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与中国制度史”学术工作坊纪要

来源：主办方

2022年11月5日，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日新书院联合主办的“《通典》与中国制度史”学术工作坊在清华大学未来媒体实验室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参会，围绕着“《通典》”与“制度史”两个关键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在开幕式上，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国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丽娱先后致辞。张国刚回顾了《通典》产生的历史基础，指出《通典》之类的典章制度著作之所以出现，与时代的需要、制度史的发展以及史学著作本身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他提到《通典》的主要贡献在于新内容、新知识、新体例。张国刚还从东西比较的视野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理应从“礼治”走向“法治”。 吴丽娱表示以《通典》为代表的传世史书对于制度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在普遍重视新出文献的今天，更要深入发掘和运用传统史料。同时，她还指出《通典》的写作与杜佑本人的经历分不开，因此进一步的研究要从对杜佑本人的认识出发，站在唐朝学术的角度来对杜佑创作《通典》的内容方式特色做全面的理解。开幕式由清华大学历史系顾涛副教授主持。

图片左起：张国刚、吴丽娱

第一场学术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锋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刘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英、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香港科技大学语文教育中心讲师刘璐分别发表了题为《日本宫内厅藏北宋本〈通典〉鉴识》、《宾嘉之间：〈通典·礼〉对唐以前元会和朝聘礼的认识和编排》、《青衣行酒亡天下？——“单于无北顾之怀，猃狁有南郊之祭”析论》、《出经入史：杜佑〈通典〉经学思想研究之缘起》的学术报告。

刘明的报告从《通典》的版本学开始，他对今存《通典》最古老的版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本《通典》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进行了充分挖掘，从书衣、装订、钤印、鱼尾、叶次、字体以及版本争议等多个方面对北宋本的版本特征进行了考察，表示北宋本作为《通典》的最早版本，具有极其珍贵的版本及文物价值。

杨英以《通典·礼典》所记的唐以前历代元会（朝会）、朝觐二礼为例，考察三《礼》经文和秦汉“故事”中此二礼的内容，以及《通典》对它们性质的认识。杨英指出，从《通典》对元会/朝聘礼的安排来看，杜佑不执著于三《礼》经文和训诂，更注重将前代礼典作为统治之“术”按五礼编排的实用主义。这种以五礼为架构认识和实用主义编排非常稳固，对后世影响也非常深远。

侯旭东从刘渊父子与汉赵国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出发，重新关注到此前一直为学者所忽视的刘渊起兵后开展的诸多看似普通的仪式性活动，以及在仪式场合羞辱被俘的晋愍帝与怀帝的两段插曲。通过对这些事件性记述的分析，侯旭东指出跳出20世纪初产生的民族史、事件史和制度史来重新思考，对于反思礼制研究的局限、现今流行的狭窄的政治概念，以及中国古代王朝建设和存续的机制，均不无启示。

刘璐认为杜佑及其《通典》蕴含丰富的经学思想内涵，深具研究价值。她首先对经学研究和杜佑《通典》相关研究最新发展动向进行了梳理，其次对《通典》的历代接受史进行了考察，对《通典》在经学范畴中曾经发挥的影响和价值进行了深入阐发。最后她通过搜集并初步比对《通典》中引述儒家经典及注释的段落，指出杜佑并不墨守某家注疏，而是针对具体经文，参酌经注故训作个人裁断。

图片左起：任锋、刘明、杨英、侯旭东

第二场学术报告由杨英主持。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讲师范云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赵永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铭、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李明真、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赵悦、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生黄秋怡分别发表了题为《礼书乎？史志乎？——论〈通典〉礼议的文本来源与性质》、《隋唐皇帝郊社祭礼再研究》、《永为常式：唐代官僚葬给吉凶卤簿的制度化机制探讨》、《封建与官僚之间：〈宋书·礼志〉所载朝服印绶制度中的多元身份》、《晋在汉唐之间：试论〈通典〉汉晋唐太庙制度之书写与杜佑意旨》、《情理两得：唐初丧服改制背景下〈通典·凶礼〉情理关系观察》的学术报告。

范云飞全面铺排了《通典》礼议，与历代正史、六朝礼书遗文进行比勘，对《通典》礼议的文本层次及其层累堆叠过程进行了详细探索。在离析《通典》因袭史志、抄录礼书这两大来源后，他指出《通典》礼议与史志的关系呈现魏晋、宋、齐梁陈及北朝与隋三个递变的状态，再进一步揭剥其文本层次，可知《通典》源出礼书者，主要是庾蔚之《礼论钞》。经过这番离析、揭剥，范云飞认为《通典·礼典》堪称六朝礼学之结穴与绝唱。

赵永磊以奠玉帛仪节为切入点，推寻礼学家所推定周代郊天礼，并勾稽史籍中所见汉晋南北朝郊社祭礼的相关史料，认为奠玉帛为北周礼学家据《周礼》新创郊祀仪节，且在具体祭礼仪节的设定上，吸纳《仪礼》祭礼相关因素，而隋唐郊社祭礼以奠玉帛、进熟仪节为主，在承袭北周旧制的基础上使其具体仪节更为完备周密，趋于高度成熟，并由此奠定隋唐以后皇帝郊社祭礼的基本范式。

王铭探讨了唐代被纳入礼令制度的吉凶卤簿仪制是如何发生从“故事”到“常式”的规范观念转变，以及从“葬以殊礼卤簿”向“葬给本品卤簿”的仪制转变。王铭认为唐代受整体政治与社会制度等级化的影响，丧葬卤簿的表现方式具有制度化特征，这一制度化大体包括了等级本品化、令式规范化、仪节程式化以及更进一步的仪制明器化等机制，尤其凸显在本品卤簿与吉凶礼仪结合的令式规范上，综合呈现出丧葬礼制的一种体系化面向。

李明真关注《宋书·礼志》中对官员印绶、朝服、冠制、佩玉等制度的记载，认为《宋书·礼志》中的身份因素无法用一套统一体系囊括。她通过《宋志》服制与《宋书·百官志》所载官品表，以及《通典》“晋官品”的对比，指出在安排印绶冠服制度时，是以班位秩次为基本单位的，绶色等级则是以与经典记载相对应的公、卿为主轴建立的，《宋志》服制所体现的正是封建身份制向官僚身份制过渡的中间环节。

赵悦通过对《通典》所记汉唐庙制与其参差以及《通典》对东晋庙制的书写的考察，说明了杜佑在《通典》中为汉至唐的庙制变迁划出了一条在“天子七庙”的大框架下，逐渐从“以主为数”走向“以世为数”的变革脉络，转折的关键点就在两晋，尤其又是东晋。赵悦认为，晋庙纷纭的讨论落到实处，都围绕在天子宗庙从“以主为数”到“以世为数”的转折、以及“三昭三穆”的神主归属之上，因此《通典》在东晋一世几乎只记世系更迭与神主迁祔，其深意正在于宗法世系成为了晋庙制度实践的关键。

黄秋怡对唐初君臣的数次丧服改制进行分析，指出君臣变服背后一以贯之的理念为“以情变礼（服）”。而开元年间，对于武后所改父在为母服的清算当中，所涌现的保守派不仅驳斥了武后改制，而且矛头直指唐初丧服变革之风。保守派代表元行冲的“情”“礼”关系理解中，将“情”与“礼”分立作为两种外在化的形式，从而维护礼经典制的正统性。而《通典》承唐初改服之事，希望在丧服礼论中做到“情礼两得”，而以经典所载上古三代典制为圭臬。

左起：赵永磊、王铭、李明真、赵悦、黄秋怡

第三场学术报告由赵永磊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沈蜜、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正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黄晓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许洪冲、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顾涛分别发表了题为《制度是如何成为“典”的——〈通典〉与国家治理传统的典制逻辑》、《不属九州：杜佑岭南九州分野言说试析》、《化经为史：论郑樵〈通志略〉的生成》、《乾隆帝与“续三通”的纂修》、《〈通典·礼典〉的结构与法源——以“郊天”为例》的学术报告。

沈蜜指出制度的落实大体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创制立法的层面，制度的创设要遵循秩序基源，兼顾“时”与“权”的具体条件，这是构建政治秩序的途径；二是在制度变迁的层面，历朝历代治理环境发生变化，制度的改革需要与具体的人事相结合，出现制度、法规出现弊病的时候，政治主体也能够依据典范价值激活救弊机制，挽救“法因事弊”。

孙正军对岭南分野不属九州说在唐宋以降创立和流衍的过程做了梳理，指出《通典》力持《禹贡》原典主义，对州国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合，这与杜佑切实的经世致用目的不无关系。事实上，对于历代帝王雄心勃勃的开疆拓土，杜佑是持保守态度的。杜佑这一认识也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宋代以降，岭南不属九州说始终在精研《尚书》或《禹贡》的知识精英中作为主流学说而存在。

黄晓巍在“经史关系”的主题下考论了郑樵《通志略》的生成。他批驳了学者们在“郑樵年谱”中对郑樵为学次序的编定，认为《献皇帝书》所载不可机械解释为郑樵的为学次第。郑樵经学义理研究的次第应为“考、辨——传——略”，“略”这一总括具体研究的形式与名称，当在郑樵从事经学义理研究时已经生成，进而用于《通志》。他指出郑樵编修《通志略》，在主观上着重于汇总毕生学术、呈奏君上，但在客观上，具有“化经为史”的意义，也扩展了历史学的范围。

许洪冲对乾隆帝纂修“续三通”诸问题进行了探讨。他首先探究了乾隆帝对“三通”的总体认识，指出乾隆帝对“三通”悠长的褒扬，彰显了“三通”的学术地位和作为政治教科书的价值，从而也成为续修“三通”的主要原因。其次他考察了乾隆帝在“续三通”纂修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指出乾隆帝在这一工程中是一位拥有绝对权威的指导者，但“续三通”真正影响到的人反而只有他自己。

顾涛对《通典·礼典》的独创价值进行了深入探索。他指出，金毓黻、钱穆已经开拓出用逐条对比的方法来细看杜佑用心的新路，沿着这一途径来考察《通典》“郊天”之目下的“周制”，可以看出这一部分的书写显然是杜佑熔铸经传、抽绎经义的结果，他借用注疏对经传的考证成果并辅以己意，来为该项制度建立起一个法理系统。“周制”之后对秦汉以降的主要记载，则是杜佑瞄准了制度的因革流变过程中的主动脉、大关节，对制度史上各项重要“故事”统括而成的产物。《开元礼纂类》的编修同样蕴含着杜佑的“裁制”工夫。

图片左起：孙正军、许洪冲、顾涛

在每一场学术报告之后，学者围绕《通典》与制度史研究，尤其是礼制研究相关问题进行了高密度的自由讨论与交流，提出了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见解。会议的最后，顾涛老师再次表达了对与会学者的感谢，感谢大家带来一场思想的盛宴，也感谢线上观众的参与，并提出了对明年再开第二届工作坊的期待。晚上18:00整，本届工作坊在意犹未尽的气氛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