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其人其学

作者：朱子钰 李梦馨

来源：《大众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十月十三日癸亥

          耶稣2022年11月6日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大学者，后人称其学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格物致知”是朱熹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贯穿于朱熹政治思想、学术成就、讲学与教育实践的始终。朱子的“学习精神”对当代的通识教育和终身教育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陈来，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当代著名哲学史家，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著作有《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等。近日，陈来做客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国学公开课”，讲解朱子的其人其学。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

所谓朱子学，就是朱熹及其学派的思想学术，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事实上，朱子学在五六百年前就已经向境外传播，在当时的韩国、日本，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曾经有一位知名学者如此评价：“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意思是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同时这也表明儒家文化自宋代以后，在社会上形成了无远弗届的影响。可见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之高，从某种程度、某种角度上甚至可以和孔子并称。

为什么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集大成式的人物，对历代中国文化进行了一个总结。而朱熹对孔子以后1500年的儒学又进行了总结，继承中发展了儒学。

孔子之后，各个时代的儒家学者都传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其中宋代的学者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他们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使儒家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宋代经过魏晋隋唐的道教、佛教的兴盛发展，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思想文化营养，当时的学者在批判佛道二教的立场上，又吸收了其思想和文化上一些有益的成分来发展自己，从而将儒学发展到新儒学阶段。于是由宋代开始发展的道学或理学支配了从南宋后期到元明清的这几百年。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主流是理学，而理学的主流就是朱子学。所以后世对朱熹有这么高的评价也就不奇怪了。

明清学术史研究的大家黄宗羲提到朱熹时，曾用三句话来刻画他的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广大是指它的规模宏大；精微是指它内部内容的精细，以及体系的深度；综罗百代是指它对整个历史上的文化全面综合，综合里还有创新。

实际上，朱熹在小时候就有哲学家的天赋，成年之后却常说“我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从八九岁时读到《孟子》“未尝不慨然奋发”，到十几岁的时候读到“圣人与我同类者”，他认识到“圣人也不是超天才，圣人跟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人，为什么圣人可以做圣人，我们做不到，关键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可见，他很早就立志。

朱熹19岁中进士，后入都铨试中等，并被授予泉州同安县主簿。他在赴任途中拜见了名儒李侗，与其交流佛教心得。看到朱熹对佛学的勃勃兴致，李侗鼓励他应多读圣贤书。朱熹后来反复思考，意识到李侗所言不假，他从闽北徒步百里到达延平，将其语录编为《延平答问》。当时的朱熹暂居在李侗家旁边的一个小庙，在李侗的积极影响下，朱熹编了《太极图说解》。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朱熹一生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要求皇帝，认为“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他亲自到朝中面见孝宗并进言：“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50岁时，朱熹任南康知军，皇帝又诏求直言，他应诏上书，讲正心的重要性：“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孝宗读之大怒。晚年朱熹再次入都奏事，路上有人提醒：“先生，你喜欢讲‘正心诚意’，但皇上并不爱听，这次你就不要提了。”朱熹严肃反驳：“我平生所学，就是这‘正心诚意’四字，怎能欺君？”在面奏皇帝时，朱熹直言：“陛下继位三十年还没有什么治国理政的效果，是因为心里私欲太多，天理不够，应该对每一个念头都谨而查之，心里毫无私欲，天下事才能大明。”

朱熹一生不愿做官，几次收到任命时都反复推辞。65岁那年，朱熹受命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前去赴职。但他只在朝40多天就因庆元党争而罢官归家。朱熹被称为“伪学之魁”，其学说也被称作“伪学”而遭禁止，一时遭到公开的压制，自己也在党争的迫害中病故。在严峻的政治学术迫害中，朱熹仍坚持著书，做了很多古典文献的整理工作，如《楚辞集注》《阴符经考异》《孝经刊误》《韩文考异》等。除了著书立说，朱熹还注重教育兴学，认为学校教育的宗旨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强调修身、处事、践行，从重建白鹿洞书院到亲自订立书院学规，再到修复岳麓书院，他将《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教材，亲自到书院讲学，这些教育方式对后来历代书院的教育影响颇深。朱熹一生进行了许多经典注释，这种形式对当代通识教育的经典学习仍然有参考意义，所以朱子真正强调的格物，不是追求一草一木的具体知识，而是追求对于万事万物的通识理解，要求读者把经典中的道理与个人涵养结合在一起，注重对道德意识、价值情感的培养，追求道德和知性的平衡，这和我们现代通识教育宗旨是相符合的。

朱熹在《大学》里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指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最重要的学说“格物致知”就来源于此。朱熹曾与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进行辩论，朱熹强调人们要通过广泛读书来考察社会道理，而陆九渊则认为人要反求内心，并诘问朱熹：“如果读书是最重要的，那尧舜之前无书可读，尧舜怎么成为圣君？”由此可以看出，朱熹较陆九渊更重视知识学习的理性方法。

存天理道问学 尊经典贵持敬

南宋以后，作为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朱子的思想成为近世思想的主流，对中国乃至东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

存天理。朱熹阐发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思想，认为人心指人与生俱来的个体感性欲望，但如果“无所主宰，流而忘返”，社会就会“危”，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道心是指人的道德意识与理性，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公就是普遍，即社会普遍的道德法则。所以，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上，朱熹强调“存天理、去人欲”，主张以理制欲，这对宋明清时代精神文明和民族精神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道问学。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以“学习”是孔门一贯强调的人生基本态度和修身方法。从孔子的角度来看，学习不是一个人的阶段性活动，而是根本的人生态度，应贯穿人的一生。就哲学的精神来看，朱熹可以说是孔子学习思想的最大继承者、发展者和推动者。朱子学的格物论可以说是对儒家自古以来的“学习”思想的哲学论证和展开。

尊经典。《朱子语类》的“读书法”记载了朱子教人如何读圣贤书。虽然朱子自己的著作中似乎并没有把读书明确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讨论，但有关读书必要性的问题意识处处渗透在朱子的哲学讨论中。朱子所重视的格物，其中主要的用力之处即读书，对读书的肯定以及以读书为背景的哲学建构，是朱子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发展。可以说，朱子的思想为近古的读书人提供了一套学为圣人的目标和方法。

贵持敬。朱子学的学问宗旨，常常被概括为“主敬穷理”，所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什么是主敬呢？主敬是内心处在一种警觉、警醒、敬畏的状态，朱子说“敬”是“教人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其实专一谨畏，不放逸，不仅要随时而行，也应当要随处而行，不管做事与否，都要主敬。从现代意义上来理解“主敬”，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理论相似，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有条件的，其中的文化条件是新教对于人所产生的约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纪律和敬畏心的劳动力，而朱熹所讲的主敬恰好代表了自我约束、严肃认真、勤勉专一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所以我们可以说，朱子学为近代东亚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工作伦理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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