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应鳌：名高北斗 望重东山

作者：文斗（作家，地方史学者）

来源：《文史天地》2022年第12期

孙应鳌（1527—1584），字山甫，号淮海，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诗人。贵州清平卫（今凯里）人，先祖原籍南直隶如皋。1553年癸丑科进士，选庶吉士，后官至工部尚书。卒后列孔庙乡贤祠，谥文恭。万历名臣郭子章撰联语赞之曰：“讲幄近龙颜，祭酒名高北斗；征车驰凤诰，尚书望重东山。”

——题记

古清平，水秀山明，一个500年前让阳明先生“流连久之，不忍去”的地方。如今繁华褪尽，眼前不再是古驿道的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不再有卫所的旌旗猎猎、战鼓雷鸣，耳边也不再有南来北往过客五花八门的口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现代版小城的喧嚣与沉寂。很难想象，数百年前这里曾经是一个士人云集的讲学中心和王学一脉的文化圣地。

名贤所过，流风余韵，生色山川。从“清平卫”到“清平县”，早变成“凯里市炉山镇”了，但因为有“五百年来第一人”王阳明的寓居和其再传弟子孙应鳌的诞生，古镇民众如今似乎依然还沉湎在往昔的那份荣耀里。

凤凰山，明秀如黛。山下连绵的小土丘，如今大多已被现代建筑蚕食，先生墓地几乎就成了一座“文化孤岛”。但因为有先生的墓地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存在，这里得以保留了一个宽敞的广场和一大片绿地，依然彰显着一份优秀传统文化应有的肃穆和尊严。

眼前偌大的广场，似乎需要穿透学术的时空，才能找见这位“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一如不足二三百步的绿地小路，行走却那么漫长，恍如穿行在400年历史长长的隧道。

一抔黄土，就是当年皇帝赐予300两白银建起来的墓冢。一块墓碑，不可谓高大，但寥寥数十个文字，便将一个“文恭公”的一生定格在了这里。疯长了几百年的旧藤老草，依然萋萋满坟，还是明朝“百草齐长”的那风骨范儿，一如心学盛放的那个激越人心的文化时代。

其实，一位尚书之坟，一位帝师之墓，即便再显赫一些，也不为过。但躺在这里的这位老人，似乎是不需要豪华坟墓的。因为，这里安歇着的，是一个饱读诗书、学贯古今的文化巨匠，是一位悲悯苍生、心系天下的名臣大儒。

这位老人，是明代“西南三大儒”（“川中大儒祠”供奉孙应鳌、赵贞吉、胡直）之一、“黔中王门”的领军人物，至少创下了贵州省十个“第一”：黔省第一位有教育论著入选全国性教育文集的学者、黔省第一位有诗作入选全国性大型诗选集的诗人、黔省有手书碑文立于西安碑林的第一人；黔省第一位给皇帝讲课的老师、黔省第一位集名臣大儒于一身的人、黔省第一位获得“文恭”谥号的人……

1553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后，作为“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百官”的给事中，先生因不屑于趋附朝中权奸，被外放为地方官。从佥事，到参议，到副使，到参政，到按察使，再到布政使；从江西，到陕西，到四川，再到湖广。人才选拔，仁政经世，一路走来，一步一个脚印，先生官进郧阳巡抚，走上了封疆大吏的高位。

一抚郧阳，汉水波息；再督郧阳，汉中风平。五道八府，一个鄂、豫、川、陕四省交界的“四不管”之地，在先生治下，竟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郧阳抚治，成为先生宦途一生的德政典范。

直到1574年，先生以大理寺卿再入京城，掌管全国“复核案件，平反冤狱”，位列“九卿”。一出一进京城，用去了先生20多个年头。当年风华正茂、踌躇满志出京的年轻翰林，回京时已是一位霜染双鬓、老成持重的大臣。

仰望气势恢宏的紫禁城，行走在曾经学习、工作了六七个年头的国子监、翰林院、部院，先生感慨万千。此后转户部侍郎、改礼部，掌国子监祭酒事，补经筵讲官。没有欣喜，只有压在肩上沉甸甸的责任。革除学弊，重振纲纪，先生信心满满地准备在张居正“万历中兴”改革核心圈中大展一番身手。

“熙明大典，千载一遇”。时间定格在1576年8月2日。这天，大雨如注，万历皇帝“幸太学”，驾临国子监。先生天没亮就早早焚香沐浴更衣，准备以全国最高学府长官的身份进讲。为这一天，他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但一句“雨甚，免祭酒、司业进讲”，让先生和他的副手难免有些许失落和难过。

▲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上的“孙应鳌”

好在两天后，先生终于完成了祭酒进讲。一堂《尚书·虞书》课，深得幼年万历皇帝的赞赏，命坐，赐茶，赐宴。这，可能是先生仕途最辉煌的巅峰时刻。

9月12日这天，又值经筵进讲之期，岂料先生“陡患鼻衄”，皇帝“给假医治一月，不效”。无奈之下，先生只有“以病乞休”，获准回乡养病。

23年的宦途生涯，先生不忘“立功、立德、立言”。尤其是为三秦督学，则师关中；为经筵讲官，则师天子；为国子监祭酒，则师天下士……诚如多年后贵州最高行政长官郭子章所评价“讲幄近龙颜，祭酒名高北斗；征车驰凤诰，尚书望重东山”。

先生名高，德满天下，为贵州“长脸”了。一句“帝佐储师”“臣宗士表”，又岂能囊括先生生前身后名？

应该说，面对明代后期腐败黑暗的官场，中年的时候先生曾经勇敢地抗争过。面对权奸的横行，先生嗤之以鼻；面对阉党的暴虐，先生仗义执言；即便面对昏庸的皇帝，先生也敢于上“十言书”劝谏。特别是因先生和同仁前赴后继的据理直谏，最终促使万历皇帝下决心抛弃了大明朱家“叔叔夺侄子帝位”的遮羞布，从而补全了“建文四年”国史。

作为一位诗人，早年在江西景德镇看到官吏残酷盘剥下窑工悲苦的生活场景，先生愤而作诗《御厂谣》。中年辞官回乡时，看到家乡武备松弛、城池破败，乡村凋敝、民不堪命，先生不禁触景伤情，又愤而提笔作《无麦谣》《荒城谣》，针砭时弊，鞭挞“苛政猛于虎”。那时候，先生是血气方刚的。

但晚年的他，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险恶的官场，深奥的学术，几乎耗尽了先生最后一点气力。于是，先生选择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抗争。

先生所处那个朝代太沉闷了，压抑得让先生几乎喘不过气来。先是“道士皇帝”沉湎于炼丹，阉党横行，奸相掌国，接着是首辅相争，内官内斗、外官外斗，似乎永无止境。直到一代名相张居正死后被无情地清算，甚至险些被他那个皇帝学生从坟墓里扒出来鞭尸三百。苦心经营而得的“万历中兴”，十年国富民强的“一条鞭”改革成果，一朝化为乌有，……想到这，先生心里就隐隐作痛。

几十年后，大明王朝的大厦失去了支撑，轰然倒塌。天崩地裂，土崩瓦解……先生最不愿意看到的“水覆舟”一幕，出现了。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先生的那个皇帝学生。为立宠妃儿子为太子而与百官较劲十数年，又20多年不上朝议事，还派出矿监四处狂征滥敛。一时间，朝政荒芜，朋党四起，民怨沸腾，烽火连天，一个好端端的大明300年基业就这样活生生给万历皇帝断送了！

▲孙（应鳌）文恭公祠

对万历皇帝的骄奢废政，后世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史家把历史责任算在先生的头上。只有不断前行的人类社会，哪有永久的大明王朝？况且大明王朝踉踉跄跄地走到万历年间，早已是落日余晖，气数已尽，回天乏力。

历史总是在阵痛中前行，先生当然深谙这个道理。

作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先生一生忧国忧民，居庙堂则忧社稷，处讲台则忧学风，目疮痍则忧乡民，闻寇警则忧江山……是进亦忧，退亦忧。能懂先生者，惟有他手中那支笔。所以，即便咳血不止，先生从不停下手中的笔。或诗或文，或叹或贬，行文总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孙（应鳌）文恭公画像

然则，何为乐也？先生急流勇退，晚年不再入朝为官，最大的乐趣却是在家乡筑精舍、建书院，传道授业解惑。或构草堂，与往来学者论学求证，答问如响，剖析精微。

先生一生，呕心沥血写了那么多著述，那么多诗文，殚精竭虑刊行了那么多文集，校点了那么多论著。无数个夜晚，在昏黄的桐油灯下，先生蘸着血，把思想的火花变成了一段段文字，……直到有一天油尽灯枯，最后一滴血流干。

1584年7月25日夜晚，清平突然狂风大作。大风执拗地吹开窗子，吹灭油灯。瞬间，天地间一片漆黑，整个世界寂然无声。先生手里拿着书卷，在黑暗中，在闪电中，两眼看着白发苍苍的老父亲，双泪簌簌而下。

带着所有的荣辱和得失，带着所有的愤懑和不平，带着所有的不甘和遗憾，带着所有的愧疚和凄凉，带着所有的坦然和释怀……先生，一言不发地闭上了双眼。

风息了，空气停止了流动，生怕惊动这一位伟大的智者。

良久，一声惊雷，忽而划开苍穹，撕破天幕，惊天动地。余音久久不息，撼颤人心。俄而，大雨倾盆而下……

讣闻远近，哀动士林。

求学半生，仕宦半生，著作半生。先生累了，先生太需要休息了。于是，这一抔黄土，便成了先生的魂歇之所。

凤凰山下，岁月静好。

“以国士目之”也罢，“海内群以名臣大儒推之”也罢，“孙子名满天下”也罢！又“光禄大夫”也罢，“文恭公”也罢，“帝师”也罢，“尚书”也罢，。所有的光环褪尽，一部《明史》尚且装不下“孙应鳌”三个字，《明儒学案》立与不立“孙应鳌学案”，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但哲学的思考，先生却从来也没有停歇过。

“以求仁为宗，以诚心慎独为要，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始终”，贵州古代哲学最权威的声音从这里发出，响彻古今学术殿堂。先生“星日之气”，最终“历久弥光”，引领了四百年“黔中王门”一派风流。

青山依旧在，江河万古流。作为“贵州三先生”之首，先生终不愧宗师王阳明“（清平）嗣当人文蔚起”的“前知之哲”，亦不愧王阳明在贵州发出的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龙场悟道”。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