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董霞 著《先秦人物品评研究》出版暨后记

书名：《先秦人物品评研究》

作者：孙董霞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作者简介】

孙董霞，女，汉族，1975年生，甘肃天水人，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完成《吴子汇校集释》一书。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六项。在《兰州大学学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鹅湖》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内容简介】

本书以文史哲融合汇通的跨学科视野，以人物品评与先秦思想史的互动为内在逻辑，立足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先秦人物品评的产生渊源和发展进程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和深入研究，从人物品评的角度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观点。探讨的问题涉及文学、文献学、美学、文艺学、训诂学、哲学、思想史等众多学科领域。对于文学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思路。本书最后还从人物品评的角度梳理了《论语》《法言》和《世说新语》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因革关系，进而将先秦人物品评与魏晋人物品评勾连起来。

本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丰富扎实的文献功夫。二是文史哲融合的跨学科视野。其中涉及的很多问题对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开拓相关领域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研究空间，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当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对相关学科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及当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录】

【后记】

拙作《先秦人物品评研究》终于要付梓了，这一刻距离本书的初稿完成已经过去了八年，距离书稿交付出版社也已经过去了三年。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书稿的写作、修改、完善乃至出版伴随着我的学术成长过程。

从博士论文到定稿出版，前后历时八年。书稿的结构框架和材料、观点都经过了长久沉淀和反复打磨。其中最重要的是添加了《正名辨实、分类定等与〈荀子〉的伦类品评》一章的内容，重写了“余论”部分。因为博士论文中对于《荀子》一书的人物品评只是作了概括性的介绍，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后续的修改中着力补充了这一部分内容。对于“余论”部分，不仅是扩充和细化，亦相当于是对两汉人物品评的一个概括研究。从人物品评的角度梳理了《论语》《法言》和《世说新语》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因革关系，进而将先秦人物品评与魏晋人物品评勾连起来。这样在原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六万多字，最后书稿的定稿已近五十万字，在内容上也更加完善。

总体来说，本书的写作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史，二是文献。这与我的求学经历和兴趣偏好有关。

2011年，我考入西北师范大学，师从赵逵夫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学风踏实严谨，形成了以赵逵夫先生为代表的先秦文学研究团队，是国内先秦文学研究的重镇之一。赵先生治学注重文献和元典，结合历史演进的时空维度将先秦各类文学元典做通盘考察，注重回到历史现场，还原文本的生成和演进历程。他带领同门学长一起完成的《先秦文学编年史》，就是这种治学思想指导下的代表作。按照先生“先秦文学元典研究”的治学方向，先生本来有意让我作《鹖冠子》研究，但他在与我交流后，认为我更适合对传统文化中早已产生的“人物品评”现象展开研究。我遂将博士论文的题目定为《先秦人物品评研究》。在先生的指导下，我的博士论文以元典文献文本的梳理和细读为基础，综合我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文史哲综合研究的学术方法，对先秦时期的人物品评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这种文史哲综合研究的学术方法，源于我硕士学习阶段的学术训练。2004年，我考入兰州大学文学院，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先秦两汉方向的硕士学位，师从张崇琛先生。这是我真正接触学术研究的开始。张先生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和姜亮夫先生的“综合研究法”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治学思想，教导我们从事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应当囿于一隅，而应当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要求我们开阔视野，拓展研究思路。先生主要研究楚辞，重点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但研究范围涉及文学、历史、文献学等各个领域。受先生影响，我在硕士阶段，除了钻研中国古代文学，同时涉猎自己感兴趣的哲学和思想史领域。

哲学领域的研究往往以特定概念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来确立问题域，而我更关注这些概念范畴的发生发展史及其横向关系。这种追寻事物发生和流变的研究也正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路径。这种追根溯源的学术偏好，使我很快将研究思路集中于对人物品评源流发展的追溯及对其深层根源的揭示方面。人物品评所依据的价值准则和形成的品目根植于特定时期的思想土壤，这些价值准则和品目又是随着思想史及其代表性的概念范畴的演变而变化的，所以对先秦人物品评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了先秦思想史的研究。

在研究中，我发现先秦人物品评的价值准则和品目与先秦“德”观念的发展演变关系密切。因此，我便首先对“德”观念展开了详细具体的研究，以此来作为论文的研究基础。结果关于先秦“德”观念的研究就写了近十万字，并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如果稍作扩充，差不多单独就可以成为一篇博士论文了。这一部分体量太庞大，有冲淡人物品评研究主题之弊，最后在业师的建议下，将其压缩为七千多字，放在了绪论中，作为一个研究的思路说明和背景呈现。这部分内容虽然没有完全出现在我的论文中，但它却是我整篇论文的研究基础，没有这一部分的研究工作，就没有论文清晰的思路和应有的深度。后来我以这一部分的研究为基础申报了教育部项目，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

论文的写作伴随着对文献的收集、文献时代和真伪的判断、文本关系的辨析与文本内容的解读。不论是哪一个学科领域，对文献掌握和认知的不同，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学术判断。只有充分掌握文献，深刻领会文献学知识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比如论文涉及先秦人性论的问题，在哲学研究领域，徐复观和劳思光两位先生都是学术大家，但他们对于《中庸》的时代问题却有完全不同的判断。徐复观先生《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认为其出自子思及其门人，将其年代断为孟子之前，以此来构建中国人性论史；但劳思光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将《中庸》断为汉初的作品，因此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学术观点。面对这些不同的学术结论，哪一种观点更接近学术真相，必须做出进一步的判断。经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反复比对，我发现《中庸》产生于孟子之前，为先秦文献的判断似乎更为合理。还有比如《尚书》不同篇目产生的时代问题，《庄子》有关篇目的时代问题等等，这些文献的时代断定是论文写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由此，我也深感文献学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鉴于此，我于201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马上进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跟随郑杰文先生学习并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继续夯实自己的文献学基础。当时，山东大学正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郑先生是项目首席专家和负责人。我想通过参与古籍整理进一步加强我的文献学功底，进站后便参与了这一项目，并完成了出站报告《吴子汇校集释》。该书于2021年7月出版，并被收入“子海精华编”。在站期间，我深受山大浓厚学术氛围的熏陶，也得到杜泽逊、王承略、刘心明、聂济冬等诸位先生的指导和帮助，获益良多。能得到山大诸位先生的教诲和指导，我倍感荣幸！当时在站的还有比我小很多岁的魏代富师兄，他于古籍整理和文献研究已经有了不凡的功底，先后出版了多部古籍整理著作。他与我时时讨论交流，给予我很大的帮助。通过博士论文的写作，再加上这次流动站的历练，我对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知识有了基本的掌握。

伴随着上述学术积累，我的书稿也终于完成了，而这些学术积累也逐渐内化在了书稿中。中间虽然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但也得到了众多师友的帮助和支持。

从本书的写作完成到出版，我的导师赵逵夫先生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指导和关怀。书稿出版在即，先生又于病中为本书作序，此情此景，更令我百感交集！先生的谆谆教诲，殷殷之情，每每想起，感佩于心。先生治学严谨，于学问之事一丝不苟。跟随先生治学多年，不但从先生处学到许多学问知识，而且从先生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不少做人的道理。先生的勤勉常常令我刚刚冒出的怠惰之念又悄悄地退了回去。先生的认真细致促使我在学术研究中追求完美，追求卓越。先生对学术研究的投入也激励着我不断战胜平庸，在学术的殿堂中追求价值和崇高。先生曾幽默地说，麻雀偶尔可以飞得比鹰还高，但它永远达不到鹰的高度。做学问就要踏踏实实，要像鹰一样追求真正的高度，而不是浮躁地哗众取宠。先生的教诲将是我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的硕士导师兰州大学张崇琛先生和西北师范大学韩高年、伏俊琏、郝润华等先生就博士论文的结构内容和有关材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复旦大学徐志啸先生、安徽大学丁放先生也对博士论文的不足之处给予了中肯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书中的一些篇章曾刊发于《兰州大学学报》《甘肃社会科学》《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诗经研究丛刊》及《鹅湖》等学术刊物，借拙作出版之际，谨表谢意！台湾大学的张蓓蓓教授著有《汉晋人物品鉴研究》一书，当时各大图书馆和网上都找不到此书。我根据台大网站上记载的邮箱给她发了一份邮件后，她欣然寄来了她的大作，邮件辗转三个多月才收到。张教授与我素不相识，仅凭着一份陌生的邮件，就给一个无名后学慷慨赠书，这种学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支持是那么纯粹和美好，令我十分感动！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即此也！

最后，感谢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对本书出版的资助和支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毛承慈和孙一夫两位编辑！毛编辑不辞辛劳，一直协调和安排出版事宜。孙一夫编辑在书稿的校对和编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校正了多处错误，尤其是对书中的引文一一核对，逐一落实征引文献的详细信息，包括铜器铭文等出土文献。对于一些问题，反复与我商讨议定。他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对学术著作的审慎态度令人敬佩。

书稿终于要出版了，但“学问”之路才刚刚开始。学术研究的殿堂深不可测，越往前走，越感到其博大精深和遥不可及。学无止境，按照孔子的观点来说，“求仁”永远在路上。

于求学治学途中，遇众多良师益友，幸甚至哉！

孙董霞

2022年9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