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大儒李二曲的人格和思想之美

作者：张全省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宝鸡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摘要：李二曲是清初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著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李二曲一生的为人为学，体现出一代大儒人格和思想之美。这就是孤苦自奋、自强不息的坚忍不拔之美；志向高远、天下己任的经邦济世之美；注重实修、悔过自新的追求至善之美；倡道救世，明体适用的经世致用之美；实实体究、务求有用的务真求实之美；虚怀若谷、博采众长的谦逊开明之美；专心致学、读书守志的学高品洁之美；威武不屈、不事外族的刚直不阿之美。李二曲的为人为学，他的学识学问、人格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研究，发扬光大。

关键词：关中大儒；李二曲；悔过自新；明体适用；人格和思想之美

作者简介：张全省，陕西周至人，宝鸡文理学院教授，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颙，生于明天启7年（公元1627年），卒于清康熙44年（公元1705年），陕西盩厔（今周至）人。唐代李吉甫在其撰写的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中这样说道：“山曲曰盩，水曲曰厔。陕西盩厔县，其地山环水复，因名‘盩厔’。”二曲就是盩厔的代称。李颙，字中孚，自号“惭夫”，别署“二曲土室病夫”，学者因而称他为“二曲先生”，著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在明清儒学大师辈出之际，二曲以“明体适用”之学崛起于关中，与北方的孙夏峰（奇逢）、南方的黄梨洲（宗羲），“时论以为三大儒”。[1]对于李二曲及其思想，由于受清代经学的兴盛，近世西学东渐的影响以及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将其思想看作是“心学余波”，将二曲看作是“为旧学坚守残垒”者观点的影响，学术界在一段时间里对李二曲及思想研究上存在一些局限。一些人甚至认为二曲“无师自学”，因而其思想实践性较强但理论逻辑思辨性不足，也有一些人认为李二曲性格孤傲，与其他学者交流不够，影响了其思想的发展和传播。这些看法也许有其依据及理由。但从李二曲的成长成才、为人为学、人格和思想整体来看，我觉得在他身上，在他的人格和思想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一种美。一孤苦自奋、自强不息的坚忍不拔之美；志向高远、天下己任的经邦济世之美；注重实修、悔过自新的追求至善之美；倡道救世、明体适用的经世致用之美；实实体究，务求有用的务真求实之美；虚怀若谷、博采众长的谦逊开明之美；专心致学、读书守志的学高品洁之美；威武不屈、不事外族的刚直不阿之美。这种美让人心灵受到震撼，受到感动，受到沁润，对他由衷的钦佩、敬重、敬仰。李二曲的为人为学，乐学治学，他的学识学问，人格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研究，发扬光大。

孤苦自奋，自强不息的坚忍不拔之美。李二曲出生在周至城关镇一个贫寒清苦的家庭。《二曲集·历年纪略》中说其：“家世甚微，贫不能早学，九岁始入小学从师发学，读三字经。”明崇祯十四年即公元1641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军河南，破叶县、南阳、许州攻开封，中原告急，崇祯皇帝急命陕西御史汪乔年统领三边军务，进驻河南讨伐。12月，西安同知孙兆禄募集乡勇随军出征，李二曲的父亲李可从应征入伍。李可从为人沉着有大勇，为人慷慨，周至乡人多称其为“李壮士”。1644年，李可从在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作战中，主动请缨带队杀敌，长时间血战，虽“体无完肤，犹撼声号众曰‘杀贼，杀贼’”，战死在河南襄城，可谓英勇无畏，壮怀激烈。时年二曲17岁。甲申之变，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入都城北京，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灭亡，随后清军入关。自此李家家境日渐衰落，母子穷困，相依为命，因不能具束修，不被学塾收受。邻人劝李二曲到县衙谋个门役的差事，养家糊口，但被其予以婉拒，专心读书，矢志不移。一些人甚至将其视为怪物，亲戚朋友不愿与他来往，甚至陷害他。但他始终胸怀读儒书，做圣贤的志向，对别人的所作所为置若罔闻，不予理睬。没有老师，他就自学，走上“艰苦力学，无师而成”的求学道路。他母亲彭氏认为，有诗书在，何必从师。于是二曲开始自学圣贤之书。先是读《大学》《中庸》，进而学习《论语》《孟子》，遇到不懂的问题，逢人便问，有时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他甚至给人下跪来求解。二曲的母亲为了供他读书，“为人纺棉得米，则杂以糠秕、野蔬，併日而食”。二曲在读书的同时，也帮助母亲拾薪采蔬，但手不释卷，书理不解，则愤徘终日。后来，亲友送给他一本古字典《海篇》，为他的学习带来方便，遇到生字和难懂的问题，他就随读随查，“由是识学渐广，书理渐通，熟读精思，意义日融”。这样，在母亲的直接指教下，李二曲坚持不懈，刻苦攻读，不仅熟读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等传统经典，也广泛涉猎农学、兵学等实用类书籍。“天文河图，九流百技”，“稗官野史，壬奇遁甲，靡不究极”。[2]可谓“经史百家，无不周览”。甚至“西洋教典，外域异书”，亦无所不读，无所不知。这为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二曲学行兼备、自成一家，以理学名士闻名关中。康熙十二年（1673年），陕甘总督鄂善复修关中书院，因欣赏他的学识，邀其担任主讲，一时“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二曲集·行年纪略》）。总督鄂善和陕西巡抚阿席熙甚至也前来听讲。李二曲讲学足迹不仅遍布关中，还远涉江南的常州、武进、无锡、江阴、宜兴等地方，“上自府僚绅衿，下至公贾耆庶，每会无虑数千人，旁及缁流羽士，亦环拥拱听”[3]。江南知识界为之而倾倒，称作是“百年来未有之盛事”[4]。自此，李二曲的名声越来越大，成为与河北的孙奇逢、浙江黄宗羲齐名的清初三大儒。从李二曲的成长成才，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面对贫贱不会移，面对困难不低头，面对逆境不弯腰的精神，看到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特立独行的读书人，自逆境中孤苦自奋，自强不息的坚忍不拔之美。

志向高远，天下己任的经邦济世之美。李二曲治学始终以经邦济世为指向。在他看来，要成为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为使命感的人，在为学之初，就要树立宏大志向，树立大志愿，这就是“志在世道生民”，使生民利济，世运安泰，成为生民有所赖的士君子或大人，成为崇高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承担者、体现者和创造者。[5]如果只是想着个人的社会地位、荣誉得失，而没有想到国家社会的安危，民间百姓之疾苦痛痒，对士风衰颓之痛置若罔闻，那么“世道生民究无所赖”，这就不能尽到一个有良知、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他倡导“明体适用”之学来拯救社会和人生。在他看来，“天地民物，本吾一体，痛痒不容不关，故学须开物成务，康济时艰”。所以，他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以范仲淹为楷模，“以天下为己任”。他说范文正公从做秀才时候开始，就以天下为己任，虽然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的德性与气魄作用有所不同，但他的志向在于世道生民，这与我们平常人只关心一身一家者，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他还提出知识分子应以张载的使命意识为自己的抱负，像他那样始终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志向，在我们不得志的时候，洁身自好，注重个人修养和品德提高；在得志显达的时候，时刻想着开万世之太平以泽斯世，不可自私自隘。李二曲不仅这样说，而且他也是这么做的。他重视实践，反对空谈，提倡学以致用，主张以“明学术”“醒人心”的社会教化为责任，让自己的学问为天下苍生谋福利，体现出志向高远、天下己任的经邦济世之美，同时也是一种知行合一之美。

注重实修，悔过自新的追求至善之美。二曲一生读书、教书、著书，特别强调一个“实”字，即注重实修。他以成就圣贤人格作为自己的为学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探究一条切实可行的成圣路径，在早期治学过程中他就提出“悔过自新”之说。在他看来，所谓实修，就是要能“悔过自新”，提高自身修养的自觉性。他认为古人讲修养的道理很多，但都不如“悔过自新”明确。而“悔过自新”，是为了让人做一个真正的人。因为人的本性是得自天地之理，因而是至善无恶、至粹无瑕的，但因受“气质之性”的剥蚀、迁转，一些人就会丧失其至善本性，于是出现了种种的“过”，一些人甚至沦为“卑鄙乖谬”的小人。因此人就必须做一番“悔过自新”的工夫，力改“气质之性”所造成的种种“过”。具体来说“悔过自新”就是要“惩忿窒欲遏恶扩善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6]二曲所谓的经世，就是要纠正当下日益恶化的社会风气，使人人都知道义命廉耻。在他看来，由于人们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导致失去廉耻之心。因此，他提出人们再也不能空谈了，而是要注意“悔过自新”，培养羞恶之心，懂得什么叫廉耻。一个人只有具有廉耻之心，他的心才是真心，人才是真正的人，学才是真正的学。他用人们擦拭宝镜的尘土来解释这一功夫：“心，性也，其犹镜乎。镜本明而尘混之，拂试所以求明，非便以拂为明也。”（《二曲集·东林书院会语》）由此可以看出，只有通过不断“悔过自新”来存天理灭人欲，才能逐渐复归人的至善本性。在二曲看来，因为人性本善和“人皆有过”，所以“悔过自新”具有可能性，也极具必要性，只要每个人能从自己的病痛处入手，下决心为学改变，则学有实际就不致落空。这就将消极意义上的“悔”改造为积极的修养方法。人们对他的这一学说给予极高的评价，将悔过自新看作是一个人成为圣人的入门要诀。二曲从改造人入手到改造社会，要求人们通过“悔过”而达到“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耳”（《二曲集·悔过自新说》），这反映出他注重实修、悔过自新的追求至善之美。

倡道救世，明体适用的经世致用之美。明末清初，由于朝代交替，政权更迭，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世局剧烈动荡，连年战争不已，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严峻的社会危机，一些学者只知陷溺于辞章训诂之中，而对社会变革、民生疾苦却置若罔闻。李二曲虽然自己置身“饥寒清苦之中，靡不规画”（《匡时要务序》），但他更深感知识分子承担历史重任、拯救社会危机的重要性，深感“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的必要性。在二曲看来，当今时代社会最大的弊病在于学术不明，异端纷起，结果导致道德败坏，学无实际。于是在“悔过自新”说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明体适用”说。在他看来：“穷理致知，反之于内，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7]这里所谓的“体”指的是明道存心，明体就是要在道德修养上下功夫。“用”指的是经世宰物，就是要在治国平天下等具体事务上下功夫。只有将天命本体真正落实于国计民生之中，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满足社会需要，它才能完全得以实现。否则，学而耽空守寂，有体无用，就成为异端而非儒学。在落实本体作用的过程中，李二曲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他指出，由体到用，必须有具体的知识予以配合才能取得实效。只有这样，既有超越的本体之明，又有经验的知识之效用，才能实现“体用全学”。在“明体适用”的基础上，二曲意在“匡时”“用世”“救世”的经世思想，特别是以“正人心”为重点的倡道救世，认为知识分子要担当起“明学术”“正人心”的社会教化使命，力图为社会重建精神文化价值系统。[8]尽管二曲矢志为学，著书立说不是为见用于清廷，但他强调知识分子只有担当社会教化使命，为社会重建精神文化价值系统，才能规范引导整合“世道人心”，这可以看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其思想表现出倡道救世、明体适用的经世致用之美。

虚怀若谷，博采众长的谦逊开明之美。在学习过程中，二曲认为读书不能有门户之见，即使是异学之言，只要能有益于人的身心修养，也不妨采用。在他看来，“天地间道理，有前圣偶见不及而后圣始拈出者，有贤人或见不及而庸人偶拈出者，但取其益身心，便修证，斯已耳。”这意思是说天地之间的道理，有前面的圣人没有讲过的，后面的圣人却说出来了；有儒家学者没有说过的，而那些非儒家的学者却偶尔说出来了。我们不要因人废言，只要其言有益，就该接受，而不应排斥。在谈到农业的耕作方法时，他认为不仅要学习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发仁的《水利法》，而且要学习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著的《泰西水法》。如果能把这些书中关于农业耕作方法普及到农村，使老百姓都能知晓和懂得如何科学操作，因时制宜、方法适当，必然会充分发掘土地的潜力，增加农作物收成。李二曲在学术上主张学问两相资则两相成，两相辟则两相病。他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在他看来，“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靖江语要》），故主张兼取二者学问的长处。在继承陆王“先立其大”“致良知”的本体论思想的同时，还要注重在工夫论上贯通融合程朱、陆王[9]，强调道德主体通过静默返照的修养工夫使心体之本自然朗现，进而达到天理流行、浑然与物同体的精神境界。其具体工夫不仅体现在“悔过自新”说上，还有“慎独”“静坐”“主敬”等修养方法。在学术上，二曲不仅十分重视实修，而且非常重视实学、实用。[10]他认为，一个人不仅要读有利于身心修养方面的书，而且要读对实际事务、对治国平天下有用的书。而一个人只有把这两方面的书都读通了，才能做到有德有才、德才兼备。这些看法反映了他在治学上的开明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这对于调和宋明以来的学派论辩具有重大意义，在清初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他的身上体现出一代大儒虚怀如谷、博采众长的谦逊开明之美。

实实体究，务求有用的务真求实之美。针对明末清初知识分子“拘华废实”的颓废之风，李二曲提出，“实实体究”的求实精神。在他看来，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行步要脚踏实地，慎勿凭虚蹈空，若低视言行，而高谈性命，便是凭空蹈虚，究非实际”，强调孔子的弟子们都是靠着实用之学获得自信，也都是以实用之学才获得成功，所以才能够真正发挥儒者的济世作用。但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却对“生民之休戚，兵赋之机宜，礼乐之修废，风化之淳漓，漠不关心”，而只会“寻章摘句，以文字求知”，这样下去即便是获得一官半职，也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不但自己感到困惑，而且“国家不得收养士之效，生民不得蒙至治之泽也”（《四书反身录•论语》）。鉴于此，他提出今日的知识分子，应该继承和发扬儒家求实的传统，如果不是“超然于世务之外，消洒自得”地去做隐士，那么“便应将经世事宜，实实体究，务求有用”，或兵、农、礼乐“三者咸兼”或“仅有其一”。这样，“一旦见知于世，庶有以自效，使斯世见儒者作用，斯民被儒者膏泽，方不枉读书一场”。不仅如此，李二曲还将是否具有求实精神，作为人才评价的标准，他说：“夫君子多识前言往行，原为畜德，多材多艺，贵推己及人有补于世。若多闻多识，不见之实行以畜德，人品不足而材艺过人，徒擅美炫长无补于世。以之夸间里而骄流俗可也，乌足齿于士君子之林乎。”（《授受纪要》）从这里可以看出，二曲将求实精神看作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养成的良好作风，而且是一个“关系生民休戚”的价值主体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如果不具备这种品格，就不配作士人，入士林，更谈不到承担时代赋予的“康济时艰”的重任。这反映出其作为一代大儒实实体究、务求有用的务真求实之美。

读书守志，专心致学的学高品洁之美。李二曲尽管家境贫寒，但他清贫廉直，修身齐家，“宁愿孤立无助，不去苟同流俗，宁愿饥寒是甘，不向别人求怜”。艰苦力学，无师自成。虽不愿踏入官府之门，但却终生以经邦济世为指向，以“康济群生”“济世安民”为追求，以“悔过自新”为标宗，以“明体适用”来拯救社会和世人。他一生埋名，读书致学，为学乐学，依靠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勤奋刻苦的精神，坚持不懈的毅力，致力于学术研究，留下了《二曲集》《四书反身录》等传世名作，其学问在继承程朱理学之道，接续张载的道统学脉的同时，也汲取了陆王心学之长，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富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具有自己的独创性。[11]尤其以重视实践、反对空谈、提倡学以致用为特色。在他身上实现了学以正心救世、学以致道、学以安身立命的有机统一，成为名声卓著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清代著名史学家、浙东学派重要代表全祖望认为，二曲的学说“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饿清苦之中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无所凭借，拔地倚天，尤为莫及”[12] 。顾炎武称其为“真吾道所倚为长城，同人所望为山斗者也”。在李二曲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他特立独行，专心致学，满腹经纶的一代大儒的学高品洁的人格美。

 威武不屈、不事外族的刚直不阿之美。李二曲亲身经历了明清王朝更替的剧变。作为一代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上深受儒道传统文化的影响，受到“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熏陶滋养，有着浓厚的民族气节。清朝建立后，尽管有多次进入官府改变人生现状的机会，但他顾惜名节，终生“不谒官府”“不入公门”。康熙年间，陕甘总督鄂善敬仰二曲的人品和学问，向朝廷推荐他去京城做官，皇帝几次下了圣旨，可他都以体弱有病为辞拒绝前往，不愿为官。他虽然应邀至关中书院讲学，但他却从未穿过满服，也从不奉迎各级官员。康熙十七年举博学鸿词，被人以“海内真儒”推荐，“二曲不从，即立遗书，操刀自刺”，督抚知其不可强迫，不得已以二曲病重不能入京进行汇报。1703年，康熙帝西巡来到陕西，闻听二曲的学问和盛名，曾下圣旨召见，但年已70多岁的李二曲以年老多病相辞，只由儿子李慎言面见陈情，周至知县张芳随行，将二曲的著作献给康熙皇帝。康熙帝称赞其“读书守志，可谓完节”，亲题“操志高洁”给二曲，并赠送了御制私章。李二曲的所作所为，表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骨气、志气，一代大儒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和忠贞高尚的民族气节。从他身上体现之一代大儒铮铮铁骨，威武不屈的刚直不阿之美。

李二曲虽然离我们远去很久了，但从他的为人为学中我们感受到他的人格思想之美。这是一种一种坚忍不拔、孤奋自强的美，一种腹有诗书、充实光辉之美，一种大志希贤、操志高洁的美，一种知行合一的美，一种给人力量，让人怦然心动，让人敬仰，肃然起敬的美。他的为学为人，他的学识学问，他的人格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研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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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颙．二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