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麗】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存在

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存在

作者：梅麗著吴万伟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龙需要风和云的协助才能飞起来。当我们放弃个人主义推理时，将会发生什么呢？

清朝周璕的一幅绢本水墨画---云龙图（1684）承蒙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提供。

如果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个人行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每次你吃饭、上楼梯、读书，你都不是正做之事背后的唯一行动者，而是参与到共同创造的过程中---是像戏剧表演一样的表演行为，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在此，要明白我的意思，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骑马。虽然我能毫不费力地将我自己和马匹区分开来，但是，我很清楚骑马这个行为不是单靠我或者马就能完成的。骑马作为一种我本人和他者共同完成的协同行动而出现，这些他者并不仅仅局限于马：它们可以扩展到该地域的地貌特征、容许马匹行动的开放空间、我和马一起进行过的协同训练、马勒与马鞍、甚至赋予我们能量而消化的食物等等。所有这些能动性和更多的协同者合作完成了这次骑马行动。

我要暗示，所有行动就像骑马一样，都是集体性的。虽然这对于轴心时代（百家争鸣时期，大致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哲学家来说可能接近常识，但是，对于在西方背景下长大的我们来说，似乎是反常的，或者与直觉截然相反之物。

在我们称为“西方”（英语世界和欧洲部分地区）之地，当今存在一种支配性的趋势，即人们普遍认同个人主义神话：也就是说，个体自己应该为其失败或成功负责，我们是依靠自我的、独立的个体，无需相互帮助，也不依靠自然世界。从根本上说，我们能依靠自己做事。个人主义的显著表现就是美国梦---在她的书《残酷的乐观主义》（2011）中，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将其称为一种欲望，它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繁荣发展的障碍”。个人主义向我们承诺依靠个人努力和功德而获得的繁荣和成功，但是，它交付的观念和条件是很多人都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除了少数特权者之外，没有人能取得成功。在此意识形态之下，吸毒成瘾者被谴责为性格软弱，选择不生下孩子的孕妇被谴责为由于鲁莽而陷入羞耻的境地，失业者则被谴责为懒惰的家伙。但是，在公司操纵医生过度开药，生育权在撤退，工作常常令人感到羞辱，令人疲惫不堪，而且工资极其低廉的世界，个人主义已经成为那些本该为严峻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承担责任的实体用来掩盖其罪恶的一个幌子。本来应该给人们带来利益的意识形态，结果却带来了与期待截然相反的后果，这就是残酷的乐观主义所表示的意思。

如果我们在确定现实框架时抛弃个人主义模式，会发生什么呢？在当今学界的部分地方，与之抗衡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观念已经成为用来重新思考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棱镜。我们看到有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概念聚集(assemblages聚集在一起的一堆东西）、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美国哲学家，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教授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后人文主义，以及物理学家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纠缠理论等。这仅仅是在西方的东西。亚洲有更多资源来思考关系性，其原因不过是这种思考早已存在更长时间了。沿着古代中国哲学家的思路，我支持一种关系性和过程性形而上学的形式，它赞同流动性的相互关系、相互联结和相互依赖。这些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议题，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和相互依赖性等术语来重新设想能动性的框架。正如我们不能单靠自己骑马一样，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依靠作为个体的人就能完成的。我们是共同构成的机构，我们需要共同行动，我们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从我们呼吸的空气到我们走路所依靠的地面。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发现，它就有潜力让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许多生命形式变得更好。

根据中国哲学内一种影响力很大的思想流派，人类和其他动物并非拥有行动潜能的唯一实体。反过来，我们周围的一切都能对我们采取行动：对象、观念、规律、基因、食物、法则。这些东西能够行动的主张颠覆了我们对能动性的传统认识。在西方，从传统意义上说能动性是与意图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我们能表达自己的意图和目标时，我们才能拥有能动性---即行动的潜能。但是，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如饮水器具和礼服之类东西虽然没有生命，却有按某种方式行动的趋势，这样的行为就提供了行动的可能性。据说为公元前4世纪的老子所作的《道德经》就注意到，房屋的虚空允许房间里可住人。而在同一时期的哲学著作《庄子》中，据说树木提供了阴凉处，供人们躺下来休息。这样的可供性（affordances）能影响、激励、鼓励、邀请、禁止、阻碍、保证我们采取某种行动。在特定场景下，与一个行动者纠缠在一起或者相联系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可以成为正在发生之事的协同行动者和参与者。

在古代中国，这些观念是我说的协同行动范式的基石。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揭开其面纱，里面包含了三个命题。首先，所有行动均是集体行动而非个体行动（因此是协同行动）。它被简·贝内特（Jane Bennett）和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分别称为分配性能动性和内部行动，这个观念是没有任何主体是任何事件的根本理由，相反，能动性是在包括人和非人在内的众多行动者领域里动态的权力分配的结果。

与首个命题相关的第二个命题是物品也有能动性。物品是没有意识和意图的东西。我们该如何理解能动性的这种非主观的、非意图性的形式呢？我使用功效和势等术语来理解能动性。若应用在带有意图的行动者身上时，功效就是指我们使用某些趋势和可供性来实现目标的方式：如为了骑马而进行的训练、配备马鞍和辔头、与马合作等。但是，若说到无生命的客体或没有意图的行动者，功效也能是产生影响、促成事情出现或刺激人们做出回应的力量（感应）。

势成为依靠与他人和谐相处而自我组织起来的集体潜能。

我相信物品拥有功效是在它促成事情出现的意义上。若遵循儒家的道德理论，我们可能认为不同种类的音乐激发起人们不同的情绪，有些引起人们平静地反思，有些则激发起人们的反抗和采取暴力行动。或者，若基于慎到和韩非子的政治哲学，是君主的权位---而非他的人格、成就或美德---使其有效实施权力、权威和影响力。

反过来，势是一种可以预测的按某种方式行动的趋势：就像我们会期待火向上燃烧的方式一样。不过，当我们想到装配线上的物品而非孤立物品时，势成为依靠与他人和谐相处而自我组织起来的集体潜能，其采用的方式是可以产生新结构、新过程和新事件的（和（harmonisation）、勢（propensity），物品聚合体的新集体力量）。在公元前2世纪的哲学和政治随笔集《淮南子》中，自然实体如树木、鸟、鱼、石头、峡谷、风、雨都协同行动促成繁荣，并相互提供繁荣的条件---所有这些都没有这样做的计划或欲望。（请参阅：夫萍樹根于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鷹雕搏鷙，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鱉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御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淮南子 1 原道---译注）

在这些描述中，无论功效还是势都不需要拥有意图的主体。但是，当人们参与到与物品的协同行动中时，发挥作用的就不仅仅是回声与和鸣了，因为意图被引入到这个等式之中。这导致我们得出嵌入在协同行动范式的第三个命题：人类应该设计其行为，以便考虑到参与活动的其他参加者。

在古典中国哲学中，连同其他人行动的原则被称为“适应”（因）。适应性的行动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它们很好地使用了现有的可供性和物品的能动性来完成目标。我特别喜欢的“骑马”隐喻说明了物品的威力，按照中国文化的说法，中国无翅膀的龙却能腾云驾雾飞行。适应性行动首先从理解在特定环境下所有实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开始，其次，从功效和势两个术语的角度承认物品有能动性；最后，由此能够很好地利用物品的威力。简而言之，这里的观念就是，人类必须让自己适应我们协同行动的物品的能动性威力。

在《庄子》中，厨子庖丁在解牛时适应了牛的具体部位特征。在故事中，据说他在解牛时不是用眼睛看和用耳朵听的，因为这些感知过程被理解为假设物品是死的、被动的东西，我们在上面施加暴力和努力。相反，庖丁听任自己回应物品的趋势、功效和势，做到游刃有余，这是他与物品合作以更高效的方式做事的理由。

我们也可以在《孙子兵法》（公元前5世纪）中找到非主观性实体的能动性的例子。这里，我们看到个体行动者不是高效行动的源头，相反，其能动性依靠与他者的协同努力。这些他者包括山脉、大火、变化不定的天气和地势条件，所有这些都能挫败指挥官的战略，除非这是为了适应它们而创造出来的。这些物品的集体或聚合体以自己的方式展现出新功效和势。在《孙子兵法》中，技术高超的指挥官就像水：根据变化不定的条件按照集体力量的布局来流动性地制定战略。（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译注）

但是，我们该如何在协同行为范式中实施最后一个主张呢？即为了利用周围物品的能动性而进行因势利导的实践呢？首先，我们必须替换掉将自我作为价值观、偏爱和理性的特权源头的意识。相反，自我成为更大处境中的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元素之一。它不是决定行动路线的唯一标准（甚至连主要标准都算不上）。

中国哲学家称这种途径是遗忘和放空心灵。其合理性论证是，当我们的个人主义自我意识过于强烈的时，很难邀请其他人进来。我们甚至对周围事物的功效和势熟视无睹。我们倾向于强制行动，任意地将我们的意志强加在他者身上，根本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和行动背景。让庖丁成为最优秀屠夫的东西在于他每次都能适应牛的血肉、骨头和筋腱的具体情况。经过很多年之后，他的刀刃锋利得就像新的一样，因为那牛的骨节有间隙，而刀刃很薄；用很薄的刀刃插入有空隙的骨节，宽宽绰绰地，那么刀刃的运转必然有余地啊！另一方面，没有经验的屠夫将可能遵循如何解牛的现成指南或者强行用刀，结果经常碰到筋骨交错聚结之地，砍断骨头时很容易将刀砍坏。古代中国哲学家在很多方面分歧很大，但他们多赞同遏制个人主义的、强制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这必然导致笨拙、冲突、伤害和失败。（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庄子养生主》---译注）

对因势利导感兴趣的哲学家也宣称行动计划的成功在于它是对独特的、临时性的处境做出权宜之计式的特别回应。也就是说，真正适应性的行动者应该也避免遵循不变的脚本或行为的现成反应，相反，应该依据特定时刻所拥有的物品趋势而采取适应性的改变。《庄子》和带有镜子隐喻的其他文本所展示出来的虚空状态和准备好对不断变化的处境做出回应，这完美地反映了它遭遇到的任何和所有形式，不带任何成见或判断。但是，它并没有储存或维持这些形式。那些形式一旦离开之后，镜子往往将其“忘记”了，因此，并不存在迫使我们在未来对世界做出反应时变得僵硬或不灵活的种种期待。

在孔子看来正确的事情必然随着处境、语境、行动者及其趋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被认为是公元前3世纪的政治哲学家韩非所著的《韩非子·五蠹》中的守株待兔寓言提供了这一要点的神圣说明。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曾经发生过一次，为什么不能再次发生？）此人被描述为荒谬可笑的家伙，我们都能很舒服地嘲笑他一番。但是，我们想嘲笑他的愚蠢，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有时候也陷入同样的处境中。我们常常希望情况还会像从前出现那样再次出现，并由此制订相应的计划。我们也往往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得出鲁莽的笼统结论。当我们寻找可靠的标准指导行动时，比如我们可能致力于某些根本价值观，将其视为不可移动的普世标准，用来衡量我们的不同行动。

与《韩非子》中这人的缺陷和怪异缺点相反，孔子则是可变性和反复无常的化身。在《论语》中，我们了解到在寻求做正确之事时，没有任何东西是孔子毫无例外地接受或拒绝，肯定或否定的。在孔子看来，正确之事有可能随着处境、语境、行动者和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孔子宣称对于什么是可靠的、合法的没有任何成见，他没有成见的特点恰恰让他区别于所有影响很大的其他道德和政治人物。（请参阅：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论语·第十八章·微子篇》第8节---译注）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中，孔子针对同一个议题给两个学生截然相反的建议：一个学生被敦促用所学的东西积极进取，听到有可行仁之事就该去做，因为他天生有些保守内向，而另一个被鼓励先要做好谋划三思而后行，因为他行动果决，因而要谋定而后动。（请参阅：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篇第十一第22节---译注）孔子在众多激动人心的圣人中出类拔萃就归功于他的反复无常。这并不是我们通常推崇的价值观，我们往往并不尊崇那些缺乏可靠标准的人，我们也不会赞美他们在行动方面缺乏坚定和恒常。但是，这恰恰是让孔子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圣人的因素：他的可变性、他的自相矛盾、举棋不定的摇摆潜能。当然，这种反复无常并非任意性的，也非利己主义的，其变化立场是其适应性的结果，他有能力依据事物的实际情况行动，按照处境的需要而做出改变。

因此，适应是开放性的过程允许行动者临时接受指导，并充满多种多样的可能行动选择。塑造适应性行动的东西并非其内容（所做之事）也非目标（为何要做），相反，是其程序（如何做，或者制订计划所依靠的手段，---所以）。这意味着所有种类的行动都可能是适应性的，只要它们是根据物品的能动性而临时设计出来。比如，在司马法（公元前4世纪，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是姜子牙所写，但到了战国时已经散失。春秋末期齐国人司马穰苴被后人尊称为司马穰苴，歷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译注）的军事经典著作中，我们看到国王和谋士公开参与占卜活动，祈祷和牺牲祭祀为了说服民众和士兵相信，上天和神灵保佑他们取得战争的胜利。礼仪和看起来规定的行动，如果回应了民众的心理和情感需要的话，其实就具有了适应性，因而就不是单纯一致性强制的结果。

这也意味着适应不是所谓的行动模式，而是一种方法或者元模式；它是产生无穷无尽的适应性协同行动的灵活结构。有些文本称这种行动的元模式为无方，一种没有固定方法的方法---拥抱所有可能使用的行动，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无方（无方中的无就表示缺乏，方就表示地方或者位置）意味着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立场或位置，不是扎根于一个地方，不能移动或者游走。适应性的行动者能每次采取毫不含糊的清晰立场，同时并不充分承诺于其中任何特定立场。他们并不定义自己为行动者，一旦情景结束，他就能将其放弃。就像水，它能适应任何地形，但没有任何一种变化的地形能成为确定不变的常量。

我痴迷于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帛书，题目是 “物則有形圖”。这个帛圖是一种表演性文本，不仅告诉我们协同行动范式的东西，而且表达它的信息。它在读者手里拿着这个帛书摩挲时为他们提供了适应性协同行动的体验。古代中国阅读文稿的标准方式，无论是在竹简上还是在帛书上，都是自右至左，自上而下。但是，对于物则有形的读者来说则不然。正如卢克·沃宁（Luke Waring）已经显示的那样，要阐释帛书上的圆形，我们必须以顺时针方向旋转这个手稿，从内朝外依次阅读文本。

那是阅读文本的独特方式，不仅对于我们而且对古代中国读者皆如此。恰恰因为这是不熟悉的方式，而且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它允许我们在阅读物则有形图的活动中非常清晰地看到适应性协同行动的实践活动。正如文本本身注意到的那样，行动并非完全来自外部（手稿并没有强迫我们阅读或旋转）；它也并非完全来自内部（因为我并不是独立决定使用旋转的方式阅读手稿）。这个绢本的成功阅读是协同行动的结果，个人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合作，在这中间，人作为有意图的行动者必须适应物品的趋势才能有效完成目标。请注意这发生在任何一次成功的阅读活动中（如果我们拿书时颠倒过来，我们也是在协同行动，只不过那种阅读方式效率肯定很差！）这个手稿所做之事，其教学的威力所在就是轻推读者认识到在多大程度上“外部”世界通过提供一种不寻常的阅读体验，构成她设想的“自己的”个体行动。

正如当代哲学家阮氏莹（C Thi Nguyen）所论证的那样，游戏要求我们暂时搁置普通的目标、价值观和手段。我们必须发挥能动性来适应游戏设计者的艺术（他创造了游戏的环境、目标、法则和实现目标可采用的有限手段。）比如，将球投过上升的球蓝并不是我通常的目标，如果我可能使用台阶将自己的身材提升到球蓝的高度，这肯定能提高效率。但是，我能很容易地采用篮球游戏的目标和可用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如在球场瞄准它，将球投进上升的球蓝）。

使用协同行动框架，我们看到游戏迫使我们跳入适应性能动性模式，在那里我们让自己的行动适应所处环境的不同趋势---甚至以通常的、非游玩的状态看来不合情理的方式进行。就像物则有形圖手稿邀请我们按顺时针旋转来阅读一样，游戏邀请我们适应其独特的或不寻常的规则；它们提供了某些行动可能性，同时禁止了其他可能性。游戏和物则有形圖手稿帮助我们提高了现实意识和协同行动必要性的意识，还有我们能多么容易地修改行动，甚至满足奇怪的或不熟悉的一整套关系向我们提出的非同寻常的要求（如足球中只用一只脚，或者手里拿着物则有形圖手稿绢本旋转着阅读。）

我们不可能持续行动，就好像我们是完全自动的和独立的个体。我们远非完全依靠自己就能生存的。

我们持续不断地适应周围事物的趋势，这个观点似乎是寻常琐碎的见解：我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我们走路，在键盘上打字，开门，呼吸，和朋友聊天时皆是如此。在适应性协同行动变得更有趣时，是在它可能适用于产生更广泛社会的、政治的、和环境的后果的行动规划方面。

事实上，协同行动范式可能最具相关性和强大之处恰恰就是在社会政治层次上。如果我们承认人类能动性在多样性的行动者领域内分配的程度，我们就不可能持续以我们好像是完全自动和独立的个体那样行动。我们远非完全依靠自己就能生存的。我们必须依靠物品的能动性、其行为和可供性、其功效和势。就像蛟龙需要云和风才能飞起来。但是，在上文提到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下，移民被指控偷窃他人的资源，不去投票的选民因为忽略民主义务而遭贬低，穷人则被视为缺乏美德而受到鄙视。

所有这种对“个体选择”的关注都源于对能动性的错误描述---在这种描述中，行动是个人意图、欲望、偏爱和意志的直接结果。但是，正如社会学家彼得·卡里罗（Peter Callero）所说，即使在理论上我们有权投票，但是，如果附近没有投票站，或者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如果我们投票日那天必须上班，我们真能实施投票行动吗？投票是一种协同行动，除了我参与投票的欲望之外，还有众多因素能促成或阻止我去投票，如结构、机构、法律和对象等多种因素。作为一种物品，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也有自己的趋势（自己的行为和可供性）和自己的非意图性能动性（其功效和势）。个人主义的众多威力之一---当然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之一---是它让我们对促成我们行动可能性的结构、机构、和资源等以及让我们变成自己渴望的样子的因素，无论是个人理想还是社会理想均视而不见。个人主义让我们看待社会现实的方式就位于其功效的核心。

关系性的功效，尤其是协同行动的功效在于它如何让我们看到参与到我们行动中的扩大了的协同行动者网络。它让人看到让某些人取得成功的结构，如在安全的社区长大，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及那些阻碍成功的因素如在你不能照看更多孩子时，却没有办法获得安全的、和合法的堕胎机会。另一个逼人的案例是气候危机---我现在正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Seville）写作，在那里我们一直在经历一波取名为“佐伊”（Zoe）的热浪，这是世界第一个命名的热浪，过去两个星期里涉及到经常性的极端高温华氏110度（摄氏43度）。结果，整个国家有一千多人因为高温而死去。我们必须最终承认，我们的地球，连同其趋势和可供性，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协同行动者，我们不能采取强制性的行动，自私地行动，似乎我们独立于自然世界。我们以非常痛苦的方式获得了这个教训，以我们所爱的人遭遇死亡和破坏为代价。但是，我们似乎不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来适应事物的趋势，以便继续生存下去。

古典中国哲学家强调那种将人类能动性作为个体的和独立的活动的想法是误入了歧途。从最好处说，个人主义导致笨拙和低效的行动，从最坏处说，很容易带来冲突、混乱和伤害。但是，这个协同行动理论中没有任何东西打算剥夺人们的权力或者控制。与本能性直觉相反，正是承认我们并不完全控制自己行动的举动让我们获得对行动结果的更多控制，更大的想象力空间来创造更和谐、更高效的社会结构。为了更公平地将责任、罪过、功德归因于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行动者领域，设计能为未来提供更加平等和更具滋养活力的社会系统，我们必须求助于参与我们能动性发挥的周围其他人。将人类能动性按照更多分配和更多集体的模式抛洒，这将帮助我们变得真正更自主---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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