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之于韩国国民精神探析

作者：陆妍旭

来源：《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3期

摘    要：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后，逐渐成为韩国国民精神的重要组成要素，在传统社会中占据统治思想地位，对维持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在近代抗击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也发挥着引领民众恢复国权的精神指导作用。韩国光复后，治国理念变化和宗教信仰多样化所带来的价值危机造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国民精神遭遇巨大挑战，多元文化和自由主义思潮导致社会价值观混乱，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反思儒家思想与国民精神形成的内在联系，把韩国传统国民精神与现代社会价值理念相结合，探索传统儒家价值理念与西方普遍价值取向的结合点，把儒家思想融入教育实践之中，以儒家礼俗涵养国民精神，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的向心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取得了积极效果，值得我们借鉴。

作者简介：陆妍旭，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讲师，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儒家文化在过去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的儒家思想不仅吸收了中国儒家思想精髓，还融合了朝鲜民族的土俗信仰，并逐渐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性的、本土化特征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在韩国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更具有广泛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在漫长历史进程和现实实践中演化为富有凝聚力的韩国国民精神。在多元价值理念共存的时代，儒家思想仍旧是韩国国民在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水准、理想信仰等领域的主要价值取向，决定着韩国人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韩国琴章泰教授指出：“作为朝鲜民族精神动力的儒家思想具有广泛的功能，它不单纯作为某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或伦理规范发挥功能，而且通过传统社会形成韩国人的意识结构，体现韩国人的文化方式的创造性源泉。”[1]（121）即使在现代韩国社会国民价值观遭遇了多元文化思潮和宗教的冲击，儒家思想作为韩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仍发挥着巨大作用，甚至在处理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时显示出了强大智慧力量。

一、弘扬与诠释：儒家思想内化于韩国国民精神

儒家思想已经根植于韩国文化之中，其与朝鲜半岛原始民族信仰相互融合，兼顾了不同价值观的共性、普遍性，在个人伦理观念形成以及社会价值塑造方面影响深远。儒家思想是韩国国民精神的灵魂，反映了韩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对于朝鲜半岛政治体制、文化礼俗确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思想内化于韩国国民精神，经历了长期历史实践的过程。

1.儒家思想内化国民精神

在理解韩国国民精神形成过程时离不开对韩国固有思想的考察，由于韩国的思想文化是从中国、印度、西欧传来的，很难找到韩国思想固有的实体形式。三国时期儒释道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融合，本土信仰中的祖先崇拜、对山川诸神敬畏思想得到了的强化，敬天祭神、怀念祖先的祭祀活动逐渐普及并融入了儒家的宇宙观和自然观，逐渐形成了韩国人的固有思想。因此，韩国国民精神的根源中固有的含义界定并不是指韩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指具有韩民族个性和韩民族主体性的思想。[2]（87）也就是说，韩国的固有思想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它不局限于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维系民族特性的外来思想，这才是韩国国民精神构成的核心要素。

一方面，韩国国民精神的形成与儒家思想在朝鲜半岛传入和本土化过程密切相关。儒家思想是与汉字一起传入朝鲜半岛的，据《三国史记》中记载高句丽自建立初期就利用汉字编撰历史书籍，公元372年高句丽率先模仿中国的太学制度设立太学教授儒家经典，并以儒家治国理念作为管理国家的价值导向。历史的实践中韩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儒家的孝思想和人间关爱等核心思想，形成了“弘益人间”的建国精神和开国理念，经过后世不断地丰富，逐渐涵盖了博爱、利他、平等，追求和平、光明、自由、为国奉献等价值观。弘益人间之所以能被百姓广泛接受，因为它涵盖了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精髓，并内化为韩国的国民精神内核，起着道德教化民众，规范指引百姓生活行为的作用。

另一方面，儒家经典《论语》《孝经》中的忠孝思想在朝鲜半岛传播普及，成为韩国国民精神思想源泉，新罗时期根据儒教制度确立了国家的体制、教育制度、百姓礼仪，并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花郎精神”，“花郎精神”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根基与韩国现实情况相结合而产生的典型的忠诚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新罗统一三国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儒家伦理规范是培养花郎爱国思想的主要依据，“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2]（199）成为主要行为准则。花郎的道德信仰、理想追求、行为规范也逐渐演绎成为一种社会价值，《三国遗事》中有这样的记载：“自此使人悛恶更善，上敬下顺，五常六艺，三师六正，广行于代。”[3]（22）忠、孝、信、勇、义等德目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伦理和价值观。儒家科目用以修身养德，内化为一种原始国民修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花郎精神”不仅仅是新罗时代的国民思想核心与精华，而且是未来韩国思想的中枢。随着时代变迁，“花郎精神”的实质依然存在于韩国国民精神的发展脉络中，是韩国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鲜明体现，更是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践行与发展，对于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爱国、爱家、笃信、守义的思想成为当代韩国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凸显了韩民族主体意识，它成为一种隐性的凝聚力深植于韩国民众的价值信仰之中，它是韩国国民精神的原点，对韩国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精神指导作用。

2.儒家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韩国民族精神

从儒教礼俗到儒教价值观不断丰富和发展韩国国民精神的内涵，朝鲜李朝是儒学发展的兴盛时期，儒学在李朝500余年统治时期占据着“国教”的地位。政治上李朝与中国维持着朝贡关系，文化上产生了对中国法律规范、文化信仰认同与崇拜的“慕华思想”，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儒学处于学术正统地位，儒家思想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上冠、婚、丧、祭等儒家礼仪已经得到了普及，李朝时期文庙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奉祀孔子已成为国家祀典，当时书院和乡校对于韩国传播儒学、培育国民精神起了重要作用。16世纪中叶朝鲜中宗后期，书院成为教育活动平民化的向心力，书院体制逐步完善，朝鲜时儒士把朱子《白鹿洞学规》作为蓝本，制定了各自的院规，此时书院主要社会机能是传播知识，教化乡民，培育民风、民俗。朝鲜中宗12年（1517年）赵光祖希望通过儒教伦理为主体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推行以儒家道德规范为准则的“乡约运动”，并移植中国的《吕氏乡约》在朝鲜全国颁行，在乡约的社会化方面以孝为价值根本，规范人行为和日常生活态度，以孝强化社会共同体精神的价值指引，“孝者百行之源人子之本也，礼者万理之会妇之和也，君子能体之者也”（《司宪府滕录·丙戌二月朔》）。推广《孝经》《小学》，还刊载了《孝行录》《三纲行实图》《五伦行实图》等汉文典籍，在社会上形成崇尚孝道，嘉奖孝子、孝妇、孝女的风俗，此时孝的价值导向作用超越个人的修养，扩展到家庭生活，最后归于整个国家层面，逐渐成为国民精神的底色。

近代民族危机锤炼了韩国国民的爱国精神和独立精神，特殊历史造就了韩国人不畏强暴、坚毅的民族性格、国家意识，这种国民精神实际上就是韩国的民族精神的深化。进入19世纪，日本打开了朝鲜的门户，朝鲜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日本为了使朝鲜半岛“皇民化”极端歪曲和贬低朝鲜民族史，焚毁朝鲜民族历史、地理和民族意识的书籍，企图将天皇作为朝鲜人的精神支柱来进行殖民统治。与此同时日本在朝鲜半岛传播西方学技术，传统儒家思想体系走向瓦解。西式教育的传播导致了韩国儒教文化传承上的断裂，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期间爱国知识分子开展维护儒教的正统地位的“卫正斥邪”运动，希望达到抵制西学传播、对抗日本殖民侵略的目的。与中国五四运动不同，韩国在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时没有把国家的衰亡归咎于儒家思想的封闭性所造成的社会落后，而是化儒家思想理念为武器反击日本侵略，传统儒家的“义理精神”和“民族精神”引领民众进行了反侵略斗争，儒学在韩国已经成为引领韩民族恢复国权、抵抗侵略的精神动力。“卫正斥邪”思想也逐步融入了爱国思想和民族独立思想，其具有守护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民族精神的目的，“卫正斥邪”思想和东学思想在维护民族的主体性和国家的自主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这点上看，以中国儒学思想为根基，并以韩民族共同生活和固有思想为土壤的韩国国民精神的发展也是持续变化发展、不断丰富的，它诠释了儒学思想在域外生命价值拓展的新样态。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思想作为国民精神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李朝从正祖开始到高宗的100年间为强化封建王朝统治，维护儒学的纯粹性与其他外来思想不同，韩国文化在固有思想基础上对中国儒学的弘扬与发展，逐渐实现其普遍价值的，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韩国的国民精神也随之不断深化，涵盖了韩国政治信仰、道德规范、社会风尚、风俗习惯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激励着国民在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保家卫国，而且还是鼓舞民众在和平发展时期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

二、危机与挑战：韩国国民精神的理性思考

随时代变迁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思考方式遭受了多元价值冲击，批判和否定儒家思想成为一种社会思潮，韩国人对其民族精神的根源也产生了困惑，究其原因是现代性价值危机引发了信仰危机，加之西方社会思潮和价值体系中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影响所导致的。这里所说韩国人的思想世界与价值观念更多地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儒家传统已经成为韩国人“心灵的习惯”内化为国民精神，他直接反应人的内在要求，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心理、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源于传统的价值观造就了韩国人既矛盾又复杂的思想状态，导致了国民价值取向的非理化。这种困惑和挑战主要源于政治制度变化所引发的治国理念的变化，还有就是宗教信仰多元化转型所带来价值危机。

一方面，政治制度变化改变了传统文化发展脉络，传统国民精神备受考验。1945年韩国光复后，采用了美式民主政体和多党制，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倡导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社会制度和教育体系发生了巨大变革，传统儒家文化原有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加之韩国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对治国理念的冲突，导致传统的儒家思想处于否定和排斥的状态，社会舆论方面也出现了对儒家伦理及传统价值观质疑的倾向。这与韩国民族主义高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韩民族心态中包含一种自卑和矛盾的心理有关，同时也与半岛地理环境封闭长期处于周边强国夹缝中有着密切关系，而且还与日本长期殖民统治期间为抹杀民族性而推行的“皇民化”教育有关，加之冷战期间朝鲜半岛分裂，朝鲜半岛成为美苏冷战争霸的焦点，朝鲜民族的愤恨、自卑心理直接影响其文化认同，儒家思想被视为“中华思想”代名词和国家发展的精神枷锁。

韩国光复后模仿欧美国家构建新的教育体制，曾经传播儒家思想的书院、乡校走向没落，传统思想教育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60年代韩国施行伦理教育，才将传统儒家思想纳入教育课程之中。20世纪70年代，随着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韩国由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成为东亚迅速崛起的典范。商品经济给人们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思潮也随之蔓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发展的不均衡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社会的主体基调是追求科学和物质文明，国民精神培育方面普遍处于急功近利状态，越来越多的人对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产生怀疑。加之韩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高涨，宣扬民族自我意识觉醒并与中国文化进行切割。“去汉化”、去儒教化政策便是韩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一大表现，这形成了对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韩国国民精神的巨大挑战。

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多元化，社会价值认同多样化动摇着韩国国民精神的根基。在韩国社会儒学更像是一种宗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宗法制度、婚姻制度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然而随着基督教广泛传播以及它在民族独立运动中表现出的激发国民爱国热忱的作用，也使它在韩国民众中树立了较好的形象。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不断增加，但一些基督教团体对儒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进行了批判，进而提出了基督教可以为韩国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的论调，传统儒教信仰和儒家生活方式逐渐弱化，基督教借反对偶像崇拜来抨击传统儒家祖先崇拜的习俗，想从根本上摒弃儒教的象征——祭祀，这就造成了许多基督教家庭生活上困惑，基督教信仰与儒教传统生活理念相冲突进而导致国民价值认同危机。宗教信仰差异产生了新价值理念与传统价值体系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影响了国民价值认同。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韩国，政治制度转型与宗教信仰多元化对传统国民精神的冲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社会进入了一个近代转型期，西方语境下的现代性与历史传统之间矛盾冲击着社会价值观。大量的西方制度被移植到韩国，这不仅导致了传统儒家思想作为韩民族长期形成的国民精神的合法性的危机，甚至动摇了整个韩民族国民精神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现代的韩国国民精神建构合法性，需要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寻找继续发展的依据。由此可见，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离开了它所生存文化根基，就有可能丧失其合法性和实效性。我们还要看到现代韩国国民精神中所遭遇的“去汉化”政策、去儒教化政策，以及信仰危机正是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需要面对的挑战。

三、探索与反思：现代韩国国民精神价值追寻

在探讨韩国国民精神形成过程时，韩国学者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其现代价值，也有一些学者根据韦伯的观点，到新教中寻找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思路和方法，但是在随后的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儒家文化圈经济飞速发展使韩国学者认识到，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根基的国民精神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因而需要对儒学的普遍共识进行梳理和阐释，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我们所说的转型不仅是对一种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还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形式上的改造。只有具备现代性的传统文化才更具活力和生命力，韩国社会在接受多元文化价值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儒家伦理观念，而是将民族文化与外来的多元价值相融合，这是因为儒家文化中的和谐基因起作用。发挥其人文关怀和人本伦理精神为现代韩国人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支持。

首先，探索将传统价值理念转化为现代社会所接受的国民精神。韩国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统一的语言、共同的祖先使得韩国人的“爱族”与“爱国”有着天然的统一性，共同的信仰为韩国国民精神做了良好的铺垫。韩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意识，不仅与韩国的历史和文化特质紧密相连，还与国家意识不断觉醒紧密相连，它反映了一个韩国的国民在价值取向、道德水准、民族精神等方面的综合素质。韩国学者认识到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儒教不仅使社会构造、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对韩国人的性格塑造起到了决定作用。因而，朴正熙政府时期将传统精神同西方价值观、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管理方式相结合，把儒家思想中的“忠”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生产经营与管理之中。国民受儒家权威观影响，普遍地认同政府采用的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合理有效地配置有限的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现代化进程。韩政府在经济发展取得成效时着重强化国民精神，把儒家伦理的重视道德修养与西方崇尚理性科学的精神相结合，重塑韩国人的国民性。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以“勤奋、自立和合作”为口号开展社会新道德运动；到了80年代，韩国提出了“做健康、独立、道德的韩国人”口号，其主要理念是弘扬传统儒家的优秀价值理念，并融合了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金大中政府时期试图从儒家思想中探索执政理念，发挥儒家伦理的人本思想，寻找国民精神的价值导向作用，提出了以传统道德文化为根基，用儒家文化中的忠、孝、礼等价值理念培养韩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又以开放的姿态吸收现代文明成果把民主、法治、人权、正义等价值理念作为社会共同的道德标准，这些举措对于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立、自强的民主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韩国的国民精神、民族的主体性、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得到了强化。

在多元价值融合的韩国社会，西方价值观念逐渐被韩国国民所接受。因而韩国政府重新定位融合、冲突中的东西方文化，寻找东方传统伦理观念与西方普遍价值取向的结合点。此时的儒家思想也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包容态势，不仅融合了朝鲜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而且汲取西方价值体系中的民主成分，形成了具有开放包容特性的韩国国民精神。

其次，将儒家思想与教育实践相结合培育国民精神。一方面发挥政府研究机构推进国民精神教育法制化、体系化、一般化、组织化。韩国政府在《国民精神教育教授指针书》中提出，为实现民族、民主、正义、福祉的国家理念，在弘益人间的国民精神基础上培育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涵养爱国·爱族精神，培育践行国民主人精神、协同精神、守法精神、名誉心、道德心、使命感等价值观。[4]（56）韩国政府支持各类教育机构探究儒家思想与国民生活相关的价值理念，树立韩国人的世界观和伦理观。韩国把传统儒家伦理作为载体推行国民精神教育，通过传播儒家思想来铸造韩国的民族精神，在《国民教育宪章》中规定国民伦理教养课程设置“韩国传统思想”为必修科目[4]（213），以培养具有创造精神、合作精神、爱国精神的国民为教育目标，在新教学大纲中把传统礼仪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明确地规定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规范，把儒家思想具体化、生活化、实践化，超越国家教育层面，渗透于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以便于民众接受，摆脱以往理论说教形式，扩展到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挖掘传统思想资源的孝道文化，把孝这一传统生活理念融入学校教育，在中小学阶段把以善、爱、和、礼为代表的“四德”作为传统道德教育的框架。在学校教育的每门课程教材中都要反映国民精神教育的内容，力图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入手，强化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爱国主义思想，丰富国民精神的内涵。

另一方面，发挥韩国传统教育资源——文庙、乡校、书院等民间教育团体在培育国民精神中的作用。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2018年统计，大约有234所乡校[5]（69）和581所书院[5]（256）参与其中，它们在教化民众、推动地方儒教文化发展、塑造国民精神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文庙被誉为韩国的道德与良心的发源地，韩国成均馆文庙每年举行“释奠大祭”延续至今。韩国2005年4月成立书院联合会，以“修齐治平”的儒教理念为基础，致力于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和人文精神复兴。同时，现代韩国社会乡校仍然发挥着普及儒家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的作用，尤其在传承传统礼仪和传播传统价值观方面发挥作用，韩国很多地方的乡校定期举办成年礼和尊老宴，表彰善行义举，引导国民社会价值观。

最后，韩国发挥儒家思想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儒家礼俗涵养国民精神、构筑国民精神，以儒家礼俗规范国民的行为举止。著名社会学家彼得·柏格也曾说：“真正影响经济行为的并不是儒家理论中的教义，而是作为实际支配一般人的行为规范的儒家伦理，即儒家思想渗透到普通人日常生活层面所表现出来的一套道德规范。”[6]（224）传统儒家礼仪已经成为社会规范体系的一部分，对于培育家庭责任观念、社会义务和担当精神具有积极作用。

儒家思想中“家国一体”的理念为韩国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价值观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传统社会里家是社会的原点，国家是家的集合和扩大，“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受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观念强烈，人们在传统社会中注重私人关系中的孝、悌、忠、信。不仅如此，传统韩国社会是以礼为本的礼治社会，“礼俗”和“天理人情”成为社会的重要道德规范。一方面，韩国注重寻找国民精神与社会风俗的结合点，把礼俗融入日常生活来塑造国民精神，以此改变国民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发挥传统儒家“重礼”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社会生活中培育国民礼风。韩国成立儒道会以宣传儒家伦理道德和忠孝思想为己任，致力于儒家文化发展传承、地方社会民众教化、传统礼俗文化的宣传和发展。政府着重开展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社会教育运动，它以家庭内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原点，提倡民众之间相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另一方面，政府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传统习俗，在中秋节和民俗日实行三日连休，鼓励国民省亲，开展尊老敬老活动。此外，用舆论和宣传等方式在社会环境上弘扬优秀的家风、家训，共筑良好社会风气、涵养国民精神。

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中，韩国将儒家思想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赋予儒家思想以新的生机与活力，儒家思想在提升个人修养水平、塑造民族性格、促进社会进步、培育国民精神方面提供了思想资源，其为克服和抵制现代化进程中价值危机、信仰危机和各种社会思潮提供了精神滋养和哲学智慧。由此可见，无论是古代朝鲜半岛还是现代韩国，儒家思想作为国民精神的根基是韩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它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并具备广泛的社会功能，它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融入韩国人的意识结构中，根植于韩国社会文化之中，并表现为具有韩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

结 语

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长期的交流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儒家思想对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已经影响到了韩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并成为韩国国民精神的重要组成要素。现代韩国国民精神核心理念的确立，既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性，也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时代性。当代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还奉守着儒教礼仪、习俗。我们可以看到，在韩国儒家思想已经成为韩国国民性格的底色，孕育国民精神的土壤。在韩国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采用欧美政治和经济模式，受西方价值观念、新兴文化的自由特质影响，韩国人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标准，以及传统价值体系遭遇了巨大的挑战，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多元价值观对国民精神形成了巨大消解作用，进而导致了国民信仰危机。韩国人在反思国民精神、寻找民族固有思想原型的过程中发现，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韩国人价值观核心因素仍发挥着巨大作用，儒家思想与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同，它通过礼的实践来实现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统一，社会成员都可以通过努力而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因而弘扬和发展儒家思想对于治愈因价值危机而导致的非理性价值判断具有指导意义，儒家思想在塑造韩国国民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国民精神的培育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一个传统与现代和谐发展的社会。韩国兼顾历史文化传统与制度创新，这对于我们认识传统儒家文化及其精神内涵提供了一个他者视角，反思儒家文化对国民精神培育的价值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韩]琴章泰.儒教与韩国思想[M].汉城：成均馆大学出版部，1987.
 
[2] [韩]李瑞行.韩国·韩国人·韩国人精神[M].首尔：大光书林，1990.
 
[3] 魏常海.韩国哲学思想资料选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9.
 
[4] [韩]韩国国民伦理学会.国民伦理学概论[M].首尔：萤学出版社，1986.
 
[5] [韩]高秉喆.2018年韩国宗教现况[M].首尔：文化体育观光部，2018.
 
[6] 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M].北京：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