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顾实著《中庸讲疏两种》出版暨前言

书名：《中庸讲疏两种》

作者：唐文治、顾实撰；李爲学整理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2019年2月

【内容简介】

《中庸讲疏两种》为唐文治的《中庸大义》和顾实的《中庸郑注讲疏》，附录收入唐文治《茹经堂文集》中关于《中庸》的四篇短文，这样，二人关于《中庸》的著作就基本收录进来了。由于唐、顾二人在近代学术和事功方面都颇有影响，故本书对研究唐、顾二人的思想、学术，以及《中庸》乃至儒家学说的研究和接受史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整理者简介】

李为学，山东邹平人，兰州大学哲学本科、硕士，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曾长期任教于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现任职于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出版有专著《自我吞噬的视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古籍整理著作《中庸讲疏两种》（中华书局）、《老学八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同时负责主编《陈柱集》《老子历代注疏》等。

【目录】

整理前言

中庸大义

中庸郑注讲疏

附录：中庸篇大义

中庸天命章五辨

宗子思子法

宗子思子法述录

主要参考书目

【整理前言】

编者近年来因致力于编辑整理民国时期学者陈柱的遗著，逐步接触并了解到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一民国时期的学术团体，并且意识到这一学术团体的治学传统与学术成果都值得我们注意。无锡国专由唐文治先生在1920年创建，办学宗旨立爲“正人心，救民命”。据无锡国专毕业生冯其庸先生回忆，国专的办学特点主要有二：一、主要继承了传统书院制的方式；二、教学以原典爲主，不用概论或者选本，强调吟诵。无锡国专能够培养出一大批文史人才与它的宗旨和教学方式都有关系，我们现在重新研究无锡国专这段历史及其学术成果，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推进当前的中国古典教育具有巨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各大高校言必称“国际化”的情况下，研究传统治学特点以及书院制的组织方式，仍然是艰难推进中国思想道路的必由之路。

无锡国专教育成功的另一原因就是主持者唐文治的学术思想格局。他“常欲造就领袖人才”，认爲“办天下之大事者，立天下之大节者也”（苏轼语）。造就能够任天下之重的人才，是唐文治教育的首要目标。这个目标最爲集中体现在他对于儒家根本经典的解释之中。本书编辑的即爲无锡国专时期唐文治与顾实的《中庸》讲疏。另一国专学人陈柱也有《中庸注参》《中庸通义》行世，但因已收入《陈柱集》此编故不收入。

唐文治，生于1865年，卒于1954年，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年少时从理学家王祖畬治学，二十一岁入江阴南菁书院，师从黄以周、王先谦，一生治学、事功皆有功业。著作除了收入本集的《中庸大义》外，还有《十三经提纲》《茹经堂文集》《性理学大义》《孟子大义》《大学大义》《尚书大义》等行世。唐文治认爲《大学》《中庸》两书互爲表里，爲曾子、子思一脉相传之学，“二书不独爲道德之指归，且皆爲政治之要领也”。他主张读二书当“事事返诸实践，不可徒托空言。倘侈谈鸢飞鱼跃之灵机、德性问学之宗派，甚至缒幽绝险，好大喜功，不诚不明，乃生心而害政，则《中庸》之罪人也。”（《十三经提纲·中庸》）可见，以他的治学路数绝不认爲空谈性理爲正宗，这个传统跟他的老师黄以周有共同之处。黄以周以礼学见长，并重汉宋，而落脚在实学上。唐文治对于儒家经典的解读也往往有这个特点，特别是对于《中庸》的解读上，他认爲彻上、彻下必须同时强调，不能只强调一点忽略另外一点。这个特点使得唐文治的《中庸》解读具有不失古人大体的特点，同时也生动活泼，在他的读法里《中庸》绝不是已经失去生命力的经典。唐注以朱熹的章句爲主，但是也不迷信朱子，同时参考了黄以周以及孙奇峰、李顒、陆世仪等人的注，解读的路子不偏离他经世致用的关切。《中庸大义》按照《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记载应作于丁巳年（1917年）唐文治五十三岁之时，我们整理的底本是民国十三年（1924）吴江施肇曾醒园刻《十三经读本》本。我们依照这个底本做了标点整理，并在文末附上《茹经堂文集》中关于《中庸》的四篇短文，这样唐文治关于《中庸》的文章就基本收录进来了。

顾实，生于1878年，卒于1956年，字惕生，江苏武进人。曾任教于东南大学、无锡国专，主要著作有《庄子天下篇讲疏》《论语讲疏》《大学郑注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穆天子传西征讲疏》《杨朱哲学》《中国文字学》等。顾实的《中庸郑注讲疏》与唐文治不同，主要依照汉人郑玄注，分章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分爲十六章，每章之前各加章名。顾实宗主汉学的立场非常鲜明，在讲疏中对于朱熹的注有不少否定之处。与唐文治一样，顾实强调《中庸》与《易》的联系。这一问题也是清儒长期讨论的问题，从惠栋到魏源都有专文论及。但是，顾实更加强调的是《中庸》由隐至显的彻下之路，“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实形上、形下之关键，亦即彻上、彻下之工夫”。顾实强调这一说法根源自司马迁：“《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本显以之隐。”也就是《中庸》与《大学》不同，乃主要爲彻下之学。顾实另一个特点是以“中”“庸”二字来自于《周礼·大司乐》中的“中和、祗庸、孝友”，认爲中庸实际上是“乐德”。顾实的解释除了强调形而上的隐微部分，更加强调“教”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就是唐文治也未曾忽视的“人道即政治”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顾实的解读方法让我们更觉得他接近于荀子之学或者齐学的路子。这一点与唐文治不尽相同。顾实的《中庸郑注讲疏》本子有两个：其一是登载于1935年《国专月刊》第二卷一到三号的本子；其二是题爲“至诚山人丛书”之《中庸郑注讲疏》的本子，这个本子出版方爲中央政治学校，1937年出版。两个本子文字略有出入，我们以较爲晚出的本子爲主。值得说明的是，顾实的本子无论分章还是标点，都主要由他自己裁定。有一些标点也不同于通行本，我们在校点的时候，除了将民国时期的标点符号改爲现代通行的标点，对于顾实的断句尽量依照他的理解做了保留。

《中庸》是儒家的根本经典，如何解读，关涉重大。说的严重一点，塑造何等的士风是直接由对经典的不同解读造成的。之所以将唐文治与顾实的讲疏放在一起，首先即在于两位先生不失大体的治学眼光。这一点在专业化的今天并不容易做到。当然两位注者因爲时代的局限，对于西学的了解不如今天，造成了面对自然科学的时候比较扭捏的态度，也不能过分苛求。中西之变尚未完成，即便我们今天想看清也未必容易。

最后，因爲整理者功力浅薄，不免有错漏之处，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使得整理工作能够不断改进。

整理者

二零一八年四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