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论语》诠释及其研究探骊

作者：惠江南，乔  芳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赤峰学院学报（哲社版）》2022年第1期

摘要：近代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初期，“论语学”研究受反传统思潮的影响而一度沉寂。新时期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和现代价值得到国家的重新定位，传统文化“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论语》诠释及其研究也随之活跃，相关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现“孔子研究”“思想研究”“翻译及相关研究”三大研究热点。考察当代《论语》注本，重视文字训诂的汉学系统著作以杨伯峻《论语译注》和高尚举《论语误解勘正》为代表，重视义理阐发的宋学系统著作以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和南怀瑾《论语别裁》为代表。此外，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论语新识》因全新的诠释特点与诠释思想成为近几年来《论语》诠释的典范，对《论语》后学研修进学极富参考价值和引领作用。

关键词：“论语学”；当代《论语》诠释；《论语新识》

作者简介：乔芳，江苏大学文学院教授；惠江南，江苏大学文学硕士，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汉书·艺文志》）的语录体著作，集中反映了孔子“内圣外王”的思想，被尊称为“圣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1】《论语》虽不在六经之列，但地位不亚于任何一部儒家典籍，其不仅是中国的经典，更是“东亚文明的伟大经典”，“两千年来，如惊涛拍岸，召唤着东亚知识分子的心魂”。【2】《论语》之所以如此重要，除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外，文本自身的思想性、开放性、超越性，以及历代诠释者依据现实政治、社会发展、时代人心等的不同需要作出的创造性诠释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儒家学者合乎时代的注释与阐发，《论语》只能是毫无生气的故纸堆，不仅无法发挥修齐治平的功能，恐怕连文本自身的流传都成问题。“中国古代《论语》诠释的演进跌宕起伏，走过了一个漫长而不断裂变发展的过程。”【3】先秦《论语》诠释萌芽于孟子；两汉时期受经学影响重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魏晋之际援佛道释《论》，产生新变；两宋重义理阐发，形成理学型《论语》诠释；降及清代，则诸派激荡，异彩纷呈，每一时期的《论语》诠释及其研究都在独特的社会矛盾运动与学术风气交织中推演嬗变。清华大学陈来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迎来儒学的繁荣发展”，【4】在提倡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厘清当代《论语》诠释及其研究的发展轨迹与嬗变特点不仅对学界相关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建构都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期《论语》学研究概说

近代以来，受民族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等反传统文化运动的影响，“论语学”研究一度沉寂。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受一系列政治事件及学习苏联模式的影响，传统文化被彻底否定，《论语》相关研究依然鲜人问津。1980年代国家政策调整后，一度沉寂衰败的孔子思想与《论语》等相关研究才开始摆脱颓势，逐步复苏。但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传统文化依旧被边缘化，虽“不乏汤一介、季羡林等人呼吁重视传统文化，但势单力薄，并没有改变传统文化依旧处在被冷落的尴尬境地”。【5】新世纪以来，中华文化的发展进入新旧嬗变时期，孔子和《论语》的价值再一次开始彰显，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和现代价值也得到重新定位，传统文化也“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6】因此《论语》诠释及其研究也随之渐趋活跃，相关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检索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论语》诠释及其研究的相关文献，1979至1988年间尚无相关条目；而1989年至2020年间与《论语》相关的研究文献，竟多达17883余篇，研究成果相当丰硕。通过对CNKI数据库上所得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我们发现当代的“论语学”研究已形成“孔子研究”“思想研究”“翻译及相关研究”三大研究热点。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论语》研究走向全面繁荣，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探究了《论语》的内涵与外延，对学界后续研究极具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孔子研究”热点的形成与《论语》的性质分不开。《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语录体著作，且塑造出了一系列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其中最鲜明的便是“天纵之圣”的孔子。无论是被人奉若神明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还是遭人唾弃的“丧家狗”“孔老二”，孔子都鲜活地存现于研究者的视域内和心灵中，相关研究多认为《论语》塑造了一位具有圣人、君子、仁者、志士、学者、师者等多重身份的孔子形象。在诸多孔子形象中，“君子形象”研究的热度高居不下。“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体现，也即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在孔子看来，“圣人”是理想人格的最高代表，经后代儒者的推阐发明和修为实践，“圣人”成为道德充实、人格伟大、情操完美的人。但“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可见“圣人”在孔子的心目中实属难得，能修身为“君子”已足矣。相关研究文献中，王伊妮总结出了“君子”的四种意涵：第一种是没有真实的形象和行为的人格符号，第二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第三种是在政治上有崇高道德的人，第四种是与小人形成鲜明对比的高尚的人，孔子自己则更侧重论述了第四种君子人格。【7】

孔子和《论语》的思想与精神世界有两个向度，一是其本身立体多维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二是历代儒者研磨探赜熔铸于《论语》中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二者共同铸造成涵养博大、深邃蕴藉的瑰丽世界。解释和挖掘《论语》的思想世界不仅是历代诠释者锲而不舍学术追求，更是使得《论语》文本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儒家思想”“孔子思想”“教育思想”等，同时又勾连起忠、恕、仁、义、礼、智、信、哲学、中庸等层面的思考。历代学者对《论语》中的“仁”“义”“知”“中庸”等思想范畴的阐释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张扬《儒家“仁”观念的三个维度》【8】一文总结了学界对孔子“仁”的三种界定：胡适、冯友兰等的总统诸德的“全德”说；韩星、黄怀信等的“真实感情”或“爱”论；蒙培元、陈声柏等学者的本体论。《论语》的思想范畴之所以有广阔的阐释空间，一方面因为孔子并没有对“仁”“义”“中庸”等思想范畴作明确定义；另一方面，“由于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的缺失和不可复制性以及诠释的个性化特征，客观上经典的原义无法完全复归”，【9】因此古今诠释者新见迭出，难以折衷。也正因此，历代解经者皆能对《论语》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诠解，使儒家思想生生不息、永葆活力。学界现有《论语》思想研究的文献虽从不同层面作了详尽阐释，但其仍有巨大的诠释空间，有待后学持续研探。

“《论语》翻译及相关研究”热点的形成，与《论语》自身的影响力及世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息息相关。作为人类思想文明的共同经典，《论语》不仅对东亚各国有直接影响，而且对欧洲主要国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十六世纪末欧洲传教士利玛窦以拉丁文译本将《论语》传入欧洲世界后，《论语》翻译及其研究也随之启动。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的深入发展，《论语》外文翻译研究也日益兴盛。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关注《论语》中较难翻译的“仁”“义”“礼”“中庸”“君子”等核心概念，而且从中外文化异同的角度为《论语》的海外翻译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同时也注重对辜鸿铭、理雅各、许渊冲等《论语》传播史上重要翻译家及其译本的研究。此外，近年来基于语料库的对《论语》修辞、译文风格、语言等方面的翻译研究也独具一格。《论语》外文翻译研究与《论语》的海外传播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论语》海外传播的普及促进了国内对《论语》翻译的研究，同时也推动了传统儒学在东亚儒学文化圈的交流与传播，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中。

二、当代《论语》诠释考察

关注当代《论语》诠释及其研究，除CNKI数据库的期刊文献外，《论语》注本亦不可忽视。自《论语》问世起，相关著述便浩如烟海，据吴延环统计，我国历代《论语》注解书目（包括四书注解中的《论语》注解）共计三千零八十八种，但因年深日远，加之天灾人祸，注本散佚日增，迨至今日，书目所录三千余种实存仅一千零二十九种。【10】考察历代注本，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大约有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释》等。每一时代的重要注本或致力于文字训诂，或致力于义理阐发，皆能深契时代发展之需，并展现出鲜明的学术风尚。降及近代，面对儒学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现实性，如何以“了解之同情”的眼光调和古今视域，用现代的语言和观念对《论语》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这是研究《论语》的专家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当代《论语》诠释者秉持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和善意的人文关怀，分别从历史、哲学、文献学和经典普及等角度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解读。考察新时期以来深具代表性的《论语》注本，杨伯峻《论语译注》和高尚举《论语误解勘正》用力于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属汉学系统，杨注简明准确，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高著则着重勘正误解，皆有功圣学。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和南怀瑾《论语别裁》则是宋学系统的代表作，钱氏以“劝人读《论语》”的愿力成就了一本人人可读的诠释本；李泽厚在其《论语》诠解中着力构建“情本体”的哲学体系；南怀瑾则以讲故事的方式深入浅出地阐释儒家义理，推广经典文化。诸家注本虽用力点不同，但都立足经典原义，结合时代发展力求作出创新性的阐发，使经典文本活在当下，展现了当代《论语》诠释的独特风貌。

经学研究汉学与宋学之分野显豁，汉学侧重文字训诂与名物考证，宋学则重视文本的义理阐发。汉学“是指在战国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唐章句训诂注疏考证之学。”【11】虽然汉学后来逐渐陷入烦琐哲学的困境而被新生的宋学所取代，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也”,【12】故汉学仍是宋学的基础，《论语译注》和《论语误解勘正》对廓清和阐发经典原义，进而弘扬传统文化并实现经典对今人的启迪教化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杨伯峻《论语译注》（以下简称《译注》）著作目的直截明了：“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13】《译注》的译文尽量保持了《论语》的原意与语言风格，且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多使用令人耳目一新的口语俗话，如“所以这习字以讲为实习为好”“这种说法我嫌牵强，所以仍照一般的解释”，【14】不仅新鲜活波、亲切近人，而且极富时代气息。注释侧重字音词意、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考证。值得一提的是，《译注》于文后附有尽可能弄清楚《论语》每字每词涵义的“《论语》词典”，与前文注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杨注一经成书便极受欢迎，虽不乏商榷、纠误的声音，但瑕不掩瑜，可以说“杨氏之注释紧紧围绕普及与提高之目标，……‘不纠缠于考据’，‘不炫博’，‘不矜奇’，‘不自是’，‘不遗美’，尊重传统，实事求是，且能有所发见。”【15】曲阜师范大学高尚举教授主编的《论语误解勘正》（以下简称《误解勘正》）同样专注于文字训诂。几千年来，《论语》注本不胜枚举，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历代注本对《论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特别是某些有争议的章节，历代注释者各执一词。当下社会读《论语》的人群越来越多，学校和社会普遍开设相关课程，若任由对《论语》存在严重误读的注本大行其事，后果将不堪设想。有感于此，高尚举编著《误解勘正》，“对古今《论语》注本及研究文章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针对误解予以有理有据的纠正”。【16】此书在《论语》原文章句后分别设立“误解”和“勘正”，“误解”侧重选收古今流传较广注本及名人名注本中有代表性的错误解释，“勘正”则主要采取训诂、文献互证等方法对误解进行纠正。

汉学系统之外，当代《论语》诠释更侧重于义理阐发。“所谓义理之学，是指与章句训诂注疏之学相对应的讲求儒家经义、 探究其道理的学问”，【17】要求解经者深入儒家经典文本，探究其大义，挖掘其精神和思想意蕴。《论语新解》（以下简称《新解》）是钱穆先生历时十余年完成的以劝人读《论语》、阐扬孔学、恢复民族文化自信为目的的普及性《论语》诠释本，“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优秀的《论语》注释本之一”。【18】钱穆认为《论语》是中国识字人必读的一部书，然而当时社会缺乏一本人人可读的注本，《论语集解》去今太远、“不合时宜”；《论语集注》乃理学家言却不能无误；《论语正义》辞烦不杀，使读者望而却步，因此钱氏“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兼顾，主要自以为解释义理为重”，【19】在备采众说的基础上折中求是，再以新时代的语言观念加以陈述，以期成就一本人人可读的《论语》注本。考其原著，《新解》体例简明扼要，字词解释明白晓畅，义理阐发切中肯綮，白话翻译要言不烦，确实与其“体求简要，辞取明净，……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20】的初衷若合符节。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以下简称《今读》）相较于钱注更具哲理性。《今读》除基础的“译”“注”外，另有“记”，“记”是作者的评论、札记和解说，“或讲文本，或谈哲学；或发议论，或表牢骚；或就事论理，或借题发挥；并无定规，不一而足”，“仍旧围绕今日如何读《论语》这个中心来展开”。【21】毋庸置疑，“记”是《今读》最重要的部分，作者于此尝试研究《论语》“半宗教半哲学”的特征，“建立了一个以塑造文化心理结构为基础，‘一个世界’的世界观为前提，‘情本体’为内核，悦志悦神为目标的完整的哲学架构。”【22】与此同时，李泽厚在《今读》中思考的士的出路问题、孝与家庭的价值、由儒学出发如何保障社会稳定等问题展现出当代知识分子深厚的人文关怀，可以说“《论语今读》这个‘今’字首先可以理解为‘针砭时弊’。……他注释《论语》的一个目的是想借《论语》来批判现实”。【23】《新解》与《今读》属学者型的研究论著，南怀瑾《论语别裁》则是传统文化复兴和国学热背景下文化普及性质注本的代表。《论语别裁》（以下简称《别裁》）是南怀瑾先生多年来讲解《论语》的演讲录，不同于学术研究论著，《别裁》体例简单，既无注解，更无译文，也并未依据《论语》的章句顺序作解说，只将每篇内容看为一个整体作十几二十篇文章阐发其微言大义，其解说“不仅有篇章结构、段落联结上的提示，而且有原文义旨以及所涉人文掌故的阐发”。【2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将对原文的讲解编撰为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这在当代众多《论语》注解本中别具一格。《别裁》阐释《论语》注重挖掘其现代价值，反复强调《论语》所讲的学问就是要“做人好”“做事对”，其根本是求仁，要义是好礼，核心是孝悌，精髓是改过，支柱是忠贞。要而言之，《别裁》因通俗易懂、切近生活的内容和生动活泼的历史故事而广受读者欢迎，成为普及经典文化的成功范例。此外，尚有唐翼明《论语诠解》、孙钦善《论语本解》、杨朝明《论语诠解》、鲍鹏山《论语新读》等多部著作，也都颇具参考价值，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详论。

三、新时期《论语》注本管窥

20世纪以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同济大学刘强教授2016年出版的《论语新识》（岳麓书社2016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修订版，以下简称《新识》）一书。该书采用新方法，秉持新视角，融文字训诂与义理阐释于一体，对《论语》一书作出了全新的注释、今译和解析，在诠释特点和诠释思想等诸方面独具特色。《新识》主要包括九部分：“名人论孔子”“读《论语》法”“例言”“序言”“《论语》次第”“新注”“新译”“新识”“今按”。其中，“新注”“新译”“新识”“今按”是全书主要架构，而《新识》之“新”主要体现在“新识”中，一方面《新识》与上述《论语》注本有不同的诠释特点，另一方面作者基于篇章义理并结合学术史、思想史和当下的时代症候对《论语》思想作出了创新性挖掘和阐发。此书一经出版便广获好评，先后获得2016年儒家网“十大好书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普及读物奖）”和“第八届湖南省优秀社科普及读物奖”，并得到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教授、上海开放大学鲍鹏山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的赞赏与推荐。继《新识》之后，刘强又于2021年出版《四书通讲》，将《四书》作为一个整体并旁及五经，融会贯通，掘幽发微，与《新识》的诠释理路一脉相承，同样受到海峡两岸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新识》与《四书通讲》两部著作都堪称近年来《论语》诠释的代表作，下面笔者仅就《新识》管窥刘强诠释《论语》的独特之处以及新时期《论语》注本的基本特征。

与现有注本相比，《新识》诠释特点之“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融会文史哲，充分参引古今典籍诠解《论语》文本。《论语》本就内涵深邃、包蕴广大，对中国传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皆有巨大影响，且文史哲本就水乳交融、同气连枝，却在现代精细化的学科分类体系下渐行渐远，因此刘强注释《论语》时有意打破文史哲的界限，使其在碰撞中突破与升华。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章，“新识”引刘桢《赠从弟》诗、李白《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诗、刘禹锡《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诗挖掘孔子此言的诗意以及对后世托物言志诗歌的影响。“其为人也孝弟”（《论语·学而》）章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孔门诸弟子与有若之问答部分的论述，还原《论语》时代的历史现场并展现孔门师徒论道问学的真实语境，生动形象地阐明了有若何以被尊称为“子”，又何以被哄下师座。第二，《新识》注重剖析《论语》篇章的编排次第与内在肌理，既通体分析，又逐章解读，以期从整体上阐明《论语》篇章的系统性，这是以往许多《论语》注本未曾关注的。如“学而”篇第一章便点明“学而时习之”章是《论语》全书的总纲；“慎终追远”章总体论述“学而”篇的篇章结构，即“学而”章谈为学修身，“其为人也孝弟”章谈孝悌乃为仁之本，第三、四、五、六章谈忠信仁爱，自“慎终追远”章开始则谈礼；“君子食无求饱”章又指出本章乃呼应“弟子”章、“贤贤易色”章，如此一来，“学而”全篇之内在肌理便通透明晰，一目了然。

《新识》诠释思想亦匠心独运、自成一家。首先，《新识》坚守儒家本位并会通儒释道。儒释道三家向来体现出对立且互补的微妙状态，宋代理学家为维护儒家正统地位而吸收佛老思想构建起理学型《论语》诠释，却又呈现“阴习而阳拒”的怪异姿态。其实，正如苏轼所言：“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西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25】儒释道并非纯然对立而不可调和，《新识》诠释《论语》便注重挖掘儒释道的共通之处，求同存异，在调和三家思想的基础上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就儒释来说，儒学是心性之学，而佛学尤其南禅宗的顿悟法门亦为心性之学，所以两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交融共通。如“吾有知乎哉”章，刘强将佛陀所言：“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与夫子“空空如也”之摆落名相俗谛的大境界相联系，夫子之“无知”与“空空”正如佛门所谓“妙有”与“真空”，直接得出“儒佛本可会通，故见性得道之佛门大德常为圣教解人也”【26】的结论。就儒道两家来说，更有如儒释相通之处，“君子博学于文”章，“新识”指出夫子教人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下学上达，无过无不及，正与《老子》第八十一章：“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之意相通；“仲弓为季氏宰”章，作者认为“赦小过”蕴含着道家不为“察察之政”的开明政治思想，就此而言，儒道有时亦涵融一气。刘强自身经历了从研治魏晋名士上溯到先秦诸子的学术历程，故而探寻儒道两家的相通之处更为得心应手。《新识》中，刘强亦多次将三家思想对比论证，如“枨也欲”“修己以敬”诸章。其次，“新识”诠释思想之“新”特别表现在刘强能在探寻经典义理的基础上联系当下的社会现实，忧时忧世，针砭时弊，将《论语》文本中蕴含的形上之道下贯于形下的人伦日用之中，发挥儒学的社会批判功能，让经典文本活在当下，服务当下。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章对当今社会娱乐至死的时代，明星靠“博出位”“炫富贵”“晒丑闻”等恶德败行来换取一夜成名行为的不齿等义正言辞、慷慨凛然的诛心之论都是立足现实发出的耐人深省的思考，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文化责任感。“儒学并非知识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而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需之学’，人人切实可行的‘人伦大道’”,【27】中国哲学向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论语》中精微的义理是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源头活水，《新识》体现出的社会意识与人文关怀便是中国哲学这一特征的生动注脚。

在笔者看来，《新识》与《四书通讲》二书在诠解《论语》上做到了三个统一：溯源经典原义与力求现代阐释的统一、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道的统一、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的统一。《新识》广引《说文解字》《尔雅》《周易》《诗经》《礼记》等澄清字词原义，从根本上纠正“白话今译”对经典的误解和曲解，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激活”《论语》中蕴藏着的现代文明基因，如开篇对“学”之字义的探究以及对为学方法的解读。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认为《论语》“不仅是‘精英文化’‘大传统’，同时也与‘民俗文化’‘小传统’紧密相连”，【28】所以兼具“形上”与“形下”的特征。《新识》在着力探究《论语》中精微广大、高深溥博的形上之道时亦注重用形上之道解决形下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前文呈现出的深刻的社会批判。此外，《新识》是刘强近十年来研读《论语》的最新学术成果，同时，作者文史哲兼通，篇章叙述妙喻频出，形象生动，既富学术性，更具文学性，对致力于文史哲事业的研究者和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民间大众都有引导作用。当然，《新识》并非完美无瑕。《论语》虽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经典”，但其中既有“俟百世而不惑”的恒久价值，也有不合时宜的“明日黄花”。在当下这样一个思想和价值观念多元碰撞的新时代，著书诠解《论语》时如何分辨与取舍就显得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新识》与当代多数《论语》注本皆秉持儒学中心论的立场，侧重阐发孔子和《论语》思想中不受时限的“通义”，对那些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有所龃龉的思想则未予以充分关注。

四、结语

近代以来，儒学经历过两次毁灭性打击但依旧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新时期面对民族文化复兴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重新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现代价值已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因此各类《论语》诠释本应运而生。综观当代具有代表性的《论语》诠释著述，表现出这样几方面诉求：第一，诸家注本诠解《论语》皆以探求经典原意、挖掘原始儒学为基本旨归。第二，当代《论语》注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都力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新思想、新观念、新语言对孔子和《论语》思想作出现代化阐释。第三，关注社会现实，强调经世致用，以儒学的智慧为人们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的可能性，这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历代文人学者的治学追求和社会责任意识的集中体现。第四，普及经典文化，“劝人读《论语》”，也即“传道授道”。本文主要选取了六种深具代表性的《论语》注本作简要分析，限于精力、时间及学识，或许还有尚未注意到的特色注本则留待以后继续勘寻研讨。

正如宋儒朱熹所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当代《论语》诠释及其研究正是在对《论语》文本“温故”基础上的“知新”。相较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清初朴学，当代《论语》诠释虽然尚未形成全新的解经特色与学术风尚，但当代儒学的发展正值重塑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机遇，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当代《论语》诠释及其研究正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相信在上述注本的引领下，今后的《论语》诠释必将渐入佳境、登堂入室，如历代《论语》诠释一般，不仅会形成全新的独具时代特色的解经风貌，更会很好地回应民族文化复兴、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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