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时代的歧路上指点江山——鲍鹏山《风流去》读札

作者：刘强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美文》2023年第1期

一

《风流去》是一本不易评价的书。当我决定放下包袱，重读这本书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说它不好评价，原因当然很多，但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这本书是经过了长达十余年的“迭代”和“化合”反应，而终于成为一个“现象”进入读者视野的。其中所蕴含的内容与形式的“里应外合”、文学和思想的“相爱相杀”、作者、编者与图书市场的“互动双赢”等一连串文化效应，使这本书无形之中逸出了普通读物的观看阈值和评价区间——这恐怕是其作者也始料未及的。

话要从头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尚不像如今这么平庸和寥落——一个过分追求格式化的时代常常会造成对创造力的压抑和戕害而不自知——那时，承续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复兴之绪余，总是不断有“现象级”的人和事冒出来，引起公众的围观和热议。就散文领域而言，哀荣备至的王小波和异军突起的刘亮程，都不同程度地掀起过阅读和批评的热潮，而相比之下，余秋雨喧嚣一时而媚态十足的所谓“文化大散文”早已满足不了知性读者的阅读期待——从某种程度上说，读者的成长往往比作者要快，那些随时准备成为作者的读者尤其如此。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陕西西安一本刚创办六年的散文类杂志，开始陆续刊出一位“未名人”的系列散文，从1998年开始，连续给他开了三年专栏。这本杂志，就是贾平凹主编的《美文》；而这位“未名人”，就是《风流去》的作者鲍鹏山。

2000年，东方出版中心将鲍鹏山最早发表的系列专栏文章冠以《寂寞圣哲》之名出版，贾平凹在《序》文里这样写道：

敢谈圣贤，绝不是鸡零狗碎的人要干的事，但要写得不是所谓很学术的书，又不是那种黑幕文字，却不是谁都可以得心应手的。本书的尖刻得之于宽博，幽默得之于智慧，恣肆得之于安详，尤其内力的张合俯仰，语言的顽劲皮性，是我接读书稿中最好的一位，这本书使圣贤庸行，大人小心，使我们不知不觉而知觉。……

从后来的情形看，《美文》堪称是鲍鹏山的伯乐，一本杂志所能给予一个“未名人”的所有恩惠和荣宠，《美文》几乎都毫无保留地给了鲍鹏山。细心的读者应该知道，我说的还不是形式层面的东西，更多的是指对其“顽劲皮性”的宽容甚至是纵容——这对于鲍鹏山来说固然是幸运，但对于一本杂志来说，何尝不是一次冒险？

1998年，鲍鹏山35岁，已背井离乡、浪迹高原十余年，正是荷戟彷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光景，一朝利器在手，焉得不顾盼自雄，杀气雄边？犹如一位塞外独行多年的刀客，鲍鹏山图穷匕见，百步穿杨，竟把《美文》当作了不必担心射偏的靶子，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文章一篇篇发表，名气一天天壮大，大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之概。以至于有人也把他放入当时炙手可热的“文化大散文”中去论列了。

然而这时尚无《风流去》。严格说来，彼时的鲍鹏山，声名和影响力依然处于“野蛮生长”的边缘状态。印象中，直到2001年鲍鹏山调离青海，移居上海，他的人生“山海经”才真正进入到鲲鹏展翅、扶摇直上的华彩乐段。200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鲍鹏山的“思想的历史”三部曲（《天纵圣贤》《彀中英雄》《绝地生灵》），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标志性事件，这三本书不唯是《美文》杂志系列专栏文章的总体展示，也意味着鲍鹏山的写作事业进入到了主流文化平台的“包装营销”阶段。与此同时，鲍鹏山开始在上海图书馆、上海电视台等公众平台频频亮相，将其多年蕴积的知识、学养、才气和情怀尽情展露。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原来鲍鹏山不仅能“写”，还能“说”！

终于，一个以“说”著名的舞台向鲍鹏山发出了邀请。2008至2010年，鲍鹏山多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先后主讲《新说水浒》系列和《孔子是怎样炼成的》数十集，一时好评如潮，人气直逼易中天。就这样，从青海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北京，鲍鹏山完成了文化传播学意义上的两次“华丽转身”。此时的鲍鹏山，真可用“才气纵横，运气爆表，霸气侧露”来形容了。

也就在此时，嗅觉灵敏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机立断，将“思想的历史”三部曲化零为整，隆重推出了一部更具视觉震撼力和市场冲击力的大书——《风流去》。现如今，这部有点类似“拼多多”的传统文化畅销书，差不多成了鲍鹏山的第一代表作，十余年来畅销不衰，有的文章还被选入国家统编教材。别忘了，那一年是2009，距离青海时期的鲍鹏山在《美文》亮相刚好十年。

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看，《风流去》的书名起得实在是妙，就如鲍鹏山的本名一样，基本上属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风流去”，首先让人想起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中的名句：“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接着还容易产生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歧义”：犹如“吃茶去”可与“去吃茶”互文，这“风流去”三字是不是也有点儿诱人“去风流”的魅惑劲儿？于是乎，“三千年来浪淘尽，一声叹息风流去”——封面上的两句“广告词”吸引了众多历史文化爱好者的目光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

说《风流去》不易评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鲍鹏山也算得上是一位“风流人物”，如果不是他本人亲自操刀，实在也很难抓住其特质，展现其神采，尽显其“风流”。更何况，《风流去》的作者虽然也叫鲍鹏山，却又不尽是我二十年来在上海结交并引以为同道的鲍鹏山——两者虽有基因生物学意义上的“重影”情况，但毕竟不是完全“重叠”。根据“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训，不仅鲍鹏山在这二十年里“日新月异”，就连作为读者的我，又何尝没有变化呢？比如，这次重读《风流去》，我就分明感到，当年让我倍感震撼的一些段落，如今似乎做了“减震”处理；而当年令我拍案叫绝的句子，如今竟让我觉得要为作者捏上一把汗了！西哲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良有以也！

我这么说，一方面是想表达，书里书外其实有两个作者——今天的鲍鹏山已经完成了对《风流去》的跨越，所以，如果我表达了对此书某些段落的些许不满，完全可以当作是对作者的一种赞美来看。另一方面，书里书外当然也有两个读者，今天的我尽管可以扮演一下鲍鹏山的批评者，但我更想说的是，很多作者已经被作为读者的我甩掉了，我却一直甩不掉鲍鹏山。

这么饶舌地说了半天，其实是想为这篇文章设置一个价值中立的“锚点”，这也是我作为“独立书评人”一贯秉持的原则和立场。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开门见山地表达我对这本书的基本评价。我要说，这本《风流去》，集中体现了鲍鹏山的“涉猎之广、用功之勤、格局之大与魄力之雄”——真要排座次，他的其他书，恐怕是不得不“让一头地”的。

据我所知，单就读书而言，鲍鹏山起步甚早，手眼颇高。记得有一次闲聊，鲍鹏山告诉我：他在读大学时，就买了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反复阅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对我的“打击”其实很大，因为余著初版于1983年，而这一年，在安徽师大读书的鲍鹏山只有20岁，就算他是1985年大四时才读此书，也才22岁。要知道，余先生此书学术价值极高，中华书局的本子又是繁体竖排，旁征博引，以文献考据见长，一般读者常常望而却步，我是研究生时因为做论文的需要才开始阅读，当时已经28岁了——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就凭这一点，便可看出鲍鹏山早年读书既无禁区，更不功利，孔子所谓“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他是配得上的。当很多大学生还在风花雪月的时候，鲍鹏山可以坐在教室里通宵阅读《史记》，且于冥冥之中和太史公发生了默识心通般的“量子纠缠”！所以，我们才能在《风流去》中看到他从先秦到魏晋一路写来，举凡思想家如老、孔、墨、孟、庄、荀、商、韩、董、王，文学家如屈原、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嵇康、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政治人物如李斯、张良、陈平、晁错、李固、诸葛亮，人物群像如仲尼弟子、党锢群英、建安烈士、魏晋名士等，无不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月旦阳秋，顾盼生姿。

尽管作为中文专业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同行，我很清楚鲍鹏山涉足古代思想家的书写，与中国文学史的课程教学不无关系：古代文史哲不分，所以思想史上的大家，自然也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特别是在中古史以上，文学史和哲学史有着大量的重叠和互文现象。但是扪心自问，即使在我大学从教18年后的今天，《风流去》中涉及的思想人物和经典作品，我自己都曾做过“地毯式”的研读并写出带有个人特色的文章了吗？坦白说，答案是否定的。你可以说自己没有遇上《美文》这样的“伯乐”，但你总要像孔子说的那样，“不患人之不己知，求为可知也”吧？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打算“退而结网”，那么也就不要说什么“临渊羡鱼”！尤其是，鲍鹏山在九十年代就开始阅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以及黑格尔、池田大作等外国学者的著作，就更是令我自愧不如了。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鲍鹏山，还只是青海边陲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很可能还时常为生活、爱情、学历、职称等等“无明烦恼”所困扰，他凭什么就能不可一世地吞吐古今人物、指点中外江山了呢？思前想后，恐怕只能找到一种解释，那就是在“少壮当打”之年，鲍鹏山早已像他的名字一样立下了鲲鹏之志，绝不甘庸庸碌碌度过一生，而他过人的文学禀赋又使其坚信自己必能闯出一条路来——这是一条思想者和言说者必然要经过的“林中路”。更何况，鲍鹏山还有一个一般才子可能阙如的优点，那就是——坚忍和勤奋。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不勤奋是最大的不道德。”鲍鹏山的勤奋几乎可以用“生猛”来形容，二十多年来，他的笔一直没有停下来，书一本接一本地出，那条“林中路”也走得一天比一天开阔。尽管在古典文学学界，鲍鹏山显得有些“另类”，并不代表“主流”，但正是这样一种孤绝而高冷的姿态，才终于成就了当下学术文化生态中十分特出而可观的“这一个”！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承认在我的求学之路上，总是被鲍鹏山这样的榜样人物随时随地“伤害”着，我只能庆幸自己有一颗还算强大的心脏，不时用“见贤思齐”四个字支撑着自己踉跄前行。所以，如果我说鲍鹏山是一粒“读书种子”，应该不会有太多人反对吧？

以上两点，或者关乎“传播学”，或者关乎“人才学”，都构成了本文“难度”之所在。如果前面算是“知人论世”，接下来就要下一番“以意逆志”的功夫了。就我的初衷而言，我不是仅仅给《风流去》写一篇所谓“书评”，更希望藉此机会为鲍鹏山其人的“研究”做一个前期的铺垫。

事实证明，作为“读书种子”的鲍鹏山足够“早熟”，他似乎对栽种自己的土壤和气候颇为不满，所以当他“破土而出”的时候，显然是憋着一股“炮筒子般的”火气的！这种“火气”既来自其生命深处的“血气”，也来自文化成长中不断奔突的“不平之气”。作为读者，我们首先要感谢这一股弥漫在字里行间的不管不顾的“火气”。尤其是，当他向下面三个靶子“开火”的时候，年轻的读者恐怕一定是像我当年一样“乐开了花”的。

哪三个靶子呢？且容我慢慢道来。

三

第一个靶子就是黑暗的极权专制。

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里的“绝对的权力”，其实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谓的“极权”。尽管严格说来，古代中国的皇权专制与现代社会的极权政治并非一物，但两者有着大体相似的专制基因则是一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先秦法家的制度设计，甚至可谓极权政治的古代标本。而批判极权专制和独裁政治，恰是《风流去》最值得注意的特色之一，也使这部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部可供“借古鉴今”的“启蒙读物”。在鲍鹏山写作这些随笔文字时，尽管目光是向着古代，但其情怀立场及思想资源却是“现代性”的。所以，当鲍鹏山的批判之箭射向极权专制这个靶子时，就不仅是“回向历史”的文化批评，更是一种“朝向当下”的现实批判。这可能会带来一些先入为主的“对象失焦”和“过度阐释”，但仅从制度批判的角度而言，依然是有效的。比如，在批判商鞅的“壹民”说时，鲍鹏山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个绝对一致的一元社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监狱，所有的人们都是劳改犯，在国家指令下劳作，在劳作中改造，苟生，创造国家财富，维持国家生存，而个体自身，则只有义务，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权利。（《商鞅》）

我们将这一判断移诸对极权政治的分析，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在写陈平和晁错时，鲍鹏山对专制政体的愤怒指斥亦可谓“有的放矢”：

专制政体一天不消灭，我们就一天不能既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因为若保持清白之身，首先就不可能在那样的体制中攫取权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究其根源，还在“专制”二字！（《陈平》）

国家、民族、集体等等，往往是政治虚伪和虚伪政治的最好遮羞布，是集体自私与无耻的最好理由！（《晁错》）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对绝对权力和社会不公的批判，当然是源自对底层百姓的深切同情。“谢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轮子下的活人之一。”这句泰戈尔的名言何尝不是鲍鹏山的真实心声呢？

不过，仅仅拥有“现代性”的视角和立场还不够，由《风流去》的内容所决定，作者必须提供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事实叙述和价值判断。从历史的“因果律”来看，绝对权力的鼓吹者往往没有好下场，法家人物如商鞅、李斯、韩非，无不死于非命。在评述商鞅的“作法自毙”时，鲍鹏山引用了《盐铁论·非鞅论》中的观点：“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如果将《风流去》中的人物书写当作“史评”文章的话，显然要在“事实判断”之上，再加上一种“价值判断”——这就让鲍鹏山与其他“文化大散文”的作者拉开了距离。而此时的鲍鹏山，无疑是在行使一个“知识分子”的权利，他的榜样可能就是鲁迅这样的批判者或者“公知”群体。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曾将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做过对比：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划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不管今天的“乌合之众”如何抹黑“公知”这一群体，都难掩“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和担当。而就我所知，鲍鹏山是时常以“公共知识分子”自期的。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他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定位都是“自由派”，而不是所谓“新儒家”。这一定位后来又有调整，当然这是本文的“后话”了。

四

第二个靶子则是幽暗的奴性人格。

一般而言，批判极权专制，就势必触及鲁迅所谓的“国民性”问题。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国民性”很可能是一个假命题，制度之恶必然扭曲人性，造成大面积的“平庸之恶”，而无关种族与国家——这一点由东西方的大量历史事实可证。但不得不承认，鲁迅当初对“国民性”的挖掘依旧有其深刻性，他的刀锋只要再往里一探，便会触及专制制度的“七寸”。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古代无非就是这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是“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横竖都是“奴隶的时代”；而在《狂人日记》中又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种对中国文化“黑暗料理”式的评判显然并不“科学”，但却足够“人文”，至少道出了明清以来中国历史的部分“真相”。对此，鲍鹏山是特别服膺的，他说：

专制国家只能有两种人：对体制感到痛苦却不得不服从的奴隶；因长期服从而失去痛苦感甚至感到幸福的奴才。（《商鞅》）

用对痛苦的感受来区分“奴隶”和“奴才”，是非常形象而深刻的。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如果你感受到痛苦，那么你还活着。如果你感受到他人的痛苦，那么你才是人。”按照这个说法，奴隶和奴才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一旦被体制剥夺，是无法形成健全人格的，如果有，也只能谓之“奴性人格”。英国学者巴罗伊萨克·巴罗（Isaac Barrow，1630-1677）认为，中国人的奴性人格与满清统治者大有关系：“就对清政府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满洲君王用独特的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臣民，并按自己想要的模式塑造了臣民的性格。……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大步向前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正在沦为半野蛮人。”鲍鹏山也有相似的论述：

由“大丈夫”到“臣妾”，再到清代的“奴才”，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人格史。（《孟子》）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奴性人格”呢？鲍鹏山将其归咎于“道德政治”的泛滥和堕落：

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必然是专制政治，而专制政治也必以道德为基础。所以孟子的这一套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政治构想，必然与专制政治“狼狈为奸”，从而贻害无穷。（《孟子》）

尼布尔说，国家的最常见的道德特征就是虚伪。在古代中国，国家常用这样的道德特征来对待个人：捕获他的忠诚、才智，并进而占有他的一切，包括生命。……普遍的、绝对道德的人民与绝对罪恶而不道德的政府。这太难以想象和不可思议了……是的，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群体意义上的道德的人民。……在不道德的专制社会，做道德的个人而想善终，难于上青天！（《晁错》）

绝对的权力当然就在逻辑上否定了相应的义务，但要求没有丝毫自主权力的群体去负道德的责任，却是无论如何也讲不过去的。（《朱买臣》）……

鲍鹏山的说法应该是其来有自的。胡适就曾说过：“一个肮脏的社会，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社会，道德也会自然回归。一个干净的社会，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那么这个社会最终会坠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地的肮脏社会。”尽管在对整个专制社会的人性堕落予以批判时，技术上难免会做一种简单方便的“打包处理”，但总体来讲，集权专制带来道德堕落，催生出了奴性人格，这一判断大体不谬于事实。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底层民众，也完全适用于精英群体。鲍鹏山之所以对商鞅、李斯、陈平、司马相如、朱买臣等人以及东汉阉宦群体的批判毫不留情，盖因这些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的精英，一旦摇身一变，成为食禄者或者被统治者“倡优蓄之”之后，往往会在奴性人格之外，又多了一种太监人格。在仲尼弟子中，鲍鹏山似乎最喜欢子路，并对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的申辩大加激赏：“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所谓的学问重要？假如有些学问只是使我们忘掉真正的生活，甚至扼杀真正的生活，躲开生活的阳光与风雨，不去正视生活中的淋漓的鲜血，漠视大众的喜怒哀乐，还叫什么学问！”而在对汉儒扬雄表示同情时，也没忘了批评当今一些学院派学者的“纯学术”，谓其“从形式到实质都近于手淫——一种焦虑的自慰”。这话虽然有点“糙”，但对于今日学术被体制“豢养”，学院派学者大多失去天下关怀与士人风骨，似乎整个被“去了势”的犬儒状态而言，还真不能说全无道理！

五

第三个靶子乃是晦暗的传统文化。

列出这个靶子我是很犹豫的，因为大多数读者眼中的的鲍鹏山，多年来正是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但细心的读者应该不难发现，批判传统文化正是《风流去》所呈现的一个“文本事实”。所以我要加上“晦暗”二字——你既可以理解为在当时的鲍鹏山眼里传统文化是“晦暗”的，也可以理解为他所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晦暗部分”。如前所述，写作《风流去》之时的鲍鹏山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的鲍鹏山，以我的观察，当时他的思想奥援大抵有二：一是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一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作家。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思想主潮而论，相比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这左、右两极的强势崛起，居中的保守主义即“国学派”是明显处于劣势的。而在这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阵营中，如果让当时的鲍鹏山“选边站队”，不用说，他肯定是不折不扣的“自由派”。身为“自由派”而偏偏又要与“故纸堆”打交道，如此“人在曹营心在汉”，其中的纠结和尴尬自然会形成某种“张力”。更何况他的志向本不在所谓“纯学术”，他是心心念念要在文坛上做一声“狮子吼”的！

所以，我对《风流去》的判断可能和大多数读者不侔，在我看来，与其把这本书当作传统文化的“还魂丹”，还不如视为传统文化的“回马枪”来得更恰当。如果说鲍鹏山对古代经典的研读是足够认真的，那也是一种基于批判的认真——他的手里似乎攥着一把锋利的刀子，他必须让自己拥有外科医生对着无影灯下的患者身体一样的目光如炬和心细如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风流去》中看到，无论儒、法、道、墨，还是阴阳五行，无不在其批判之列，更不用说不登大雅的纵横家、野心家和阴谋家了。而在诸子百家中，鲍鹏山批评最多的还是儒家，且看下面的文字：

儒家还有一种极恶劣的政治思想，那就是往往过分重视社会的稳定，哪怕是一潭死水的所谓“稳定”，而对社会的发展则不感兴趣。（《韩非》）

儒家文化就不断地、无餍足地要求个人的忠诚、奉献与道德，而对国家的日趋丑陋无耻闭口不言。（《晁错》）

儒家的文化以及历代的大儒们所做的事情往往只有两件：对上愚君，对下愚民。如果愚得好了，双方回到圆桌旁了，那就是他们鼓吹的风俗醇厚，天下太平了。（《董仲舒》）

这是总体的批判，还有对历代大儒的“各个击破”。除了孔子尚能予以“了解之同情”，自孟、荀以下，如董、扬、程、朱直到现代新儒家，几乎少有在鲍鹏山笔下“全身而退”的：

读《春秋繁露》，我一直皱着眉头，捺着自己的性子，以使我不把这本书扔到窗外去。……他是一个巫师，一个仅用“阴阳”两个字的咒语，让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沉睡两千多年的巫师。（《董仲舒》）

我读程朱的文字总是全身不舒服，不，不是不舒服，简直是活受罪。我不知道明代的读书人是如何受用的。我要是在明代，我还是去做贩夫走卒的好，而决不能去参加科考——参加科考得读程朱呀！（《孟子》）

南宋的陆象山就说：“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这种学者，还不如一个空心泥菩萨！（《荀子》）

直到现在还有所谓新儒家在鼓吹这种道德政治，并且还以为这种道德政治将要拯救世界。（《李固》）……

这也难怪，毕竟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儒家文化是当仁不让的核心，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惯性所使然，几乎是自由主义者的必修课。

其次就是对法家的批判，这个在对《荀子》《商君书》和《韩非子》的分析中例子最多。有意味的是，在儒家和法家之间，鲍鹏山似乎对法家的印象还要好一些：

韩子对人性自私自利的丑陋一面的洞彻与毫不留情的揭露，即便有些偏执，但仍不失其深刻，不失其敏锐。……（他）不能容忍为了人类的自尊而自高自大地粉饰人性，更不能容忍仅仅为了道德理想或理想的道德而美化现实。而这正是儒家的毛病。……他是古代中国接近道德内核的、接近真理的第一人。……这肯定会让儒家大为光火，但我宁愿相信他也不相信儒家。……韩子是科学的，而孟子是唯心的。……这显示出儒家在政治体制构想方面，是实足的无能、无知与不负责任，是孱头政治。（《韩非》）

法家人物有他们自己的处世规则，他们往往有大仁大德，能大公无私，事情往往做得大模大样。不像儒家那样小恩小惠，小里小气。（《晁错》）……

鲍鹏山说，他对韩非的态度是“敬憎交织”的，称他为“折断的双刃剑”。但我以为，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形成，法家恐怕要比儒家负有更大的责任。儒家型的“周制”与法家型的“秦制”也即所谓“法先王”与“法后王”，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是大不相同的，而秦汉以后的皇权专制恰恰是“百代都行秦政法”的结果。批判秦朝以后集权专制而将儒家文化作为第一靶向，躲在儒家后面的法家是要窃喜坏笑的。所以，对于韩非这样的君权至上主义者，还是应该小心点为好，为他们点赞，道义和学理的成本实在太高。而对道家和墨家，尽管鲍鹏山也有一些含而不露的讽刺——如评老子：“有专制，必有老子思想”；评墨子：“墨子的这种专制，不仅是君主专制，而且还是集体的暴虐。”——但相比对儒、法二家，情感上还是充满“温情与敬意”的。至于对庄子，以及受老庄影响极大的竹林七贤和魏晋名士，鲍鹏山是青眼有加，恨不得“把臂入林”“肆意酣畅”一番的。这和我对当代自由主义者的观察——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观看是镜像式的，表现在价值判断上，往往反对儒家而亲近老庄——基本上是若合符节的。不过，鲍鹏山对《商君书》的批判还是可圈可点的，他后来对法家的决绝拒斥在此已然埋下了伏笔。

在《董仲舒》一文中，鲍鹏山对传统文化有比较集中的批判，他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确实有不少荒唐的东西”；“‘国粹’叫‘国丑’还差不多”。对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他表露出了近乎愤怒的斥责，甚至以“巫师与媒婆”视之，认为儒家文化正是在董氏的撮合下，才取得了两千年里“从没有被撼动过的正妻地位”。不过我以为，人文主义时代与科学主义时代的知识谱系和判断标准显然有异，我们在做“共时性”批判之时，也当具备“历时性”理解的维度。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两千年前的人满口都是“科学”和“民主”。最近我读以色列怪才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碰巧看到下面这段话：

根据中国哲学，世界是由阴阳这两种相对但又相依的力量维系的。实际的物理世界可能并不这么认为，但对于科学和人文主义的契约创造的现代世界来说，却的确如此。每股科学的阳，都包含着一股人文主义的阴，反之亦然。阳给了我们力量，而阴则提供了意义和伦理判断。……（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216页。）

正如鲍鹏山对地中海文明心生向往一样，西方人对古老的东方文明何尝没有相似的艳羡呢？平情而论，作为一种宇宙化生的思维方式和解读图式，阴阳学说有着极高的形上维度和诠释能量，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甚巨，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董仲舒所处的时代，大体相当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前期，但与西方不同的是，董氏的政治神学本身具有人文主义的维度，他的“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学说相比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神权思想，并不算是十分落后和愚昧。

以上，算是对鲍鹏山文化批评的“思想层面”的分析。必须指出，在《风流去》的文本中，对专制极权、奴性人格和传统文化这三个靶子的批判，是齐头并进，交互为用的。相比鲁迅的杂感式批判，鲍鹏山在批判的系统性、规模性和计划性上似乎更进一步，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他是铆足了劲要“下一盘大棋”的。尽管在“学理层面”，有些批判未必尽合情实，也并非无懈可击，但“实然”方面的损失可以在“应然”方面获得补偿——无论从人类文明的长久进步而言，还是从作者当时基于“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立场而言，这些批判总体来说不仅是精彩犀利的，而且也是切实有效的。十多年前，我初读这些文章时，就颇有享受了一场“精神桑拿”和“自由启蒙”的双重阅读快感。

六

如果说，犀利的批判是《风流去》的精神和灵魂，那么，绘声绘色的个性叙事和不时迸发出的诗意抒情，则是此书的骨骼和血肉，二者在形成别具特色的“鲍氏风格”上缺一不可。用通俗的话来说，前者支撑了“思想性”上的“火气”，后者提供了“文学性”上的“文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亦云：“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按此以观鲍鹏山的文风，真可谓“风清骨峻”“兴高采烈”！至少在我看来，曹丕“文气说”和曹丕“风骨论”是颇能在鲍鹏山这里找到呼应和印证的。尽管鲍鹏山看不上孔融，但我觉得，他和“体气高妙”的孔融颇有相似之处。青海时期的鲍鹏山，很像是一个要在文坛上“撒点野”的“摇滚青年”，他不可能接受孔子“血气方刚，戒之在斗”的告诫，在骨子里，他恐怕与另一个他不太看得上的古代文人韩愈所谓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更相契合——我很奇怪，他的批判之箭有时候也会掉头射向自己。正如整部《风流去》对文学家的同情和解读要高于思想家和政治家，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尽管鲍鹏山有着思想者的气质，但其天赋的文才和激情才是《风流去》获得成功的真正关键。

首先，《风流去》是一部“三合一”的随笔合集，仅从目录来看，就可发现鲍鹏山不仅有很强的结构能力，而且“善命名”。第一部“天纵圣贤”写先秦诸子，第二部“彀中英雄”主要写两汉人物，第三部“绝地生灵”则写汉末名臣与魏晋名士，近四十篇文章以类相从，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尤其是，每一人物皆有一个副标题加以点逗，如用“向帝国挑战的剑侠”指称墨子，用“折断的双刃剑”评价韩非，以“斯人斯鼠”隐喻李斯，以“巫师与媒婆”概括董仲舒，余如用“文化的垢甲”以况孔融与祢衡，以“道德的唾液”指斥宦官（唯用“我们为什么站在他这边”作为朱买臣的副题，让人大惑不解，窃谓不如以“文化怪胎”称之更为醒目）……凡此种种，犹如散金碎玉串成了一条项链，意在言外，引人入胜。

其次，《风流去》所以受到青少年读者的欢迎，还与作者设身处地、善作渲染、循循善诱的叙事技巧有关。鲍鹏山很善于“讲故事”，也深谙文章学布置经营、谋篇布局、起承转合之道，加上适时出现的诗性文字，总是能带来阅读上的不易觉察的神秘感、魅惑性和代入感。我特别喜欢写司马迁的那篇：

……世界如此安静，大楼有些阴森，但我感觉到了司马迁的存在：他就在这儿，就在这静夜里，就在我身边！……他抚尸痛哭，为历史招魂，让历史复活。他让历史的幽灵飞临我们现实的天空，与我们共舞。……对自身命运的体认，构成了《史记》中最绚烂、最悲壮、最华丽、最哀婉的主色调。史学成了人学，必然性成了戏剧性，逻辑的链条崩解了，生命的热血喷涌而出……司马迁让血重新流回历史的血管，历史恢复了心跳。……他必须寂寂寥寥，年年岁岁，青灯古卷，石砚羊毫。谁能甘心宝剑折断为锄犁，平戎策换得种树书？又有谁能放弃逐日，弃其杖，化为邓林？……死亡是人类集体对个体的背叛。但假如这死亡的个体是“自裁”呢？——那当然是个体对集体的背叛。集体因之蒙羞。因之负罪。我们一直负着这笔血债。

读着这样令人血脉贲张的文字，你会理解鲍鹏山的“火气”，他并不想写正襟危坐地写一部“思想的历史”，他其实是想用自己的思想“入侵”历史，让历史打上自己的印记和色彩，正如我评价他的《新说水浒》和《中国人的心灵》二书一样，我想说，《风流去》也可说是鲍鹏山“一个人的思想史”。惟其如此，你才能理解他何以如此任性使气，口无遮拦，甚至怒不可遏。比如在把朱买臣踩在脚下揉搓多时后，鲍鹏山又加上这么一段：

如果我在场，我只会上去照着朱买臣那咧开的臭嘴就是一记直拳，我要把他的臭嘴打得“狗窦大开”。我打了多年的沙袋，这一拳够他受的。（《朱买臣》）

我要说，这里面既有“义理之怒”，也有“血气之勇”。这样“现身说法”的段落读来自然是大快人心的，读者会忘记了朱买臣到底有多坏，径直去欣赏鲍鹏山有多可爱。

第三，既然是“一个人的思想史”，那么《风流去》的文本就不是学术的、思想的，而是文学的、诗意的。所以，我们在《老子》一篇中，会读到这样充满诗性的“桥段”：

……浪漫天真的希腊人在地中海那边唱着童谣一般的英雄史诗，在海滨的灿烂阳光下相互炫耀他们健美的体型和膂力，而在地球的这一侧，却是苦难重重：什么样的血没流过？什么样的阴谋没有被制造过？什么样的悲剧、闹剧没有上演过？什么样的纯洁没有被玷污过？什么样的正义和良心没有被扼杀过？什么样的邪恶与残忍没有猖獗过？什么样的友情没有被利用过？什么样的信义没有被出卖过？什么样的承诺没有被背叛过？……他去了，一去杳然……

类似的段落遍布全书，俯拾皆是。别忘了，青海时期的鲍鹏山同样也是一位诗人——有他的诗集《致命倾诉》为证。

不过，正如鲍鹏山对“诗性的语言”也多有警惕一样，他的文体中也颇有这种“可以跳出逻辑的约束，带领我们逃逸理性”的诗性特质。这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思想的言说者而言，一旦放任个性与诗性的语言，作者所追求的“理性”和“客观”就必然受损。这也正是我说《风流去》不易评价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当我以我今天对鲍鹏山的了解来阅读《风流去》的时候，却发现了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戏剧性的“间离效果”——如果我接受了现在的鲍鹏山，就很难被《风流去》的作者完全俘获。我知道他们是一个人，但又不完全是一个人，至少是同一人处在不同的时空“频道”。也就是说，当作为学者的鲍鹏山逐渐壮大而日益清晰之后，当初那个作为诗人的鲍鹏山反而显得青涩和模糊了。

怎么解释我如此暧昧的观感呢？我在《风流去》中找到了这么一段话：

在先秦散文大家中，数孟子和庄子最为偏激，最钻牛角尖，但他们的文章却也因此最好看。与偏激的人聊天较有趣味，与公允之状可鞠的人打交道则乏味透顶。读文章也是如此。（《孟子》）

这是鲍鹏山对孟子文风的分析，也不妨看作他的“夫子自道”。他说孟子的文章读起来“过瘾”，其实他的文章给读者的印象也庶几近似。别看鲍鹏山对孟子多有微词，但他从孟子那里真是获益良多。我甚至担心此时此刻，我就是那个“公允之状可鞠的人”，会在鲍鹏山眼里变得“乏味透顶”吧？而他呢，却因为得到他斥为“最为偏激，最钻牛角尖”的孟子的“荫庇”而变得“较有趣味”“最为好看”了。而在《朱买臣》一文中，鲍鹏山在说过“不喜欢朱买臣，甚至觉得他的名字都让人不快”之后，又及时加了一句：

我原本爱走极端。你看，买臣，买臣，还朱买臣：分明是富贵朱门家里收买的弄臣。

作为一名刀客，鲍鹏山不仅善“递刀”，更善“补刀”！由此可见，鲍鹏山本来是不惮于以“偏激”和“走极端”自认的。与此相应，他特别喜欢中国思想史上的“异端”：

没有异端的民族，难道不是一个濒于灭绝的民族么！（《墨子》）

所以，如果要我来做一番精神分析，我宁愿认为，《风流去》时期的鲍鹏山其实是以“异端”作为自己的身份认同的，如同历史上的王充、嵇康、李贽、金圣叹和鲁迅一样，因为生逢乱世，故而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尽管如鲁迅评价嵇康阮籍“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一样，他们因为“攻乎异端”才使自己成了“异端”，但是，既然已经站在了“时代的歧路上”，就不得不“粪土王侯”“指点江山”。“异端”们不得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管这声音是否尖利刺耳，不合时宜，是否阴差阳错，荒腔走板。时代如潮水，并没有选择那些弄潮儿，但他们却要搏击风浪，激流而上，以自己的翻转和跳脱见证、甚至反证时代的病症和荒谬。

七

写到这里，文章已经太长——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评价《风流去》，还是解构鲍鹏山。请让我顺着我的观感说下去吧。

我想说的是，《风流去》时期的鲍鹏山，诚然是一个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文采斐然、气势如虹的剑客和诗人，但彼时的他，尚未建立自己的“学问宗主”，故而在貌似客观理性的论说中，难免出现“跳出逻辑”和“逃逸理性”的义理罅隙和修辞坎陷——对于大部分追求客观知识的人文学者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更何况，所谓“学问宗主”，本不在作为诗人的鲍鹏山考虑范围之内。

但是且慢——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鲍鹏山这么幸运。君不见多少人带着青年时期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倾向度过了一生。而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一定是“盈科而后进”，并且“过则勿惮改”的。古代有“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分辨，意在强调人的才性不同，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成为学者；反之亦然。而在一个人为学、为文、为人的精进和成长中，如何敞开并迎接每一次新的洗礼和转向，其实事关重大。近现代思想史上，许多学者都是在不断变化中成就自己的，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殷海光……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一大串，他们都经历了一个从“以不变应万变”的执着，再到“万变不离其宗”的雍容渐次回归的过程。鲍鹏山的幸运在于，他在完成了鲁迅式的传统文化批判后，不得不继续从事职业性的古代文化经典教学，并终于从相对笼统的文化批判中抽身出来，转而进入沉淀式、嵌入式、体贴式的经典注释和文化传播，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易觉察的转变中，他渐渐放弃了对自由主义言说的“路径依赖”，从而完成了从“文学”到“思想”、从“疑古”到“释古”、从“批儒”到“解儒”、从“说孔”到“尊孔”的自然而然而又水到渠成的“蝶变”！

如果你打开鲍鹏山最近出版的“孔子三来”（《孔子原来》《孔子如来》《孔子归来》）系列，再和《风流去》对读，难保你不会“蒙圈”。谁能想到，当年儒家文化的批判者，会成为孔子思想的辨诬者和捍卫者呢？这不是鲍鹏山“善变”，而是相比青海时期，他已变得足够“谦逊”了。诗人的世界里是没有“谦逊”二字的，只有在学人的世界里，才有所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而一个人真能“谦逊”，恰恰是因为更“自信”了。王阳明说：“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传习录》）经典文化也好，圣贤之道也好，既有人“疑”，也有人“信”。某种程度上说，“自信”就是“不疑”，也即对经典和圣贤的“他信”。正如有了“理解”，才会有“同情”；有了“温情”，才会有“敬意”；我要说，有了“他信”，才会有“自信”！不由得想起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

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国古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怎样读中国书》）

引用这段话放在这里，绝非对鲍鹏山的调侃和驳难，恰恰相反，这是出于对一个真正读书人的尊敬。要知道，以今日大学的学科壁垒而论，有多少治“西学”的人，因为专业取向的原因，几乎“已读不懂古书”（郭齐勇《国学与国魂》语）。不是他们没有和鲍鹏山同样的天赋和良知，而是他们没有和鲍鹏山一样“必须读古书”的幸运。据余英时说，乃师钱穆先生尝言：治学不立门户，却不能没有宗主。而钱先生治学的宗主，就是“立志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这一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著述之中”。二十多年来，鲍鹏山一定是经历了太多的“自反”与“攻错”，才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学问宗主”，他对儒家文化和孔孟之道，经历了一个由“疑”而“信”的艰难过程。我觉得，建立自己的“学问宗主”，对于一个读书人的重要性和幸福度而言，要远远胜过写一本畅销书！

最后想说的是，如同詹姆士·鲍斯威尔是《约翰逊传》的最佳作者人选一样，鲍鹏山的文化身份定位和学问趋向的变化过程，我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读者可能有所不知，古典文学出身的我之所以心仪儒学，很大程度上离不开鲍鹏山的引领和启发，在长达二十年的交往中，我们切切偲偲，同道同行，其中愉悦诚非言语所能道——也许，这就叫“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里不妨爆几个小料：大概在2013年4月，我和鲍鹏山同去无锡讲座，回沪的高铁上聊到他的《孟子的逻辑》一文，他用了一个词来做自我批评：“年少轻狂。”三年后的2016年4月，我又邀请他来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做讲座，题目是《孟子的人性与道德》。我发现，他对孟子人性善的理解，早已不是逻辑推理式的了，而成了自证于己心的信念和体贴。就是在那次讲座中，鲍鹏山竟然对着下面的莘莘学子说：“如果有人问我信仰什么？我只能说：我信孔子！”那一刻，坐在台下的我百感交集，几乎泪目。

事情还远不止此。就在我这篇早就想写的书评即将收工之际，确切说就是昨天，我收到了鲍鹏山让出版社寄来的《风流去》2022年3月的新版。在我的书架上，这是该书的第三个版本。打开新书的第一时间，我就去查验旧版中我认为的“瑕疵”“偏颇”和“可删”之处，那种紧张的感觉就如同校对自己的著作一样——这份不足与外人道也的“友于”之心，连我自己都有些感动。要知道，这部印数已达38万册的“传统文化畅销书”，最大的读者群就是尚在读书的青少年，他们未来不可能都有“必须读古书”的幸运，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极有可能就停留在学生时代读过的某本书——而这，是一个写作者必须审慎对待的。我欣喜地发现，新版共545页，相比旧版的549页，删去了4页左右的篇幅，而我在旧版中挑出来的若干“问题”处，大部分在新版中都做了删节和修订。我想我和鲍鹏山是真有“默契”的，也许在我重读《风流去》的时候，他也带着审视的眼光重读了“少作”。正如他对古人不免苛刻一样，上海的鲍鹏山终于对青海的鲍鹏山“苛刻”起来了——这是让我喜闻乐见的。

作为一个评论者，我是自不量力地想充当一次鲍鹏山的“诤友”的。经过历时近半年的重读和最近几天的“挑灯夜战”，终于可以交上一份答卷了。我自信为鲍鹏山画的这幅“思想肖像”，经得起读者的质疑和驳难，也对得起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此刻，一个不算过分的期待开始萌生——等这一场疯狂的疫情禁闭过后，我们可以邀三五好友，就着已被人类辜负多日的花草风物，喝一场痛快淋漓的大酒——打开一瓶“风流去”，好好地，“去风流”！

2022年5月8日母亲节完稿于浦东守中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