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的真实内涵
——驳茅于轼《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

作者：陈杰思

   爱国主义一直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命题。但对于什么是爱国主义，则有不同的理解。在爱国主义这一名词中，“国”指的是祖国、民族国家，具体包括祖国的领土、人民和文化三项，而不是国家政权，也不是指国家官僚，更不是指国家君主。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反动政权，存在着腐败官僚，存在着昏庸君主，如果将爱国主义中的“国”的概念偷换为为“国家政权”、 “国家官僚”、“国家君主”，则任何反对反动政权、腐败官僚、昏庸君主的正义行为，就会被扣上“大逆不道”、“叛国”的罪名。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先生即被袁世凯指责为“国贼”，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陈独秀以“叛国”罪被捕入狱，正是将爱国主义中的“国”的观念偷换的结果。在当代中国，任何集团，无论其地位如何崇高，任何个人，无论他有多大的权力，都应当忠于祖国，即忠于祖国的人民、领土、文化，而不是相反！

 

    中国是一个生产伪劣商品的大国，也是产生汉奸的大国，当然也是各种汉奸论调流行的大国。有慈禧太后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调，有汪精卫的“中日亲善”之语，有“我想爱国，但国不爱我”之论，有对岳飞、文天祥、袁崇焕等民族英雄的污蔑，有对秦桧、汪精卫等汉奸的翻案，有各种文化汉奸对中华文化的攻击。随着时代的变化，各种汉奸论调还会纷纷出笼。先贤林则徐提出并践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中国人民树立光辉的榜样，而如今，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于2010年7月7日在其新浪博客上发表《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大唱反调。

 

     《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一文的错误，首先在于概念的混淆和逻辑的混乱。我对“以人为本”的解释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本”，对“以国为本”的解释是：“以国家的人民、领土、文化为本”，如果按照这种解释，则“以人为本”和“以国为本”是一致的。

 

      茅于轼要在“以人为本”与“以国为本”之间制造矛盾，就得首先歪曲“以人为本”和“以国为本”的概念。如果茅于轼将“以人为本”错误地解释成“以个人的私利为本”，则肯定会同“以国为本”产生矛盾。茅于轼说：“如果是‘以人为本’就应该考虑当事人的利害，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找出最有利的解决办法。就萨韦利耶的案子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这孩子的前途，也应照顾他养母的要求。这里根本涉及不到国家的事。可如果是‘以国为本’，情况就非常不同。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领土的完整等等。就算扯不上国家的利害，也得照顾国家的尊严。”（引文来自茅于轼新浪博客2010年7月7日《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下同）很显然，“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是不矛盾的，但“当事人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却是同“国家利益”相冲突的。

 

      如果茅于轼将“以国为本”错误地理解成“以国家官僚为本”，则如此意义上的“以国为本”肯定同“以人为本”相冲突。茅于轼说：“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我国以文化革命为代表的阶级斗争。为了让无产阶级的政权永不变色，叫大家斗大家。全国人民都上当受骗。居然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中畅通无阻，搞得几十万人自杀，几百万人妻离子散，还有几十万人搞武斗，动用机枪大炮，互相残杀。其理论依据就是“以国为本”。如果大家都明白“以人为本”，就绝不至于闹到如此荒谬的地步。现在文革已经过去，大家也不会自己斗自己。但是“以国为本”的思想并没有根除，它随时随地能够反扑，叫老百姓遭殃。”文化大革命即是“以林彪、四人帮为代表的国家官僚为本”，而不是正确意义上的“以国为本”，才酿成大祸。将“以国为本”错误地解释成“以国家官僚为本”，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如“朕即国家”，如国民党的“党国”理论。即便现在，也有一些腐败分子利用这一错误观念来维护既得利益。在“我想爱国，但国不爱我”的论调中，存在同样的错误，就是将“国”理解成“国家官僚”，而非“国家人民、土地、文化”。

 

      茅于轼通过歪曲“以人为本”、“以国为本”这两个概念，从而人为制造“以人为本”与“以国为本”之间的对立，然后诱导读者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选择错误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即以个人的生命、私利为本），放弃正确意义上的 “以国为本”（即以祖国的人民、土地、文化为本）。茅于轼说：“如果只是国家的尊严，与百姓的利益无关，我们要不要关心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又说：“如果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相矛盾时，只有牺牲国家利益为人民，而不许可牺牲人民利益为国家。”。在我看来，国家利益、国家尊严正是由一个国家的百姓利益构成的，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而在某些时候，个人私利特别是汉奸的个人私利，确实会同国家利益、国家尊严相冲突。

 

      茅于轼从这些错误的论调出发，对维护中国国家尊严与领土完整的战争进行恶意歪曲：“朝鲜战争，珍宝岛之战，中印之战，抗越自卫之战，还有支援越南之战等等。死掉人恐怕远远不止是十万，二十万。我们从来没有为死去的人想一想，他们年轻的一生就此被毁灭了。死去的人不会说话了。我们现在还活着，还有机会说话。是不是应该为死去的人想一想？他们是为国捐躯，值得大家敬佩。但是捐躯的理由何在，很少人会去追究。将来再有类似的事大家是不是还准备牺牲。如果是你，你愿意为此而死吗？发动战争的人一般自己是不上前线的，死人是死别人，所以叫得很响。”我请茅于轼想一想，如果面对外敌的进攻，如果每个人贪生怕死，还有今天的中国吗？还有你茅于轼吗？

 

      当日本人侵占我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时，中国民众的保钓船驶向钓鱼岛之时，要穿过两条封锁线。第一条封锁线是茅于轼的言论：“当强调“以国为本”时，各种事物变得越来越复杂。本来是极简单的事，或者连简单都谈不上，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也会吵得轰轰烈烈，酿成激烈的冲突。比如讲，钓鱼台的领土冲突，就是一例。这个地方既没有居民，又没有资源。如果是“以人为本”，谁也不会去注意它。可是因为“以国为本”，就变成双方寸土不让的国家事务。事实上就有人为此而牺牲。他的牺牲显然不是为了某个人，而是为了国家。“以人为本”和“以国为本”的区分就在这里。”（注：茅于轼因年龄过大，错将钓鱼岛说成钓鱼台，而且也不知道钓鱼岛涉及到中日东海大陆架的划分）。 第二条封锁线当然是日本军舰。

 

      在茅于轼的眼里，战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没有侵略与反侵略之别，只要死了人，就“很冤枉”，他说：“越南不会吊念越战中死的美国人，美国也不会吊念越战中死的越南人，因为“以国为本”，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目的。但是如果“以人为本”，越战中死的人都是人，死得都很冤枉。”按此逻辑，中国一旦遭遇到侵略，为了不“死得都很冤枉”，只能选择当汉奸，选择投降！

 

      如果放弃“以国为本”，只讲所谓的“人民利益”，我们就要问一问，到底是维护哪个国家的“人民利益”？ 据中国新闻网2008年12月25日报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在学术成果发布会上，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我认为，中国若放弃保护18亿亩耕地的政策，将来中国肯定会出现严重的粮食缺口，必然大量从国外进口，美国的农场主将是最大的受益者，而且，中国海军没有远洋作战能力，一旦有某个国家出动航空母舰在海面上设立封锁线，则中国无法运入粮食，如此，必然导致大饥荒、大动乱。所以，放弃保护18亿亩耕地的政策，只会对某些美国人有利，而对中国人民极其有害。在美国航空母舰准备进入中国的黄海辉武扬威的时候，茅于轼发表此文于其博客中，得到许多网民的支持，此文修改后又发表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得到大众媒体的认可，实是可悲！可叹！

 

     中国怕的不是外来的敌人，而是内部的敌人。中国出现的种种汉奸论调，颇有市场，其根源是：“中国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我还补充一句：“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误在于缺乏国学教育！”如果国家通过全民国学教育，树立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则种种汉奸论调才会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