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益鑫 著《成性存存: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出版暨后记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22-12-11 18:28:10
标签:何益鑫、成性存存
何益鑫

作者简介:何益鑫,男,西元一九八六年生,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著有《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学》《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研究》《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周易>卦爻辞历史叙事研究》等。

何益鑫 著《成性存存: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出版后记

 

 

 

书名:《成性存存: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

作者:何益鑫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作者简介】

 

 

 

何益鑫,复旦大学理学学士、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先秦儒家哲学、早期易学,近期关注重点为道家哲学。著有《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学》《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周易〉卦爻辞历史叙事研究》等。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复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获评2019年第八届“士恒青年学者”,2020—2021年度“上海社科新人”,2022届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提名奖)。

 

【编辑推荐】

 

*重建先秦儒学思想史的尝试,先秦儒学研究领域必备参考书

 

*深入挖掘思想演进的内在线索,抓住关键人物的核心文本作专题研究

 

*梳理颜-曾-游-思-孟脉络,呈现众星璀璨的后孔子时代

 

【内容简介】

 

郭店竹简的出土,提出了重建先秦儒学思想史的任务。

 

由于文献的匮乏和思想上的疏离,孔孟之间儒学思想史的面貌一直处于晦暗之中。战国竹简尤其是郭店竹简的出土,不但弥补了七十子文献的不足,也为其它传世文献的定位和重新理解提供了可靠的坐标。于是,这一阶段的思想史忽然之间变得信而有征。然而,出土文献的解读和传世文献的重新理解,都是极为困难之事。前者之困难,是因为两千年来无人知晓;后者之困难,则是因为经典解释史在给出前见的同时也构成了一种约束。

 

思想史的叙事,来自于文本的研究;文本的研究,又依赖于思想史的标尺。以文本的研究为基础,才能避免思想史的描述成为私人的臆语;以思想史的脉络为关照,才能避免文本的研究陷入支离破碎的窠臼。两者构成了彼此的约束条件。但这种约束不是消极的,它是解释方向的路标和解释有效性的标准。如果一种学说,能在强约束中实现解释上的圆融,那么它无疑是更为可信的。本书的写作,即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本书的特点,一是深入挖掘思想演进的内在线索,从孔子思想的内部引申出七十子后学的问题意识和思想线索,凸显思想史演进中一以贯之的统绪;二是抓住关键人物(颜回、曾子、子游、子思、孟子)的核心文本(《大学》《性自命出》《中庸》《五行》《孟子》)作深入的专题研究,通过对文本作如其所是的解读,刻画相关人物的独特的思想性格。故在结构上,本书采取了“以点带面”的写法,每一个专题研究都追求信实、可靠且完整,合在一起又自然构成了思想史演进的有机环节。

 

本书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经典解释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对孔孟之间的思想史演进历程给出了系统而清晰的描述,为先秦儒学的进一步研究以及儒学思想史、经典解释史的重新反思奠定了比较稳靠的基础。

 

【目录】

 

导论:孔孟之间儒学思想的演进

 

第一章 后孔子时代

1.1孔子的人性观

1.2孔学的分流

1.3曾子的传承

 

第二章 曾子的修身论

2.1“三纲八目”与宋明的《大学》诠释

2.2《大学》古义略论

2.2.1.“格物致知”以定宗旨

2.2.2.“诚意”为首出

2.2.3.“正心修身”与“修身为本”  

2.2.4.首句与周文政治理想

 

第三章 子游的性情论

3.1《性自命出》要论

3.1.1.作者与宗旨

3.1.2.“性”的作用与结构

3.1.3.“情”与礼乐之道的重释

3.1.4.“心术”与“情”

3.2《性自命出》章句

 

第四章 子思的五行论

4.1《五行》要论

4.1.1.作者与文本结构

4.1.2.问题意识与思想宗旨

4.1.3.始于仁(仁之思)的成德途径

4.1.4.始于智(圣、智)的成德途径

4.2《五行》章句

 

第五章 子思的诚论

5.1《中庸》文本结构的问题  

5.2《中庸》古义略论

5.2.1.中庸、中和与儒家理想

5.2.2.集大成的“诚”

 

第六章 孟子的性善论

6.1孟子对子思的继承与发挥

6.1.1.《孟子》中的“五行说”与“诚”

6.1.2.孟子对《五行》的解说与重构

6.2孟子四心说与性善论的创辟

6.2.1.从“五行”到“四心”

6.2.2.据“四心”以“道性善”

6.2.3.以“存养”、“扩充”为成德途径

6.3小结:先秦儒家心性之学的一种可能归宿

 

附录:表象与真实——颜子“好学”新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后记】

 

到北京,一晃过了两个春秋。

 

北国的春,来得很急。三两滴雨水落地,还没有感到特别的温暖,一树鹅黄已经早早地挂上了枝头。未名湖上,冰面还没有融化干净,几只野鸭,攒了一个冬天的劲,赶不及要在澄清的湖上划过。这景象,在南方是不多见的。南方的春,只在墨绿色的叶丛中,偷偷地探出一缕嫩色。等花开了,人们才猛然发现春天来了。北国的春,只是三两天的工夫,就让你看到挡不住的兴味。像换衣服一般,说换就换了。

 

北国的秋,去的很急。几阵冷风下来,香山红了,银杏的叶子黄了。从寓所到食堂的路上,一路是金灿灿的银杏,先是挂满树梢,一树一树的,在没有雾霾的天气里,在湛蓝的天空下。这时的黄,还是温润的黄,黄得明亮而不干枯。一层秋雨一层凉。叶子一树一树地往下落,铺满了道路和草坪,还夹杂着银杏果的奇特味道。走在路上,每每感到一种拥上前来的热情,好似一个温暖的拥抱。渐渐的,银杏落完了,树梢上只剩下零星的残余。一不留神,未名湖的秋天也走了,水天之间的分际,明显了。

 

如是,两度轮回。

 

我来北京,是一段殊胜的因缘。导师张汝伦先生推荐,孙向晨、丁耘、干春松三位老师从中沟通,王博老师拍板,我来到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干老师是我的合作导师。他为人谦和,关爱学生。在儒学院期间,我兼做一些院务行政。干老师知我一心学术,尽量减少这方面的工作,使我可以专注于自己的思考。

 

去年春天刚开学,我参加了干老师主持、辛亚民老师领读的《周易》读书班。因为这个缘分,我从去年三月开始,饶有兴味地扎进了《周易》卦爻辞的历史叙事的研究。到去年年底,完成了《周易本事考》和《周易本事注》的初稿。今年三月份《考》修改一过,五月份又作了几篇总结的小文。有关《周易》的研究,才告一段落。回想起来,这一工作是借了与干老师的因缘,与这个读书班的因缘。若不是参加这个读书班,我或许很久以后才会关注《周易》;若不是一去便读到《明夷》卦,我或许也不能看到这一探究的进路。只能说是缘分。

 

也由于这个原因,能用在出站报告上的时间和精力,就更为有限了。“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这一课题,看上去是我的博士论文《孔子成德之学研究》的自然拓展。但实际上,这一课题所涉及的七十子后学时代,思想极为丰富、脉络极为复杂。且不说《性自命出》、《五行》等出土文献的解读,虽然已经有不少的学术积累,但能通篇讲下来,且被学界普遍认可的至今没有;即便是已经诠释了两千多年的《大学》和《中庸》,其原始的古义究竟如何,其与理学诠释的关联和差别,也讲不清楚。我之所以敢做这样一个工作,是因为我自信对孔子的生命有少许的理解。这一点了解,建立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而对于儒学来说,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思想上,孔子都是不绝的源泉和最终的标准。孔子之于儒家,正如文王之于周文,他们是后者思想、精神的根本和源泉。就七十子后学而言,他们的议题,总不离成德的宗旨;他们的主张,总可以从孔子的生命和思想中找到问题的来源。七十子时代“性与天道”的思想,与孔子之间有着内在的发展脉络,它是有迹可循的。抓住它,便可以顺藤摸瓜,完成一次系统的重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七十子后学思想的演进,就是孔子成德之学的展开。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一课题的研究,确实是我博士论文的延续。

 

思想的酝酿,已经有年;但正式下笔,是在今年的八月。至今差不多百日。此间除了回复旦开会之外,没有它事打扰,写作得以稳步推进。但毕竟所花时日不多,难免有论述不周、思考欠细密处,只能留待日后弥补了。

 

儒学院给我在未名湖边安排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许是因为平底足,我天生不爱走动。所以这两年中,我一直在北大南门对面的寓所闲居,没事不太出门。这十平米的寓所,名曰“十方寓”,与世隔绝,到访过的朋友寥寥可数。但洪义是常客。去年秋季他到清华之后,每周至少过来一次,有时两次,竟成惯例。在这一间陋室,我们读书、论学、畅谈人生,成了这两年生活的调剂。有时候,建武也赶来,就更热闹了。

 

最后,我要感谢两年前促成我北京之行的人,也要感谢这两年帮助过我的人、在我身边出现过的人。在这两年中,我听了一些课,认识了一些朋友,感受了北京的学术风格和学者风貌,将使我终身受益。出站后,我将回到曾经待过十年的复旦再续前缘。离开,总会有些不舍,但也意味着下一段人生的开始。

 

2017年11月22日,于十方寓

 

重回复旦,节奏就大为不同了。尤其是最初的一两年,备课和上课占用了大部分时间,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想到什么,一头扎进去,刨根问底地求索了。时间在多个维度上撕扯,需要求得一种平衡。之前的学术规划,也不得不放慢了脚步。

 

这些年,我在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些专题性的、拓展性的研究。从18年到21年,每年的春季学期,我都会为研究生开设“先秦诸子专题研究”讨论班,研读郭店竹简《性自命出》和《五行》。前两年是《性自命出》,后两年是《五行》。我一直认为,《性自命出》和《五行》的重要性,媲美于《大学》和《中庸》,它们各自是一个时代一种思想进路的代表,也是早期儒学思想发生史的路标。而这两篇文献,此前都还没有特别完善的综合性研究,留下了不少文本和思想上的难题。所以,关于它们的探讨不但是重要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用于研究生课程的讨论,最合适不过了。

 

在我看来,研究生课程的目标主要不是传达知识,而是带着学生一起思考,一起探索,一起理解文本,从事哲学的活动。为此,课程内容须是教者亲自研究过,或者正在研究的东西。因为只有过来人才能看得清,一个具体的研究有多少岔路,路旁有多少使人陷溺的风景。但提前做研究,也不是为了在课堂上直接传达研究的结果。与结果相比,更重要的是过程,是哲学活动本身。我18年喜欢看蒙克写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这不能算是一本哲学的书,但它很有哲学的气味。在那段以输出为主的漫长而略显沉闷的时光中,它是我保持思想的纯粹性和活跃性的一个方法。它也让我更加确信,思想活动本身而不是思想的结果,才是哲学真正寄寓的地方,也是最该传达给学生的东西,特别是在一个哲学有待重新出发的时代处境中。为免哲学教育落入知识传播的窠臼,向过程性的哲学活动的回归,是很有必要的。而这种回归,直接取决于学生自身的参与。所以,在我们的讨论课上,观点的碰撞、区分、引导、澄清、追问,成了理解活动的主要的构成环节。同样,我自己的思考也努力表达为一种过程性。我希望它不是作为一个死的结构,成为学生关照和记忆的对象;而是作为在迷惘中寻求出路的一次次的具体行动,参与到学生自己的理解和思考的行程中。

 

我有写讲稿的习惯。写讲稿,于我而言就是一种预研究。18年春,写了《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的初稿;19年春完成了修改稿,并增加了导论部分。20年春,正当疫情期间,写了《竹简〈五行〉章句讲疏》的初稿;21年春完成了修改稿,并增加了导论部分。前一部讲稿已于20年出版,后一部由于获得了教育部的后期资助,出版时间还要往后推一推。我本以为,《性自命出》和《五行》的要义,已在出站报告中讨论得足够清楚,讲稿的意义无非是把一些论证环节或非关键的部分充实出来,以适用于教学的需要。但实际上,写完讲稿之后,我对相关文本和思想的解读又有不少推进,并更正了部分关键内容的理解。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19年下半年,为了准备第二年春天的本科生课程,我开始研究孟子的心性论,探讨了其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写了几篇文章。次年春,在修改完《五行》讲稿之后,我接着系统地解读了《孟子·告子上》。自认为对孟子心性论的思想逻辑,已有结构性的把握。遂在暑假期间,续写了本书的第六章,从两个方面作了探讨。其一是孟子与子思之间的继承性和差异性。现下,“思孟学派”的提法深入人心,但也不可忽略两者在问题意识、思考进路,以及思想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重要差别。其二是孟子心性论的逻辑结构。孟子的性善论有哪些基本的逻辑环节,各个环节如何建立起来,它与前面的儒学史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本书对此作了概要性的呈现,更多具体的讨论,则有待于后续的专题研究。

 

与原报告相比,定稿有三方面的不同。一是基于《性自命出》、《五行》的专题研究,对原稿相关内容作了修订和补充;二是基于《孟子》的研究,续写了第六章,使本书在内容上更为完整;三是附录收入了一篇关于颜子之学的讨论《表象与真实——颜子“好学”新论》。这篇文章于我而言有特殊的意义。17年4月初,我突然收到回复旦应聘的消息,需要准备一个报告。当时,我还完全沉浸在《周易》历史叙事的研究中,不能自拔。但《周易》的研究,恐很难令人信服。而既有的其它文章,又不能完全代表我当时的所得。为了在更广泛的议题上,表达自己彼时的思想状态和理解程度,冒险选了这个主题。我结合自己长久以来的学习体验,尤其是博士论文完成之后的进一步体会,很快写出了稿子。报告也很成功,得到了很多师友的肯定。收录此文,除了充实本书内容之外,也是一个时期的纪念。

 

本书部分内容,曾以论文形式在刊物上发表:第一章的第一节,以《论孔子的人性观及其展开形态》为题,发表于《人文杂志》2022年第7期;第二章第二节的部分内容,以《论〈大学〉古义——以“格物致知”与“诚意”的诠释为中心》为题,发表于《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4期;第三章第一节的相关内容,也即《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的导论部分,以《儒家心性之学的转出——论子游的思想创造及其道统地位》为题,发表于《复旦学报》2020年第4期;第四章第一节的相关内容,也即《竹简〈五行〉章句讲疏》的导论部分,以《德的生成——竹简〈五行〉篇的德行生成论及其思想史意义》为题,发表于《哲学研究》2022年第8期;另一部分内容,又以《从“一以贯之”到“以五为一”——论子思〈五行〉篇对孔子晚年宗旨的结构化诠释》为题,发表于《诸子学刊》第二十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五章第二节的部分内容,以《论〈中庸〉古义》为题,发表于《复旦学报》2022年第4期;附录《表象与真实——颜子“好学”新论》的删节版,发表于《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3期。受限于形式和篇幅的要求,这些文章与书稿在内容和表述上不完全相同,但在思想上尽量保持了一致。此外,还有两篇关于《孟子》的文章,虽不是直接出自此书,但与第六章内容高度相关:《从“万物皆备于我”到“反身而诚”——以孟子“诚”的思想为线索》,发表于《哲学研究》2020年第2期;《从“故而已矣”到“乃若其情”——〈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的诠释及其衍生问题》,发表于《复旦学报》2021年第3期。其中有几篇,又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这些文章得以发表,感谢编辑部老师的辛劳和学界同仁的认可。

 

理解,实是思想研究中可期待和最值得期待之事。在北大期间,干老师的支持、肯定乃至放任,一直是我大胆做自己的研究的底气。出站时,答辩主席李存山教授,以及王中江、张学智、赵法生诸教授,对报告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也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尤其是李存山先生,当时身患眼疾,看文字殊为不易,但还是欣然接受了邀请,认真批阅论文,作了非常具体的评议,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此后数年,随着文章的公开报告和发表,研究又得到了更多师友、同仁,还有讨论班同学们的支持、鼓励,也让我交到了一些新的学友。任何形式的反馈意见,对我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此间往来,不能一一历数,一并致以真诚的感谢。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研究”(项目批准号:17CZX033)的最终成果。本书的出版,获得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资助。感谢学院一直以来的支持。友人杨立军与我多有思想上的相契,他为本书的编校耗费了心力,也提出了不少重要的修改意见,值得铭记。

 

2022年9月20日,于创智坊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