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放宽历史的视界（中）

作者：尔雅台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零、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

现代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一个十分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大体说来，科技革命500年来的现代化有三种模式：美西的自由市场模式、苏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特色的制内市场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特色的制内市场模式是美西自由市场模式与苏俄计划经济模式的一个有效折中。如今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的制内市场模式与美西自由市场模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是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全球化进程的重头戏。

美西的自由市场模式，是原生的现代化模式，其利用先发优势，通过全球殖民而快速控制了全球市场。中国特色的制内市场模式则是后发达国家的追赶型现代化模式，其基于儒家文明出色的超大规模治理能力而迅速后来居上，成为全球发展与治理最耀眼的一道风景。

一、追赶型工业化

原生的现代化起源于西方。其诞生得益于一系列机缘巧合的条件：首先，是那时的西欧处于农业文明体系的边缘，蒙古铁蹄未达而技术传播已至，具备颠覆性创新的土壤；其次，是西人不负众望，成功促成科学的跨越与工业革命的兴起；再次，是新大陆的发现与全球殖民，造就了全球市场；其四，是西人文艺复兴与政教分离开创出新的治理格局；最后，是各大农业文明区域中心的复杂与停滞，把历史的机会留给了西方人。总之，历史的因缘际会，西人天命所归，从而开启了全新的文明形态，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全球进程。

但是，由于其根植于西方文明的特质，西人的现代化有一种普遍的二极对立之特征，政教分离、公私之争、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天赋人权与世界殖民等等，不一而足，文明成就与大规模社会灾难并存。总之，这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它充满了动荡和阵痛，马克思说是血和肮脏，雨果说是悲惨世界。

而且，我们看，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但其实只是几百万人口的工业化，到了欧洲大陆是上千万级人口，再到美国是上亿级，这便是西式现代化的基本成就。也就是说，迄今为止，西式现代化遵循的是二八法则，惠及的只是全球20%的人口，而占全球80%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还只是在追赶的路上颠簸和徘徊。现代化还只是一个未完成时......

如今金砖国家几十亿人在追赶工业化，这便是中国经验和一带一路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是中国？在全球几十亿人追赶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而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个过程尤其复杂，其破局点则是从学苏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快速构建完整的国民工业体系。苏俄计划经济模式是最早的后发模式，它通过人类解放运动，来摆脱西人原生现代化天生的强权与殖民冲动，依托强有力的国家构建能力，来快速实现追赶型工业化。

故建国前30年的赶超战略，与近百年前的洋务运动有着根本的不同。洋务运动侧重于官办实业，而仅触及了社会变革的表皮。而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则是全方位的推倒重建。开国政治家们以其大无畏的魄力和深远的历史使命感，对整个社会进行了重构，从而快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这个过程，全体人民勒紧裤腰带作出了巨大牺牲，但总算成功地把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改造成为企业-家庭的二元生产结构。在城市，大量社会精英和人才骨干都成为了单位的人，大机器工厂一步一步矗立起来。在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宗族的生产职能，把小家庭嵌入到集体生产之中。社会化大生产所依赖的“企业-家庭”的二元细胞结构由此成功培育出来。现代生产方式雏形初具。

当然，这个雏形生产方式还很稚嫩，还面临着严重问题，像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还随时可能夭折。究其故，就是在企业与家庭之间的生产环节，是依靠国家官僚体制和行政力量，被动地接受指令性计划，缺乏自主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内生动力。

这就需要再补一副药来强身健体，来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的动力机制。这副药就是改革开放。

二、市场创造与内生驱动

市场好比一个湖，企业则是湖中之鱼。如何让这个湖中的鱼茁壮成长，物种繁茂？这就是一个市场创造的问题。工业革命相伴随的就是市场创造，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和创新，正是工业革命得以引爆的关键。

文一教授在其《伟大的工业革命》一书中指出，工业生产方式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因此显然有一个按顺序展开的“胚胎发育”过程。盖工业革命肇始于农村地区以简单劳动分工为基础、远距离贸易为目标的原始工业化。且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展，使得进一步采取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有利可图和势在必行，从而触发了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竞争和升级，并最终引爆以大规模生产各种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接着，一个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也带来其他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需求，并最终掀起一场对包括能源、动力和交通基础设施及城市商业网络的投资热潮，来维持不断膨胀的经济体系、长途运输和全球贸易，从而引爆以重工业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当然，作为后发的追赶型现代化，我们从建国开始走的是重工业化道路。这是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80年代的改革开放，重点则是则是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似乎是倒过来的。

但彼时的工业化是强行植入的，不是内生的，至多算是重工业的0.1版。80年的改革从农村开始，从乡镇企业起步，确乎是重新开启了上面所说的“胚胎发育”过程。且随着9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爆，重新接上了原来的重工业基础，并通过内生力量将其成功升级到1.0版。这二个部类于是有机地融合起来，原来的双轨制疤痕也逐步消除了。

在此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市场培育和发酵，已经建立起了具有大量供应链、产业集群、区域分工和产品集中化的复杂经济体系。

如今，中国经济已经在向更高水平迈进了。十四五规划建议，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可以看出，中国经验恰恰踩中了工业生产方式的“胚胎发育”过程。其核心是通过需求方的推动和供给方的反馈，在几个阶段之间，逐渐建立规模化生产、规模化销售、规模化供应链和工业集群，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并建成一个能自我反馈的良性循环体系。

其中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前一个阶段的“原始”积累来创造市场并获得融资。如此不断推进叠加，就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市场规模也迅速攀升，一个可持续的内生驱动的市场规模由是被创造出来。

文一教授指出，这不仅是作为原生现代化的西方工业革命所遵循的有序的自发过程，中国始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也正是重新发现了这个工业革命的“秘方”，从而“意外”成功了，并震惊了世界(包括中国自己)。

三、作为市场监护人，政府做对了什么

咋看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似乎是在碰碰磕磕中把雪球滚大，具有偶发性。但市场创造是个昂贵的公共品，不会天上掉馅饼。而且，西方原生现代化所依存的地理大发现及其全球市场规模，不可能再有了。后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家构建能力来进行市场创造，几乎是唯一的进路。因此，解释中国经验，重要的还是在理解政府的行为，理解政府到底做对了什么。

文一教授指出，自由市场既不自由也不免费，建立统一、安全、可靠、有序的大市场以及相应的(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工业组织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正因为存在“市场创造”所需的巨大社会成本和缺乏这个关键公共品的创造者，尽管英国工业革命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我们今天仍然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贫困和无力实现工业化的沮丧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尽管这些国家不断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的改革浪潮。

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采用当时主流的西方智囊的“休克疗法”，而总是不可思议地坚持着自己的“中国特色”。但就是在西方一片唱衰中，中国经济却奇迹般成功了。

事后看，中国政府一直是在尽心尽力地充当市场的监护人，而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瘦“守夜人”。作为市场的监护人，中国政府像一个勤劳的父母，一直在不断学习且善于学习，从而积累起一整套的作有成效的治法（或治具），中国的市场创造就是这么型塑出来的。

大体说来，中国政府的治法，包括封建、井田与屯田、盐铁与工业化、基础设施、市场与法治、荒政、学校等等，是一个开放的可以不断扩充的治具系列。

先说封建。自秦始皇废封建而开郡县，上古三代的分封制便寿终正寝。但封建作为辅助性的治具，确也时不时地会被端出来。一方面是用在边疆治理上，如清代对西藏、新疆和蒙古的治理，我们今天在边疆设自治区，乃至在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显然也是这个路数。

另一方面，或者说更主要的，就是封建之法最终演变为一种地方自治。我们知道，郡县制的本质就是中央对基层的渗透式治理。但与此同时，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也一直被牢固地坚守着。那么，在郡县制下皇权不下县何以可能？很简单，正如王夫之、顾炎武所强调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从而在不排斥皇权渗透式治理的情况下，实现乡绅自治。

此种中央治权与县域自治相容共生，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典型特征。县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当然，这不是说中央失控，他们是控制着的，但地区干部知道哪些真的要执行，哪些只是投石问路。张五常教授在其《中国的经济制度》指出：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激烈的县际竞争，无疑极大地促进了“一连串的承包合约及其催生的产权与利益结构”，进而激发并保障了整个社会的竞争。文一教授也指出，中国是依靠各级政府（包括乡镇政府）作为市场的积极创造者，以替代西人那种数量庞大的基于垄断利润的跨国商人阶级的全球武装贸易。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也正是中国做对的地方。

次说井田。自商鞅废井田，上古的井田制度早就不复存在。但后世斤斤于复井田者，其意在均田而养民也。盖历朝历代都有因土地兼并而至百姓流离失所，故曰“井田不复，仁政不行”。与西人搞殖民掠夺而扩大土地增量不同，吾人则长期只能于存量土地之上养民，均田因此是对冲土地兼并的重要治具。

党打天下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授田以养民，此即是终结乱世的仁政。后来搞集体化、搞人民公社，奠定了集体所有权。改革开放搞包产到户，奠定了承包权。到如今搞三权分置，以经营权促进土地流转，最终形成了一整套闭环的均田式产权制度。可以说，历代先贤梦魅以求的复井田，最佳的操作大致也只能如此这般了。

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中国在封闭的环境中，养活了6亿人民。这便是井田制的威力。

如果说井田是民生事业，屯田则是国家事业。今天的屯田，不仅仅是指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也包括各类国有农场林场，各种国有土地国有事业等等。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土地所有制就是一种变化了的屯田制。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三权分置，中央政府有最终所有权，县（市）级政府有类承包权，并通过挂牌拍卖让渡经营权。中国经济庞大的房地产市场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必须指出，无论井田、屯田，皆是一套复合的所有权制度。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在市场边界之外的权利设置，要么是私有制要么是公有制，简单粗暴。但吾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复杂经济体，市场边界之外的所有权设置，自有其自身的传统与经验。井田与屯田便是长期积淀下来的有效治具。按照我们今天的提法，井田大概是集体所有制，屯田是全民所有制。但这与西人的公有制、私有制还是有很不同的意蕴，这是必须注意的。

再如盐铁。汉朝人的《盐铁论》表明国家控制工商业的历史渊源流长。直到今天，国有企业一直在履行私营企业无法承担的许多关键职能，并平衡私营企业的贪焚与短视。建国前三十年，中国独立自主发展，建立了核工业和一套国营的工业化体系，在封闭的环境中实现其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利用国有企业来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基建狂魔誉满全球。

现在说基础设施。林毅夫指出，通常讲一国的禀赋是由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构成，但实际上也应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经济的禀赋的一部分。基础设施包括硬件（有形的）基础设施和软件（无形的）基础设施。硬件基础设施的例子包括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网和其他公共设施等。软件基础设施包括制度、条例、社会资本、价值体系，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基础设施影响每个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收益。

所谓的中国经验，就是从重视基础设施的角度出发，来促进和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究其实，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来促进它的运行和交易。这个基础设施，就是一种静态的结构的维度，是阴；而经济体的运行和交易（供给与需求的供应链），显然是一个动态的维度，是阳。所以，把握一个经济体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需要一种阴阳互根的中式智慧。

而单纯的“休克疗法”，虽然抓住了经济运行的阳的方面，但如果没有阴的基础，没有坚实的养分，犹如空中楼阁而已。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供给和需求需要依托于这个基础展开。毫无疑问，此种市场创建，是中国经验对后发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现在说市场与法治。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经验对基础设施的重视，这并不是说市场与法治不重要。而只是说，经济如人，在其每个成长阶段，侧重点不同。因此需要务实地对待和学习西人市场与法治的经验。

市场创造依据西人原生现代化的经验，主要在自由市场、产权及其逻辑起点的所有制，以及政府作为守夜人提供法治公共品等方面。但这都是制度性的软的方面，与其说是现代化的条件，不如说是现代化的结果，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产物。所以，一方面，它确实展示了后发展国家未来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简单照搬照抄的都不是好学生。

而中国人向来擅长当好学生。以对市场经济尤其重要的民法来说，民法本质上是商业社会的母法，是统一调整商业社会中平等主体之间(无论自然人还是法人)的财产关系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有两类，即身份关系(包含人格关系)和财产关系(物权与债权)，这类关系确定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诸如公司、保险、破产、票据、商事合伙等商事活动，显然都是奠定在这个基础上的。故商法通常都是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而存在的。

显然，这是中国文化最缺失的商业传统。但因其非常重要，是现代生产方式最核心的内涵，中国人义无反顾而又小心翼翼地学习和引进这类法治秩序，花了很大的代价和耐心。从1986年的民法通则生效，到2020年正式通过民法典，这30多年正是市场化改革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本于个人权利的社会治理日趋成型的时期。新通过的民法典与其说是开拓未来，不如说是总结了过去，中国社会初步成功植入了现代商业文明。

再比如荒政，改革开放以来的脱贫攻坚和精确扶贫成效斐然，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8亿多贫困人口脱贫，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政府决胜小康的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再次校正了经济作为一种生产系统，其目标在民生。现代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并不能脱离这一宗旨。

此外，中国社会和政府重视办学的传统，非常有益于建国后的理工科大学教育，从而快速为工业化储备了充裕的人才。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腾飞，与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的提升显然有莫大的关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和学而优的精神血脉一直在流淌着。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

总的来说，中国政府的“治法”经验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国丰富的治理传统长期积淀下来的一整套治法或治具；二是建国前三十年搞计划经济，从苏联学来了一整套的重工业体系，及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三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转向学欧美，熟悉了市场与法治的机制与运作，参与及融入到了全球市场。

显然，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且很善于学习的家长，它以中国传统长期的超大规模治理经验为基本工具箱，融苏俄工业化以及西方市场与法治于一炉，融会贯通，审时夺势，最终培育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形成了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独特模式和发展道路。

四、制内市场经济，及其前景

基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这种独特性，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因此表现出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非常不同的特质。如果说，我们把美西这个高度复杂的经济体系称为自由市场经济，那么，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以称为制内市场经济。

制内市场是郑永年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他通过分析隐藏在中国经济奇迹和政治发展背后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结构与机制，发现了中国的市场创造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方式”，他称为制内市场。

制内市场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等级结构，顶层是国家市场与举国体制，底层是地区性和地方性的草根市场，中间则是各类丰富的产业布局与产业资本互动的竞争性市场。一般来说，地方性草根市场是自然形成和发展的。这些市场可以是乡村集市，也可以是不受政府监管的临时集市，不一而足。在国家市场层次，市场主要由国家掌控的经济利益集团基于举国体制来组织与管理的，旨在承担国家引导和改造经济的责任。在中间层次，市场行为者与国家或或民间的经济代理人之间进行互动，在代理人控制与市场竞争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如果把市场比喻为一片茂密的森林，草根市场就是那片覆盖广阔而又卑微的小草，国家市场则是森林中起着擎天柱作用的参天大树，而介于其间竞相茂盛的草木则是中间市场。

草根市场是个小而美的市场，街头小商小贩、家庭小作坊、大量个体工商户，等等，对于活跃市场意义重大。毕竟，一片新的只有大树而没有植被覆盖的森林，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生机昂然的。建国前三十年搞计划经济，极大地挤压了草根市场的空间，但改革开放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草根市场又如沐春风四处弥漫。这无疑是经济更具活力的写照。草根市场虽然多是小作坊生产，但它始终是附着于家庭的，是家产，故于民生意义重大。红花需要绿叶扶，现代经济始于斯焉终于斯焉。

国家市场是制高点，故通常以举国体制来实现重大发展战略。中国的治理传统，国家不仅必须提供大型基础设施等公共品，还必须在少数关键行业实行国家垄断经营，以使经济产出最大化。在历史上，这种垄断行业通常是盐业、铁业和纺织业等等。建国前三十年则是举全国之力搞重工业，改革开放则在此基础上瘦身，在确保公有制控制力的前提下重在激发经济活力。因此，与休克疗法的全盘私有化不同，中国的国有部门只是更紧密地拥抱市场，通过不断改革把自己成功塑造成一个合格的市场经营者。事实上，在国有部门或任何由国家发起的大型公共项目中，国家不是唯一的行为者，许多社会行为者也参与其中。在这里，国家与商人的角色一样，都必须组织自己的经济活动与市场。乃至今天，我们的不少国有企业与全球资本家并没有太多不同，他们在全球舞台上组织其经济活动和市场。

中间市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形成：其一，是草根市场私有部门的状大，形成了跨区域的规模化经济活动与市场；其二，是国家市场为降低成本而开放和吸纳大型民营资本所组织起来的经济活动与市场。因此，中间市场有一种十分混杂的特质，它与草根市场一样都是以民营为主体，但与国有部门一样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当然，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中间市场才是一个真正的竞争性市场，明晰的产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资本驱动、企业家精神、自由竞争，等等，现代成熟市场的基本要素都在这里孕育和发展起来。

也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创造，是依托草根市场和国家市场的双重力量，来孵化现代竞争性市场的。中国的传统于草根市场与国家市场的培育有丰富的历史沉淀，中国政府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治理经验，并通过改革开放及快速的学习能力，成功发展出现代性的竞争市场。这就是西方几百年漫长的市场创造过程，能被大大缩短的秘诀所在。

我们今天已经进入新时代，依托草根市场与国家市场来孵化竞争性市场的使命业已完成。接下来的使命与任务，也许应该是以竞争性市场为龙头，拉动草根市场及国家市场的融合与升级，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十四五规划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郑永年教授指出，内循环的核心是统一国内的规则。中国是一个大国，地方差异很大，草根市场、中间市场、国家市场之间的边界及协作也因时因地而异，各地各方面的规则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统一的规则也就是说明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因此，十四五规划强调打破行业垄断与地方保护，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换句话说，是通过规则的统一化来促进我们的内部大循环。统一的规则对市场经济和法治至关重要。

外循环则是中国规则的国际化。要在和现存国际规则接轨的同时改革现存不合理的国际规则，要有意识地把庞大的市场力量转化成为规则。要实现更广、更深、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通过连接内外循环，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从学习规则到规则制定者。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涵盖18方面、51点内容，对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产权保护、准入制度、竞争制度、土地要素、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商品服务、消费者权益、基础设施、服务业、协同监管、重点领域监管、诚信机制、社会监督、监管机构监督、市场安全和稳定等方面做出具体要求。《方案》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小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现代化起初是基于工业生产力的突破，然后或快或慢诱致出整体性的社会变迁。马克思天才地洞察到了这个大趋势，从而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主要是由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两部分构成：经济子系统以货币为媒介，通过经济活动，追求财富最大化；政治子系统以权力为媒介，通过对公众社会的管理，以保证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益最大化。

而且，马克思通过对西方早期原生现代化的观察发现，经济子系统是基础，政治子系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以适应这个基础。这就是著名的唯物史观。

但这只是一个远镜头的观察，经济与政治这二个子系统之间复杂的咬合关系被抽象掉了。故在苏俄计划经济模式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事的难度，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最终沦落为一种机械的决定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充分吸取了正反二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因此牢牢把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根主线，上层建筑的改革与调整一切皆以服务于经济发展为依归。四十年如一日，终有小成。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精到把握，是对唯物史观的坚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种政策话语，是给政治子系统这个上层建筑戴上“金匝咒”，以服务于经济子系统的“胚胎”发育。毫无疑问，这是对机械决定论的校正，是一种充满了中国传统智慧的辩证法。

事实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从本末关系来讲的。好比《大学》讲明明德是本，亲民是末。但《大学》不仅讲“物有本末”，还讲“事有终始”。“物有本末”是逻辑上的先后，“事有终始”则是时间上的先后，这二个先后合起来，“历史与逻辑”相一致，“方可近道”。

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个决定，只是一种罗辑上的先后而已。就具体的历史事件而言，“事有终始”是一个回环，二者并不是单线条的谁先谁后的问题。天下事犹如天女散花，漂落在哪个地方，就先从那个地方开始。故问题只是在于，在这个相机行事的回环中，如何确保这二个先后有机结合起来而“近道”？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智慧，就在这里。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有各种权宜，有各种应时政策，“事有终始”，不断叠加。但其权宜也好，苟且也罢，终不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根主线，守住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本末。

正如佛教在其发源地式微，而通过佛教中国化而迎来新的生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今天也确实缓解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发源地日趋式微的窘境。中华文化兼容并包、反本开新的气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使命，显然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