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经”重塑经典课程

作者：祝安顺（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十一月十四日甲午

          耶稣2022年12月7日

中华经典汗牛充栋，仅经学元典就有“四书五经”和“十三经”两个系列，在山东省大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指导中心支持之下，编辑一套以《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周易本义》五部经典文本为核心的“中小学经典教师读本系列”是对重建经典课程这一时代要求的有力回应。

选择这五部经典并称之为“新五经”，从前辈学者牟宗三到杨儒宾已有这个提法。杨儒宾说：“‘四书’加上理学版的《易经》，笔者杜撰名曰：‘新五经’。‘新五经’当然不是已建立的通称，而是方便的称呼。但宋明理学的经典依据当以这五本书为主，前儒已有是说，牟宗三先生言之尤为剀切。所以就内容而言，‘新五经’之说并非自我作古，而是不折不扣的接着讲。”并认为，从“五经”到“新五经”的典范转移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可说是一场宁静而影响深远的精神革命。理学各学派依赖的经典依据各不相同，但几乎都从这五本经典汲取精华，以立宗旨。“新五经”的成立意味着儒家体用论诠释模式正式确立，儒家的文化关怀和性命之学的追求在此新的文本上合而为一。（杨儒宾：从《五经》到《新五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身为编者之一，我们吸收和借鉴了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经典教育正反经验，台湾地区从1968年到2009年在高中阶段开展以“四书”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教育实践，成效较为明显。虽然目前其大多数高中已经不再开展此教材的必修课教学，但是台北建国中学、女一中等优质高中还在坚持开设，很多中学老师依然很认可这套经典教材的教学效果。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按照儒家伦理思想主题编撰的《儒家伦理》教育实践，主题清晰、内容简略、针对性强，但失去经典文本的系统支持。这套名家集体编创的教材虽有所实施，但不到十年就不再持续。历史经验说明，不依托经典文本的主题教学，很难成为经典传承的有效方式。

中国大陆1995年源自民间的经典诵读活动，后续不断得到政府、教师、家长的全面认可和参与，“四书”全文或者“四书”选文乃至《周易》选文都是经典诵读的基本内容之一。2006年央视“百家讲坛”对《论语》的传播，成为当时的超级文化现象之一。2014年我们引进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改编为《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在全国推广使用，在一些优质的高中获得了较好的教学实践，广受师生欢迎。《论语》成为全国高中生的整本书阅读书目之一，《周易》虽然作为中小学经典教育的内容不多，但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进德修业”等词语已深深融入当代语汇中。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读经热”，至今未见衰弱迹象，但从社会热点现象来看，呈现出“四个特征”——“需求热，有共识”，“实践多，分歧大”，“课程化，有难度”，“有政策，正深化”。近三十年的实践成果虽然丰富，但问题同样层出不穷。2014年3月教育部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针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完善时强调：“教育内容的系统性、整体性还明显不足；重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阐释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系统性不够、碎片化倾向使得教育效果尚不够理想。

“新五经”组合系列是建基在初具规模的现实聚合支撑系统之上，我们先编写了一本《中华经典常识教师读本》，借鉴民初读书人徐敬修编撰的《国学常识》，分五章来重新阅读、近距离反思传统学问。中国的经典教育自1905年失去科举制支撑以来，风雨飘摇了一百多年，虽经1995年以来的经典诵读热，得以让经典重新回归学生的阅读生活中，但就经典教育的学习内容遴选来说，仍有几个难点亟待解决。假以时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系统课程接触，让学习者得以亲近经典；通过系统浸染，让学习者理解并向往君子的人格魅力。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