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钵相授：刘咸炘与弟子们的学术养成

作者：刘开军

来源：《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3期

摘要：考察师弟子之间的学术赓续，是研究一派学人教学、学术和事功的题中应有之意。刘咸炘为弟子们规划选题，批点习作，指示治学法门，弟子也从师说中汲取论学旨趣。刘咸炘与弟子间的授受源流清晰可辨，为认识一百年前尚友书塾内旧式师弟子间的日常学术传承提供了鲜活的材料。罗体基、熊光周、李泽仁、王树梁诸弟子得刘咸炘之衣钵，以“风”“势”论史，上至政风、士风，下至民风、土风皆有发微，足见刘咸炘的“察势观风”已经融入弟子们的学思之中，在其学术养成中居于核心位置。刘咸炘弟子众多，且不乏才俊之士，后来却大多消失于现代学术史叙事中。究其原因，一是刘咸炘的突然病故中断了“推十学”发展之“势”，扭转了弟子们的学术命运。二是刘氏弟子的学术训练存在体制缺陷，弟子们罕能进入现代高等学府或科研机构从事专门研究工作，这也直接影响了弟子的学术生涯。现代学术史叙述者尚需留心于斯人与斯文。

作者简介：刘开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师弟子之间往往传承有序，研究路数井然，有的由此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因此，考察师弟子之间的学术赓续，是研究一派学人教学、学术和事功的题中应有之意。刘咸炘(1897—1932)字鉴泉，四川双流人，长期执教于家族创办的尚友书塾1，弟子遍布川内。目前，学术界对刘咸炘的研究逐渐升温，但对他与弟子间的学术授受及弟子们学术研究状况的探讨则较为薄弱【2】。若要深究这一问题，则须依据刘咸炘创办于1925年的《尚友书塾季报》。《尚友书塾季报》主要“发表一堂师弟研究之所得”【3】，至1932年停刊，共出版8期，然存世不多，长期以来也不曾引起学术界注意。从内容上看，《尚友书塾季报》除刊登刘咸炘的40多篇(首)文章和少量他人诗文外，主体是刘氏弟子的研究成果，故可藉此探讨刘咸炘与弟子们的学术养成。

一、师弟子间的学术授受

双流刘氏有家族讲学、办学的传统。刘氏自明末由湖北入川，自第三代刘坤开始教授生徒，至清朝嘉道年间，入川后第七代刘沅(刘咸炘祖父)于槐轩聚徒讲学，已具有相当规模。刘咸炘的父亲刘梖文也曾创办十二学堂。尚友书塾的前身是1915年创办于成都市纯化街延庆寺内的明善书塾，1918年更名尚友书塾，塾长是刘咸炘堂兄刘咸焌。1916年后，刘咸炘进入书塾任塾师，具体主持书塾的日常教学与研究，直至1932年病逝。尚友书塾是1949年以前成都最有名气的私塾，在地方文化界和教育界具有较大影响力，得到蒙文通、向楚、彭举等人的高度赞誉。【4】依照学业深浅，尚友书塾内分为幼学、少学和研究班三个层次。其中，幼学为初级阶段，着重训练句读、读书和作文之根基。少学则以“经、史为本，子、集次之”，“以编、钞、考、论为正课”，具有学术研究的性质，且管理严格，“晨宜省察，午作正课，晚专句读，夜则作文”【5】。研究生则自少学生中“试考论文一篇”，择优选拔。研究生日常功课虽与少学相同，“但所任研究题目较大，范围较广”【6】，三年为期，有培养国学专门人才之意。书塾弟子每周集会一次，切磋问难。弟子日札和习作随时呈给刘咸炘批改，经筛选后，选登于《尚友书塾季报》。

老师在弟子习作上的批抹涂改，颇能反映师弟子间的学术授受。现存一份杨致远《汉末刺史州牧表》手稿，上有刘咸炘多处亲笔批语。篇首总评曰：“考核已到七八分，综论亦已周赡，是史部佳作。考证与辩误可合为一，附记三国疆域有漏，宜于表末加一纵格注之，序论文亦尚有当删润处。”短短五六十字，既赞赏弟子的考订与论述，谓之“史部佳作”，又指出应修润之处，包括体例、内容、文辞三个方面，可谓精到。刘咸炘在《汉末刺史州牧表》上所作眉批笔墨灿然，多指示作文法门，若“此处叙此，当简括一二语”【7】云云。《尚友书塾季报》中还保留了刘咸炘在杨致远《昨非斋日记》中的批语，可与《汉末刺史州牧表》手稿上的批注参互观验。《昨非斋日记》是杨致远阅读《后汉书》和《三国志》的札记。刘咸炘随文批注，或称赞“校勘甚密，可喜”；或提醒弟子注意史事间的联系，如杨致远指出“此汉末之堡壁见于史者，后世多有之。此即后世乡间大姓练团自卫之权舆也”，刘咸炘评曰“西晋末便多，三国时强宗有兵力者已不少”；或指出文中瑕疵：“此语亦有漏”；“尚当考”。当杨致远从梳理东汉末年史事中发现问题，计划写一篇《汉季士庶南徙考》时，刘咸炘赞赏不已，称“此题有味”【8】，足见他对弟子用心之深。赖子畴也提到刘咸炘对其习作的批点。1926年，赖子畴选定“三代族治”为研究课题，至1931年已“积稿盈寸”，被刘咸炘誉为“志道已坚，而读书亦有得”【9】。不幸的是，翌年刘咸炘病卒。岁月逾迈，人事代谢。赖子畴直至晚年才完成《三代族治考》，“以报师恩”。2000年，九十五岁高龄的赖子畴忆起老师七十多年前的教诲，写道：“吾师往日又曾指示此题云：‘三代是以族治为政治’”，又有批注“须广采经及传记，六经言家字者皆入”【10】。可见，批注弟子习作乃是刘咸炘训练弟子学术能力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尚友书塾内师弟子间学术授受的日常形态。

除了随手批点作文，刘咸炘还注重为学生规划学术选题。熊光周之所以作辛弃疾年谱，即是受刘咸炘指点。1925年春，刘咸炘读到王伯祥的《辛弃疾的生平》一文【11】，颇多遗憾，于是命熊光周为辛弃疾撰写年谱。对此，刘咸炘在为熊光周《辛稼轩年谱》所作序中有过说明：“吾于长短句，酷爱稼轩，谓如诗之杜陵，非率意比拟也。……杜、辛二家于诗词源流变迁为重要关键，正以此故，故他家诗词可无年谱，而二家必不可无”；“吾党熊生亦好稼轩词，因嘱为之”。他称赞熊光周“凡轶事足以见其人者皆录入。于《朝野杂记》得其卒月，于本传南归年十三逆推得其生年，居然首尾完具”【12】。刘咸炘又撰《稼轩词说》，附于熊光周所撰年谱之后，这无疑是对弟子的有力提携。熊光周明白老师心意，于《稼轩词说》后补白：“吾师既有年谱之命，复自撰《词说》一篇，综贯发明，论世知言，与年谱实相表里”【13】。经此一事，熊光周在学术上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后来，熊光周在《尚友书塾季报》上陆续发表《〈洛阳伽蓝记〉分注说》《叔孙通制礼考》等文，显示出优秀的学术资质。

对熊光周的指导并非个例。赵廷选撰《气质发凡》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亦得益于刘咸炘：“吾师刘鉴泉先生曰：‘讲心理学宜重气质，气质直接支配行为者也。自情操以上，西人分析之已详，自情操以下，则西人所略，而吾先哲书中特详言之。……气质千差万别，本不能尽列也，然综其纲要则不可无凡。此种原则，以五以四皆不如以两之为安。古书言气质散见者颇多，可辑而编之，虽不能完好，固学者之所需也。’因谓廷选曰：‘汝曷为之?’廷选念兹事体大，群籍浩瀚，未易遍搜，且先求之群经而表列之。”【14】“汝曷为之”四字即是指点弟子选题，“古书言气质散见者颇多，可辑而编之”则明示研究方法，而刘咸炘关于中西学人气质分类知识体系的评述，则为这项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剩下的工作，便是遍览群籍，分类论述了。刘咸炘就是这样引领赵廷选走上治学道路的。刘咸炘对李泽仁【15】的教导，也是用心良苦。1930年，刘咸炘与李泽仁的赠别诗云：“李生将别乞诗句，为道寰区共一天。恶俗几人闻鲍臭，良材多被作牲牷。我如山树难移植，汝始飞腾似纸鸢。莫叹滔滔东逝水，起为云气复西还。”【16】诗中透露出对李泽仁的器重。李泽仁曾请刘咸炘推荐文学史教材。但刘咸炘对当时出版的多种文学史均不满意，“乃发意草一纲要。目录略标应留意之处，并注采取之书，俾李生据编之。是目详略皆可用，李生且成其略者，详则不能无待矣。”【17】李泽仁本来只是请教使用何种文学史为宜，刘咸炘却专门为李泽仁拟定了一部文学史提纲，并将需要注意的地方特意标出，提示作法，鼓励李泽仁据此撰写一部中国文学简史。这便是刘咸炘教授弟子的高明之处——因应弟子之所需，示以法门，导引其治学路径。

如果说上面是从刘咸炘传授的角度梳理他对弟子学术影响的话，那么弟子们主动模仿刘咸炘的论著，或援引刘咸炘的论说作为撰述指南，则表现出弟子对师说的积极接受。张勖初的《子思子说诗》在写作技巧与体例上，均“本吾师《言学三举》之例，钞而类之，以明古之诗学”【18】。刘永尧撰《左氏引古史语考》，引用刘咸炘《旧书别录》中关于《国语》的说法，也吸纳了刘咸炘《增广贤文叙》中的思想：“后世史官无垂言之则，朝廷无乞言之礼。道家之学无明倡者，而村书格言依然此义。吾师之叙《增广贤文》，尝论之矣”【19】。李泽仁则将刘咸炘《文学述林》中“吾于文学，所见日进，至于近年，乃专宗陆士衡……求八代之能兼子质者，嵇、阮则嫌轻，《宏明集》则嫌质。直(当作‘真’，引者)彬彬者，独有士衡。士衡子书未成，论文仅存五等，又因辨论封建，弥觉其有金汤之固”【20】一段话，以《塾师刘鉴泉夫子说》为名，抄录于自撰《陆士衡史》篇首，并特意说明“这便是我所以做此文的动机。”【21】

综上，刘咸炘为弟子们提供选题，批点习作，指示法门，弟子也从师说中汲取论学滋养，学术能力由此得到提高。刘咸炘与弟子间的授受源流清晰可辨，为认识一百年前尚友书塾内旧式师弟子间的日常学术传承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在上述有形的授受中，无形的学术理念也随之内化为这一学术群体的精神标识。

二、“察势观风”与弟子学思

如所周知，刘咸炘史学上的一个重要建树，是提出“察势观风”，认为：“观史迹之风势，是为史识”，主张“读史察变观风，综求其事之关系”【22】。验诸《尚友书塾季报》上所载之文，弟子们的确能承其衣钵，以“风”“势”论史，上至政风、士风，下至民风、土风皆有发微。

罗体基研究《诗经》，作《〈诗经〉事义分类》的出发点是“《诗》之所以能成教者，何也?上以验政事之得失，下以察民风之淳薄。孔子删之，因事以取义，因义以垂教。故曰：‘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有兴观群怨之事，而后发为咏歌缠绵之词。……今取三百篇所载事义类分之，以为纵考当时风俗之资。”【23】罗体基关注的乃是《诗经》所能考见的民风与教化。王树梁以“察势观风”之手眼，作成《两汉土风考》。谈及选题的考量，王树梁写道：“读一代之书，非独欲知其政与人，尤欲知其风。风有时地之殊，而时多基于地。人固地之所生也，故考土风为读史之要。土风虽因时风而改易，然终不能尽革。……土风非限于一地，苟其人而显用，则或为时风”【24】。这番话讲读史之法，辨土风与时风之关系，思想指向也与刘咸炘相通。王庆渊的《汉代黄老学者综论》是一篇讨论两汉时期黄老之风兴替的文章。该文认为：“汉承秦急之后，安民尚缓。孝文以宽柔倡之，上行下效，其风遂以广渐。孝景以猜忌继之，变为恭谨。武帝崇文儒，其风衰矣。至光武以柔道治天下，而其学复炽，与儒并而相混，亦时势使然也。”【25】王庆渊还撰写了《汉孝弟力田考》，聚焦的亦是两汉之风势：“井田废而货殖兴，浮游多而孝弟亡。汉之置孝弟力田，盖知反其本矣。”尽管在执行中，孝弟力田并不尽如人意，“昭宣以后，不闻增备，光武中兴，亦因故事，赏赐之诏虽多，铅刀之用莫睹。可慨也已!然两汉之民皆务力农，行多谨愿，实慕孝弟，置势使然。效非仅此。读史论世，又乌可以其效而忽其制哉!”【26】这两篇文章，前者讨论黄老风气的兴起及其与儒家的杂糅，后者辨析孝弟力田之风的复归与衰歇，互相参阅，对于今日研究汉代学术与社会仍有参考价值。

李泽仁的《陆士衡史》上篇梳理陆机世系和年谱，下篇考订陆机著述情况，评论其文学，乍看上去只是陆机的个人史。但此文之巧，在于将陆机置于先秦以降的学术传统中，体察陆机所能关涉的魏晋之风。李泽仁分析清谈的兴起及其影响说：“从东汉之末，阉竖执衡，一些有名之士，激而大标节概，星流电击，风起云从，故旧门生，遍皆党籍”，朝政日衰，至于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一面拉拢利用士人，另一面则用铁血手段震慑之，算是“处士横议之后，而力矫以申商，是立有奇效的。”无奈此法到曹丕时代，“已生变态。国统不昭，司马氏师其故技，而高洁之士既恶其行，又畏其祸，便都好为旷辽，托诸老庄。”后来之人“竞相慕效，变本加厉，莫可易移。八王乱之于前，五胡乘之于后，国事如斯，不亡何待。”陆机不同凡响在于，“陆逊、陆抗都是功业昭著，不尚浮华，而江东又未有清谈之风。陆士衡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又习濡其乡先辈虞翻、韦昭、华覈、薛综诸人的经术文词，气质性格早已非常牢固”。不止于此，李泽仁还讨论了陆机的子家本领，引申而论：“诸子之有纵横，纵横之变词赋，是自然的趋势”。“荀卿、刘向、曹植、陆机之文学是一贯之传，不过其关极大，其兆甚微”。这一段论述虽没有出现“察势观风”字眼，但谈论的正是汉末至曹魏时期政风、士风、文风的流变与国势走向。单凭这一篇文章，就足以证明李泽仁深得刘咸炘“察势观风”的心法。这样说并非穿凿附会，李泽仁在文中也表明其学思源于刘咸炘：“我并不是创异喜新，却仍是本于吾师鉴泉夫子”【27】。

熊光周亦奉“察势观风”为治学圭臬。1925年，19岁的熊光周发表了一篇论“风”专文《中晚唐四风人诗录论》。熊光周不仅辑录王建、张籍、聂夷中、于濆四位中晚唐诗人的含“风”之作，而且有一套理论支撑：

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孔子论诗曰：“可以观”。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故诗之用与史同。史非不具时风，然多详于上而略于下。闾里之俗则必求于诗。一纵一横，固相辅也。后世之为史者，不知史与诗通，仅详其实而不能举其虚，又局于朝廷而忽于乡国，于是论风俗者，转舍史而征诗矣。惟是魏晋以降，诗境日狭，仅视为文人自娱之具，罕留心于民事。唐之诗为极盛，其初犹多务词采，鲜关风俗。洎乎中叶，复古之风倡，作者皆欲陵六朝而复汉魏，重以国家多故，伤时感物之作益盛，体亦复质，足以委曲道达之，可观之作于时为盛。【28】

这段开篇的话不是一般的导言，而是对先秦至中晚唐时期史与诗在民风表现上的梳理与认识，其核心观点与刘咸炘所说“后史无综合之识，且忽虚风，必以子集辅之”【29】吻合。若论功用，则史与诗本可相辅以观风察势。然而后世之史多详上略下，详实忽虚，重朝廷而轻乡国，不得藉以见民风。诗之进路亦经历一番曲折：从古时陈诗观风到魏晋隋唐间诗境限于自娱，直至中唐以后，因复古之风和国家多故，诗歌转而返于质直，始回归到闾巷风俗的关切上。熊光周有鉴于此，乃辑录中晚唐时期王建等四人之诗。此文又将四人诗分作“言征妇之怨者”“叙丧乱之象者”“刺藩镇之骄者”“刺虏俗之奢者”“刺禁军之暴者”“言官威之盛者”“言农民之苦者”“言女红之苦者”“言羁旅之苦者”诸目，大体对应时风、土风、民风。“自三百篇以来，道民风啬事之作，几成绝响，斯所以难得而可贵也”【30】。通观全篇，熊光周所运用的正是刘咸炘的“察势观风”理论。此外，山永寿的《秦末群雄论》、李泽仁的《两汉三公材品表论》、李克奇的《西汉郡国守相论》、罗体基的《乐府事义分类》《元杂剧谚语钞》、李士成的《战国三士论》、李荣煊的《汉中兴资藉论》、刘开柳的《续过秦论》等，也都是察势观风的佳作。

长篇可以察势，短札亦可观风。刘咸炘在教学中常告诫弟子，前辈学人大都积数十年札记之功方有成就，札记之要在表达心得。“心得者，新得也，故必戒陈言。”“心得”不是强求初学者言前人所不曾言，“乃指初悟此理，昔不知而今知；昔之知不真，而今乃真也。果为初悟，虽陈亦新，若旧所已知，随人之说，众所共晓，未有灼见，则虽奇诡不常，亦陈言而已”【31】。这一思想在《尚友书塾季报》日札栏目中也有体现。该栏目专门刊登弟子札记，颇能以小见大，有见微知著之妙。

周祖铭的《〈史记·曹世家〉札记》旨在阐明“春秋所以成战国之势”【32】。他阅读《汉书·货殖传》后撰成百余字短札，屡屡言及“货殖之风”，认为“班氏列此传者，所以明汉代货殖之风”，不止是为卓王孙等人立传。至于班固为何将战国时期的计然等人也写入《货殖传》，乃是因为“货殖之风既启于战国，班氏列此，宁可不溯其源，以明其风之流变乎!”【33】李士成读《陈涉世家》，眼中所见也不限于陈涉其人，而是历史演进之“势”：“古今之大变，由陈涉倾秦始；匹夫崛起为王者，自涉始；人君之局变，自涉始；封建变为郡县，虽自秦始，而涉实成之也。”【34】这条札记与刘咸炘所言“秦改郡县，陈、项起匹夫，汉高徙豪杰，而三代之风乃全亡。此为一大变迁，太史迁所谓古今之变，即指此也”【35】一脉相承。钟庆坻读《汉书·张释之传》，着意揭示土风对人的影响：“堵阳本韩地，其人高仕宦、好文法”，张释之生长于此地，确有“高仕宦之意”，而当“释之为廷尉，执法颇当也。可见土风之感人有如是也”【36】。钟世恩在《后汉书·申屠刚传》“刚每辄极谏，又数言皇太子宜时就东宫，简任贤保，以成其德，帝并不纳”【37】下写道：“非第著刚之刚直，正所以见当时之政不专于大臣。盖西汉末权在大臣，是以王莽得窥窃神器。光武受祚，惩莽之祸，故分大臣之权，自加严察，以防其患，故观此足以知光武政之所以异于前之由也。”【38】钟世恩从东汉谏臣申屠刚的言行中观察到的，是东汉初年迥异于西汉末年的政风以及光武君臣间的权力聚散之势。还有一些札记，虽然文辞上没有出现“风”“势”，但其贯注的学术精神与问题意识仍属“察势观风”之范畴。如王庆桢读《汉书》，指出“汉室一代，始苦异姓之强，中罹同姓之祸，终逢外戚之凶，实皆郡县既立，封建不能复古，权归一专，大小不称。强则末大难掉，弱则本根零替。观《楚元王刘向传》载封事数篇，其义可见矣。综论数传，汉之政治历历如睹，旁见侧出，语无相外，圆神独断之义亦可略见矣。”【39】这篇札记透露着深刻、通达的历史认识，也得益于“察势观风”的思维训练。

毫无疑问，上述札记中的风势论，皆源于刘咸炘的学术理念。然而，弟子们并非简单复制师说，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在这个问题上，可将王树梁与刘咸炘的相关言论对照，以为证明。王树梁说：“观史贵于先得要领，不得要领而徒记事实，反不如阅小说邸报之多趣也。……风俗、政事、人才本互相牵连，而三者尤以学术为转移。是知学术者，史书之纲也。举学术以推其政事、风俗、人才，所谓纲举而目张也。由是而知，一人之始末非一人之始末，乃一时风尚之见端也；一事之始末非一事之始末，乃一世始末之见端也。故史者乃记一代政事、人事、风俗之变化，而非年月之记簿、个人之行事也。”【40】王树梁的这番认识自有渊源。1922年6月12日夜，刘咸炘“塾中望月，与诸生谈”的内容，就包括“所贵乎史者，为明著其政事、风俗、人才之变迁升降也”和“作史者不知此，则纪传书只是一碑传集，非史矣。读史者不知此，则史论只是一月旦评，非史论矣”【41】。但在辨析一代风俗、政事与人才升降之际，王树梁更看重学术因素，以学术为“史书之纲”，且“学术之流，久而必变，更有反激。”【42】

1928年夏，刘咸炘表达“风势之端绪”【43】的《治史绪论》由尚友书塾印行。书末列出承担校刊的11位弟子，依次为：仁寿刘焜明、仁寿王庆桢、双流李克奇、双流罗体基、华阳李泽仁、简阳熊光周、三台张勖初、罗江杨致远、剑阁赖天锡、华阳廖士正和成都邓自仁。诸弟子注重对刘咸炘“察势观风”思想的揣摩、领悟与践行，考察历代土风、士风、时风、政风，深究各时期政治转变的大关键与大转捩，深化了对历史上风势之“变”的研究。可以认为，“察势观风”已成为刘氏弟子共同遵循的治学要义，在其学术养成中居于核心位置。

三、风势之变与学术沉浮

历史研究总在保存、强化某些历史记忆，也与之相应地删节、淡化另外一些人与事。诚然，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在历史叙述中穷尽全部的过往。然而，一代终究有一代之学术，更何况史家的选择本身也具有历史的语境。不同时期的研究者总会在残存、模糊的记忆里寻找那些还在发着光的历史碎片，因为它们也曾与那些被浓墨书写的历史存在于同一个时空之中。如果有必要，不妨重新属辞比事，将之放在一个合适的历史位置上。刘咸炘及其弟子在学术史上的沉浮或亦可作如是观。

如前所述，刘咸炘弟子众多，且不乏才俊之士，为什么他们后来大多消失于现代学术史叙事中?这里尝试运用“察势观风”理论，从刘氏弟子所处时代的“风”“势”入手，探究其背后的缘由。

第一，刘咸炘的突然病故中断了“推十学”发展之“势”，也吹散了以刘咸炘为中心的地域性学“风”。1932年8月，刘咸炘遽归道山时，弟子们大多年纪尚轻，正处在学术上升期，虽已有一些成果，却还难以独当一面，原本良好的学术发展态势就此戛然而止。

刘咸炘生前以一间私塾、一份刊物、一套教育思想和一个博大的学术体系，为弟子们的学术养成提供了良好条件。“学生中凡有成绩的，不论大小，他都要加以奖励。资质下等的，他更是尽心诱掖，耐心扶持，希望得到长进。在尚友书塾读书的学生，凡家境贫寒，有志于学者，都免缴学费，并供给伙食，不使废学。……每当月白风清的夜晚，购买干果酒脯在塾中和学生一边看月，一边讨论学问，上下古今，畅谈畅饮，直到深夜。”【44】1932年初，刘咸炘还特意挑选有学术潜力的弟子进入尚友书塾新设的研究班，包括杨致远、罗体基、李克奇、邓自仁、夏昌霖、袁孝、王道诜、程维澍、刘闻、陈华鑫【45】等人。诸生均有自己的研究题目。“研究生每人每年发给银元七十元至一百元。……研究生每周集会讲论一次，依所研究科类，分别由学生轮流主持。集会时当众陈说近日学习心得、疑义，互相交谈、切磋、劝勉。研究生班成立后，书塾治学风气更盛，有春水行舟，自在中流之概。”【46】可见，刘咸炘对弟子的生活和学术都有精心安排。明白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刘咸炘病逝后，研究班众弟子敬撰挽联云：“存心养性立命，宁云道不假年，易箦太苍皇，莫漫疑好学深思，云雾至今封圣域；颂诗读书知人，赢得文堪传世，绝尘叹趋步，祗自惭升堂入室，星霜他日哭名山”【47】。时也，势也，命也。刘咸炘和他的得意弟子徐国光、杨致远、李泽仁均英年早逝，其余弟子亦随之风流云散。众弟子失去学术领袖，丧失学术阵地。尚友书塾也不可逆转地进入衰落期。“只能从文字上进行教学，缺乏在学术研究上对学生进行指导”，不少学生离开书塾。1938年，因日机空袭，尚友书塾一度停办，直到1946年2月才恢复，但教学水平较之以往“大有降低”【48】，勉强维持至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而终结。

第二，刘氏弟子的学术训练存在体制缺陷，与民国时期史学学院化之风相背，弟子们罕能进入现代高等学府或科研机构从事专门研究工作，这也直接影响了弟子的学术生涯。

尚友书塾虽是一家有传统、有水准的私塾，但毕竟与现代大学或研究院体制不同。清末以来，“标志着学术世代交替时代的来临”【49】的新式学堂至民国时期已成为主流之风。尚友书塾的弟子接受学术训练和道德教化，虽积年累月沉淀丰厚学识，却无法获得时人认可的学历光环，学术才华难以施展。众弟子离开尚友书塾后，陈华鑫在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讲学；程维澍执教于复性书院；赖子畴在剑阁县师范学校任教。从学术环境来看，陈、程、赖三位弟子的出路尚差强人意。李泽仁、夏昌霖、张泰贤则在成都树德中学、华阳县立中学、成都县立女子中学工作。还有一些弟子创立书塾，如李克齐的双流学古书塾，龚晖的新津复古书塾，宋光晟的南充豫顺书塾，张勖初的三台济川书塾等，走的是传统教学的路子【50】。这对他们融入民国史学潮流、进入学术圈层来说，都是不利的。

此外，尚友书塾“讲世所不尚之学”【51】。刘咸炘及其弟子基本延续中国传统学术精神，读经史，习伦常，重教化，与民国时期几股重要的史学潮流缺乏交集，处于非主流史学的位置上。这也是刘咸炘与弟子逐渐淡出学者视野的原因。

四、结语

1949年后，政治变换，学术转移。白寿彝先生较早关注到刘咸炘的学问。1961年12月，在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资料》(《史学史研究》的前身)第4号上发表了署名凌简的文章《刘咸炘的〈史学述林〉和宋慈抱的〈续史通〉》。翌年3月，《中国史学史资料》第5号《近人〈史记〉评论选辑》中，依次收录了梁启超、章太炎、刘咸炘、顾颉刚和宋慈抱五人关于《史记》的研究成果。1964年3月，《中国史学史资料》第7号收录刘咸炘的《〈春秋〉〈国语〉论》；同年6月，《中国史学史资料》第8号《〈三国志〉评论选辑》和《〈后汉书〉评论选辑》中，分别摘录了刘咸炘的《三国志知意·总论》和《后汉书知意·论识旨》。这些基本上还属于介绍与史料搜集的层面，不过在当时亦是难能可贵的学术发现，可惜的是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并未跟进。刘咸炘在沉寂了半个世纪后，随着现代中国史学本土意识的觉醒，因应着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最近一二十年始渐放光彩，而他的弟子们至今仍隐没在历史的光影里。《尚友书塾季报》中所载弟子们的170多篇论文、札记以及散落世间的未刊作文手稿等，尚待人们搜集与研究。现代学术史叙述者也需留心于斯人与斯文。

注释
 
1尚友书塾之名，是受孟子的启发。孟子对万章说过一段名言：“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卷十《万章下》，杨伯峻译注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1-232页)
 
2近年来，刘咸炘研究受到学术界重视，专著方面，先后有周鼎的《刘咸炘学术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温浚源的《刘鉴泉先生学行年表》(巴蜀书社2013年版)、杨志远的《察势观风：刘咸炘史学思想析论》(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和欧阳祯人的《刘咸炘思想探微》(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专文方面，2010年至今已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涉及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然与本文探讨主题关联度较高的研究，仅见刘伯穀、刘器仲的《成都尚友书塾史述》(《蜀学》第2辑，巴蜀书社2007年版)和拙文《试探刘咸炘的历史教育思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3《尚友书塾季报略例》，《尚友书塾季报》第1期，1925年3月31日。
 
4据刘伯穀先生于2012年7月20日在双流档案馆的口述，同时参考刘伯穀、刘器仲的《成都尚友书塾史述》一文(《蜀学》第2辑，巴蜀书社2007年版)。刘伯穀(1930—2022)，名恒蓺，字伯穀，以字行，刘咸炘长子，受教于刘咸炘弟子陈华鑫，1949年前，担任尚友书塾学长，熟悉家族历史掌故和尚友书塾办学情况。
 
5刘咸炘：《尚友书塾规约·少学规约》，《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第1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86、387页。
 
6刘咸炘：《尚友书塾规约·研究班规程》，《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第1册，第391页。
 
7刘咸炘评语，载杨致远《汉末刺史州牧表》。这篇手稿共38页，毛笔写于尚友书塾专用蓝色稿纸上。杨致远，四川罗江人，系刘咸炘得意弟子，精于两汉史研究，英年早逝。刘咸炘为杨致远作挽联云：“研究班第一名，开学才半载；蜀史学绝千岁，知心有几人”，饱含哀痛之意与惜才之情。此前一年，刘咸炘写过 “史学绝千年，蜀人谁继起”(《推十诗》卷下《井研四李先生祠(其一)》，《推十书》戊辑第2册，第689页)。一诗一联之间，似有思虑上的关联。挽联由刘咸炘哲嗣刘伯穀老先生口述。尚友书塾研究班开办于1932年初，据此可知杨致远约卒于1932年6月间。刘咸炘也于同年8月9日病逝。数月之间，师徒遽逝。《尚友书塾季报》第8期(1932年10月出版)刊登刘咸炘遗著《重修宋史述意》和杨致远遗作《东汉私门风气考》《昨非斋日记》，是为师生在《尚友书塾季报》上的绝唱。
 
8以上引文见刘咸炘评语，载杨致远《昨非斋日记》，《尚友书塾季报》第8期，1932年10月10日。
 
9刘咸炘：《推十文》卷三《赖丕丞先生暨德配王孺人六十寿言》，《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10赖子畴：《三代族治考·前言》，自印本，2000年，第2页。
 
11此文载文学研究会会刊之一《星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26-34页。
 
12以上引文见刘咸炘《辛稼轩年谱序》，《尚友书塾季报》第3期，1925年9月29日。
 
13刘咸炘：《稼轩词说》末附熊光周语，《尚友书塾季报》第3期，1925年9月29日。
 
14赵廷选：《气质发凡》，《尚友书塾季报》第4期，1925年12月30日。赵廷选为四川剑阁人，追随刘咸炘学习四年，“以亲老归”，时常来成都看望刘咸炘。刘咸炘欣赏赵廷选，“常称之于门人，以为学若是，乃不愧学也。”见《推十文》卷三《赖丕丞先生暨德配王孺人六十寿言》，《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2册，第579页。
 
15李泽仁(1904—1938)，字惠生，成都华阳人，曾任尚友书塾甲级塾师，创办志景书塾(后更名为志景中国文学传习社)，阐扬师说。
 
16刘咸炘：《推十诗》卷下《赠李惠生》，《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2册，第683页。
 
17刘咸炘：《文学述林》卷四《文学史纲目》，《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1册，第105页。
 
18张勖初：《子思子说诗》，《尚友书塾季报》第5期，1926年3月30日。
 
19刘永尧：《左氏引古史语考》，《尚友书塾季报》第4期，1925年12月30日。
 
20刘咸炘：《文学述林》卷四《陆士衡文论》，《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1册，第93页。
 
21李泽仁：《陆士衡史》，《尚友书塾季报》第5期，1926年3月30日。
 
22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第1册，第235、245页。
 
23罗体基：《〈诗经〉事义分类》，《尚友书塾季报》第1期，1925年3月31日。
 
24王树梁：《两汉土风考》，《尚友书塾季报》第2期，1925年6月30日。
 
25王庆渊：《汉代黄老学者综论》，《尚友书塾季报》第5期，1926年3月30日。
 
26王庆渊：《汉孝弟力田考》，《尚友书塾季报》第7期，1929年6月20日。
 
27以上引文见李泽仁：《陆士衡史(下篇)》，《尚友书塾季报》第6期，1926年10月30日。
 
28熊光周：《中晚唐四风人诗录论》，《尚友书塾季报》第1期，1925年3月31日。
 
29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第1册，第247页。
 
30熊光周：《中晚唐四风人诗录论》，《尚友书塾季报》第1期，1925年3月31日。
 
31刘咸炘：《浅书·教作札记》，《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第1册，第130、131页。
 
32周祖铭：《〈史记·曹世家〉札记》，《尚友书塾季报》第5期，1926年3月30日。
 
33周祖铭：《〈汉书·货殖传〉札记》，《尚友书塾季报》第1期，1925年3月31日。
 
34李士成：《〈史记·陈涉世家〉札记》，《尚友书塾季报》第4期，1925年12月30日。
 
35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第1册，第245页。
 
36钟庆坻：《〈汉书·张释之传〉札记》，《尚友书塾季报》第5期，1926年3月30日。
 
37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17页。
 
38钟世恩：《〈后汉书·申屠刚传〉札记》，《尚友书塾季报》第6期，1926年10月30日。
 
39王庆桢：《〈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至〈楚元王传〉札记》，《尚友书塾季报》第2期，1925年6月30日。
 
40王树梁：《〈后汉书·董卓传〉札记》，《尚友书塾季报》第1期，1925年3月31日。
 
41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第1册，第236、237页。
 
42王树梁：《〈后汉书·张王种陈传〉札记》，《尚友书塾季报》第2期，1925年6月30日。
 
43刘咸炘：《治史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第1册，第235页。
 
44刘伯穀、朱炳先：《刘咸炘先生传略》，《推十书》(增补全本)壬癸合集第3册，第1171页。
 
45这份研究生名单是2021年2月9日笔者采访刘伯穀先生时所得。
 
46刘伯穀、刘器仲：《成都尚友书塾史述》，《蜀学》第2辑，第29页。
 
47《双流刘鉴泉先生挽辞》，重庆更新印刷纸号代印，1935年，第57页。
 
48刘伯穀、刘器仲：《成都尚友书塾史述》，《蜀学》第2辑，第30页。
 
49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5页。
 
50参见刘伯穀、刘器仲《成都尚友书塾史述》，《蜀学》第2辑，第31页。
 
51刘咸炘：《推十文》卷三《赖丕丞先生暨德配王孺人六十寿言》，《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2册，第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