士的年轻后生论锋之下,深以为耻,竟恼羞成怒,用极其卑鄙的办法对付孔颖达,即收买刺客,企图谋害他。

 

所幸礼部尚书杨玄感仗义援手,将孔颖达藏匿于家中,才躲过一劫。但由于为群儒所嫉,终有隋一代孔颖达也仅仅做到补太学助教这样一个较低的职位。

 

不久之后,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开始了一段躲避战乱的生活。直到李氏起兵反隋,他随即入仕于秦王府,引为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孔颖达被擢授国子博士。贞观初年,他被唐太宗封为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随侍皇帝左右。

 

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予厚望,将教育储君的任务交给他,任其为太子右庶子。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不像房、杜诸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因为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上。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亲临国子监,参观祭奠孔子的大典时,特令孔颖达为国子监学生们讲解《孝经》,太宗自己也跟同学们一起听讲。讲解完后,孔颖达写了一篇《释奠颂》呈献给太宗。太宗即刻“手诏褒美”,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

 

 

 

统一经学,弘扬儒术

 

孔颖达在唐朝为官期间,倡导以儒术治国。在担任国子司业一职时,他与群儒一起商议国家礼仪、历法与经义的制定问题。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孔颖达与朝中的数位通儒合力修订《五礼》,对于书中那些难以通晓的问题,都在商议之后作出定论。该书修成之后,唐太宗非常高兴,孔颖达也因此晋子爵。

 

在历史上,孔颖达最卓越的贡献是在初唐年间完成了经学的统一大业。所谓经学,是指注解经书的学问。由于经书皆成书于先秦时期,年代久远,文字多晦涩难懂,记事又简略不详,为后世学者的研读带来许多困难。于是,为经书作传、注的经学研究盛行起来。

 

经学最早发端于西汉,两汉时期今文经、古文经相继出现,绵延数百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更是推动了经学的第一次发展。东汉末年的名儒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建立了兼收并蓄的郑学体系,结束了两汉以来的今古文之争,实现了今文经与古文经在形式上的统一。

 

然而,自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以来,战火纷飞,政权更迭,加之玄学的兴起以及佛、道二教的兴盛,经学的发展随即遭到重创。一方面,儒家的传统典籍多有散佚,字词章句谬误纷纭;另一方面,经学内部宗派纷争,经书传注杂乱不堪,尤其是魏晋时期的郑学与王学之争,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南学与北学之争,致使经书的讲解与传播愈加艰难,加剧了经学内部的矛盾与分化。

 

唐朝建立之初,基于巩固统治以及推行科举制的需要,朝廷开始整顿经学的混乱现象,以求经学的统一。

 

早在贞观初年,唐太宗先是诏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随后又召集孔颖达等群儒共同商定有关《五经》义疏的修撰工程。当时的《五经》指的是《周易》《古文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这五部儒家经典,而《五经正义》的修撰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五经》在内容上的统一,以此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

 

此项工程任务量巨大,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鸿儒来总领全局。孔颖达博学通儒,在当时的儒学界名望颇深,深受唐太宗的信任,加之他又是孔子的后人,因此成为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

 

起初,参与修撰的学者们将这项工程的成果定名为《五经义赞》,而在修撰完成后,唐太宗亲自将之改名为《五经正义》。孔颖达等人撰成的《五经正义》博采了两汉至魏晋六朝以来诸家义疏经注之精华,纠正了经书传播过程中字词章句的杂乱现象,革除了儒学内部的分派之弊。

 

与此同时,孔颖达等人在修撰《五经正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在疏解经书的过程中尽量保留了以往传、注中的原本内涵,呈递了传统儒学的精神面貌,彰显了儒家继承师说、发扬古训的治学优点。

 

此外,《五经正义》亦汲取了佛、道二教中的积极因素,以此来丰富儒家文化的内涵,为儒学的发展增添了时代气息。《五经正义》的修撰,实现了《五经》在内容上的统一,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学术价值极高。

 

 

 

[唐]孔颖达《五经正义》(微信公众号“社会科学战线”)

 

解经喻君,诤谏太子

 

作为一代大儒,孔颖达不仅致力于弘扬儒学,还时刻秉持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借助儒学理论向唐太宗进谏忠言。唐太宗是一位虚心纳谏的贤君,像孔颖达这样敢于直谏的忠臣自然会受到重用。他曾多次向孔颖达请教与儒学相关的问题,在君臣对答中,孔颖达不仅能通达经义,更善于将儒术与君臣相处之道、治国理政之法结合起来。

 

《论语》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唐太宗曾经问孔颖达这句话的含义。

 

孔颖达回答:“圣人教义都是含义至深的,至于陛下所问,据微臣理解是要人保持谦虚的美德。一个人虽很有才能,却不妄自尊大,仍向看起来并非有才能的人访问求教,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才能;虽然掌握了许多技艺,却总认为自己本领太少,仍然向那些看起来并不掌握多少技艺的人学习。自己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却仍然能做到虚怀若谷。这就是圣人此话的含义。当然,圣人所讲并非仅针对庶民匹夫,就是人君帝王也应时时保持谦恭之德。就治国而言,人君固然内含神明之资,对外却要以玄静守默示人,这才能使人感到其深不可测、度不可知。如一旦居于尊极之位,便炫耀自己的聪明,以才凌人,甚至拒受谏言,文过饰非,自然难通上下之情,有违君臣之道。自古以来,这样的君主没有不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

 

太宗听了,深以为然。

 

孔颖达还多次借助儒家思想对当时的太子李承乾进行劝谏。在早年入仕于秦王府之时,孔颖达就奉命对李承乾进行蒙学教育。后来孔颖达升任国子祭酒,承担在东宫为太子讲学的重任,与李承乾的接触更加频繁。李承乾曾要求孔颖达撰《孝经章句》,孔颖达借助该文章所蕴含的义理,旁敲侧击地对他的不端行为进行规劝,得到了唐太宗的赞许与朝堂上下的广泛颂扬。

 

每当李承乾稍有不遵法度的行为,孔颖达都会直言不讳地批评,态度颇为严厉。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看不惯这种做法,曾劝孔颖达道:“太子已经长大成人,先生怎能不顾他的面子那么直率地批评呢!”对此,孔颖达斩钉截铁地答道:“蒙国厚恩,死无所恨!”对太子“谏诤愈切”,体现了忠直之臣的凛凛风操。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孔颖达调任国子祭酒,张玄素接替了太子右庶子之职。承乾终因不纳忠言而遭废黜。孔颖达虽未能使承乾改悔,但确实竭尽了自己的心力。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这位通经明史的一代大儒离开人世。他主编的《五经正义》,后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的考定,由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增损后,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最终定稿,颁布天下并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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