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强 著《禹贡论校证》（附禹贡山川地理图）出版

书名：《禹贡论校证》（附禹贡山川地理图）

作者：徐新强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作者简介】

徐新强，山东曲阜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尚书》学研究中心主任、曲阜师范大学“杏坛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访问学者，中国史儒家文献博士。山东孔子学会理事、山东省传统文化教育传承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经学文献整理及“禹贡图”文献研究。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禹贡图集成与研究暨数据库建设”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冷门绝学项目1项。获得2018年山东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参与）、2018年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参与），于核心期刊、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专著《禹贡图文献集成（共十册）》1部；《尚书文献选辑（共六辑）》副主编等。

【内容简介】

“《禹贡》图”与《禹贡》学、历史地理学密切相关，涉及河流疏导、水利兴修、边疆治理、民族分布、政治经济等众多问题，“《禹贡》图”研究不仅对完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有着积极意义，对发掘经典所蕴含华夏民族的原始记忆、实现鉴古知今也有着现实意义。但由于相关问题学界关注少、研究难度大而鲜有相关研究成果。由于时空远隔，宋前“禹贡图”皆已散佚，因此，对宋代“禹贡图”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于“禹贡图”研究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宋程大昌着有《禹贡论》《禹贡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且最系统的“禹贡图”文献，其虽名为三编,但实为一体，三者文图互为参照,故本书合而校证，对于研究宋代“禹贡图”的源流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以宋代程大昌着《禹贡论》（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学刻本）为底本，包括《禹贡论》《禹贡后论》《禹贡图》三个部分，是程大昌对宋前《禹贡》所载地理、地图、贡赋、荒服等问题的考证，论前图后，依其所论绘以“禹贡山川地理图”。本书撰写分两个步骤，一是，对《禹贡论》《禹贡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进行点校，并以“四库本”和“钱氏指海本”为参照进行对校，歧异处参核上下文、后世《禹贡》学文献如明代《禹贡要注》、清代《禹贡锥指》等加以判断取舍。二是，对《禹贡论》《禹贡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所论依篇目将历代学者相关的考辨列于其后，归纳学者的主要观点，并进行简单的疏解；对原书中绘图作简单阐释。对存在争议问题，作者则考察诸观点差异，利用史籍、地志、地理等文献进行印证，采用训诂学、地理学的方法进行校证，加以按语点评程大昌之论，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是为“校证”。历代学者观点纷歧而无定论者，则守古人阙疑之训，只列出各类论说观点，不予以结论。

通过对《禹贡论》点校、集释、校证，不仅可以发现宋代《禹贡》学由传统经学注疏向历史地理学的转向，由此也可以发现宋代于河流治理、疆域盈缩等方面的政治观念。而通过元、明、清相关《禹贡》学著述的校对，亦可以发现宋至清，对于地理、疆域以至治政理念上的发展与变化脉络。

【目录】

前言

凡例

禹贡论

禹贡山川地理图

参考文献

【前言】

《禹贡》是《尚书·夏书》中的首篇，记载了“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的一系列故事，历来被视为与地理、疆域、贡赋等国家治理相关的重要文献。“禹贡图”，也称禹迹图，不仅包括历代《禹贡》学著述中所载大禹治水，依山川、导江河、分九州、理贡道的地理图，还包括别贡赋、分夷夏、画荒服的政治治理一类的图。除了对擘画九州的载录外，“禹贡图”与《禹贡》经文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早期的贡、赋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不同区域土壤的考察，综合区域经济状况来确定赋税的等级；通过对各州所出物产的考察，从而确认贡物的品类；通过对水道的疏通与沟连，不仅实现了治水避灾以保民生的目的，也确保了贡赋运输的畅通。

“禹贡图”与《禹贡》经文互为注脚，使《禹贡》意涵的延展摆脱时空限制，借助“禹贡图”可以清晰判断九州山川河流的地理方位，由此也启发了后世学者“左图右书”的治学传统与经解方法。

“禹贡图”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重要时期：一是“禹贡图”的产生期，这一问题从古至今学界观点分歧不一，关于“禹贡图”产生，历来有禹夏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说，其时间跨度几乎涉及了从上古至两汉整个华夏文明的形成期。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先民都是以图来记录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由此来说“禹贡图”应该出现的很早，它不仅反映了早期先民对疆域、地理的认知，也是其朦胧的天下观、一统观的体现。二是“禹贡图”发展的转折期。传世文献中，宋前的“禹贡图”皆已散佚不见，我们已无法看到唐及唐前“禹贡图”的形制。宋时应该还有相当数量的“禹贡图”流传，这为宋代“禹贡图”繁盛奠定了文献基础。从宋代“禹贡图”文献可以知道，宋人习承了唐甚至唐之前的“禹贡图”并在其基础上予以发展，使“禹贡图”的绘制更完善。宋人对《禹贡》的认知也由经学转至地理学的向度，宋人“禹贡图”不仅是其经学、地学思想的载体，其中更是寄寓了宋人外忧内患下的家国观念。因此说，宋代“禹贡图”大量出现不仅在文献层面上出现转折，宋代“禹贡图”被融入了士人的家国幽思，成为重要的思想载体，也出现了思想发展上的转折。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宋代在“禹贡图”发展历程中上承汉唐下启明清，是“禹贡图”史中的重要结点，在“禹贡图”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对“禹贡图”出现的探讨

“禹贡图”与《禹贡》篇的形成，由现代考古发现来看，与中国早期贸易中的水道交通的发展关系密切。从文本上来看，《禹贡》托名于大禹，反映大禹治水之事及夏禹时期各地向冀州交纳贡、赋的情形。但是从历史的视角来观照这一表述，则会发现这种表述失之于客观。夏禹之时，华夏大地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据传世文献所载可以知道，到殷商之时，以河洛为中心的区域内大小邦国约有二千，周初诸侯至少也有八百，而夏禹之世则必然不少于此数。《尧典》“协合万邦”之说就反应了尧舜之时邦国林立的社会面貌。《老子》“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话，正是上古社会邦国并存的真实写照。在这种邦国割据的社会现实下，各国不相往来、以邻为壑，先民的意识十分的狭隘，所知道的也只是天下最小的一部分事情，更不要说虞夏之时。在万国林立的夏禹时代，以《禹贡》所载之规模，以一人甚或一邦国之力实现天下九州的划分、山川河流的疏导以及土壤的勘测分类，并不现实。而《禹贡》篇中所反映各州向冀州交纳税赋、特产的记载也不可靠。夏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在天下九州的范围内，要求各地所出物产进贡至冀州一地或一国的可能性十分的小，但并不能因为这种矛盾就直接割断“禹贡图”与禹、与夏的内在关联。从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判断，图的出现早于文字。结合考古发现的成果判断，“禹贡图”的出现也应早于《禹贡》经文。“禹贡图”与《禹贡》所反映又为夏禹之事，二者的出现早至何时，无法确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禹贡图”与《禹贡》表述的形成，是一个有先有后、逐步形成的过程，而其源头极可能要早至夏禹治水之前。

上古之时，由于江河水道都处于自然状态，无人力开掘或人为疏通而极易壅塞，在经历降水或其他地质灾害时，常常出现洪水泛滥的情形。因此，在一定的区域范围之内，夏禹可能借鉴先前贸易交换过程中绘制的水道路线图协调各邻邦疏通水道，实现泄洪导水的目的。《周公职录》曰：“黄帝受命，风后授图，割地布九州”，是九州依图而分。《水经注》曰：“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授禹河图而还于渊。”这些都是禹依图治水的文献，而治水成功之后，大禹接受邻邦物产作为馈谢之礼，在这个过程中，图与文被禹或其下臣重新绘制与修正，而出现了“禹贡图”及《禹贡》的雏形。从新出土的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廼拜方设征”的铭文来看，西周时期，成熟的《禹贡》式的表述已经出现。西周之时，其统治虽并未实现完全的天下一统，但周天子封邦建国、分封诸侯，一定程度上成为天下共主，或出于水道疏导亦或政治治理的需要，在夏商已有的山川水道的图文载录基础上，对山川、薮泽、河流、土田、贡赋等的梳理扩展至天下九州，并条分缕析绘之为图，记之为文，形成了反映西周时期山川地理物产的图录。周人尊夏，因而托名于禹而称之为“禹贡图”与《禹贡》。这是其初有天下，亟须明晰疆域、掌握天下山川形胜，划分区域、征缴贡赋所必需的工作。而“禹贡图”不能详尽展示的内容则辅以文字说明，也就有了《禹贡》式的表述。周人对夏禹之时出现的“禹贡图”及《禹贡》式表述的承袭与发展，不仅是周初统治者国家治理的必然，更符合其寻求统治合理性以及尊夏的心理要求。

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知道，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时期，时间上与文献中所记载的禹夏有交集。这一时期的贸易交换已经十分的发达，贸易交换成为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内容，贸易交换的范围也已十分的广泛，涉及物品种类繁多，在当时主要包括农业、渔猎、采集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甚至还包括开采的稀有矿产品。龙山文化时期贸易交换已经形成不同层级的市场体系，这一体系按照规模由小到大又分为初级集市、区域市场、跨区域市场三个层次。不同层次的市场交换的物品也不尽相同，由于跨区域市场面对的需求更广、更复杂，因而还出现了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跨区域市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贸易交换体系，以调节大区域范围内物产供给。由于运输距离比较远，在这一过程中又出现了长途运输的通道和沿途的节点性市镇，以及便于长途运输的具有较大增值空间的商品。这些具有较大增值空间的商品多为经过人力再加工的手工业产品，包括陶器、石器、玉器等。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生产十分的发达，产量大器型多，这与当时陶器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密切相关。石器的生产在这一时期并未象陶器一样形成规模，从考古发现来看，聚落遗址上的石器成品和使用损坏的石器比较少。由此，考古人员推测，石器产品不主要是供给本聚落使用，大多则是作为商品交换出去。而玉器以及一些精细石制品是当时的高端产品，一般出现在大型的中心聚落或是祭祀遗迹中，一些比较精美的石器和小件玉器也在少数墓葬中被发现，属于专供上层消费的奢侈品。精美石器与玉器的制作，人力、物力投入相对较大而产量却较小，成本高昂，只有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统治阶层才有可能拥有。（孙波《山东龙山文化的聚落与社会》2019）因此，这些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的享用也成为上层统治者特权与地位的象征，这类奢侈品自然成为跨区域贸易交换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跨区域的市场交换已经发展成一个成熟的贸易体系，其所交换的物件正是包含一定技术和劳动含量且具有较高增值空间的高端产品，由于跨区域贸易交换的复杂与交通运输路线的原因，已经出现了能够识记交通路线，懂得贸易交换规律的专业商人，追求高端奢侈品的贵族统治者。对奢侈品的追求以及专业化商人的出现使龙山文化时期贵族手工业及跨区域的交流网络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统治集团中的上层贵族则通过其所掌控的权力攫取财富，进而强化其身份，享受奢华的生活。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时期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石器、玉器表明了手工业的发展和上层贵族对外交流的扩展。以石器、玉器生产和流通为代表的手工业被纳入上层统治者的控制之中，这也是社会复杂化深入发展的结果。早期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人类社会群体内出现了制度化的不平等，居于统治或支配地位的贵族往往以贵重、罕见或外来的奢侈品，以及精致考究的居址、墓葬等物化的形式来表现、强化其身份和地位。（戴向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社会复杂化的进程》2012）在出土的山西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中就发现了来自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器物，而夏禹之时，统治者对稀有、贵重物品的追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跨区域贸易和水陆交通的发展。

龙山文化早期，各邦国跨区域贸易交换已经出现。到了《禹贡》记载所反映的龙山文化中晚期，跨区域贸易交换模式已经十分的成熟，在贵族统治者的墓葬中，具有身份象征意义的外地域特产已经十分的常见。《禹贡》经文中所载作为贡、赋通过跨区域水道交通运送至冀州的各地物产，最初可能并不是以贡、赋形式得来，而恰恰是通过这种早期的远端贸易交换获得。从根本上来讲，贡、赋除了包含有上下级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外，本身与交换流通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说文解字》释“贡”“赋”皆从“贝”，段玉裁释“贝”：“谓以其介为货也”，释“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于人曰赋。”由“贡”“赋”二字本意来看，其与物产的班布流通有着一定的联系。上古时期的贵族统治者，或是对其他邦国文化不甚了解，或出于巩固自身统治威信的需要，将贸易交换得来之物唤作外邦之贡、赋。为满足上层贵族统治以及奢侈生活对此类“贡”“赋”的需求，贵族统治者积极推动跨区域的远端贸易交换。出于城邦间跨区域贸易交换的需要，专门从事跨区域贸易交换的机构或人在进行远距离贸易的过程中，便会探索水陆交通的辗转路线，为帮助记忆或方便后人对交通路线的掌握便绘之成图。早期人类社会的交通运输并不发达，没有人为开通修建的交通途径，跨区域间的交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形成的水道交通网络，因此他们所绘制的交通路线图在实质上便是水道交通图。龙山文化时代还没有通行或成熟的文字，所以先民们便将水道交通路线用图画的形式记录下来，而“先民最初的地理知识是用图画来传达的”，这种图示的水道交通图或许正是“禹贡图”的渺远前身，跨区域贸易的水道交通路线图也为夏禹之时洪水治理、随山刊木、水道疏浚提供了借鉴与指引。

在洪水治理的过程中，夏禹不仅开掘疏通水道，而且还以大山丘原为标识，修正并完善早期贸易交换过程中所绘水道交通图。此时的水道图还局限于以尧、舜、禹所掌邦国为中心的邻近城邦范围内，远没达到天下九州的广袤地域。直到西周之世，发源于西方的周人疆域横跨东西而奄有四海，西周以天下共主的姿态，托名于大禹而最终形成“禹贡图”与《禹贡》经文。“禹贡图”与成熟的《禹贡》经文形成的西周时期，去古未远，有一定的史实为依托，因此也可以支撑“禹贡图”与《禹贡》早出的观点。历史时期，在地理上，陵谷有升沉、土石有消长、河流有变迁，历代为政者和学者在早期图、文的基础上不断绘制、修正并完善所处时代的“禹贡图”和《禹贡》经文，突显出其经学、历史、地理以及治政等领域的重要价值。“禹贡图”和《禹贡》经文不仅客观的反映了九州地理划分，也是中国天下九州一统观念的肇始，作为地理与治政的重要文献被历代学者反复解读。

宋代“禹贡图”发展概况

传世的宋代“禹贡图”着术按其作者先后及成书时间，首先有旧题为苏轼撰《历代地理指掌图》，但《四库提要》以之为后人托名苏轼而实为北宋税安礼所撰。《历代地理指掌图》共有图四十四幅，始自帝喾九州至宋州郡，绘制了历朝历代的疆域图，图后均附说明。而其中“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禹迹图”与《禹贡》经文所述“禹贡图”更为近似。而“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中所绘海岸线、河流、长城等的轮廓，与宋绍兴七年石刻《华夷图》很相似，尤其是第一幅图后附的图说与《华夷图》上所刻文字说明十分一致，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禹贡图”与唐代“禹贡图”源渊关系。

北宋杨甲《六经图考》大致成书于绍兴中期，杨甲以图谱的形式展示“六经”所关涉问题，其中《尚书轨范撮要图》包括“随山浚川图”“九州疆界图”“治水先后图”“九州九山名数图”“五服图”等。与之前的石刻《禹迹图》、《地理指掌图》相对照，宋早期的图多于宏观总图的绘制，其反映的是对整个朝代对疆域、区划的关注，可能更多的是体现了宋人天下统一的思想观念。而杨甲之图除了总图之外，更增多了导山、治水、五服之图。由此，可以发现，此时宋人已经不单纯的将“禹贡图”作为一种思想与观念的代表，而逐渐的向山水疏导实践变化，显现出地理学上的特征。

南宋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主要包括山川大河、贡道碣石等图三十幅。淳熙四年，程大昌侍经筵而讲《尚书》，考证《禹贡》篇山川实地则事为之图，即《禹贡山川地理图》，因此其图绘于淳熙四年前后。其《序》说：“稽求先儒旧说，各以其语先为之图，从而辨证其误。旧说既竟，乃出愚见别为图以缀其后。”他先归纳前人旧说绘图，而后考辨其正误，再依据新解绘图于后，通过新旧对比，考察图示及论说。程大昌绘图理论与方法比晋、唐“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更进一步，其所绘各图不仅明确标示东南西北方向，并且“图以色别，青为水，黄为河，红为古今州道、郡县疆界，其用雌黄为识者，则旧说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对不同称名的山水、河流、郡县等都采用不同的颜色区别展示，一般水道用青色，黄河则绘以黄色，古今疆界用红色，而不能确定的旧说则用雌黄表示。四种不同的颜色共绘于一图，将不同的地理形态鲜明地区分，而这种多色绘图的方法与理论，与宋代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密不可分。而相较于之前的“禹贡图”，程大昌之图更注重考察《禹贡》山川、河流的历史变迁，而具有了显著历史地理学特征。因此，本书亦以程大昌《禹贡论》《禹贡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合而为一，点校并按以集说，以期求证于文献。

宋代著述中“禹贡图”相对较多，除此外，还有一些图解“六经”、图解《尚书·禹贡》篇以及注解《禹贡》的专书中也零星的绘制了“禹贡图”，其图幅相对较少，或三五幅或一二幅。如，略晚于程大昌的唐仲友绘制的《帝王经世图谱》，以图谱梳理“六经”旨要，其中的“禹贡图”包括“禹迹九州之图”“禹贡九州山川之图”二幅。唐仲友不仅以图展示九州山川疆界，还以绘有“禹贡九州谱”，以“谱表”的形式统计九州的山、川、泽、原，还将各州边界、物产及少数民族居民予以统计。再稍晚的傅寅绘有《禹贡集解》，《永乐大典》载其书则名为《禹贡说断》。傅寅曾着有《群书百考》，考辨群书辅之以图，《禹贡》之图说概为此书中一种。因当时解说《禹贡》诸家对九河、三江、黑水等考证结论歧出，傅寅条列诸说而断以己意，并绘制“禹贡山川总会之图”“九河图”“九江图”“三江图”共四幅。还有托名郑樵的《六经奥论·书经》，其中考论《禹贡》篇时绘有《禹贡九州之图》一幅。《六经奥论》中论《书》一条引用《朱子语录》的话，并称朱熹谥号，则可判定此书必不为早于朱熹的郑樵所作，应该成于南宋末。

结合文献的间接记载来看，宋代“禹贡图”远不止这些。南宋陈振孙着《直斋书录解题》记有《六合掌运图》：“凡为四十四图，首列禹迹，次为中兴后南北二境。”其前两幅图与“禹贡图”相关且以“禹迹”领衔，有统摄九州六合之意。清胡渭《禹贡锥指》中《禹贡图》的前序中也说：“合沙郑氏东卿着《尚书》图七十有七，其系《禹贡》者凡二十五。”可见郑东卿也曾绘有“禹贡图”。另朱彝尊《经义考》载录黄千能《禹贡图说》、孟先《禹贡治水图》、张性善《禹贡没革图》、王柏《禹贡图》等皆绘有“禹贡图”，但由于时空的远隔，这些图籍皆已散佚不可见，其中所绘“禹贡图”虽不知其详，但根据已有之图推测，有宋一代“禹贡图”除名物的差异外，应该相去不远。直接及间接可知的“禹贡图”之外，概还有不可胜数的“禹贡图”湮没于文献传承的历程之中。传世的宋代“禹贡图”不仅数量上远超之前，在图的分类上也比宋前要多。宋代不仅有宏观的“九州图”“沿革图”，还有具体展现导山、导水、贡道、甚至五服的专图以及各类指掌图和对地理、物产等名物梳理的图谱。而在图的绘制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朱墨区别古今疆域沿革发展至用不同的颜色区别不同地理特征和地形地貌。此外，宋图也开始标示东南西北方向用以确切指示地理方位。但宋代“禹贡图”除石刻《禹迹图》全图绘有方格并注明比例尺外，其它宋图皆无绘制方格与比例尺以辨广轮之度。晋裴秀已有“分率”之论、唐贾耽亦有绘有方格体现分率的《海内华夷图》，由传世宋代“禹贡图”来看，宋图还仅仅是指示性作用，并没用于具体地理位置及相对地理距离远近的考定，更多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载体。

宋代“禹贡图”的无论是于规模还是绘图水平都有了巨大进步，这不仅与社会的进步有关，还与宋代对“禹贡图”的重视与传习有着密切关系。宋代对于“禹贡图”的研究与传习已经成为士人学子修学的重要内容。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中引宋代刘敞《观林洪范禹贡山川图》“于今传者为张宜”一句推断：“北宋时绘制《禹贡山川图》可能在某一范围内形成了师徒相授的传统。”如果这一推断成立，那么至少在北宋时期的学术领域或官方行政范围内对“禹贡图”已经十分的重视，并在一定范围内得以习承。西安“禹贡图”刻石写有“岐学上石”，有学者考证说是当时西安府学获此图，为教授学生而刻于石上。同样，镇江石刻则更是明确说明为镇江府学立石。而辛德勇考证山西石刻“禹贡图”最初立于县东南的稷山县学。我国历来有将经典刻之于石以为标准用以传习。由此三地府学所立“禹贡图”刻石来看，宋代确有“禹贡图”的研究、传授及绘制，并且将此“禹贡图”视作经典刻石以供传习。宋代已经将其做为一门学问在官学被传授，自然宋代“禹贡图”的数量、类型与规模远比今天所知道的更多，而宋人对其绘制与阐述还会有不同的侧重，承载着不同学派的学术特征与思想观点。

程大昌着《禹贡论》《禹贡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虽名为三编，但实为一体，三者文图互为参照，故合而校证。《禹贡论》《禹贡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存世版本主要有北京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学刻本、淸康熙成德刻通志堂经解本、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道光间钱熙祚守山阁刊《指海》本等。通志堂经解本，以今已散佚的天一阁钞本为底本，但该钞本有“论”无“图”，且“叙说”不全。四库全书本以今已散佚的《永乐大典》本为底本，但仍阙《九州山川实证总图》《今定禹河汉河对出图》二图。《指海》本可认为以《四库》本为底本。其余如《清芬堂丛书》本则有“论”无“图”，而《四库全书荟要》本则有“图”无“论”。因此，依据版本流传的情形，本书校证以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学刻本为底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校。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课题“《禹贡》图”集成与研究暨数据库建设”的文献整理的部分内容，因此作为课题组成员的两名研究生赵茜茜、王建两名研究生在文献搜集整理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限于作者及课题组成员的学术积累及研究水平，在点校及校证阐释过程中，肯定还存在大量的错误和疏漏之处，请前辈批评指导并谨以此就教于大方之家。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