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君子人格形态的华夏文明新秩序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纪要

     
      
     
    为弘扬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发展，贵州省儒学会和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联合主办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会议于2011年12月10日上午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成功召开。会议讨论有三大特点：一是成功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和走向，总结了贵州传统文化研究的成绩和不足；再是研究范围广泛，观点新颖，问题具体，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三是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发展中丰富，在丰富中发展，探讨的问题颇为贴近当前的国内外现实。
    
    会议伊始，贵州省儒学会会长、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首先作了主旨性的致辞。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乃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一大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最近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特别提出既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倡导中国先进文化，已一改近一百年来的‘反传统’思潮，解构了僵化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承认了民族生命赖以托身的华夏文明存在的合理性，体现了意识形态领域向中国文化的回归，表达了重建中华文明秩序结构的国家意愿。现在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重建中华文明秩序结构的正当性根据是什么呢？张新民先生指出，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反思。首先是必须重新讲明义利之辨——亦即必须深刻揭示文明秩序最深层的正当性根据或合法性来源，永远都只能是代表价值理性的“义”而非突出工具理性的“利’”。以“利”为文明秩序合法性的基础，就会只强调个人利益，只维护集团利益，炫耀霸道政治，甚至出现“上下交征利国必亡”的危机局面。以“义”为文明秩序正当性的基础，就会重视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平，推行王道政治，出现“文王多士，济济以宁”的祥和文化局面。第二，必须大讲特讲人禽之辨——依据人的灵性生命而非动物欲望重建正当合理的文明秩序。从中国文化—贯固有的精神看，人是万物之灵，与动物有着明显的分判与区；人之所以不能与鸟兽同居，就在于人能创造并安居于维护生命尊严与人格尊严的高贵文化。然而近一百年来，我们总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奉为至高真理，视人间社会为动物丛林，以丛林原则取代了人道原则。即使现在表面上已不讲“弱肉可强食”，但暗中仍不断提倡受其支配的贪婪竞争，社会早已成了趋进算计的另一动物丛林，而华夏文明数千年一贯的谦让之风早已消失得无踪无影，尊老爱幼亦少见政府和学者提及，礼请、礼聘更无与任何制度设计，关心强势群体不是发潜德之幽光的必然，而是时髦舆论大势炒作的政治宣传。大讲竞争则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对手(敌手)，提倡谦让则无处不是朋友(同胞)。因此，大有必要重新依据人性中最深刻、最本质的仁爱精神，重建中国的文明秩序和制度秩序。第三，必须重新讲明华夷之辨——反对任何霸权文化或强盗文明，提倡礼乐文化或和谐文明，以充满了实践经验和政治智慧的至大至公的“先王之道”，重建符合中国民族习性和文化精神的华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严格地说，西方文明并不是普世性的文明，它无权亦无任何资格取代东方文明；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标准，更不能以此标准作为其他文明是否应该存在的判断依据重建中华文明。虽然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平等地对话和交流，也需要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多方面地交往或交谊，但重建中国文化秩序结构的正当性来源，仍必须扎根于自身的历史文化经验及据此经验提炼出来的道统学统之中，不能脱离民族自我通过长期辛勤劳作创造出来的生活世界或礼俗世界。中国文化如果不想丢掉自己的主体性和创发性，就必须不断深挖开掘本土资源的活水来源。以“夷”变“夏”只是消灭中国文化的国际谋略托词，任何深爱中国文化的有良知的学者恐怕都不能接受。第四，必须理直气壮地讲明君子小人之辨——以君子的道义担当原则而非小人的趋利避害标准，重建可供世界各国取鉴效法的华夏文明秩序结构和政治伦理秩序结构。中国几千年积累而成的文化是培养君子的文化，但遗憾的是现在却退堕为小人嚣张气盛的文化。大量的伪劣低质产品，大量的欺骗讹诈行为，大量的构陷污告劣迹，大量的贪污腐败现象，都无不证明了小人的世界的存在。小人嚣张，君子退隐——只能是时代的悲哀，文化的不幸，国民的耻辱，社会的病痛。当然，目前最重要的是以制度化的方式推行贤人政治，理由是完善文明体系中的政治制度，必须首先完善制度结构中的人。然后由政治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提倡人人做君子，决不做小人，华夏文明新秩序的重建或再造，才能通过人的具体生活实践获得崭新的生命
    
    张新民先生最后总结他的看法，道义、人性、历史文化、君子风范四大原则，都是重建华夏文明新秩序必须依赖的正当性价值基础。无道义、无人性、无历史文化、无君子风范的世界当然是不值得活下去的世界，它所产生的文化必然也是难以长久维系下去的文化。所以义利之辨，人禽之辨，华夷之辨，君子小人之辨，不仅过去要讲，现在要讲，而且将来也要讲，如此才能长养华夏民族浩气，创造时代新气韵。
    
    张新民先生的讲话，赢得了在座专家、学者、学生们的阵阵掌声。他的主题发言结束后，研讨会进入了学术报告阶段。首先是贵阳学院刘宗棠教授做了题为《知彼知己，有来有往：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的一点体会》的报告。他认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是中华民族之心声。刘教授强调，“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我国必须要提升文化软实力。”报告中，刘教授通过生动鲜活的例子向我们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兴国、强国诸多方面的的重要性。提出，“要提高文化软实力，一方面要积极吸纳优秀外来文化，一方面也要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必须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不断改善文化改革方针政策。”
    
    接着贵阳中医学院的刘维民副教授做了《略论儒家思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报告。刘教授首先指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发展脉络清晰，在其发展历程中，无数的自觉者和自信者通过不断努力，使得儒家思想文化顺利地传承，并不断的发扬光大。”报告中，刘教授梳理了儒学发展的四个重要阶段，即先秦时期，儒学的开创期；汉朝时，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心学集大成；清代“经世致用，匹夫有责”。最后刘教授还指出，“要有良好的理论和心态，才能更好地去传承儒家思想文化，找到文化自信。”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马国君博士做了题为《王阳明“心学”思想与改土归流》的报告。马博士认为，长期以来，我们谈到的“改土归流”主要是武力改流，如雍正时西南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很大都是运用武力征服而取得成功的。但早在明代，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中就已提出了通过文化来进行“改土归流”的思想。王阳明把“改土归流”看作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认为通过导入和寻找文化认同来进行改土归流，最终实现土官转变为流官。马博士指出，土司制度在明朝时的西南地区是较好的统治方式，王阳明心学中所提倡的人心一统，可以加强边疆稳定。这一研究对于当代中国边疆问题的现实意义，要稳定边防不能仅仅依靠武力，或依靠发展经济来实边，还须做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正，不易其宜”，边疆的稳定，关键是人心的稳定，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找到历史智慧和经验。
    
    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儒商研究所所长﹑贵阳春风学校校长陈世学先生作了《弘扬中华文化，铸就儒魂商才》的报告。陈先生在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政策，他认为，这些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将有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而指出，我国各大学中都应开设“国学”课程。
    
    贵州民族学院莫子刚教授作了题为《形势与使命：浅谈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迫切性》的报告。莫教授讲到，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优秀的传统古典文明就被隔离在中国人的生活之外。当今社会，传统美德被抛弃，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重大且迫切。
    
    在各位专家、学者精彩的学术报告之后，研讨会进入了自由讨论阶段，大家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廖峰博士同大家分享了关于韩愈《原道》的解读，重新梳理了儒家学说的一些基本问题。刘宗棠教授就马国君博士的报告进行了评价和补充，指出我们重视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而为我国现实服务。此外诸多老师还提出了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认为提高文化软实力不应只是文化的重建，同时也应提倡国人应当有气节等等。在自由讨论阶段，各位专家、学者、老师以及研究生讨论激烈，气氛祥和，大家获益良多，认为本次会议开的很成功，讨论的问题很广泛、具体，指出了我省传统文化研究的成绩和不足，对于开展下一步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
    
    自由讨论结束后，张新民教授总结了会议发言的主要精神，肯定了与会者一致达成的共识。他回顾了近30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重建和发展的艰难历程，认为自己从来都是维护文化命脉长久传承的一个边缘人。过去当然是在边缘，现在也心甘情愿地自处边缘。他指出，“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只能是时代的病症，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一定要落实到人的身上，做到人格形态、生活形态、文化形态、国家形态四者的完整统一。也就是说，个人应是君子的个人，生活应是君子的生活，文化应是君子的文化，国家应是君子的国家。如果人不完善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谓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就只能是空洞的口号。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要在各种文明系统中展开对话和交流，就必须培养更多的年轻的读书种子，成就更多的君子形态的人格。所以不能不实现君子型的人生，发展传承君子型的文化，建设君子型的国家，再造君子型的社会。
    
    张新民先生特别强调，君子不是弱者，不是懦夫，君子必须具备仁、智、勇三德。君子既有柔软的心肠，也有时中的智慧，更有勇猛的精神，所以君子是强者，不是弱者。他是豪杰之士，是罕见的大丈夫，是“千万人吾亦往矣”的勇猛战士，具有凛凛的风骨，怀抱远大的理想，浩气能够匹配天地，肝胆可以辉映日月。所以人人都应该做俯仰天地而无愧的君子，人人都应该发扬君子形态的具有仁、智、勇三种特质的文化精神。
    
    张先生的讲话，深刻地揭示了研讨会的主旨目的，也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使与会学者备受鼓舞。
    
    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人：张洁，贵州大学2011级中国古代史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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