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王阳明裔孙在贵阳

栏目:钩沉考据
发布时间:2022-12-07 23:43:04
标签:王阳明裔孙
张明

作者简介:张明,男,西元1970年生,贵州印江人。现任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

王阳明裔孙在贵阳

作者:张明

来源:《文史天地》2022年第12期

 

偶然得知1949年贵大有王姓毕业生是王阳明裔孙,不禁十分好奇,于是搜考清末贵州文化名人资料,果然发现晚清“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的交友圈中,有来自浙江山阴的王姓父子。他们在晚清贵州政界和学界十分活跃,捐赠阳明遗像,重刻珍稀古籍,在贵州掀起一股王学热潮。他们在贵州活动的时间,由道光年间延续到光绪年间,前后长达40余年。他们就是王阳明的裔孙——王惠、王介臣父子。这是王阳明贬谪贵州300多年之后,王阳明裔孙在贵州有明确记载的活动痕迹。本文将王惠、王介臣父子事迹梳理出来,为学界朋友提供一些线索;至于王惠、王介臣父子是否与后来贵大王姓毕业生有关,尚待进一步深入考证。

 

一、王惠、王介臣父子迁居湖南善化

 

王惠(约1774—约1854),字兰陔,号兰上,浙江会稽兰上里(今绍兴)人。王惠是王羲之第四十七代孙,又自称王阳明裔孙,这一重要信息被郑珍记录下来。《王阳明年谱》称王阳明是王羲之第三十九代孙,则王惠与王阳明都是王羲之家族的后代,他们相隔八代人。《王阳明家谱》字辈前十个字是:“守正承先业,贻谋裕后昆”,如此算来,王阳明是“守”字辈,王惠则应当是“后”字辈,属于王阳明第九代裔孙。关于王惠的生平,郑珍于《巢经巢文集·王兰上小传》中有载:

 

兰上先生惠,姓王氏,会稽人,居近古兰上里,故以为号。君于晋右军将军逸少为四十七世孙。自少已习闻父兄读书作诗文之法。

 

作为名门之后,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是必需的。王惠在贵州编有《王兰上诗文稿》一书,同乡绍兴新昌人俞汝本(道光间任贵州黔西知州)作《序》,记载王惠幼时学诗于余浣公(余缙)家,少时又学于其姊夫何琴山处。另据郑珍《王兰上小传》记载,王惠还曾就读于著名学者阮元主办的杭州西湖“诂经精舍”(1803),另一学者孙星衍也主讲其中。王惠《王兰上诗文稿》遗著现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其中有一篇题名《第一楼》的长诗,其云“当诸生之肄业于斯楼也,侍豹座,升鳣堂,如入四库,如游上庠”,描写了他就读于“诂经精舍”时亲见人才济济的盛况。由上可见,王惠的学问基础应该是比较扎实的。

 

不巧的是,王惠虽得名师指点,但性格孤傲,不肯以时文媚俗,故屡考不中,困于科场数十年未能如愿,其家因此陷入贫困,乃以私塾为业。浙江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世称“绍兴师爷遍天下”,王惠的父亲大概就是一位绍兴师爷,久居湖南长沙府善化县(今长沙市),王惠于是前往善化投奔父亲,成为善化县的一名诸生。

 

善化是湖南长沙府所在地,文化较为发达:早在宋代,大儒朱熹、张栻就会讲于岳麓书院;明代王阳明及其弟子也先后讲学于岳麓书院。就在王惠到达长沙善化投奔父亲的时候,善化出现两个著名学者唐鉴(1778—1861)、贺长龄(1785—1848)。古代学人惺惺相惜,就在善化,王惠作为阮元、孙星衍的弟子,有幸与年龄相仿的唐鉴、贺长龄结识,他们成为兴趣相投的学友。

 

王惠在善化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后来成家立业,生有一个儿子,取名王介臣,字个峰。王介臣在父亲王惠教导下成长,也成为善化县一名诸生。王介臣大致生于嘉庆十年(1805)之后,与贵州郑珍(1806—1864)年龄相当。他们后来在贵州相遇,结下深厚友谊。

 

二、王氏父子游幕贵州遵义

 

道光年间,唐鉴前往贵州就任按察使,贺长龄就任贵州巡抚。此时王惠的儿子王介臣也已经长大成人,继承了父亲师爷的职业。可能由于父辈的关系,王介臣跟随唐鉴、贺长龄到达了贵州,并在贵阳、遵义等地衙门办事。为了照顾父亲,王介臣也把父亲接到贵州。王介臣在遵义的时间为多,王氏父子于是在遵义团聚,还将家藏古书也带到了遵义,藏在“香雨堂”之中。王氏藏书吸引了遵义沙滩著名学者郑珍前来拜访。郑珍在《王兰上小传》中记载了他与王氏父子在“香雨堂”相见的情形:

 

道光丙申(1836),(王惠)年六十□矣。其子介臣上舍持名法家言食贵州。因策杖观黔山而就子于遵义。余数过从于“香雨堂”,聆其言,朴而文,挹其容,静而虚,盖蔼然君子儒也。

 

以上是郑珍第一次见到王氏父子的具体时间(1836)。王惠来到贵州时,已是古稀老人,他将一生著作汇编成帙,主要有:《经学臆言》《东皋家乘》《王兰上诗文稿》《王兰上诗文合集》。郑珍整理过《王兰上诗文稿》《王兰上诗文合集》,两稿至今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此时的遵义知府是著名学者平翰,他于道光三十九年(1839)邀请郑珍、莫友芝纂修《遵义府志》,鉴于王氏父子藏书较多,郑珍、莫友芝应当得到他们文献资料上的帮助。就在当年(1839),遵义发生“温水民变”,尽管“民变”很快平定,但知府平翰还是因此事被贬为仁怀厅(今赤水市)同知。道光二十三年(1843)七月,郑珍与王介臣等前往仁怀厅,一是拜访平翰,二是搜集《播雅》资料。他们到达仁怀厅的第五天,郑珍就不幸患病,王介臣等细心照料。郑珍病稍好后,王介臣陪同游览仁怀厅城内名胜古迹。郑珍作《病起同山阴王个峰上舍、绥阳丁右衡孝廉登城南文昌阁》诗纪其事。诗题中“山阴王个峰上舍”即王介臣,“山阴”是籍贯,“个峰”是其字,“上舍”是对读书人的尊称。王惠大约也到过仁怀厅,并作有《题八十八翁陈复庐先生松阴听读图》一诗。

 

三、《阳明先生燕居小像》

 

王阳明作为明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安定南方政局,维护一方平安,深受人们崇敬。早在1518年王阳明平定赣南“匪患”时,民间就有人将王阳明画像恭拜,其中有一幅“阳明先生燕居小像”,出自王阳明江西弟子蔡世新之手,并得到王阳明首肯。当时民间流传的阳明画像和摹本不在少数,阳明后学、大学士徐阶《阳明先生画像记》称其亲见“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可证。据钱明先生文章介绍,海内外流传至今的王阳明画像还有38种之多。

 

 

 

▲陈洪绶《阳明先生像》(原件),现藏美国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

 

明清之际,受蔡世新“阳明先生燕居小像”影响,诸暨著名画家陈洪绶(老莲)也画有《阳明先生像》一幅,也称“阳明先生燕居小像”(本文后称“小像”)。浙江名士张岱(阳明弟子张元忭之孙)《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所藏王阳明先生像与陈洪绶所画《阳明先生像》相同,张岱与陈洪绶熟悉,曾搜求阳明画像,故将该像收入《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中。该像原件后来又流传江西南昌,被欧阳秋笙收藏,乾隆三十一年(1766),欧阳秋笙请朱文震在“小像”原件上题词云:

 

阳明先生文治武功,昭垂中外,赣县遗留宦迹,至今实利赖之。邦人君子故亦多摹绘遗像,以肃瞻仰。余至洪都,得见老莲画先生遗像,颜长眼炯,上端有二黑痣,如贯珠下垂,此坐像而右侧势,故掩蔽不及见耳。今年秋七月,欧阳秋笙君出其家藏此帧,嘱题图识数行,并以至诸今之崇拜先生者。

 

丙戌九月,后学朱文震青蕾莆敬题。钤印:朱文震

 

老莲洪绶画在西湖舟次。钤印:陈洪绶印、老莲

 

据钱明先生介绍,陈洪绶所画并有朱文震题词的《阳明先生像》原件,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

 

王氏父子来到贵州,带来了一件传家之宝——陈洪绶所画《阳明先生像》的摹本,这引起了贵州政界、学界的高度重视。王氏父子将“小像”摹本无私捐赠给贵阳扶风山阳明祠,该“小像”一直传承下来,至今珍藏在贵州省博物馆,而拓本则传到国内其他地区。

 

在此交代一下贵州阳明文化的源流和贵阳扶风山阳明祠的背景。贵州作为王阳明龙场悟道和首传心学之地,阳明文化遗址比较丰富,具体而言,不仅有王阳明亲自创建的“龙冈书院”、始论知行合一的“文明书院”,而且在王阳明去世后,贵州弟子还修建了“阳明书院”“正学书院”和“渔矶书院”等。

 

降至嘉庆年间,鉴于贵阳城内的“阳明书院”(即贵山书院)日益狭窄,无法拓展,贵州巡抚庆保决定在贵阳东郊扶风山另建一处“阳明祠”,用于专门祭祀王阳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修建,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终于建成。新建的“阳明祠”内有阳明先生《谕俗四条》《训士四条》木刻和“阳明先生侯服大像”。

 

扶风山“阳明祠”建成之后,贵州政界、乡绅,以及学界,每年春、秋两季都在此进行祭祀王阳明的活动。阳明祠中所藏“阳明先生侯服大像”一帧,幅高七尺许,其传尚难言其详,仅有贵阳名士黄辅辰《阳明先生像赞跋》言及此事,提及敖芗坪从云贵总督柏龄处乞得,密藏于祠中,因管理不善,不久失去。至道光中,为贵阳人王梦湘购得,乃奉归祠中。黄辅辰之子黄彭年后来作有《明王文成公画像记》,述及此事较详。

 

道光十六年(1836),王惠来到贵州时,善化好友唐鉴、贺长龄正先后担任贵州按察使和巡抚,他们经常在贵阳“贵山书院”和扶风山“阳明祠”讲学。王惠、王介臣父子因辗转贵州各地,于是将家藏“小像”放在唐鉴处;唐鉴离开贵州时,将其转交贺长龄。鉴于阳明祠“阳明先生侯服大像”失而复得,道光二十四年(1844),王惠、王介臣父子决定将其捐赠给阳明祠,王阳明大、小两像遂成“双璧”,一时成为贵阳美谈。

 

四、小像题跋、像赞诗集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贵州全省也陷入混乱之中。王惠、王介臣父子回到贵阳,居于城北北衙。咸丰四年(1854),王惠因病去世。王介臣将父亲王惠的遗著请郑珍整理,郑珍作有《致王介臣书》讨论王惠遗稿之事。

 

咸丰五年(1855)冬,郑珍携全家从战乱中的黔南荔波来到贵阳避乱,暂居于贵阳老友唐树义的“唐氏别业”。在王介臣、莫友芝、黄彭年等诸友陪同下,郑珍游览扶风山阳明祠,瞻仰阳明先生大、小两像。郑珍作有《阳明先生像册跋》,其云:

 

此王阳明先生燕居小像册,曩为先生裔孙兰陔所藏。兰陔自其父久客湖南,遂为善化诸生;后携此册游黔,以存臬使唐镜海鉴处而食于他所。镜海调官去,留之巡抚贺耦庚长龄。道光甲辰(1844),耦庚遂以藏行省东郭外扶风山先生祠中,令祠祝世守。山阴王上舍个峰介臣,为先生疏属裔,与余言本末如此。余据袁简斋题识所称“无锡县典史王裕猷”者,不知为兰陔何人,以知册由裕猷始传,至兰陔父子,其前不能详也。

 

郑珍此《跋》具有重要信息:第一,追溯了王惠、王介臣的身世,明确指出他们是王阳明先生的“裔孙”“疏属裔”;第二,交代王惠与其父客居湖南而后随子王介臣入黔的缘由;第三,强调王阳明八世孙王裕猷和袁简斋题识;第四,指出“小像”由王裕猷始传,中经王惠、王介臣父子,最后由唐鉴、贺长龄转藏扶风山阳明祠的经过。

 

 

 

▲《阳明先生像册跋》

 

以上有两处值得重视,一是王阳明八世孙王裕猷,二是袁简斋题识。郑珍《跋》文与袁枚《题识》均提及一个人——王裕猷,但俩人记录有差异:郑珍《跋》称“无锡县典史王裕猷”,这是依据王介臣介绍而记载有误;查袁枚在此像之后所题的《题识》云:

 

讲学裁停口,勤王便挽弓。

 

山河双手定,孔孟一心通。

 

像画凌烟外,神传阿堵中。

 

焚香展卷拜,纸上起英风。

 

先生□世孙王裕猷作,无锡县典史出此卷属题,敬书一律。

 

钱塘后学袁枚

 

由袁枚《题识》所称“先生□世孙王裕猷作,无锡县典史出此卷属题,敬书一律”可知:王阳明□世孙王裕猷撰像赞、无锡县典史属题、袁枚题识。但袁枚没有指出王裕猷的确切世系。可喜的是,通过《王阳明家谱》字辈前十个字顺序“守正承先业,贻谋裕后昆”可知,“王裕猷”是王阳明八世孙“裕”辈;再根据王阳明为王羲之三十九代、王惠为王羲之四十七代推算,可知王惠与王阳明九世孙“后”辈应为同辈。这样算来,王惠的父亲与王阳明八世孙“王裕猷”同辈,而王惠当为王阳明九世裔孙。

 

在王氏父子所藏“小像”摹本上第一个题词的袁简斋,即著名书法家和学者袁枚(1716—1797),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袁枚所作“小像”题识清楚表明:像赞诗是王阳明八世孙王裕猷亲自所撰,而由无锡县典史出面请求袁枚题写的,这就说明“小像”摹本在无锡地区传播,并从王阳明八世嫡孙王裕猷传到九世裔孙王惠手中。王惠、王介臣父子后来请唐鉴、贺长龄、戴熙、何绍基等撰像赞并题跋,入藏于贵阳阳明祠,其来有自也。

 

 

 

▲王阳明八世孙王裕猷撰像赞、无锡县典史属题、袁枚题跋

 

咸丰五年(1855)郑珍见到“阳明先生大、小两像”时,十分激动,立即作《偕郘亭、子寿游芙蓉山,观王阳明先生大小二画像》诗,其第二首云:

 

微雨歇还作,沙沙鸣竹林。

 

登楼一周眺,城共山色深。

 

干戈百里外,欲拯力不任。

 

方为麋鹿游,遥遥沮溺心。

 

咸丰乙卯(1855)仲冬丁卯,过扶风谒阳明王先生祠,拜瞻画像,敬系赞语。遵义后学郑珍。

 

郑珍尊崇阳明先生,自称“遵义后学”。他回想王阳明当年降服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的故事:通过三封书信,就让蠢蠢欲动的安贵荣安静下来,不敢造次,服服帖帖听从朝廷命令,出兵帮助水东土司平定叛乱,即所谓“三纸书信,胜当十万雄兵”。郑珍面对天下混乱,无力拯救,感慨万千,不禁发出“干戈百里外,欲拯力不任”的感喟。

 

在《偕郘亭、子寿游芙峰山,观王阳明先生大小二画像四首》第三首诗,郑珍称赞王阳明能做到“一丞落酋胆,三使国日蹙”,而感叹今天下无人,生灵涂炭,眼看百姓“古今不相及,生齿付鱼肉”,心中充满无比的悲悯!从郑珍以上这组诗来看,面对贵州的乱局,郑珍触景生情,希望能有人像王阳明一样文治武功,平定天下,救民于水火。

 

咸丰六年(1856),郑珍再次来到贵阳避乱,王介臣等贵阳诸友陪同郑珍排解其心中愁闷。三月八日,王介臣等再次陪同郑珍游览扶风山阳明祠,郑珍画《游芙风山图》一幅并系长句于其上。这次会面,是王介臣与郑珍的最后一次见面。郑珍不久辗转回到遵义沙滩老家,不再外出,不幸于1864年去世,享年59岁,王介臣等贵阳诸友闻讯,唏嘘不已。

 

五、重刻珍稀古籍

 

作为王阳明的裔孙,王惠、王介臣父子乃是诗书之家,藏书丰富,其中明末贵州大诗人谢三秀的《雪鸿堂诗蒐逸》和浙江大文豪张岱的《琅嬛文集》两书被外人视为秘籍,特别是《琅嬛文集》成稿后,一直以手稿本存世,清初藏于浙江诸暨著名学者余缙的“大观楼”中,后被王惠借出阅读,携往湖南、贵州。道光戊戌(1838),王惠识云:“书藏浣公及余家二百馀年,迄未付梓,亦不轻示人。”郑珍于道光年间在贵阳初见《琅嬛文集》稿本时,喜不自禁,昼夜抄录。王介臣描述郑珍抄录《琅嬛文集》的过程如下:“昔郑广文珍见之曰:‘精浑胜归唐,何论二十四家耶?箧中有此,盗贼水火不能近也。’竭数昼夜力钞录去,此外无人见也。”夏咸淳在《张岱诗文集》(增订本)前言中也介绍道:“其《琅嬛文集》先为王惠借出……道光间携此稿宦游贵州,遇当地著名学者郑珍,出示《琅嬛文集》。珍见而奇之……竭数昼夜力钞录去。”由两条上述史料可见,郑珍对《琅嬛文集》的喜悦之情。《琅嬛文集》一书经郑珍抄录,并经王惠亲自校对,成为善本。

 

王惠校对《琅嬛文集》之后不久去世。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陷浙江绍兴城,王惠老家的其他藏品尽数被毁,而《琅嬛文集》由于王惠于道光年间带到贵州,于是躲过这场兵灾而保存下来。

 

王介臣鉴于战乱频仍,文献荒疏,于是决定将家传古籍捐赠给贵州,同时将几种珍稀版本陆续重刻行世,特别是重刻《雪鸿堂诗蒐逸》和《琅嬛文集》的责任,自然落到了王介臣身上。

 

咸丰元年(1851),王介臣出资并聘请莫友芝将谢三秀《雪鸿堂诗蒐逸》在贵阳重刻。光绪三年(1877),王介臣老友湘潭黎培敬出任贵州巡抚,黎培敬得观《琅嬛文集》一书,力促王介臣重刻该书。同年(1877)《琅嬛文集》重椠于贵州。王介臣捐献《雪鸿堂诗蒐逸》《琅嬛文集》两书并重刻于贵州,学者惊为秘籍再世,至今仍是贵州省图书馆珍藏的重要古籍文献。

 

在此值得强调的是,王介臣还捐献了明末施邦曜版《阳明先生集要》并重刻于贵州,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与《王阳明全书》并驾齐驱的重要阳明学文献。其具体经过如下:

 

同治十二年(1873),杭州人许星叔奉命到贵阳主持乡试,他将随身携带的家藏崇祯本《阳明先生集要》一书赠予王介臣。该书是黄宗羲的挚友、阳明后学著名学者施邦曜于崇祯八年(1635)刻于福建漳州。该书因归类编著,于学者使用极为方便,成为继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刻本《王阳明全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阳明著述。

 

光绪四年(1878),王介臣将崇祯本转赠贵州巡抚黎培敬。黎培敬认为贵州是“阳明迁谪悟良知良能之地,是阳明之理学实启于黔,为厥后之经济、文章所始基也”,此书可以“传之于天下”。黎培敬将《集要》寄给即将接任贵州巡抚的林肇元,并附信称:“个老送来《阳明集要》一书,可于黔中刊行,请商之眉、摯两公何如?其书先送尊处一阅。”光绪五年(1879),贵州巡抚林肇元将这一珍本在贵阳重新刻印,林肇元亲自作《序》,此即所谓“黔南本”,板片送入扶风山“阳明祠”珍藏(今藏贵州省博物馆)。

 

黔南本《阳明先生集要》一经重新刻印,立即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供不应求。光绪三十二年(1906)该书在上海铅印出版,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王学的发展和传播,王介臣功莫大焉。1916年,美国人亨克翻译《阳明先生集要》部分内容,著成《王阳明哲学》一书,这是王阳明及其思想第一次被介绍到欧美英语世界。

 

王介臣转赠并重刻《阳明先生集要》是他最后一次有记载的活动,其后不再出现于任何史料之中。由此可以推知,从王氏父子道光年间(1836)迁居贵州,到王介臣光绪年间(1878)去世,父子两人在贵州的活动共有42年之久。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七年(1881),四川总督丁宝桢(贵州织金人)、四川道员、官运局总办唐炯(贵阳人)、贵阳名士罗文彬重修扩建扶风山阳明祠,贵阳乡绅杜瑞征捐资将“阳明先生大、小两像”和学者所书“阳明先生像赞诗集”刻石竖碑于祠内,供人观仰拓印,以广流传。时任广西迁江知县的贵阳人颜嗣徽见迁江阳明祠废圮已久,于是捐廉将其修复,并请人将贵阳阳明祠所藏阳明先生遗像拓本寄往迁江;颜嗣徽将阳明先生遗像拓本摹碑竖于迁江阳明祠中,又将拓本原件装裱成轴,悬于迁江印山书院内,供粤西人士瞻拜奉祀。王惠、王介臣父子所藏王阳明先生遗像由贵州流往广西而传于天下。今贵州省博物馆王阳明先生遗像是陈洪绶原件的摹本,而国内其他地区流传的阳明先生遗像,则是阳明祠摹本的拓本。由此看来,王惠、王介臣父子传播王学之功大也哉!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贵阳阳明祠阳明先生大、小两像图册跋语、像赞诗集原件,已于2018年由贵州文史研究馆王尧礼先生编辑影印出版,收入贵州大型丛书《贵州文库》中,收录有张岱、袁枚、唐鉴、贺长龄、戴熙、何绍基、郑珍、莫友芝、黄辅辰等13位名家的36则像赞题词,反映了该像流传的全过程。而珍本《雪鸿堂诗蒐逸》《琅嬛文集》《阳明先生集要》,以及王惠《王兰上诗文稿》《王兰上诗文合集》等著述,追根溯源,也来自于王惠、王介臣父子的捐赠。“阳明先生燕居小像”原件和摹本从蔡世新、陈洪绶、张岱、欧阳秋笙、王裕猷,以及王惠、王介臣父子分途流传至今,并进入海内外博物馆、图书馆珍藏,让人能够瞻仰500年前的王阳明真容,不禁让人赞叹不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民国阳明学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1840—1949)”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XZX007)〕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