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奎著《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儒学为探讨中心》出版
书名：《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儒学为探讨中心》
作者：张道奎
出版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内容简介】
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当代中国的新动向。而要探明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去脉，则必细察其来龙。本书试图从国家意识形态角度、在分析民国时期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论述民国时期两届中央政府对儒学的运用与改造问题，尤重分析儒学在上述两个阶段参与国家意识形态重建过程中的实践陷阱与教训方面。问题意识与创新点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意图化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争，其二意图回应儒学是否宗教的学术问题，其三意图回应儒学在中国的当代化理论建构的方向问题。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相比，本研究是从历史学的学科视角分析相关实证材料以得出结论，试图突破国内外立足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儒学的纯理论化思路；同时试图突破境外及部分国内学者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旨归的儒学研究取向，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合理认识近代儒学的理论工具，客观评价儒学在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重塑中发挥的作用。
【作者简介】
张道奎，男，1991年生，山东山亭人。2015年考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攻读中国史专业硕士学位，2018年考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攻读中国史专业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目前主要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儒学史等方面的研究。
【目录】
绪论
一、选题意义及现实关照
二、相关学术史的回顾
（一）关于民国时期儒学演变的研究线索及其对儒学的理论定位
（二）关于意识形态视角下的民国儒学问题的研究
三、「国家意识形态」及相关概念说明
（一）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演变及传入中国
（二） 国家意识形态、帝制儒学、保守主义及双轨规则等概念说明
四、论证思路及主要观点
第一章 儒学在中华民国政府初期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起伏
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入及其对帝制儒学的排斥
（一）临时约法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二）自由主义在民初教育改革中的破与立
（三）儒学意识形态在读经与拜孔问题上的激烈抵抗
二、保守主义政治道路的实践与帝制儒学的复兴
（一）意识形态领域旧已破新未立的失序状态
（二）二次革命后的保守主义政治道路与政局转向
（三）保守主义道路下的帝制儒学意识形态复兴
（四）袁世凯与民初帝制运动的高涨
三、国家意识形态过渡期的双轨规则与国家命运
（一） 双轨规则与民初的国家意识形态过渡
（二）袁世凯、孙中山以及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
（三）对于现实的一点启示
第二章 「打孔家店」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转捩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孔家店」的意义指向
（一）「打孔家店」与新的政治主张
（二）「打孔家店」与新青年教育目标
（三）「打孔家店」对儒学更新的意义
二、政治派系斗争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困境
（一）北洋军阀政治派系斗争与民初政局的混乱
（二）重建「法统」的努力与意识形态的困境
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
（一）帝制儒学的意识形态历史正当性的逐步丧失
（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正义性的再造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锋芒初露
（四）「中国目前三个思想鼎足而立」
第三章 儒学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重生
一、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成熟及其对儒学的吸收
（一）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儒学化的理论探索
（二）戴季陶对三民主义的继承与开新
二、儒学化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在全国的推行
（一）三民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
（二）儒化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的推行
（三）儒化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在文教领域的推行
三、理论层面道学化与实践层面精英化的新意识形态
（一） 理论层面道学化的新意识形态
（二） 实践层面精英化的新意识形态
（三）对于现实的一点启示
余论
一、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位置
二、三分一统 再造文明
主要参考文献（以出版年份为序）
附录
一、以「文化基因」矫「内在理路」之理论偏失： 兼论儒学在近代中国的选择性表达
（一）「内在理路」说与明清儒学演变之间的张力
（二）「文化基因」说的理论优势与实践面向
（三）儒学在近代中国的「选择性表达」
二、儒学复兴路径刍议
（一）儒学复兴的必要性
（二）儒学复兴的阶段性定位
（三）儒学复兴的学科路径
（四）儒学复兴的理论指向及其模式
三、论人文学科融合发展的地利之便
（一）人文学科的分科治学及其交流平台
（二）政治文化中心对人文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三）依托于高校的人文学科建设及其地利问题
【自序】
这本小书中所呈现出的一些观点及思考，大都是围绕儒学在近代中国的演变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对象则集中于民国年间（1911-1949）。因主体部分是由硕士学位论文改订而成，所以这里仍大致维持了学位论文的一般体例。这是首先需要交代的。其次，若仅从题名来看，或许读者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与「儒学」的绾合不免存有疑问，因而仍有必要对选题的写作意图略作交代。
儒学在近代中国的演变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要课题之一。而如何定位儒学的基本属性，就成为了能否恰当理解儒学在近代中国演变过程的认识基础。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必然同时决定着意识形态领域的转捩。儒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者各自演化、发展并相互接触、斗争、借鉴乃至融合的过程，同样是近代中国这一转型过程的重要表现内容。离开这两个转型过程来观察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来反思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趋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无论是在史实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将失之偏颇。关于儒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就已经由中国学者提出。本选题沿用了这一提法，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理论作为观察儒学在近代中国命运的理论工具。同时，本选题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改造世界的理论指意的基础上，侧重分析儒学在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形态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及启示。
具体到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问题，本选题则在分析民国时期相关史实的基础上，试图表达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关切：
其一，意图化解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争。当下中文学界中的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的相关论争，主要表现之一是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立场差异。而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试图对人间秩序作出全面安排的儒学必然包括政治秩序方面的设计，同时也内含着对现代公民乃至国家领导人的内在修养的要求。在民国年间，儒学的上述两方面分别在袁世凯政府时期与蒋介石政府时期发挥了作用，其相关史实是今天重新探讨儒学复兴问题的宝贵思维材料。但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皆是儒学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二者将能够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因而不可偏废。
其二，意图回应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儒学是否宗教的讨论，自从民国初年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发起孔教会运动从而引发争议以来，直至当下「新康有为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兴起，相关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从本选题正文中阐释的意识形态的三个发展阶段来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已经试图对人间秩序作出全面安排，这其中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宗教领域的相关问题。而把儒学划归为西方式的宗教的做法，显然完全抛弃了儒学意识形态更关心的此岸世界的秩序建构问题。这一主张在民国初年的康有为那里固然有使儒学在转型中延续的用意，但其在民国年间的具体实践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能持久。若今天仍持此立场并寻求落实，则不啻于挂一漏万、举其一不计其十。
其三，意图回应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正义性问题。儒学在中国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儒学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定位。这是今天的大陆学界回避儒学意识形态属性的理论根源。对儒学的这一定位是意识形态理论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点，因而也必须在与时俱进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去解决。而在实践的层面上，中国大陆已经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命题，这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融合」，因而两者之间已经走出了非此即彼的认知阶段。这一命题对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正义性的肯定，与海外儒学研究的基本立场逐渐趋于一致。而民国时期儒学的演化及其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能够为探索儒学在当代中国复兴的道路提供最深刻、最生动的历史镜鉴。然而，如果回避了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许多关键问题将无法得到完整呈现，那么这个民国时期的历史镜鉴的价值也将随之大打折扣。
总体来看，民国时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基本上是处于崩溃与转型阶段。因而回顾民国时期的儒学演变问题，更多地是总结儒学意识形态在这一转型期的失败教训乃至实践陷阱的问题。儒学意识形态在近代中国崩溃又不断重生的过程中，其内部曾出现过多种理论主张和各色实践探索。今天中国大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所谓祭孔读经，政治儒学，新康有为主义，贤能政治等等，皆能够在民国时期觅得二三踪迹。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故今日实在没有必要把民国时期已经证明无效的诸多尝试，再次改头换面一一实验一番，那除了耗费学者精力，耗费国家财力，耗费国民耐心外，几无益处。更为要紧的是，当下中国正处在最为关键的历史机遇期；中国近代的历程已经表明，当下这个能够从容思考、从容探索的历史机遇期是极其宝贵的。在2017年初的开题报告会上，对这个选题也曾有过「十年前不能做，十年后不必做」的大致判断，至今虽未尘埃落定但也有些许大势可见。具体到当下的儒学发展问题上，当务之急应该还是能够取得一些当代儒学复兴的方向性共识。而这个共识的取得，仅靠纯粹的理论论证是略显苍白的，仍须以史事梳理与例证作为必要的认识基础。如诚能围绕当代儒学复兴形成一定共识乃至顶层设计，则在思想理论界就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在实践领域或许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可回头的陷阱。正因问题意识集中于此，相关史实探讨与理论总结才能够发挥「知兴替、明得失」的历史镜鉴的作用。更具体的相关史实述论将在正文部分渐次展开，此处不赘述。
另外，附录中的三篇短文，因在主题上与正文部分共同呈现了「儒学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及未来」这一最初的选题关切与思考所得，思虑再三仍觉有必要以完整面貌呈现出来以供诸方家批评指导；而又因三者与正文分属不同的论述体系，无法彼此相融，故以附录形式呈现。如果说正文部分着重在探讨当代儒学复兴的实践陷阱的问题，那么附录部分则意在探索儒学在当代中国健康发展的方向与路径的问题。在体例上虽属附录，但在个人思考所得及其成文的时间顺序上，却是附录三文在先，正文部分在后。四者共同组成了破立并举的思考格局，即意在讨论儒学在当代中国如何能够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因而四者构成一个整体，能够表达出现阶段对这一问题的较为完整的看法。
正文与附录中的观点及文字，皆是在两年时间内（2016-2018）形成的。即便上溯到关注新文化运动中「打孔家店」问题的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时期，也不过是自2014年仲夏方才有所了解及思考。因学识积累尚浅且行文中多不拘思维，虽经此次修订，其中仍不免多有龃龉疏漏，本不应该于此时示人；但因先贤曾教导「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所以不揣鄙陋忝列于诸前辈力作之末者，惟愿能够有机会求教于方家而已。
2022年4月于山东大学校内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