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成编时间再探

作者：俞志慧（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语》文献集成与研究”项目编号：19ZDA251首席专家，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九月廿四日乙巳

          耶稣2022年10月19日

《国语》保留了先秦时期的许多重要史料，《四库全书》将其归入史部杂史类；因其内容可与《左传》相发明，故如《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都将之归入经部《春秋》类。有了这样一些预设，在对《国语》的体例、作者等认定上遂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譬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艺文志》于《国语》下即云：“左丘明著。”既然指向了某一个具体的作者，则其作时就不言自明，成了一个不需要深入讨论的话题。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多从文类角度入手，将《国语》视同《春秋事语》《论语》《新语》一类的“语”类文献，进而揭出其材料汇编的特色，而且，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语皆自为起讫，自成体例。根据我的研究，即使是《越语》上下二篇，上篇主人公是句践，下篇是范蠡，二篇平行叙事，虽可互相补充，但互不连属。那么，这些各自成篇、互不连属的语是出于什么目的、又在什么时间汇编成册的呢？

一、《国语》的汇编特征

三国时吴国韦昭《国语解·叙》指其中所采录者为“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道出了该书编者的问题意识，也因此告诉我们该书预设的读者对象。这就与同为语类文献的《论语》大别：“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汉书·艺文志》）。尤其突出的是，通观《国语》全书，无论是言类之语（周、鲁、郑、楚《语》），还是事类之语（吴、越《语》），或者是言与事并重的齐、晋《语》，在各语首尾或者某些关键地方往往会拈出诸侯称霸一事，在《周语上》《晋语四》和《晋语七》，甚至一篇之中再三致意，如：

1.（周内史兴）告王曰：“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周语上》卒章《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

2.（周）襄王十六年，立晋文公。二十一年，（晋文公）以诸侯朝王于衡雝，且献楚捷，遂为践土之盟，于是乎始霸。（《周语上》结尾）

3.是故大国惭愧，小国附协。唯能用管夷吾、甯喜、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霸，下同）功立。（《齐语》结尾）

4.晋大夫郭偃预言：“（公子重耳）若入，必伯诸侯以见天子。”（《晋语三·惠公改葬共世子》）

5.晋大夫司空季子占筮：“内有《震》雷，故〈曰〉利贞。车上水下，必伯。”（《晋语四·重耳亲筮得晋国》）

6.晋大夫董因预言：“（晋文公）济且秉成，必霸诸侯。”（《晋语四·秦伯纳重耳于晋》）

7.（晋文公）遂伐曹、卫，出谷戍，释宋围，败楚师于城濮，于是乎遂伯。（《晋语四》结尾）

8.五年，诸戎来请服，使魏庄子盟之，于是乎始复伯。（《晋语七·悼公新政》）

9.五年……（晋悼）公说，故使魏绛抚诸戎，于是乎遂伯。（《晋语七·魏绛谏悼公和诸戎》）

10.（周）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及平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郑语》结尾）

11.越大夫文种谏越王语：“天若弃吴，必许吾成而不吾足也，将必宽然有伯诸侯之心焉。既罢弊其民，而天夺之食，安受其烬，乃无有命矣。”（《吴语·越王句践命诸稽郢行成于吴》）

如此频繁出现“霸”字“伯”字，并且大多是出现在各语的关键位置上，如《齐语》《郑语》《吴语》的结尾，更是终止了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和叙事，代之以叙述人语言，颇似后世的编者按，明显为编者整齐之笔。这也为后人探索该书的成编时间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思想史坐标。

二、《国语》的成编时间

谭家健《〈国语〉成书时代和作者考辩》（《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一文梳理过各种观点，并得出了以下结论：“其时当在春秋末和战国初。”沈长云则认为“《国语》成书在战国晚期”（《〈国语〉编撰考》，《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本人据以下五条内证和一条外证推测该书成书时间当介于上述二者之间。

1.《国语》中鲁、晋、楚、吴、越五“语”的记事皆越出了春秋，进入战国已若干年。如果个别材料有出入，可视为后人缀补，但如此大篇幅且广泛存在则当视为原来模样。

2.《周语下》两次出现“及定王（系贞定王，或曰贞王）”，此公卒于公元前441年。上述二则材料已可证春秋末成书说可商。

3.《晋语九》中，赵襄子是个重要人物，一般认为其卒于公元前425年，“襄”是其謚号，则《晋语九》的成篇要晚于这个节点，而《国语》之成编则更在《晋语九》撰成之后。

4.《楚语下》有《鲁阳文子辞惠王所与梁》一篇，楚大夫鲁阳文子以“梁险而在（楚）北境”为由婉拒楚惠王所赐之梁，惠王遂与之梁地南边的鲁阳，地在今河南鲁山一带。这在《楚语》甚至《国语》成编之时应该被视为有远见之举，但在楚肃王七年（前374年），魏伐楚，鲁阳入魏，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之后，该篇自然不可能入选。

5.《周语中·刘康公论卿佐俭与侈》中，刘康公预测鲁国几个大族的未来走向，断东门不可以事二君，叔孙不可以事三君，同篇叙述中都被精准地应验；又谓“季、孟长处鲁乎”，据此可以推断，《国语》编集之时，季孙氏、孟孙氏两个家族在鲁国仍然有较大影响。可是，到了鲁穆公时期（约前407—约前377），公仪休为相，《史记·循吏列传》指公仪休为鲁高弟（第），《淮南子·道应训》高诱注又以其为“故鲁博士”，《孟子·告子下》并谓“鲁缪（穆）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孔丛子·公仪》亦云：“子思与之（公仪休）友，穆公因子思欲以为相。”《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公仪休相鲁嗜鱼而不受鱼事，凡此，则公仪休活动时间大致可以推定。同期却未见有关季、孟家族的记载，盖已越出了刘康公的预测。由此可推知，《鲁语》作者和《国语》编者皆未及见公仪休为相。

6.《晋书·束晳传》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汲冢竹书既已明确冠名《国语》，学界也未有人视该《国语》为另一著作者，则在魏襄王（前296年以前在位）、安釐王（前243年以前在位）时，《国语》已然成帙。

回头再看《国语》编者推崇的霸道思想，其后与之相对的是王道与强道，前者如孟子对梁惠王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他所推崇的是王道，《国语》中虽有相关思想，但并无“王道”一词；在梁惠王，则霸道思想仍可见流风余韵——虽然“尊天子以令诸侯”在其时已经没有多少现实意义。后者如商鞅向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兜售的严刑峻法、专权独断思想，即使是在九篇《晋语》中，也未形成系统。相反，八“语”遴选的背后有浓厚的霸道思想（参见拙文《国语的文类及八语遴选的背景》，《文史》2006年第2辑）。因此，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当《国语》编集之时，霸道思想正大行其道。故本人断《国语》的编定时间在战国前期，上限前425年，下限鲁穆公时期公仪休为相之前，取其成数，则当公元前400年左右。

至于《礼记》之《檀弓下》《祭法》中与《国语》之《鲁语上、下》《晋语二、八》中内容重出的现象，以及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战国中期前段楚墓M36中发现的《吴语》残简，清华大学战国简与《吴、越语》内容有交集的《越公其事》，只能说明在《国语》成书之前，既有的各“语”已经单篇流传，但皆不足以证明由八“语”集成的《国语》之成编时间。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