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的流传、研究及其代表作

作者：龙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古籍”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腊月初三日壬子

          耶稣2022年12月25日

《礼记》是戴圣编选，故又名《小戴礼记》，成书以后，便流行于世。戴圣用其教授弟子，刘歆议事时，加以征引，影响逐渐扩大。西汉以来，学者对《礼记》的研习就没有中断。《汉书·儒林传》云“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桥仁是戴圣的弟子。桥仁继承其师之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以广其传，这是目前知道的最早研究《礼记》的著作。

东汉时期传习《礼记》者，有庆普弟子曹褒和马融、卢植、郑玄等人，马融、卢植、郑玄等均为《礼记》作注。郑玄《礼记注》，是完整保存到今天的第一部笺释《礼记》的专著。

三国时期，《礼记》在研究和流传中，最可称道者是《礼记》被列于学官，设置博士，成为《五经》之一，地位超过《仪礼》，传承不绝。某一部文献欲成为儒家之“经”，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就是该书被统治政府“法定”，具体程序是朝廷为该书立博士，或曰“列于学官”。《三国志》卷十三《魏书·锺繇华歆王朗传》：“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三国志》第2册419页,中华书局1998年）可见，王肃（195—256）之《礼记注》一完成，就列于学官。《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七年（244）：“冬十二月，讲《礼记》，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时曹芳年十四岁。高贵乡公曹髦于甘露元年（256）夏四月幸太学，先后问《易》《尚书》《礼记》之义于诸儒，《易》博士淳于俊、《书》博士庾峻、《礼记》博士马照应对，时曹髦年十五岁。以此而观，三国曹魏时期，已立《礼记》博士，马照是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礼记》博士。

两晋南北朝时期，对《礼记》的研究和传承，异常活跃。东晋时期，《礼记》地位甚至超过《仪礼》，多数皇子亲习《礼记》，诸大臣在讨论礼制时，经常征引《礼记》。据《经典释文叙录》《晋书·儒林列传》《隋书·经籍志》的记载，范宣、徐邈等有《礼记音》等著作。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十五年（438），征雷次宗到鸡笼山开馆讲儒学，次宗精《三礼》，后又于钟山筑招隐馆，请其为皇太子讲《丧服》。南朝齐武帝萧赜永明二年（484）制定新礼时，王俭具体负责，在有关郊祀、明堂、雩祭、庙祭等礼仪制定中，王俭、何佟之常征引《礼记》讨论。南朝梁武帝萧衍天监四年（505）设立国子学，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明山宾、沈峻、贺玚等皆为博士，他们和何胤、皇侃等人，皆精通《三礼》。

沈峻、沈文阿父子、贺玚及儿子贺革、贺季，皆两代研读《三礼》，并制定当朝礼制，开馆讲授《礼记》等，听者甚众。南朝陈传习《三礼》者有沈文阿、沈洙、刘文绍、宋怀方、戚衮、郑灼、贺德基等，大多为国子博士。据《隋书·经籍志》等记载，整个南朝，庾蔚之、萧衍、何佟之、何胤、皇侃、戚衮、郑灼等皆有研究《礼记》的专著问世。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初定中原，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中，黄门李郁讲说《礼记》。北周时期，《三礼》研究者，并出徐遵明之门。徐传业于李铉、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熊安生又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徳、刘焯、刘炫等。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熊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北周武帝宇文邕曾登门拜访熊安生，“亲执其手，引与同坐。……又诏所司给安车驷马，令随驾入朝，并敕所在供给。至京，敕令于大乘佛寺，参议五礼。宣政元年，拜露门博士、下大夫，时年八十余。”（《北史》第9册第2744—2745页）熊安生学为儒宗，专以《三礼》教授弟子，撰《礼记义疏》30卷。

南北朝时期，受佛教影响，对儒家经典尤其是《三礼》的研究，极为重视。改朝换代，制作新礼，均以《三礼》为依据，而最重《礼记》。凡研究《三礼》者，皆通《礼记》，而兼通《周礼》《仪礼》者，仅十之二三。据笔者粗略统计，南北朝时期研究《三礼》的经学著作，《周礼》有15种，《仪礼》有72种，《礼记》有32种，总论《三礼》的著作有9种，通论礼学者50种，总计接近180种（《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增订本），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远远超过对其它经典的研究。《三礼》中，尤其重视对《礼记》的研究，《礼记》在经书中的地位，已经取代《仪礼》而居《五经》之一。皇侃、熊安生之《礼记义疏》，就是该时期《礼记》研究的代表作。

陆德明《经典释文》中之《礼记释文》4卷，既总结两晋南北朝为《礼记》注音的成绩，又罗列《礼记》传本之异文，为后人研究《礼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隋唐五代时期，政府对《礼记》十分重视。隋朝的房晖、马光、刘焯、刘炫、褚晖、牛弘等，皆明《三礼》，为世所重。唐朝传习《礼记》的学者众多，徐文远、张士衡、孔颖达、贾公彦、王恭、李玄植、许叔牙、王元感、王方庆、褚无量、韦逌、高仲舒、韦叔夏等，皆精通《三礼》。徐文远曾为汉王谅讲《礼记》；王恭为太学博士，讲论《三礼》，别立义证，甚为精博。

唐朝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隋代创置的科举制度，将考试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每年举行，科目有秀才、明经等五十多种，明经又细分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等。《新唐书·选举志》曰：

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馀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穀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新唐书》第4册第1160—1161页，中华书局1975年）

这些规定，影响中国文化一千多年，为学子研读传承儒家经典《礼记》等，提供途径。唐代分大、中、小经，乃依据经书字数。《礼记》《左传》是大经，但就字数而言，《礼记》是《左传》的一半，故研习者多。学子若需通二经、三经或五经，必须选大经一部，故选《礼记》者多，选《左传》者少。中经是《诗经》《周礼》《礼记》，但《周礼》《仪礼》显然比《诗经》枯燥乏味，故研习者少。所以，《礼记》地位逐渐高于《仪礼》，此亦一重要原因。

颜师古专门考定《礼记》文字，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70卷，并列为科举考试的定本。如果说郑玄《礼记注》初步奠定了《礼记》的地位，《礼记正义》就进一步加强了《礼记》在学术界的权威性，并使《礼记》正式进入《五经》。

五代后周时期，又将《礼记》等儒家经书付之枣梨，雕版印刷，为《礼记》的进一步流传，奠定了坚实基础。文献的雕版印刷流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礼记》的流传就主要形式而言，进入了印刷传播的时代。问学之士，无笔札之劳，得获观《礼记》全书。

两宋时期《礼记》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礼记注》《礼记正义》《礼记释文》的刊刻和汇印，对《大学》《中庸》《儒行》等单篇的看重和翻刻，卫湜《礼记集说》的撰写等，这是与两宋重视儒家经典、书院教育分不开的。聂崇义、邢昺、孔维、李觉、王安石、王昭禹、易袚、叶时、李如圭、张淳、陈祥道、宋申、朱熹、黄幹、卫湜、黄震等皆好《三礼》。如邢昺，尝在东宫及内廷，为宋太宗讲《礼记》等经典。孔维、李觉曾为《礼记》博士。卫湜《礼记集说》是该时期《礼记》研究的代表作。

唐代韩愈、李翱以维护儒家之道自居，韩愈《原道》、李翱《复性书》，提倡尊崇儒学，排斥佛教，认为《大学》《中庸》是与《周易》《尚书》《诗经》等同等重要的儒家经典。《大学》中“正、诚、修、齐、治、平”等修养德性之程序和《中庸》之“中庸之至德”的思想，对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影响甚大。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中庸辑略》等，将《大学》和《中庸》抬高到与经同等的地位，成为读经的“入门书”和“阶梯”。对《大学》和《中庸》的重视，也极大地提高了《礼记》地位，扩大了《礼记》的影响。在倡导自修的宋代，对《儒行》也非常重视。宋太宗于淳化三年（992）下诏刻《儒行》篇赐于近臣和进士。

元代科举考试，《礼记》用郑玄《注》和孔颖达《疏》。郝经、赵复、许衡、刘因、许谦、吴澄、陈澔、陈栎等，皆元代著名之经学家，吴澄《礼记纂言》和陈澔《礼记集说》都是《礼记》研究的代表作。

明代对《礼记大全》30卷的刊刻，提高了《礼记》的地位。明朝研究《礼记》的学者有戴冠、黄乾行、宗周、闻人德行、徐师曾、王觉、徐养相、王圻、李天植、柯尚迁、马时敏、姚舜牧、林兆珂、陈与郊、孙矿、沈一中、汤三才、汤道衡、郝敬、余心纯、刘宗周、秦继宗、陈有元、杨梧、朱泰祯、陈鸿恩、童维岩、许士柔、黄道周、许兆金、杨鼎熙、朱朝瑛等，他们都有《礼记》研究的著作问世。

在《礼记》的传播史上，明代是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不仅表现在政府的重视和学者的研究，还表现在大量研究《礼记》著作的刊印流传。《礼记》经文、注、疏和释文之汇刻，始于南宋，但《十三经》各经、注、疏全部汇刻，可考知者，始明嘉靖时李元阳《十三经注疏》，其中有《附释音礼记注疏》63卷。万历时，北京国子监据李元阳本重雕《十三经注疏》。崇祯时，毛晋汲古阁又刊刻《十三经注疏》。以上三本，分别称嘉靖本、万历本、崇祯本。明代将《十三经注疏》汇集刊刻，不仅为学者研究经学提供了方便，也有利于《十三经》的流传，《礼记》也不例外。

《礼记》在清代的流传，大致从政府开“三礼馆”并组织学者注释《三礼》、大量学者投身《三礼》研究、收藏并刊印前代和当代《礼记》研究成果等方面，可观察到概貌。

乾隆元年（1736），清高宗鉴于其祖父圣祖为《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等四经编纂“义疏”，惟《三礼》独缺，乃开“三礼馆”，任命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甘汝来为总裁，方苞、李清植、任启运等为副总裁，一时精于《三礼》之学者褚锦、恵士奇、杭世骏、蔡德晋、吴廷华、姜兆锡等任纂修之职，修纂《三礼义疏》。《日讲礼记义疏》64卷、《钦定礼记义疏》82卷的修纂印行，不仅对清代初期以前研究《礼记》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结，更重要者，表明了清代统治者对《礼记》等礼书的态度。这种表态，无疑促长了清代学者研究《三礼》的热情，其导向领航作用，决不可低估。

清代研究《三礼》之学者，有张尔岐、徐乾学、万斯大、蔡德晋、毛奇龄、盛世佐、李光地、李光坡、方苞、吴廷华、金曰追、沈彤、褚寅亮、秦蕙田、江永、恵士奇、惠栋、戴震、金榜、阮元、顾广圻、程瑶田、孙希旦、朱彬、凌廷勘、任大椿、孔广森、张惠言、胡匡衷、胡培翚、邵懿辰、黄以周、孙诒让等。就《礼记》研究的著作而言，除前述外，以孙希旦《礼记集解》和朱彬《礼记训纂》最为有名。

就经学而言，清人汇刻经学研究丛书，总结清代以前和清代学者研究经学的成果，最为著名者有《通志堂经解》《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经部》《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等丛书的编纂。而《礼记》的流传，与这些丛书的编纂，密切相关。

《礼记》白文经的刊刻于石碑者，有唐代“开成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南宋石经”、清“乾隆石经”四次，其中“嘉祐石经”“南宋石经”已经损毁。

近百年的《礼记》研究，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大量《礼记》研究的传世著作，以购藏、捐赠等不同形式，分别收藏于国家、省、市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图书馆。二是摄影、印刷、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出版界对传世《礼记》研究著作不断影印出版，供读者研究和阅读；三是伴随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出版了一批对《礼记》进行“今注今译”的著作，迅速扩大了《礼记》在学术界的传播；四是利用《礼记》记载，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和名物制度；五是整理《礼记》研究的代表作，编著《礼记》研究论著目录。

为研究和初学《礼记》的方便，我们介绍几种《礼记》研究的代表作：

1.《礼记注》20卷，汉郑玄撰。《礼记》在郑玄以前，已有马融、卢植、高诱等人为之作注，且所据之本互有不同。郑玄《礼记注》是一部笺释《小戴礼记》的专著，其注解《礼记》的特点是注释经文，简洁明了；校勘精审，保存异文；多言声训，择善而从。《礼记注》流行以来，深受学者推崇，传抄刊刻，代而有之，故其版本甚多。宋淳熙四年（1177）抚州公使库刻本《礼记注》20卷《释文》4卷，今藏国家图书馆，《古逸丛书三编》《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此本。南宋孝宗时期（1163-1189）余仁仲本《礼记注》20卷，是目前所知《纂图互注礼记》20卷、元十行本《礼记注疏》63卷中经、注和释文之源头，《中华再造善本》《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此本。

2.《礼记正义》70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是孔颖达与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等共撰，贞观十六年（642），又与前修疏人及周玄达、赵君赞、王士雄等修改定稿，最后由赵弘智审定。此书专门疏解郑玄《礼记注》，主要依据南朝梁皇侃《礼记义疏》，参考北周熊安生之书，吸收他们的义疏成果，修撰而成。该书确立“疏不破注”的原则，对郑《注》或疏证，或补阙，或考郑《注》之所据，对于皇侃、熊安生等人之异说，多加驳斥；全书引证繁富，尤其注意利用《三礼》经文及有关郑《注》互证，考证比较详博；为醒目考虑，每篇之中还分节统释段落大意。征引所及，保存了不少佚书材料。《礼记正义》单疏本的版本，今可考见者有古卷子抄本《礼记正义·曲礼》残卷，《四部丛刊三编》据以影印。敦煌遗书中有S.1057《礼记正义·礼运》残片、P.3106B《礼记正义·郊特牲》残卷、S.6070《礼记正义·郊特牲》残片等三件。（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年）刻本有北宋刊残本《礼记正义》残存8卷（63—70），今藏日本享延文库，《四部丛刊三编》据以影印。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刊刻问世，此本将《礼记》经、注、疏汇刻于一起，今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民国年间董康和潘宗周将其影印，《中华再造善本》亦影印此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附释音礼记注疏》63卷，曾是最为通行的版本。2008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吕友仁先生整理的《礼记正义》上、中、下三册，该书以八行本为底本，以宋淳熙本《礼记注》、宋本《纂图互注礼记》、阮元《十三经注疏》本《附释音礼记注疏》等为参校本，并吸收阮元、王引之、张敦仁、孙希旦、俞樾、王国维、黄侃等人的校勘成果，这是目前最为通行的《礼记正义》整理本。吕友仁先生整理的《儒藏》本《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与上古本比较，后出转精，值得重视。

3.《礼记集说》160卷，宋卫湜撰。卫湜，字正叔，号栎斋，宋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宝谟阁直学士，学者称栎斋先生。是书采摭群言，最为赅博，自郑玄《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涉及《礼记》者，所采录者尚不在此数，而这些书，自郑玄《注》及孔颖达《正义》外，原书多无存者。此书采摭最为繁富，有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真乃礼学之渊薮也。版本有宋嘉熙四年（1240）新定郡斋朴之叔刻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另有《四库全书》本。

4.《礼记集说》16卷，元陈澔撰。陈澔（1261—1341），字可大，号云庄，元都昌县（今属江西九江）人。朱熹四传弟子，曾长期隐居，后为黄梅县教谕、白鹿洞经师，著《礼记集说》16卷。《礼记集说序》曰：“欲以坦明之说，使初学读之，即了其义，庶几章句通，则蕴奥自见，正不必高为议论而卑示训诂之辞也。”《四库全书总目》曰：“澔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馀，求以经术则不足。朱彝尊《经义考》以‘兔园册子’诋之，固为已甚，要其说亦必有由矣”。四库馆臣的评价较为公允，与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卫湜《集说》相比，是书确为浅显，但其简便易学，故深受人们青睐。是书之版本，最早为十六卷，明弘治间，书坊射利，合并为十卷刊行，错误甚多，故于嘉靖间，福建地方政府发布公告，令各地依照官版刊行，不得另行改刊，否则，将治重罪，故分为三十卷印行。所以，《礼记集说》分卷有十六卷、十卷、三十卷之别，但内容相同，有清以来，十卷本最为流行，极易查找，不再罗列。

5.《礼记集解》61卷，清孙希旦撰。孙希旦（1736—1784），字绍周，浙江瑞安人。乾隆戊戌（1778），以一甲第三赐进士及第。曾参与纂修《四库全书》。著有《礼记集解》61卷。孙诒让说：“先生独辟途径，研精《三礼》。博考精思，于礼经制度，参互研核，致多心得。其释戴《记》，兼综汉、唐、宋诸儒，及近代顾炎武、戴震之说，择善而从，无所偏主。……其学求之近代，当于张稷若、江慎修相颉颃。”（清孙诒让撰，潘猛补校补《温州经籍志》上册第13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孙希旦历时十多年，参考郑玄、孔颖达、吕大临等人之说，汉宋兼采，笺释经文，训诂名物，阐释礼义，对《礼记》进行了全面注解。《礼记集解》在孙希旦生前并未刊行，后经项几山、孙锵鸣、孙衣言等三人整理誊清，于咸丰十年（1860）六月，由孙氏兄弟开始雕版，同治七年（1868）三月，全书才刻印完成，即盘古草堂刻本，前后经历八年。《礼记集解》最通行的版本是中华书局点校本，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三册，中华书局1989年2月出版，1995年5月重印，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于1990年8月据中华书局点校本重印。

6.《礼记训纂》49卷，清朱彬撰。朱彬（1753—1834），字武曹，号郁甫，清扬州府宝应县（今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人。该书参考汉至清代学者九十多人的研究成果，征引非常广博。对前人注解，仔细斟酌，择取精义，保存旧说，笺释简明，然乏己见。《礼记训纂》最早由朱士达于咸丰元年（1851）刊刻于宜禄堂。1996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饶钦农点校本，此本以咸丰元年宜禄堂校刻本为底本，用《四部丛刊》影宋本《纂图互注礼记》、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中之《礼记注疏》《四部备要》本《礼记训纂》校勘，是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

7.《礼记译注》，杨天宇先生撰。《礼记译注》书前有“《礼记》简述”“译注说明”。“《礼记》简述”分关于《礼记》的来源与编纂、关于《礼记》的内容和分类、《礼记》在汉代的传本与郑注《礼记》、汉以后的《礼记》学、怎样读《礼记》等五部分，讨论《礼记》相关问题。“译注说明”是注译之凡例。该书以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为底本，依照原书分为四十九篇，每篇包括解题、原文、注解、译文和小结五个部分。解题主要说明该篇的命题之义、主要内容，部分解题探讨了该篇的写作年代和作者。注释对各种名物和礼仪制度进行着重解释。译文以直译为主。小结概括该节大意，兼附前人对该节的考辨文字。此书注释详尽，征引丰赡；解题简明，译文清晰。书后附“主要引用书目”。该书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繁体字本，2004年7月出版了简体字本。

8.《礼记全译》，吕友仁先生撰。该书前有“前言”，分关于《礼记》的书名、《礼记》四十九篇的编者和作者、《礼记》的内容与《礼记》地位的日益提高、《礼记》的郑注和孔疏、有关译注工作的交代等五个部分，探讨相关问题。该书经文以八行本《礼记正义》为主，分为四十九篇，每篇包括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四部分。该书的注译方法，正如作者所说：“在注解时，脑子里始终存在着颜师古注《汉书》时的几句话：‘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若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旧所阙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我们也知道这样有点悬的太高，自不量力；但我们还知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的道理。所以我们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不自欺，不欺人。”书后附录主要参考书。该书于难解礼制，详为解说；注释简明，译文流畅。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9.《礼记译解》，王文锦先生撰。该书前有“前言”，简单介绍《礼记》概况和译解原则。王文锦先生说：“黄侃先生批校的《礼记》较精，本书的《礼记》正文即采用黄先生的校本，另施新式标点，并调整了段落。本书的注，仅在标出原文某些字的标准读音和选录一些重要的校勘。注音仿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例，用同音字来标音。《礼记》正文有讹误处，即出校指出，译文依校文，而正文仍然保持原貌，不敢擅动。本书有译有解，故名译解：凡平文大意，即采用直译方式，译文仅随原文，亦步亦趋；而遇到简奥、艰涩或涉及名物制度的语句而直译不足以明原旨者，就酌予申释疏解。不论是译还是解，都本着传统理解去表述，不曾刻意求新。”全书以黄侃先生的《手批白文十三经》本之《礼记》为底本，每篇分原文、注音和译解三部分。注音采用直音法，注释极略，译文详明，对难解之名物制度，于译文解说，甚便阅读。中华书局2001年9月出版。

10.《〈礼记〉成书考》，王锷撰。是书分“春秋末期至战国前期的文献”“战国中期的文献”“战国中晚期和晚期的文献”“《礼记》的成书及其在东汉的流传”等四章，考辨《礼记》四十六篇的成篇年代和编纂者、编纂年代。我们认为，《礼记》是一部孔子弟子、门人及此后学者论述先秦礼制的论文集。先秦时期，《礼记》四十六篇，或单篇流传，或收录在某一弟子的著作中，或被编选在儒家弟子传授的不同“记”文中，作者并非一人，写作年代前后不一。《礼记》中春秋末期至战国前期的文献有《哀公问》等十四篇，战国中期的文献有《奔丧》等十九篇，战国中晚期和晚期的文献有《深衣》等十三篇。《礼记》由西汉《礼》今文学博士戴圣所编纂，其成书的时间在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以后，汉成帝阳朔四年（前21）以前的三十年中。《礼记》编选的资料来源有古文《记》百三十一篇等五种和其他如《曾子》《子思子》等儒家文献。目前所知最早研究《礼记》的著作是戴圣弟子桥仁的《礼记章句》篇。东汉马融、卢植曾经对《礼记》进行过“去其繁重”的整理工作。郑玄作《礼记注》时，就是依据马融整理的“定本”。《礼记注》是目前所知完整保存到今天的《礼记》最早注本。《礼记》四十六篇在传抄流传过程中，《王制》《郊特牲》《乡饮酒义》《燕义》等个别文献，有秦汉人增加的文字，但其主体部分，是先秦之作。四十六篇都是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孔子及其学生、后学之作。不能因《礼记》是西汉人戴圣编纂，就把《礼记》四十六篇认为是汉代的著作。中华书局2007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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