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留下了哪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金璐（金华日报记者）

来源：《金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十月廿五日乙亥

          耶稣2022年11月18日

大都市长沙，充满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立体交通，街上人流摩肩接踵，熙熙攘攘。

这座城市仍然保留了它的古韵。在岳麓山脚下，湖南大学静谧悠然。校园一角，一个古朴的院落安静地开放，如今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向往文化之人的朝圣地，这就是岳麓书院。

惟楚有材 於斯为盛

“全国的人一半都在长沙，长沙一半的人都在岳麓书院。”去书院前一晚，在网上查资料，一条视频跳了出来。

视频里，书院各处人头攒动。第二天实地一看，人果然多，男女老少，口音各异，还有一队耳朵上戴着同声传译器的国外游客。

岳麓书院门口有几级台阶，适合团队合影，那里没有半分钟空闲。一群人合完影，又有一群人站了上去。想拍一张照片，等了半小时，愣是没拍到。

一个文化景点，居然能吸引如此多的游客。岳麓书院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

它的魅力应该不在于这几间房舍。如今可见的岳麓书院，是上世纪80年代重建的。据台湾故宫博物院原研究员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所载，日军侵华时，故宫文物南迁到岳麓书院，故宫工作人员甚至还在岳麓山中开凿了山洞藏文物。很快，他们得知日军将要轰炸长沙，赶紧把文物装车转移。最终，国宝安然无恙，而岳麓书院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在抗战中付出巨大代价的，还有湖南大学的学子。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夏，湖南大学有一批学生投笔从戎。当年冬天，湖南省发动知识分子到基层去组训民众，湖南大学近半学生应征。他们中有很多人，再也没回来。

而700多年前，另一批湖南学子同样选择了奔赴国难。那是在宋朝末年，蒙古大军围攻长沙（当时称潭州），岳麓书院的学生毅然投入守城战斗，几乎全部战死，其余自杀殉国，无一人投降。正如屈原《九歌·国殇》里唱的：“出不入兮往不反……魂魄毅兮为鬼雄。”

岳麓书院师生抗元图

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可以不顾惜自己生命，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而战？

在长沙博物馆里，记者找到了答案。在这片土地上，几乎历朝历代都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从屈原的投身汨罗，到《史记》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到杨度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为代表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为实现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

湘人自古强悍刚烈，金华人自古刚毅忠勇。作为一名金华记者，很容易理解湘人的这种情感，却也好奇，它从何而来。

在陈书良主编的《湘学史略》中，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湖湘文化系统的精神特质是，有着大一统的国家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深厚的忧患意识。

书中还说，承袭自屈原、贾谊的爱国主义传统，随着南宋时期湖湘学的创立及其传播，进一步发扬光大。湖湘学的历代传人都秉持了这一传统。

胡安国向宋高宗上书《时政论》，坚决主张抗金收复失地。其子胡宏也上书宋高宗，痛切陈词批评朝廷的步步退让。胡宏的弟子张栻亲身参与了其父张浚的北伐。南宋末年，岳麓书院学生死战殉国。明朝末年，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痛感无力回天，绝食死于岳麓山。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举义兵抗清，失败后终身不仕，埋首著述。

王夫之像

作为湖湘文化的精神圣殿，岳麓书院穿越千年的历史烟云，把这种精神表现于当下，成为矗立于湘楚大地上的精神灯塔。

务实辟虚 知行互发

因为赶着见专家，记者的岳麓书院之游是倒过来进行的，从最后一间院落开始。这里叫屈子祠，用于纪念战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屈原。

书院屈子祠

约定地点是屈子祠内的湖南大学中国书院研究中心。采访安排在一间古色古香的会议室里，四壁都是书架。专家说，这里摆放着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的三库，记者顿时觉得四面墙壁都在放金光。

会议室里摆着两座金光闪闪的雕塑。其中一座是南宋抗金名将张浚，另一座是张浚的儿子张栻，他是湖湘学的一代宗师。

张栻（1133—1180），号南轩，四川绵竹人，由于其父张浚在南宋绍兴七年（1137）谪居湖南永州，他随父来到这里，并在此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张栻塑像

28岁那年，张栻遵从父命，去衡山拜“开湖湘之学统”的胡宏为师。他治学讲究“务实以辟虚”，讲究“知行互发”，认为实践得越有效，研究越能精进；而研究得越深，越能促进实践的效果。

张栻不只是学者，还是颇有政绩的官员。他43岁时到静江府任职，仅用3年时间，完成了整顿治安、加强边防、减轻赋税、改革买马弊政、便利边疆百姓等惠政安民的实事。这一时期广西社会安宁，张栻也因此受到百姓爱戴。张栻去世时，许多百姓都为他痛哭。

张栻来到岳麓书院时，刚过而立，正是最为年富力强之时。当时，这座著名的书院刚刚完成重建。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经后人扩建，形成了讲学、藏书、供祀三部分的基本规制。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听说书院办学成绩卓著，亲手书写“岳麓书院”匾额，书院因此闻名天下。

书院大门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南宋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抚使刘珙在旧址复建，保持了原有规制。

房子建起来了，想要让书院恢复昔日的荣光，还需要有优秀的师资。刘珙决定聘请张栻主管岳麓书院。张栻在此苦心经营3年，书院闻名遐迩，学生来自东南数省，人数达千人之多，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之规模。

张栻对书院办学有着自己的思考。岳麓书院重建时，他撰写了《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表明反对科举利禄之学，要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在教学上，他强调人格教育和道德践履，对岳麓书院务实学风的形成起到巨大作用。

张栻《岳麓书院记》

胜游挽袂 妙语连床

讲堂历来是书院的中心。

岳麓书院的讲堂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并排摆放的两把鸡翅木交椅。

一般的教室或讲堂只摆一把椅子，是主讲者的“一言堂”。而在岳麓书院，惯例却是让两名学者同时登堂，相互辩论，相互补充，相互探讨，学生就在下面目睹全过程。而最早坐在堂上的是张栻和朱熹。

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从福建武夷山专程造访岳麓书院，与张栻讨论《中庸》之义，后世称为“朱张会讲”。

朱熹像

会讲之际，岳麓书院宽敞的讲堂中人满为患，很多人只能坐在堂前的走廊上或院子里听。听众除了书院的师生，还有得到消息的各地学子。

传说，学子们纷纷骑着快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骑的马拴在门口的池塘边，居然把池水都喝干了。这个池塘，记者进入书院前刚好路过，的确不大，但能被喝到见底，可以想象当时听众人数之多。

饮马池

两人相聚两个多月,除了会讲于岳麓书院，还同游南岳衡山。朱熹写的诗中有“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的句子，白天相互挽着袖子出游，晚上睡在一起聊天，可见亲密。

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更长的时间里，朱熹与张栻以书信的形式保持着学术交流。而在朱张的学术探讨中，其实还有一个人，三人组成了三角形的稳定结构，那个人就是与他们并称“东南三贤”的吕祖谦。

三人年纪相差不大，都热爱学术，观点也颇有相通之处。一种小团体的情谊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来。古代没有电话、微信、电子邮件，他们就靠信件往来。如今流传下来的朱熹文集中，有大量他与张栻、吕祖谦的通信。

如今学者研究三贤通信，认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当为张栻,而主动撰写著作、提出问题、引发讨论最多的则是朱熹。他们彼此映照，彼此阐发，让各自的学问得以精进，理念愈发鲜明。

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张栻47岁那年早逝,以及下一年吕祖谦的早逝,才戛然而止。从此，朱熹只能孤独地走在道学的路上。最终，朱熹开启了程朱理学作为官学的新时代。

先贤已逝，会讲这种形式在岳麓书院被一直保留了下来。这种讨论的风气，也作为湖湘学派的学风而流传。

朱张会讲纪念塑像

真理越辩越明。有实践，才有明悟；有明悟，才有坚信；有坚信，才有执着，才有九死无悔。

走出岳麓书院，眼前是一座名叫自卑亭的建筑。据说古人“望麓而自卑”。对于今人来说，面对岳麓书院“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等诸多精神财富，确实可生敬畏之心。

文史链接

“东南三贤”与书院教育

书院在中国文化传承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么，在书院发展过程中，朱熹、张栻、吕祖谦这三位“东南三贤”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记者为此专访了“邓书院”。

邓洪波教授

“邓书院”名叫邓洪波，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他研究书院文化数十年，出版《中国书院史》《中国书院辞典》《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等多部专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因此学界以“邓书院”称之。以下是对他的访谈整理：

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人，年龄相近，学术观点虽然各有特色，但总的来讲，是在一个大的阵营里的。而陆九渊等人，虽然学术观点与“东南三贤”有些不同，但彼此关系也很好。

中国儒家文化的五伦中有一伦是朋友之伦。讲究朋友相互切磋，而且推崇诤友，就是彼此可以争论，可以对朋友的缺点提出善意的提醒，甚至比较尖锐的批评，而朋友也能接受的一种关系。

“东南三贤”所处年代的社会现实是，过去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经被打破，无法起到安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这个时候，他们提出了新的主张。

他们三人志气相投、目标相近，能够相互激荡，相互慰藉。他们的高贵品质，还有对学问的坚持，使得他们相互成就。

“东南三贤”对我国学术发展以及书院发展所起的最大作用是，他们各自依托书院，建立了学术基地。

事实上，南宋的四大书院就是四大学术中心。婺学是文献之学，吕祖谦把中原讲究实在的风气，放进了丽泽书院。我们这边湖湘学派，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为中心。而白鹿洞书院，以及朱熹在武夷山办的那些书院，共同成就了朱子学派。还有陆九渊以象山书院建立学派。他们都各自以书院为依托，构建和创新自己的学术理论，而且有传人，有团队，使之可以发展传承。

从此以后，书院和学术成为一种共生的关系，相互深深牵绊，变成一体。

尤其是后来的“伪学案”对这些学派都进行了打击。那么，不坚定分子就清除了，最坚定的人就留下来了。再到后来，“伪学”被平反，使这些学派形成了一种生死与共、休戚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我把它看成是书院与程朱理学，或者“东南三贤”（也可以加上陆九渊称为“东南四先生”）的学术一体化发展现象。

这个现象开创之后，中国的学术就变成了书院的一个内部事务。后来，很多学派（包括理学的北移，王湛之学的兴起，再加上清朝的考据学派）都是以书院为团队，就使书院变成了学派的基地，学派的网络。

这个学术团队一方面区域扩大，另一方面时间跨度延长，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延展，就不只是一时一地，而是形成有地域文化特色、延续很长时间的一个学术流派，影响到地方的发展。

各种流派、各种学术都在书院里兴盛，这应该是“东南三贤”开创的一个学术与书院命运深深相契的传统，使得书院除了教学教育功能之外，更多地参与到学术创新、学术传播，使它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动力。

我想要强调一点，书院不是“反科举”的。在科举时代反科举是做不到的。但“东南三贤”在通过书院培养人才时，还提倡更多地在科举的基础上仰望星空，有更多的学术坚守。因为他们是不同的学派，所以强调学术多样性，形成了一个“环涌”的局面。

这应该就是“东南三贤”这一代人留给我们的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