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的“共同富裕”

作者：李林杰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自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大力推动“共同富裕”方略以来，然而内涵并未有清晰说明，引起不少担忧，官方甚至出面强调这不是“劫富济贫”。中宣部副部长孙业礼对此澄清，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之一，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劫富济贫。至今为止，“共同富裕”尚存在于概念层次，而未进入实践议程，因此吾人有必要对此概念作进路层面的澄清与诠释。

欲求诠释一个尚在概念层面，而又有待付诸实践的方略时，必须明了这一方略实施的“制度前件”，即这一方略的实施是在如何之“底线思维”下加以约束的，这一“底线思维”同样也预设了该方略付诸实践的根本“进路依据”。“共同富裕”方略是在中国对于国内主要矛盾新判断之上的，即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之矛盾，这是一种“务实思维”，旨在通过缓和矛盾，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资源，而非削减合法性支持。对于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合法性基础判断，取决于此一种政治循环：政府提供良好的经商环境，支持企业经济之发展，后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提供政府的合法性来源。

在此政治循环中，政府何久换届，孰上孰下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只要坚持改革开放道路，不搞国进民退、杀富济贫，其合法性将稳如磐石。这一根本判断连同四十年经济民生的根本改善，同样当为政府的“务实思维”所纳入，构成“共同富裕”的“制度前件”：维持既有之改革开放道路支撑的“合法性”政治循环，与“底线思维”：坚持通过市场化法治化道路落实“共同富裕”方略：首要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做大蛋糕，解决发展的“不充分”问题，其次在于坚持通过市场化法治化道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好的分好蛋糕。“不平衡”问题在此次“共同富裕”概念提出中备受关注，其中主要指涉城乡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城乡不平等是关乎集体之人的经济不平等：在当下中国，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南北差距与东西差距，在根本上是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东西与南北差距现象根源，在于区域内城市与农村的分殊比例。而城市与农村的分化，城市中职业、行业与产业的分化，又带来关乎个体之人的收入与经济不平等。这两大突出问题亟待于“共同富裕”方略布局中通过市场化、法治化道路加以解决。

首先是市场化道路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在任何有效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间对于资本有效配置的竞争，是基于潜在借款人提出的商业案例以及贷款方所愿承担的相关风险，这对可持续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借款人通过市场自我估值将自身的比较优势杠杆化变现；而贷款方通过市场估值评估借款人的资源禀赋并给予市场定价；资本从而从“所有”之由优势方转向“估值”之优势方转移，每个人都在资本的流动增值中受益，而每个人都能基于各自之比较优势获得相对公平的定价。中国当下乡村最大的瓶颈，便是市场定价中被“低估”，价格始终无法反映农村资源要素的价值，而突出表现在要素的流转瓶颈：比如土地要素无法在经济活动中被定价、交易乃至估值。“土地”是对农村的基本定义、而“土地问题”构成农村问题的基本面所在，通过市场化道路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进路在于“土地”要素参与资本有效配置的市场过程，政府在“土地流转”层面的进一步让利、放权，与社会的活力、自主成为开门的钥匙所在。

其次是法治化道路解决个人收入差距问题。近来常提及之“三次分配”，就是政府力求介入收入差距解决议程的突出表征，而前者常常被等同于“劫富济贫”。三次分配这一概念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指涉在市场机制进行初次分配，政府介入进行再分配后，社会力量通过道德约束自发自主地进行捐赠与转移收入；这在已开发国家已经是社会性常态以慈善捐赠等为代表的第三次收入分配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手段，如2019年法国国内捐赠金额就达到85亿欧元。通过法治化道路进行“三次分配”，便是在于法制层面助力道德机制在收入转移中的效能发挥，诉求对公众、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允许社会组织接受捐赠，拓宽其筹资渠道；给予企业和个人一定数额的税收减免数额，鼓励其慈善捐赠；允许社会组织开展经营活动并由地方政府提供一定财政支持，帮助其正常运转等。在法治尚未健全，甚至尚无财产税出台的中国，通过法治化道路促进三次分配，藉由立法议程支持社会道德与自主，成为进路依托所在。

通过市场化、法治化道路加以落实“共同富裕”方略，是中国继续提升治理能力、更新合法性资源的必由之路；而市场化、法治化的进路，不仅是对过往四十年历史经验的肯认，也终将导出乡村要素的市场化与法制领域的健全化，从而支撑社会进一步的自主、活力与韧性。中国的特殊国情，土地的公有与法制的待完善，则构成落实“共同富裕”方略的重要“制度抓手”。而中国当下着力推进的深化“对外开放”，是对于国进民退、杀富济贫、向左转向的最好回应：在根本意义上，“开放”终会倒逼“改革”。

作者李林杰，四川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上海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