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道相传：兰陵萧氏家族在南朝齐梁间的儒学传承

作者：吕文明

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6期

摘    要：兰陵萧氏的发迹得益于刘宋皇室的裙带关系和军功，“皇舅房”据此而快速崛起，但没有形成良好的家学。“萧齐房”和“萧梁房”继续发展，建立宋、齐两朝，为了迅速提升家族文化地位，而全力投入到儒学振兴活动中。“萧齐房”的萧道成、萧赜、萧长懋三代皇帝和诸王都笃好儒学，家族基本完成从尚武到崇文的转型。“萧梁房”的萧衍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并融通儒释道三家，使梁朝的儒学发展达到整个南朝的顶峰。萧衍之后，萧统、萧纲和萧绎等全力研习儒家经典，家族儒学传承渐成风气。经过努力，兰陵萧氏家族的文化修养大幅度提升，从齐、梁时期开始，兰陵萧氏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世族，文化上的兴盛使家族繁荣一直延续至隋唐。

作者简介：吕文明，男，1982年生，山东海阳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泰山学者青年专家，主要从事儒学与文艺发展研究。

兰陵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其中尤以儒学成就最为突出。战国末期，儒学大师荀子曾为楚国兰陵令，并长居此地，讲学授徒。西汉前中期，这里出现了数位颇有影响的经学大师：传《鲁诗》的王臧、缪生，治《公羊春秋》的褚大，治《礼》《春秋》的孟卿等。孟卿传弟子后仓、疏广，后仓亦精通《齐诗》，又传弟子萧望之，萧望之因精通经学而为汉元帝师，并主持著名的石渠阁会议。兰陵萧氏家族在南朝崛起为皇族后，将萧望之列入家族传承谱系，但从唐代颜师古开始就对此存疑，至今未有定论。兰陵萧氏在魏晋见于史籍的第一人是淮阴令萧整，萧整之后的家族传承形成两条传承谱系：一为萧整、萧鎋、萧副子、萧道赐、萧顺之、萧衍，一为萧整、萧俊、萧乐子、萧承之、萧道成。兰陵萧氏的崛起主要得益于萧承之、萧道成和萧顺之、萧衍的努力，他们得同宗提携，依靠军功，在乱世中很快崛起，开创齐、宋两朝。兰陵萧氏家族发展速度惊人，但因为家族文化根基不甚厚重，所以其崛起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儒学素养的提升。儒学是汉魏时期高门大族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也是衡量家族门第高低的重要标准。作为从寒门迅速崛起为皇族的兰陵萧氏来说，为了迅速适应皇族的地位和身份，家族成员全力投入到儒学研习中，成为南朝非常有代表性的儒学世族。

一、晋宋之际兰陵萧氏的寒门地位及“皇舅房”的崛起

兰陵萧氏南下后，家族的儒学风气并不明显，这与其家族地位有关。萧道成自称“布衣素族”，按照周一良、唐长孺的观点，他实际还算不上素族。素族是相对宗室而言，是有文化的高门士族，而兰陵萧氏作为南渡的次等士族，在高门甲族眼中，他们还只是寒门。萧整之后的三代，在东晋王朝并无影响，家族崛起是在萧承之、萧道成父子之时。萧道成曾祖萧俊为即丘令，祖父萧乐子为辅国将军参军，官职都不高，到其父萧承之时，得同宗萧源之提携，《南齐书·高帝纪》载：“皇考讳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过人，宗人丹阳尹摹之、北兖州刺史源之并见知重。”【1】萧承之最后官至右军将军，封晋兴县男，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宋书·萧思话传》载：“萧思话，南兰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历中书黄门郎，徐、兖二州刺史，冠军将军、南琅邪太守。永初元年卒，追赠前将军。”【2】《宋书·孝懿萧皇后传》亦载：“孝懿萧皇后讳文寿，兰陵兰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御史。父卓字子略，洮阳令。孝穆后殂，孝皇帝娉后为继室，生长沙景王道怜、临川烈武王道规。”【3】萧文寿是宋武帝刘裕的继母，又是萧源之的姐姐、萧思话的姑母。萧文寿嫁给刘裕之父刘翘时，刘翘还只是个郡功曹，《宋书·刘怀肃传》载：“初，高祖产而皇妣殂，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不举高祖。高祖从母生怀敬，未期，乃断怀敬乳，而自养高祖。”【4】刘翘家境如此贫寒，萧文寿竟然肯嫁给他作继室，那其家境也就可想而知。所以，兰陵萧氏在东晋并不是高门大族，这样的家族很难形成良好的儒学传统，当然也就很难繁荣兴盛。至东晋晚期仍是寒门，而寒门的地位又不利于儒学在家族的传承和发展。这就是兰陵萧氏在东晋一直无法跳出寒门而上升为高门的主要原因。

兰陵萧氏家族的发迹主要依靠刘宋皇族的裙带关系和军功。萧源之受刘裕提携而历任中书黄门郎、徐、兖二州刺史、冠军将军、南琅邪太守，但是没有等到刘裕称帝就离世了，所以真正受到萧太后恩泽的是其子萧思话。《宋书·萧思话传》载：“思话年十许岁，未知书，以博诞游遨为事，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毒之。”【2】可以看出，萧思话少年时期的表现与一般平民子弟并无二致，而且因为父亲萧源之和姑父刘裕的发迹，他还表现出纨绔子弟般的生性顽劣和不学无术。成年后，萧思话除了依靠皇室姻亲关系，军功也非常突出。宋文帝时期，他在北方平定司马氏兄弟叛乱，又镇压汉中氐族首领杨难当变乱。元嘉二十九年（452），宋文帝再次北伐，萧思话以徐、兖二州刺史、监四州军事的身份，负责东路的军事指挥。孝武帝时期，萧思话受命为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及豫州梁郡诸军事、徐州刺史。对于萧思话一生的功业，史官评价：“思话外戚令望，早见任待，历十二州，杖节监都督者九焉。所至虽无皎皎清节，亦无秽黩之累。爱才好士，人多归之。”【5】可以看出，萧思话在家族获得提升和发展机遇之时，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统兵征伐上，无暇顾及读书和学问，所以，“皇舅房”一支没有形成良好的学风，于儒学则更无涉猎。

陈寅恪言：“二萧氏之家世，虽较胜于宋陈帝室，然本为将家，亦非文化显族，自可以善战之社会阶级视之。”【6】在非常讲究门第的东晋南朝，将门寒族素来被高门甲族瞧不起。《宋书·萧惠开传》载：

初为秘书郎，著作并名家年少，惠开意趣与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语。外祖光禄大夫沛郡刘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当应将迎时俗，缉外内之欢。如汝自业，将无小伤多异，以取天下之疾患邪？”【7】

萧惠开是萧思话之子，萧思话作为皇亲国戚、朝廷重臣，其子与高门大族交往还需要小心谨慎，就是因为家族文化基础薄弱，受到高门大族歧视。后来随着家族地位提升和“齐梁房”崛起为皇族，“皇舅房”也开始从尚武的将门转变为文化士族。但是，因为萧源之、萧思话两代没有形成良好的家学，家族的文化传承没有形成风气，“皇舅房”一支在家族文化内涵的提升上一直不如“齐梁房”。

二、“萧齐房”崛起后对于儒学的重视及家族儒学风气的兴起

“齐梁房”虽然分为“萧齐房”和“萧梁房”，但他们血缘关系比较近，萧道成与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同一高祖的堂兄弟，而且，“萧梁房”的振兴主要依靠“萧齐房”，所以，两个家族的发展轨迹非常接近，家族崛起后对于儒学的重视也如出一辙。

在“萧齐房”中，萧源之常年在外征战，并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远胜上司萧思话。但他没有萧思话皇亲国戚的地位，所以终其一生一直担任中级军官，甚至未能出任刺史执掌地方。但是，萧源之毕竟为“萧齐房”的振兴拉开了序幕，其子萧道成也顺利入朝任职。而最为重要的是，萧道成在少年时期因为家族地位的提升而能够接受良好的儒学教育，为其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史·齐本纪》载：“儒生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帝年十三，就受《礼》及《左氏春秋》。”【8】这是史料记载的魏晋以来兰陵萧氏家族第一次有子弟研习儒家经典，这对萧道成及家族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萧道成后来能够杀伐果断、进退从容，“沉深有大量，宽严清俭，喜怒无色”【9】，从一名普通军官成长为开国皇帝，其少年时期接受的儒学教育是重要因素，这也是他与一般次等士族不一样的地方。

479年，萧道成在建康称帝，国号齐，是为齐高帝。萧道成即位之初即诏大儒刘入华林园“问以政道”，《南史》载：

答曰：“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又谓曰：“吾应天革命，物议以为何如？”曰：“陛下戒前轨之失，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必危。”【10】

萧道成后来又数次召见刘，欲用其为中书郎，刘坚辞不受。建元三年（481），萧道成请刘为第五子武陵王萧晔讲授《五经》。可以看出，萧道成对这位大儒非常重视。但是，萧道成即位之初面对的是刘宋王朝留下的残局，尚无暇顾及儒学教育。萧道成第二子豫章文献王萧嶷在这一问题上走在了前列，他于建元二年（480）在荆州南蛮园东南开馆立学，“置生三十人，取旧族父祖位正佐台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补之。置儒林参军一人，文学祭酒一人，劝学从事二人。行释菜礼”【11】。而朝廷则直到建元四年（482）才颁诏开国子学：

夫胶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黎氓，纳之轨义，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且有司群僚，奏议咸集，盖以戎车时警，文教未宣，思乐泮宫，永言多慨。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修建敩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12】

关于国子学的学习内容，《南齐书·陆澄传》载：“时国学置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郑玄《孝经》。”【13】关于招生规模和条件，《南齐书·礼志》载：

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14】

这样的招生规模持续时间并不长，萧道成去世后很快便废止，但从中能够看出马上得天下的萧道成对于儒学的高度重视，正如史官所评：“天子少为诸生，端拱以思儒业，载戢干戈，遽诏庠序。”【15】萧道成对于儒学振兴确实有一定的想法，可惜的是他称帝四年便病逝，临终前感叹：“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12】

萧道成为帝时间虽短，但他为兰陵萧氏家族的儒学振兴开了一个好头。萧道成去世后，长子萧赜继位，是为齐武帝，改元永明。萧赜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奖励农桑，提倡节俭，关心百姓疾苦，江南出现了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永明之治”。萧赜继承父亲遗志，对于儒学给予了极大关注。永明三年（485）春，下诏：

《春秋国语》云：“生民之有学，犹树木之有枝叶。”果行育德，咸必由兹。在昔开运，光宅华夏，方弘典谟，克隆教思，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经始，仍离屯故，仰瞻徽猷，岁月弥远。今遐迩一体，车轨同文，宜高选学官，广延胄子。【16】

他诏令全国广建学校，并以谙熟礼法朝仪的琅琊王俭为国子祭酒：“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17王俭既是高门甲族琅琊王氏子弟，同时又是儒学大师，有这样的人物统领儒学研习，萧齐王朝的儒学发展立即呈现出新气象。同时，萧赜又亲自到国子学视察，对国子学博士进行奖励，“国子讲《孝经》，车驾幸学，赐国子祭酒、博士、助教绢各有差”【18】。经过他的努力，萧齐王朝的儒学影响逐渐扩大，在南朝第一次出现了儒学兴盛的局面。

南齐政权历7帝23年，永明之治11年，加上齐高帝萧道成建元4年，剩下的五代皇帝共计8年。齐武帝萧赜之后，萧齐政权进入争权夺利的混乱局面，全国的儒学教育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是，萧氏皇族因为父祖的传承已经形成自觉研习儒学的风气。在萧赜的影响下，长子萧长懋喜好儒学，他于建元四年（482）被立为皇太子。《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

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讽诵，以为口实。既正位东储，善立名尚，礼接文士，畜养武人，皆亲近左右，布在省闼。永明三年，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以擿句，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19】

可以看出，萧长懋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并对其思想言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萧长懋又临国子学，策试诸生，并与王俭讨论儒家礼仪，二人围绕《仪礼》《尚书》《易经》《孝经》等展开激烈讨论。以王俭儒学大师的身份，萧长懋竟能与其进行长篇讨论，可见其经学功底极为深厚，《南齐书》评曰：“太子以长年临学，亦前代未有也”【19】。以萧长懋的性格和才学，倘若能继位为帝，必定能在父亲萧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儒学发展，延续“永明之治”的局面。可惜天不假年，他没有等到登基为帝便英年早逝，这也是萧齐政权出现混乱的重要拐点。

齐高帝萧道成有十九子，除早亡四子和出继的衡阳王外，尚有十四子。除了太子即后来的齐武帝萧赜以外，十四子于儒学建树不多，在《南齐书》中只有豫章文献王萧嶷、临川献王萧映和武陵昭王萧晔三人有所涉猎。《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载：“宽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钟爱焉。起家为太学博士、长城令，入为尚书左民郎、钱唐令。”【20】萧嶷为人宽仁弘雅和起家为太学博士的经历都可以说明，他的儒学功底比较扎实，所以，在萧道成称帝后，他才能在荆、湘二州刺史任上开馆立学，开萧齐儒学教育之先河。萧赜为太子时曾因处事不利而惹怒萧道成，以致于产生废太子而另立萧嶷的想法。但萧赜继位后，“而嶷事世祖恭悌尽礼，未尝违忤颜色，故世祖友爱亦深”20。萧嶷为人宽厚仁和，雅量高致，深得人心，《南齐书》载：“嶷性泛爱，不乐闻人过失，左右有投书相告，置靴中，竟不视，取火焚之。斋库失火，烧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主局各杖数十而已。”【20】史官将他比作周公：“豫章宰相之器，诚有天真，因心无矫，率由远度，故能光赞二祖，内和九族，实同周氏之初，周公以来，则未知所匹也。”【20】萧嶷虽然没有留下儒学论著，但他的处事风格和开阔胸襟，让人感受到一派儒者风范，所以，《南齐书》在高帝十二子外单独为其列传，应是史家对其品行和风度的激赏。

临川献王萧映与儒学相关的事迹较少，只在《文惠太子传》中有他参与太子萧长懋与大儒王俭讨论儒家礼仪的记载：“先举必敬，以明大体，尊卑事数，备列后章，亦当不以总略而碍。”【19】虽只有一句，但其雅量和气度可见一斑。萧晔于建元三年（481）出任持节、都督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军事、会稽太守时，高帝曾专门请大儒刘瓛到会稽为其讲《五经》。

齐武帝萧赜有二十三子，四子早亡，永阳王萧子珉出继衡阳王。剩余诸子中，除太子萧长懋以外，尚有竟陵王萧子良和晋安王萧子懋精通儒学。竟陵王萧子良是兰陵萧氏家族在南朝崛起后出现的文化奇才，他精通经学、史学、黄老、佛学等，爱才慕士，《南齐书》本传称其“敦义爱古”【21】，“少有清尚，礼才好士”【21】，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学的文士，其中最著名的有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八人，文学史上称为“竟陵八友”。这些文人聚集在他的身边，对于经学、文学、艺术、佛法等皆有探讨、撰述，《南齐书》载：“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21】晋安王萧子懋热衷儒学，曾向齐武帝求好书，齐武帝赐给他西晋杜预亲手删定的《左传》及《古今善言》。他曾“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敕付秘阁”22。应该说，在萧齐皇室诸子中，于儒学最有理论建树的是萧子懋。

可以看出，兰陵萧氏家族的儒学发展得益于萧齐政权的建立。作为皇族，儒学兴起，除了使家族地位迅速提高，最重要的是家族子弟的文化修养得到大幅度提升，他们逐渐告别过去军功将门纨绔子弟的形象，开始与其他高门甲族站到同一起跑线上。这是兰陵萧氏家族发生丕变的重要表现。成为皇族还只是家族发展进入高门行列的开始，对于家族性质的根本性改变主要依靠儒学对于家族风气的改善。但是，萧道成建国不易，萧齐政权持续时间又短，所以，刚刚振兴起来的家族儒学风气随着萧齐政权末期的混乱而再次趋于低谷。总体来说，“萧齐房”的儒学修养没有彻底建立起来，但是家族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尚武到崇文的转型，一个新的文化家族在南朝崛起了。

三、“萧梁房”对于儒学发展的推动和家族儒学风气的形成

南朝的辉煌出现在萧衍建立的梁朝，萧衍也是南朝帝王中最有才学的人物，就是将其放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其才学也屈指可数，明代王世贞言：

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则汉文、宣、光武、明、肃、魏高贵乡公、晋简文、刘宋文帝、孝武、明帝、元魏孝文、孝静、梁武、简文、元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则无如萧梁父子。【23】

萧衍的才学养成得益于“萧齐房”的崛起和父亲萧顺之对于家族提升的努力。萧顺之是萧道成的族弟，在“萧梁房”中是第一个位居刺史并封侯的人，他的发展为萧衍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正如曹道衡所言：“因为在此以前，萧鎋的子孙们官阶甚低，我们很难设想他们能像萧衍那样出入萧子良的西邸，和王融、谢眺这样高门望族的人士为友。也正因为萧顺之的关系，才使梁武帝之兄在永明末就做到梁、南秦二州刺史，多少掌握了一部分兵权。如果不是靠乃父之余荫，梁武帝也很难在三十几岁就到襄阳掌管当时的精兵，以为夺取帝位做准备。”【24】萧衍在取得权力之后又恰逢萧齐政权出现混乱，所以轻松地取代萧齐政权。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案南朝以文学自矜，而不重经术；宋、齐及陈，皆无足观。惟梁武起自诸生，知崇经术；崔、严、何、伏之徒，前后并见升宠，四方学者靡然向风；斯盖崇儒之效。”【25】皮锡瑞的这段评价抓住了萧梁政权推崇儒学的关键，即萧衍起自诸生。良好的家庭环境使萧衍在青少年时期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他在《会三教诗》中自称“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26】，可以看出，他青少年时期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萧齐政权建立时，萧衍已15岁，萧道成建元四年（482）曾诏令朝中大臣子弟15岁以上可入国子学学习，在这种氛围中，聪颖智慧且富有进取心的萧衍受到影响。《梁书·武帝纪》载：“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27】萧衍自少年时期便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对于儒家经典自然烂熟于心。萧衍不仅醉心儒术，其行为举止也颇有儒者风范。他为人至孝，对于父母双亲的去世异常悲痛，《梁书·武帝纪》载：

高祖生知淳孝。年六岁，献皇太后崩，水浆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过成人，内外亲党，咸加敬异。及丁文皇帝忧，时为齐随王谘议，随府在荆镇，仿佛奉闻，便投劾星驰，不复寝食，倍道就路，愤风惊浪，不暂停止。高祖形容本壮，及还至京都，销毁骨立，亲表士友，不复识焉。望宅奉讳，气绝久之，每哭辄欧血数升。服内不复尝米，惟资大麦，日止二溢。拜扫山陵，涕泪所洒，松草变色。及居帝位，即于钟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又于台内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庙堂，月中再过，设净馔。每至展拜，恒涕泗滂沲，哀动左右。【27】

汉末以来，儒学衰微，玄学兴盛，对于士人思想有巨大影响和改变，他们已经将儒家的忠孝仁义抛诸脑后，而表现出无拘无束、放浪形骸的一面。在这样的环境中，萧衍还能有如此孝顺的举止，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其影响至深。

萧衍出仕之初即为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受到王俭赏识。王俭是当世大儒，精通经学，谙熟朝仪，被李延寿称为“所谓衣冠礼乐尽在是矣”【28】。与王俭相识相知，时年二十岁的萧衍受到很大影响。随后不久，他又与众文士聚集到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成为“竟陵八友”之一。萧衍在萧子良幕府四年，与诸文士倾心交流，他们中不乏儒学名士，萧衍耳濡目染，深受影响。萧衍青年时期一出仕就遇到了儒学大师王俭和身边儒士众多的大文豪萧子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倘若萧衍出仕之初遇到的是东征西讨的武将，则其努力的方向可能就转向了武功的一面，他也就可能荒废了儒学和文才，如此，南朝的历史则可能被改写。

一种社会风气的兴起往往是因为关键人物的推动，特别是帝王，对于社会风气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萧衍青少年时期接受的良好儒学教育，使他在称帝以后能够把个人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用于治国理政，并大力推行儒学教育，所以，在他统治时期，儒学发展达到整个南朝的顶峰，是魏晋以来南方之最盛。清代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言：“是故正始以后，人尚清谈，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齐，遂不能为儒林立传。梁天监中，渐尚儒风，于是《梁书》有《儒林传》，《陈书》嗣之，仍梁所遗也。”【29】后人撰述的南朝四史中，唯《梁书》有《儒林传》，正与梁武帝萧衍的积极作为有关。

萧衍登基以后，便立即把儒学推广与其统治政策联系起来。天监四年（505），萧衍下诏：“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30】《陈书·儒林传》亦载：“梁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云。”【31】萧衍对于儒学的衰微颇有感慨，因此而置五经博士，将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蒨补为博士，各主一馆。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国家对于入馆的学生给予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不仅负责他们的饮食住宿，而且对有建树之人给予官职，颇似东汉晚期的鸿都门学。天监四年正月，萧衍下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32】天监八年（509）五月又下诏：

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故负袟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32】

这样的政策使得儒学风气大为兴盛，“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30】。此外，萧衍还选遣学生到会稽云门山，拜大儒庐江何胤为师，研习经学。史载何胤儒学著述极为丰富，“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33】。除了在中央建立国学，他还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将儒学推广到全国，建立起完整的儒学教育体系。天监七年（508），又诏曰：

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以镕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30】

萧衍在全国掀起儒学教育的热潮之后，又把注意力投向萧氏皇族，不断敦促他们研习儒家经典，“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30】。为了提高皇室子弟学习的积极性，萧衍亲自祭祀孔子，并专门宴请他们，还给予物质奖励。在他的鼓励和推动下，梁朝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研习儒学的热潮。

萧衍不仅致力于推行儒学教育，而且亲自讲经，阐释儒家经典。他一生儒学著述颇多，《梁书·武帝纪》载：

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34】

萧衍对于儒家经典几乎无所不通，俨然一派儒学大师的风范。他对于儒家经典的阐发使他在后来接受道家和佛家思想的时候，能比较顺利地将三家思想融为一体。《隋书·经籍志》载：“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35】当时正处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对于佛教的信仰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风气，所以他很快又开始接受佛教思想，天监三年（504），“乃舍道归佛，由是大兴佛法”【36】。于是，在萧衍的思想中开始出现三教融合的雏形。这样的思想融合主要是围绕维护其统治地位而进行，并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萧衍在《会三教诗》中对自己的定位是：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所以，学界将其归为三教合一的典型代表。自汉末儒学式微以来，道家思想重新崛起，佛家思想开始在全国传播，儒、释、道三教思想的融合已经势不可挡。但是，三教思想也有冲突，特别是围绕政治统治，它们之间的冲突是无法调解的，所以，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帝王的特殊身份是萧衍能推动三教合一进程的关键，再加上他天资聪慧，“少而笃学，洞达儒玄，……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34】，所以，三教融合的思想伴随其政治统治的日渐稳固而稳步推进。任继愈对此有所评价：

梁武帝深知儒家纲常名教对于巩固封建君权的重要，因此“尊重儒术”（《梁书·儒林传·何佟之传》），提倡忠君孝亲；同时宣布佛教为“正道”，在宗教信仰领域把它置于比儒、道更高的地位，甚至四次舍身佛寺“为奴”，又以“皇帝菩萨”自居，借以唤起广大佛教信徒对自己的宗教虔敬感情，收到儒、道所起不到的作用。【37】

可以看出，萧衍在坚持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同时，又用佛教思想来达到他统治天下的目的。萧衍第七子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有云：“余以孙、武为营垒，以周、孔为冠带，以老、庄为欢宴，以权实为稻粮，以卜筮为神明，以政治为手足，一围之木持千钧，五寸之楗制开阖，总之者明也。”【38】这可以看作是他对父亲萧衍推行三教合一思想的总结和升华，在萧绎这里，融合的思想成分更多了，各种思想融会贯通，达到了大通和圆融的境界。梁武帝萧衍在晚年对儒学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援佛入儒，他将佛学的佛性融入儒学的心性之中，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对于萧衍的儒学贡献，史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李延寿在《南史·梁本纪》中评曰：“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39】姚思廉在《梁书·武帝纪》中评曰：“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34】《梁书·孝行》亦载：“高祖创业开基，饬躬化俗，浇弊之风以革，孝治之术斯著。”【40】就连政治对手北齐皇帝高欢都对其赞赏有加：“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41】

萧衍之后，第三子萧纲继位为帝，是为简文帝。简文帝在位只有两年，而且是在侯景之乱后被拥立的傀儡皇帝，所以几乎没有作为。但是因梁武帝在位时间较长，萧纲做了18年太子，这是其研习儒家经典提高修养的重要时期。萧纲“博综儒书，善言玄理”【42】，儒玄兼修，其继昭明太子萧统为皇太子时，朝廷下诏：“晋安王纲，文义生知，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内敏，群后归美，率土宅心。可立为皇太子。”【42】朝廷对其德行、文采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在萧纲身边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这些文人聚在一起除了讨论文学创作，也谈儒论玄，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萧纲在其父融合三教并开启谈玄之风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谈玄的潮流，《颜氏家训·勉学篇》载：“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43】这种风气对“萧梁房”产生了重要影响，萧纲的太子萧大器在临刑前仍讲《老子》；西魏大兵压境、江陵势如累卵之际，梁元帝萧绎亦频讲《老子》，百官戎服而听。萧纲爱好广泛，著述亦极为丰富，其著述的儒家经典有《礼大义》二十卷。

公元552年11月，萧衍第七子萧绎在江陵继位，是为梁元帝。萧绎自幼聪颖，喜好读书，五岁时父亲问其读何书，他回答读《曲礼》，而且能够流利背诵。17岁时，萧衍让贺革为其讲《三礼》。萧绎博学多才，《梁书·元帝本记》称赞他：“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44】但他登基后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兄弟之间又不断争权夺利，所以最终被西魏攻破江陵，投降后又被虐杀。他一生著述颇多，如《孝德传》《忠臣传》《注汉书》《周易讲疏》《老子讲疏》《全德志》《江州记》《职贡图》等，其中不乏儒学大作，被后世史家评价为“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45】

昭明太子萧统虽然没有等到继位为帝便英年早逝，但是，他对兰陵萧氏家族文化的提升却有重要的推动意义。萧统在文化上对萧梁政权的影响正可与陈思王曹植对曹魏的影响相提并论，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创业之君，兼擅才学，曹魏父子，固已旷绝百代，其次则齐、梁二朝，亦不可及也。……至萧梁父子间，尤为独擅千古。”【46】萧统是南朝文化和学术的奇迹，他不仅主持编纂了流芳百世的《昭明文选》，而且为兰陵萧氏家族树立了崇文的典范。萧统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梁书》本传载：“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47】萧统非常孝顺，母亲生病时，“朝夕侍疾，衣不解带”【47】，母亲去世后，悲痛欲绝，米水不进，后来在梁武帝几次下诏劝诫下，才勉强进食，“虽屡奉敕劝逼，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每入朝，士庶见者莫不下泣。”【47】他后来生病，惟恐父亲牵挂忧心，便坚持亲自写书启，病情好转后也不准身边人告诉父亲，其仁孝竟至于斯。所以，他去世时，萧衍极其悲伤，驾幸东宫，“临哭尽哀”【48】。萧统为人宽厚仁和，有识之士纷纷投奔，“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48】

“萧梁房”在成就帝王基业之后，国祚延续55年，为南朝四朝中绵延时间最长者。虽然梁武帝晚年昏聩，宠信奸佞，引发侯景之乱，但是梁朝仍是南朝最为富庶和太平的时代，这与萧衍父子尊崇儒学有直接关系。虽然这一时期的崇儒不能与汉代相提并论，而且崇儒中也有佛学和道学参与，但是，汉末以来儒学衰微的局面到此时开始出现根本性改变，儒学自此以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儒学的这种兴盛又与兰陵萧氏家族的整体发展联系在一起，可以这样说，兰陵萧氏家族的文化振兴也只有到了萧衍父子的时代，才算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作为后起的士族，萧氏家族的振兴与其他经学旧族不同，家族的文化积累还远远不够，也只有成为帝王，其家族文化才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提振起来。但是，因为家族文化根基不深，又处在乱世飘萍中，所以，虽然建立了齐、梁两个王朝，但持续时间都不长，更因家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还没有教化到整个家族，家族子弟在国家危难之时，考虑更多的仍是个人利益，因此，齐、梁两朝之末，家族子弟互相攻伐，侥幸取得政权之人又对其他同宗子弟进行血腥杀戮，这充分暴露出儒家思想对于兰陵萧氏家族的影响和教化还不够深刻，家族子弟还不足以撑起一个有生命力而且强大的国家，所以王朝命运非常短暂。

但是，从齐、梁两朝开始，兰陵萧氏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世家。儒学传承使这个以皇室裙带关系和军功起家的家族，终于洗去武人的粗俗，而展示出文人的高雅，他们因此而不再为世家大族所鄙薄，成为过江侨姓四大家之一。至隋唐时，萧氏家族依然保持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家族子弟文采斐然，名流辈出，在唐朝拜相者多达十人，萧岿一支更是有八人入相，被称为“八叶宰相”。故欧阳修、宋祁盛赞兰陵萧氏：“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49】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也评价：“唐之世家，自以郑氏及河东裴氏、京兆韦氏、赵郡李氏、兰陵萧氏，博陵崔氏，六族为最。”【50】兰陵萧氏也由此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名门望族，享誉千载，影响深远。

注释
 
1《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页。
 
2 《宋书》卷七十八《萧思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11，2011页。
 
3《宋书》卷四十一《孝懿萧皇后传》，第1280页。
 
4《宋书》卷四十七《刘怀肃传》，第1404页。
 
5 《南史》卷十八《萧思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6页。
 
6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5页。
 
7《宋书》卷八十七《萧惠开传》，第2199页。
 
8《南史》卷四《齐本纪上》，第97页。
 
9《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第38页。
 
10 《南史》卷五十《刘瓛传》，第1236页。
 
11 《南史》卷四十二《豫章文献王传》，第1061页。
 
12《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第37-38，39页。
 
13《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第683页。
 
14《南齐书》卷九《礼志一上》，第143页。
 
15 《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弟璡陆澄列传》，第687页。
 
16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第49-50页。
 
17 《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第595页。
 
18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第52页。
 
19 《南齐书》卷二十一《文惠太子传》，第399，400，400页。
 
20 《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传》，第405，409，418，420页。
 
21 《南齐书》卷四十《竟陵文宣王传》，第693，694，698页。
 
22 《南齐书》卷四十《晋安王传》，第708页。
 
23 (明)王世贞撰，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365页。
 
24 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4页。
 
25 (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9页。
 
26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31页。
 
27 《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95-96页。
 
28《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第612页。
 
29 (清)焦循著，陈居渊主编，徐宇宏、骆红尔校点：《雕菰楼文学七种》，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72页。
 
30 《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第662，662，662，662页。
 
31《陈书》卷三十三《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33页。
 
32《梁书》卷二《武帝纪中》，第41，49页。
 
33《梁书》卷五十一《处士传》，第739页。
 
34 《梁书》卷三《武帝纪下》，第96，96，97页。
 
35《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93页。
 
36 俞绍初：《昭明太子萧统年谱》，《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37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7-18页。
 
38(南朝·梁)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54页。
 
39《南史》卷七《武帝纪中》，第225-226页。
 
40《梁书》卷四十七《孝行列传》，第647页。
 
41《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纪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881页。
 
42《梁书》卷四《简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9，104页。
 
43(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9页。
 
44《梁书》卷五《元帝纪》，第135页。
 
45《梁书》卷六《敬帝纪》，第152页。
 
46(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5-246页。
 
47《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第165，167，167页。
 
48《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第169，167页。
 
48 《新唐书》卷一百一《萧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63页。
 
50(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2015年，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