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新世纪乡贤文化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传承民族精神、激励年轻一代、实现文化强市（县）等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浙江省上虞市的乡贤文化研究和社会推广，在六个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值得学界加以重视和探究。
    
    ［关键词］乡贤文化 当代形态 浙江上虞经验
    
     
    
    乡贤文化是中国文化研究的独特领域，与地域文化、方志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有着密切联系，但又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内涵与价值。新世纪乡贤文化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传承民族精神、激励年轻一代、实现文化强市（县）等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这方面，浙江省上虞市的乡贤文化研究和社会推广，积累了成功经验，值得学界加以重视和探究。
    
    一
    
    什么是乡贤文化？“乡贤”一词，文献中出现较迟，明代浙江嘉兴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的《果报》类中记有一《戮子》的明代新闻：“嘉靖末年，新郑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才，屡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殁后，其地公举乡贤。”足见乡贤是指乡里有德行有声望的人。与“乡贤”近义的词，在古文献中有：①“乡先生”，泛指乡里有声望、有德行的人。宋代欧阳修《章望之字序》：“孝慈友悌，达于一乡，古所谓乡先生者，一乡之望也。”②“乡达”，一乡之贤达人士。清代李渔《风筝误·贺岁》：“赖有乡达戚补臣，系先君同盟好友。”③“乡老”、“乡三老”。最初是基层地方官名，后转义为乡里受人尊重者。周代王置六乡，由三老掌教化，推举贤能，称为乡老。汉代每乡设三老一人，掌教化乡人，后世称乡三老为乡老。④“乡绅”，古称退职还乡家居的官员和在当地有声望的人。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乡贤”一词系指在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因而“乡贤”有地域性的限制，有知名度的因素，有道德观、价值观的考评。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这是构成“乡贤”的三个基本要素。
    
    从当代乡贤研究的现实需求与观念出发，“乡贤”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道德与才能的层面，而扩展到“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文化名人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名人是指在文章、文教、文化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对历史有深远影响或在某一时代名闻遐迩的人；广义的文化名人，包括在所有人文、社会、科技界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文艺、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取得非凡业绩，具有全局性影响或在本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各界精英名流。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给“乡贤文化”下这样一个定义：乡贤文化通常是县级基层地区，研究本地历代名流时贤的德行贡献，用以弘文励教、建构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与教化策略。
    
    乡贤文化既与地域文化、方志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密切相联，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不同于这些文化类型。乡贤文化是一种跨学科、跨行业、跨文化的综合研究，有其自身的独特研究对象与价值标尺。乡贤文化与以上诸种文化类型的异同关系，我们可以在探讨乡贤文化以下四大特征的过程中，加以辩证与区别。
    
    一是地域性。首先，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只限于本地区的历史名流与当代时贤，这些名流时贤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具有本地域的唯一性与占有性，他们的生出地不存在争议。其次，乡贤文化研究的名流时贤，应是在该地区出生，并在该地区长大，以后走出家乡走向五湖四海；或留在家乡，服务贡献桑梓。因而作为上虞乡贤，他们总会说：“我是喝曹城江水长大的。”再次，乡贤文化一般不研究外地外籍来到本地并做出贡献的“客居”名流时贤，而地域文化、方志文化研究则不同，“客居”名流时贤同样是地域文化、方志文化记录、研究的对象。因此，如《上虞市志》中，就有不少出生外省外市在虞工作的精英人物介绍。
    
    二是人本性。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只局限于人，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围绕本籍名流时贤做文章，而不涉及其他。这显然与地域文化、方志文化、旅游文化不同，后三种文化既要研究本籍名人，同时还要记录、研究社会、经济、山川、地理、景观、民俗、特产、风物、旅游资源等，研究对象与范围要比乡贤文化宽泛得多。
    
    三是亲善性。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以人为本”，即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中心。以儒道两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伦理本位的文化，因而中国的人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道德的人本主义。乡贤文化正是道德人本主义的具体贯彻和重要表现。因之乡贤文化十分强调研究对象——乡贤“善”的本性，在关注乡贤业绩贡献的同时，还要考究他们的道德操守、思想品质、爱国爱乡，把乡贤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之中，放在一定的伦理政治关系中来考察。他们既是名人，同时必须是好人、善人。因而并非所有“名人”都是乡贤，都是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因为“名人”中也有污迹甚至败类，如陷害岳飞的奸相秦桧的家乡江苏江宁就不会把他作为乡贤，又如周作人因在抗战中留有污点也不可能成为绍兴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同样，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市章镇胡村的胡兰成，尽管他写的《今生今世》、《山河岁月》、《中国文学史话》等为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叫好，同时又因他曾与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结为夫妇，故而声名颇盛。但由于胡兰成曾在抗战时期的汪伪政权任职，自然不能成为“上虞乡贤”，上虞乡贤研究会也不会把他作为研究对象。亲善性与正面价值是乡贤文化坚守的研究尺度和底线，而地域文化、方志文化、名人文化等则不同，历史名人中有污点的人同样也需客观记录、研究。
    
    四是现实性。乡贤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发思古之幽情”，表达对乡贤的崇敬与仰慕，所谓“见贤思齐”、“恭敬桑梓”。但更重要的是直面现实，为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因为，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发掘、研究当地乡贤名流，地域文化、方志文化等已经在那里做了，而且可能会做得更专业。乡贤文化则是别择一途，既不重复地域文化、方志文化等的研究课题，更要在古与今、传统与现实、文化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乡贤文化有力而有效地在发展本地社会经济文化的过程中发挥其特殊作用。因之，乡贤文化一方面要研究、传扬历史上的“古贤”，但另一方面则更重视与宣传活跃在当今社会各界的“今贤”，尤其关注那些在中央任职以及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工作的“今贤”。如果说“古贤”是本地区的文化名片，那么“今贤”则是本地区的文化资源。乡贤文化研究的现实性既是发展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是乡贤文化研究本身得以存在的价值依据。
    
    二
    
    乡贤文化的开发、研究有着多种形态，总的特征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也即根据本地区乡贤的多少、类型、结构等，选择最优模式。这主要有以下三种形态：
    
    一是以本地区的重量级历史名人研究为中心，形成重量级乡贤的放射效应与多重开发价值。此可谓“重量级乡贤模式”。
    
    如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春秋时称苦县厉乡曲仁里）是老子的出生之地，“地古永传曲仁里，天高近接太清宫”。老子在历史上被尊为“百学之王”，春秋时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不但是中国哲学的经典，也被奉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教派经典，因而老子成了道教的教主，鹿邑太清宫也就成了道教祖庭。由于老子姓李（李耳），普天下的李姓都尊老子为李姓开姓始祖，自然鹿邑太清宫也就成了李姓寻根追祖的发祥地。因有这样多重因素，鹿邑县在开发、利用本地乡贤老子的文化资源上做足了文章。鹿邑县有明道宫、太清宫、老子文化广场等名胜古迹，除开展一系列老子学术研讨会、文化旅游活动外，还经常举办世界李姓大会。2009年10月，笔者应邀去鹿邑参加“世界李氏大会暨2009中国鹿邑全球李氏文化高端论坛”，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近千名国外以及台港澳李姓宗亲，另有全国各地的李姓宗亲代表。会议期间，县城所有宾馆爆满，还有数百人不得不到附近安徽亳州市住宿。鹿邑李姓拜祖大典之隆重可谓盛况空前，当然经贸投资项目等的收获也是皆大欢喜。
    
    2011年5月，笔者又应邀去河南新乡市和卫辉市参加“比干诞辰3103周年纪念活动暨比干姓氏根文化高层论坛”。卫辉市有林姓开姓始祖——殷商太师比干的墓庙，因而成为世界林姓寻根祭祖的朝拜之地。新乡论坛既是世界林姓根文化的学术研讨平台，同时也吸引了海内外林姓宗亲高达248亿元经贸投资签约的场所(据2011年5月6日《新乡日报》)。
    
    重量级乡贤名人的文化效益、经济效益、旅游效益，往往会成为该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引擎，政府以名人的名义，举办各种名人节、名人游等活动，用以扩大知名度，打造优质投资环境。2008年9月，笔者曾应邀去关公的出生之地——山西省运城市解州，参加在解州关帝庙举行的“中国运城市第十九届国际关公文化节”。国际关公文化节已成为运城市的文化品牌，也是发展当地经济的巨大无形资产。正因为重量级乡贤名人具有巨大价值，因而各地经常会发生“名人争夺战”，为争名人的出生之地、祖籍之地乃至安葬之地忙得不可开交。如前不久围绕河南安阳市曹操墓地的真伪，河北邯郸市、安徽亳州市都因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与河南安阳市展开“笔战”。
    
    二是以姓氏、望族研究为纽带，开发乡贤文化资源。此可谓“姓氏望族乡贤模式”。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中国人特别重视民族的历史、地方的历史、家族的历史。有关姓氏起源、沿革、迁徙，特别是开姓始祖的发祥之地，最易激起后裔的寻根情结与文化认同。因而姓氏起源地及其始祖，自然成为当地重要的乡贤文化资源。2010年4月，笔者曾以“河南省姓氏祖地与名人里籍研究认定中心”特聘专家的身份，参加在方城举办的“中华曾姓祖根地在河南方城”的认定会议。与会专家从二里头文化与古缯国的关系、夏禹的六代孙曲烈所封之缯是最早的曾国，以及《史记》等古史文献、考古发现与民俗民间寻根活动等多重证据，论证了古代曾国所在地即今河南方城是中华曾姓祖根地，夏禹王六代孙曲烈是曾姓的开姓始祖。方城发掘的这一乡贤文化资源，很快产生效益。香港著名实业家曾宪梓因曾姓祖根地的确认，马上到方城投资兴建“曾姓文化广场”等项目。
    
    一般而言，中华姓氏祖根发祥地大多集中在北方的河南、山西、山东、陕西、河北一带，而宋代以后的姓氏望族，则主要分布在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与湖南、四川、广东。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所谓家学渊源正是形成姓氏文化望族的基础。北宋以后，由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文化也相因南盛于北，因而南方出现了不少姓氏文化望族，有的是父子相传，有的是祖孙相继，有的是本家相应，成为当地著名的乡贤名流。如四川乐山有北宋文学家苏洵、苏轼（苏东坡）、苏辙这样著名的“三苏”父子乡贤。现代江南望族名声最大者当数江苏无锡的钱家，钱家拥有钱穆、钱基博、钱锺书三大鸿儒与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三大科学家。此外江西修水的陈家、河南唐河的冯家也负有盛名。陈家有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鸿儒以及陈衡恪、陈封怀等名士，冯家则以冯友兰、冯沅君、冯宗璞“一门三杰”闻名于世。显然，这些望族名流都己成为当地响当当的乡贤资源。安徽宣城是梅姓的望族之地，当地有“宣城梅花遍地开”、“从夸荆州人人玉，不及梅家树树花”的说法。梅氏家族鼎盛于宋（出现过大诗人梅尧臣），绵亘于元，再显赫于明未清初。据《宣城县志》统计，梅氏先后有进士29人，举人48人，获取各类科举功名者不下2000人，传有著述者134人，著作总计380余部。因之宣城梅氏一直是作为宣城当地的乡贤望族。2009年，宣城市政府出资2亿元，建成梅氏文化主题公园——梅溪公园，并成立了“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
    
    三是以历朝历代形成的乡贤群体为纽带，形成乡贤文化研究的平台，发挥乡贤群体整体性、连续性的社会文化效益。其条件是：该地产生的乡贤名流多，而且历朝历代英才辈出。此可谓“群团性乡贤模式”。上虞乡贤就属于这一模式。
    
    上虞乡贤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乡贤名流不但数量多，而且历代不绝，从远古到现当代，从正史记载到民间传说，可谓汉星灿烂，几乎各行各业都有代表性人物。如政治家有上古的虞舜、东晋的谢安，哲学家有东汉的王充、魏伯阳，现代的范寿康；历史考古学家有清代的章学诚，现代的罗振玉；思想家有现代的杜亚泉、马一浮；教育家有现代的经享颐、竺可桢、陈鹤琴；文学家、艺术家有东晋的谢灵运、谢眺，现代的夏丏尊、徐懋庸、谢晋；出版家有现代的胡愈之；上虞还有杰出的孝女曹娥与才女祝英台。以上只是择要举偶，不包括科学家、经济学家等。
    
    群体性乡贤聚集的状况，在明清以来的江南较为普遍。如福建福州市的闽侯县，涌现出虎门禁烟的林则徐、近代思想家严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现代报业先驱林白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领袖林祥谦、女建筑学家林徽音等，而且大多数出自林姓望族。浙江省的绍兴、宁波地区，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地区，也就是吴越文化区域，各县市都是群体性乡贤名流汇聚之地。毛泽东曾有“鉴湖越台名士乡”的赞誉。这在中国地域文化中是十分著名的。
    
    吴越自东晋以降，一改“吴王金戈越王剑”之形象，以蓬勃发达的文化饮誉中华，江南人文渊薮，名人学士层出不穷。从吴越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人文之盛，乡贤之多，远非其他地区所能比。诚如明代绍兴状元张元忭在《寄孙越峰论志书事》中所言：“绍兴人物本多，与他郡不同……郡志记一乡之贤，苟有一德一艺者，皆可书也。”。鲁迅先生说得更为明白：“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越铎》出世辞）。因而长三角尤其是吴越地区，向来是乡贤文化研究的重镇。
    
     
    
    三
    
    
    
    浙江省上虞市乡贤研究会成立于2001年1月6日，迄今已有10年。这是我国最早以“乡贤”名义创设的区域性民间文化学术社团。
    
    乡贤文化已成为当今精神文化研究的重要板块之一，尽管开发、探究、利用乡贤文化的形式不同，但其目标都是直接服务于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为复兴和振兴本地区的区域文化献计献策、牵线搭桥、锦上添花。诚如上虞乡贤研究会的宗旨所示：“挖掘故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经济。”这是乡贤文化研究的总目标与总趋势。乡贤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传承地域文化，宣传乡贤精神，弘文励教，激浊扬清，特别是在提升青少年的素质教育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下面，结合上虞市乡贤研究会的实绩与具体做法，试就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谈点浅见。
    
    第一，乡贤文化研究发掘、整理与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区域文化史料文献，对促进本地区的方志文化、地域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与参考资料。
    
    上虞乡贤研究会的100余名会员，先后撰写了各类乡贤研究文章600余篇，研究会每年编选出版《上虞乡贤文化》年刊，并出版了《舜水长流》（2001）、《谢安家史》（2002）、《上虞乡贤》画册（2003）、《上虞名士通讯录》（2004）、《英台故里、文化上虞》（2005）、《上虞古桥》、《上虞名人遗墨》（2006）等多种乡贤文化著述，总计字数超过1000万字以上。
    
    这些论著、作品，倾注了乡贤研究会全体同仁对上虞山山水水、历史文化的一脉深情，有不少文章是作者历经数年乃至十数年实地调研、史料钩稽、潜心研究所得，所下功夫绝不亚于专业史学工作者。须知这一切都是在他们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或退休之后所做的，他们不是为了稿费、为了名利，而完全是出于对家乡历史文化的挚爱、对社会发展的担当。正是这种全身心投入的“志业”精神，确保了研究成果的含金量，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如章镇中学退休历史教师丁加达先生，历30年之心血，考察、研究我国山水诗创始人——南朝刘宋诗人谢灵运的里籍。他自言是“历经数十余年之功，遍查百余卷帙，踏看千里路程”，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谢灵运名篇《山居赋》中所说的居住地“始宁墅”实为两处大庄园——南山与北山，南山在今嵊州市三界镇南，北山就在今上虞市章镇姜山东南地。谢灵运的居住地主要在北山，也即章镇一带。丁加达先生的考证为解开谢灵运“始宁墅”的千年历史之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与破解的可能，自然引起史学界、古典文学界的关注。
    
    第二，乡贤文化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视角与跨学科、跨行业的研究方法，深化了本地区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有力地促使区域文化研究的良性发展。
    
    由于上虞乡贤研究会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各镇各乡，生于斯长于斯，十分熟悉研究对象乡贤的生存环境、地脉人文；又由于大家关注的乡贤对象与研究兴趣、掌握资料各不相同，因而乡贤会又有意识地组织相关人员，围绕同一乡贤展开攻关。这样集思广益，待以时日，自然能开发出多方面的乡贤文化研究课题。从2001年开始，上虞乡贤研究会先后成立了多个专题研究小组与研究中心，围绕“虞舜文化”、 “曹娥孝文化”、“东山文化”、“梁祝文化”、“白马湖文化”以及“王充专题”、“魏伯阳专题”、“章学诚专题”等展开系列探讨，撰写发表了《上虞历史上的三次名人大聚会》、《上虞历史文化的构成和特色》、《虞舜精神：上虞文化的一面旗帜》、《上虞传统文化的风貌和特质》、《早期春晖名师荟萃的原因初探》、《论丰惠名人辈出的原因》等有份量的论文。这些论著、文献，极大地开阔了人们认识上虞的视野，不但卓有成效地深化了上虞的历史文化研究，丰富了上虞方志文化、地域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的内涵，而且大大提升了上虞文化的知名度、含金量。使生活在上虞的人因乡贤成就而倍感自豪，使外地的虞籍游子，因有上虞乡贤会这样一个响亮的文化窗口及其研究成果，而生发起爱乡、思乡、回乡、奉献故乡之情、之行。
    
    第三，乡贤文化研究从人出发，由人及物，发现、抢救、保护了许多珍贵的乡贤故居、遗址、文物，为研究和光大区域文化提供了实证，增加了区域文化的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
    
    古越会稽名人辈出，史不绝书，所谓“十步之内，必有先贤遗迹”。上虞大量的乡贤文化遗迹散落在虞山舜水之间，但由于种种原因，多已荡然不存，偶有遗珠，也亟待抢救。而抢救的第一步是发现和鉴别，这就需要有关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部门普查调研。但这方面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上虞乡贤研究会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这方面的任务，从研究会成立之始，就积极配合文保、文化部门，同时又自发地走乡访村，实地调研，发现、抢救、保护了不少乡贤遗迹文物。乡贤会还主动配合地方政府，为保护乡贤遗址、传播乡贤文化献计献策。例如曹娥江畔18里文化长廊的规划创意，祝英台故里与 “中国英台之乡”的成功申报，谢安东山遗迹与东山文化的开发，章镇魏家庄太廉堂的抢救保护，丰惠胡愈之故居敕玉堂修缮方案等等，都有乡贤会的心血、汗水与智慧。
    
    保护乡贤文化遗存，需要唤起全市民众的护宝意识与行动。乡贤会经常深入乡村采风，淘宝寻宝，护宝珍宝。试以2007年为例，就有下列诸多活动：3月2日，赴东罗村考证文字学家罗振玉的罗家祠堂，发现了7块有文物价值的石碑。3月28日，赴陈溪考证明代大儒王阳明祖籍的王家祠堂，并动员企业家出资修复。4月10日，赴丰惠孟尝村考证“还珠庙碑”，发现东汉名宦孟尝不少珍贵遗迹，动员村委会妥善保护庙碑。10月29日，赴崧厦栎林庙考证王阳明撰写的庙碑。11月16日，赴上浦昆仑考证明代名士陈绛墓志铭，并动员当地村民妥加保护，等等。通过这些田野采风活动，既推动了历史文物的普查工作，又提高了乡民的护宝意识。上虞市文管所还组织人员专门去上浦昆仑村召开文物保护现场会议。
    
    第四：探讨乡贤精神，弘扬乡贤精神，服务和谐社会建设。
    
    乡贤精神是精神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其实质是通过本地区历代乡贤名流的德行贡献，凝聚成全民众共同意识的精神情绪。这种精神情绪来自本乡故土共同的历史背景、生存环境，共同的忧患经验、荣辱记忆，共同的人文传统、认同意识，并内化、积淀、渗透于本地区民众普遍的集体心理之中。乡贤精神对于提升本地区民众的文化自信心、自尊性，敦厚民心、民风，激励社会向上，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作用。因而探讨乡贤精神、传承乡贤精神、弘扬乡贤精神，自然是乡贤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上虞乡贤研究会在探讨“上虞乡贤精神”方面思路开阔，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颇具卓识的见解。首先是将上虞乡贤精神放在整个“越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上虞文化是越文化的重要板块，越文化刚健有为、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正是积聚上虞乡贤精神的文化基础与心理基础。其次是从影响上虞历史文化精神的高端着眼，围绕“虞舜精神”、“东山精神”、“曹娥精神”等组织专题研讨，集思广益，形成共识。如关于“东山精神”，乡贤会经过研讨后认为，东晋谢安“东山再起”的精神“除了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外，还包含着审时度势、理性放弃、韬光养晦、以柔克刚、以退求进、蓄势待发、攻守有度、进退处事等深层次的精神内核”；关于“曹娥精神”，认为孝有大小之分，只有“对父母献孝心，对社会献爱心，对祖国献忠心”，这才是对曹娥精神的全面理解。
    
    人们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上虞乡贤精神。上虞乡贤是上虞大地哺育的上虞精英，上虞乡贤精神集中体现了上虞文化的优秀传统，是越文化精神在上虞的延展和积聚。刚健有为，耻为人后，务实精进，孝德爱乡，这些都应是上虞乡贤精神所具有的内涵。而用乡贤精神研究乡贤文化，则是上虞乡贤研究会的品格。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先生，十数年上下求索、默默奉献的品行与贡献，也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当代上虞乡贤。
    
    第五、联络当代乡贤，凝聚乡亲乡情，发挥乡贤文化在民间“外交”中的精神纽带作用。
    
    乡贤研究会是民间社团，来自于民间，奔走于民间，活镺于民间，在联系乡贤、宣传乡贤、服务乡贤等方面，具有亲和力、灵活性、自由度等优势；在配合、协助地方政府开展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等方面，担任着联络员、宣传员以至“红娘”的角色，发挥着特殊的民间“外交”作用。很多走出上虞的乡贤，正是通过乡贤会的主动联络，上门走访，这才生发起游子之思，重回故乡，报效桑梓。乡贤会不但发掘、联络“喝曹娥江水长大”的“同代”乡贤，同时化很大力气发掘父辈、祖辈就已走出上虞而自己已成为时贤名流的“隔代”乡贤。其目的，都是希望通过联络、凝聚更多的虞籍乡贤，为复兴和振兴上虞经济文化寻找更多的乡贤资源。
    
    从2001年起，上虞乡贤研究会配合上虞市有关单位，先后举办了“走近北京虞籍乡贤”（2001）、“走近上海虞籍乡贤”（2003）、“走近广州虞籍乡贤”(2004)、“走近南京虞籍乡贤”（2005）、“走近沪宁杭科技乡贤”（2006）、“走近旅港虞籍乡贤”（2010）、“再走近北京虞籍乡贤”（2010）等大型采访活动，切实加强上虞与海内外虞籍乡贤乡亲的沟通联系，提高虞籍乡贤对故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促进本地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服务。2010年10月，上虞华盛减速电机有限公司专门捐资100万元，设立“走近虞籍乡贤”基金。上虞乡贤研究会还编印了《上虞名士通讯录》，收录全国各地当今乡贤名流的信息，供市政府有关部门联络乡贤参考；并不定期出刊《上虞乡贤研究会工作简报》，2010年又创刊了《上虞乡贤》小报，寄发各地乡贤，使乡贤之心时刻牵挂着故乡故土。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上虞乡贤研究会不是只把眼睛盯着“官乡贤”、“富乡贤”，只要是虞籍乡贤，即使隐居陋巷，他们也一视同仁，登门拜访。如上海有两位著名虞籍电影艺术家，一是大导演谢晋，上虞乡贤研究会为谢晋举办过80华诞庆典等活动；但当2004年6月，乡贤会从媒体获悉另一位虞籍名演员陈述晚年贫病交迫，生计困顿时，立即赴上海探访，还送去1万元现金。这就是乡亲乡情乡谊！上虞乡贤研究会是真正秉承了乡贤文化的精髓——孝德亲善，美美与共。
    
    第六、将乡贤文化作为弘文励教的精神资源，传承乡贤精神，提升青少年一代的精神素质。
    
    乡贤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乡本土精英，看得见、记得住、印象深。有的或许就是自己的祖宗、亲戚、同村人，是爷爷的兄弟、父亲的同学、舅舅的战友。因而乡贤是特别具有人情味、亲和力、亲缘性的文化人物和精神偶像，最易得到乡人的爱戴，同时也最能激发起青少年一代见贤思齐、励志成才的心理。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载：文天祥是江西吉安人，“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义、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文天祥正是在儿童时期，受到本地乡贤精英的感召，立志以他们为榜样，报效国家，这是他以后成为中华民族永垂青史的民族英雄的重要精神资源。鲁迅先生十分重视乡贤精神对后人的教化激励作用，他在走出绍兴之前，就有“集资刊越先正著述”，“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之举（《会稽郡故书杂集.序》）。
    
    见贤思齐，启迪后昆，乡贤精神的薪火相传，要从娃娃抓起。上虞乡贤研究会提出的口号与目标是：“让上虞的子子孙孙都记住乡贤，让上虞的子子孙孙都争做乡贤。”从2002年起，乡贤会在全市中小学校成立了56所“上虞乡贤研究会少儿分院”，其中有不少以当地乡贤冠名，如章镇王充分院、东关竺可桢分院、长塘谢晋分院等。少儿分院结合当地的乡贤资源，开展了适合少儿趣味的多种活动：或编写认识、走近当地乡贤的乡土读本；或举办传承乡贤精神的故事会、诗朗诵、书画比赛；或开展“知乡贤、颂乡贤、学乡贤”的主题班会、队会。新世纪以来的学校素质教育形式多样，但以乡贤文化作为学校素质教育资源，上虞是全国第一家，因而这一活动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如实验小学开展的“让乡贤响起来”的少先队活动，荣获全国少先队工作委员会“最佳创新活动奖”。
    
    浙东文脉气如虹，乡贤精神贯其中。日照东山尽春晖，凤鸣舜水歌大同。愿乡贤文化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越来越有效的作用，愿乡贤精神润泽化育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愿新世纪的乡贤文化研究上下求索，多出成果，再唱大风。
     
    
    （本文原载《中国文化研究》季刊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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