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阳明逝世494周年: 从王阳明到鲁迅青年学术论坛

来源: 文以传道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壬寅腊月十九日戊辰

          耶稣2023年1月10日

作为一座有着2500余年建城史的城市，绍兴自古钟灵毓秀、文脉千年不绝，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东亚文化之都，也是著名的水乡、酒乡、桥乡、书法之乡和戏曲之乡，更被毛泽东同志誉为“鉴湖越台名士乡”。发源于绍兴的越文化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浙江文化的根脉。悠久的越文化孕育了哲人王阳明和文豪鲁迅，并成为他们诞生和成长的文化背景和内化资源。作为越地名人的优秀代表，王阳明和鲁迅在思想立场和人格精神等方面有许多的相通性，他们不仅都是“别立新宗”的思想家，而且在反叛和对抗主流文化方面也极为相像。作为越地两位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巨人，王阳明、鲁迅先后开启并助推了中国近世启蒙思潮的发展，他们的影响遍及思想界、文学界和教育界等，至今仍对中国乃至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2023年1月9日是王阳明先生逝世494周年纪念日。为进一步探讨王阳明、鲁迅与越文化之间的深厚联系，进一步诠释王阳明与鲁迅思想精神的相通性，进一步弘扬阳明文化和鲁迅精神，由绍兴文理学院、国际儒学联合会阳明研修基地和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共同主办，绍兴文理学院东亚文化之都研究中心、绍兴文理学院王阳明研究中心、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绍兴市鲁迅研究会和绍兴楚越文化研究中心等协办的纪念王阳明逝世494周年“文脉相承：从王阳明到鲁迅”青年学术论坛于1月8日上午召开。

本次纪念王阳明逝世494周年“文脉相承：从王阳明到鲁迅”青年学术论坛共有来自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江南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大学、安徽大学、宁波大学、贵州大学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22所高校和科研机构32位青年学者和博士、硕士等发言，共有100余人参加了线上的会议。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副院长钱明教授在青年学术论坛上致辞并作开幕主讲，绍兴文理学院卓光平老师在论坛结束时进行了会议总结。本次青年学术论坛主要话题包括越地思想文化对王阳明、鲁迅的影响研究，王阳明与鲁迅思想精神的相通性研究，王阳明、鲁迅与近世中国启蒙思潮研究等三个方面探讨“文脉相承：从王阳明到鲁迅”这一话题。

会议开场由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副院长钱明教授致辞并作开幕主讲，他指出王阳明和鲁迅的出生年和过世时差距都是四百零几年，在这四百年间，越地文化处于顶峰时期，出现了大量在人类历史方面对文化、思想有卓越贡献的文化巨人、思想巨人。从王阳明到鲁迅，就是这期间一头一尾的两个代表性人物。如果用“心动力”和“行动力”来概括王阳明和鲁迅的共同点，则王阳明在“心动力”和“行动力”两方面都非常注重。相对来说，如果鲁迅是“批判的武器”，则王阳明不仅有“批判的武器”，还有“武器的批判”。王阳明在“行动力”上超过鲁迅，其影响力不仅在思想、学术上，还在他的事功上。而鲁迅则注重“心动力”，他的《呐喊》其实就是他办过的“心声”，他的呼吁是“心声”，通过“呐喊”来唤醒人、改造人、立人。而从“新民”与“亲民”的差别来看，王阳明与鲁迅在对人心的认识上有所不同。但从越地文化的主基调来讲，二者都有豪杰的“大丈夫”精神，这种精神在阳明的弟子、他的后学，乃至在以后的鲁迅先生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这是一脉相承的精神文脉。

一、在探究越地思想文化对王阳明、鲁迅的影响研究方面，有10为青年学者发言

张宏敏（浙江社科院研究员，博士）发言的题目是《论王阳明与鲁迅》，他在报告中从历史、文学和哲学三重维度考察了王阳明与鲁迅在学行、文章和精神思想的方面的相通性。鲁迅对传统的批判，对现代的接纳，为我们今天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一个范例。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邹剑锋（宁波大学副教授，博士）发言的题目是《阳明先生与鲁迅狂人精神异同说》，他在报告中指出，王阳明的“狂”更多的是教育，也就是所谓的担当、毅力、意志。鲁迅的“狂”，是所谓的“狂人”，他从一个医学专家转向一个启蒙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狂”是在一个将近黑暗的九十多年前的一种启发，是对新思想的一种传播。同时，王阳明、鲁迅都是绍兴人，狂的精神，包括现在绍兴人的精神，也包括“绍兴师爷”这种对知识的自信，包括越王勾践十年卧薪尝胆，这种“狂于进取”都体现在了杭州与宁波之间。如果是宁波是大海精神，杭州是西湖精神，那么处于天堂与大海之间，绍兴人更多的是一种“狂于进取”的精神。

卓光平（绍兴文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发言的题目是《越学文脉：从“圣之狂者”王阳明到“醒之狂者”鲁迅》，他在报告中指出，从越学文脉的角度来说，王阳明与鲁迅是双峰并峙的越地思想家，也是前后相继的精神独异者，还是引领时代的思想源泉者。他们之间的相通性或者说传承性表现在“异”“狂”“心”“事”“文”与“人”等六个字上。具体而言就是，反抗主流思潮是他们身上流淌的越地独异传统，从“圣之狂者”王阳明到“醒之狂者”鲁迅这体现了越地绵延不绝的狂者精神谱系，从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到鲁迅“立人”思想其立足点都是“心之觉醒”，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到鲁迅的“重在实行”这表明他们都有自己的行动哲学。从“心学集大成者”到“中国新文学之父”显示了他们都是“别立新宗”的文化大家，而在近世中国启蒙思潮之中他们又无不都是“人学”思想发展的巨大推进者。

王闻文（山东大学硕士）发言的题目是《狂而不放:论阳明与鲁迅“狂”人格的哲学内涵》，他在报告中指出，同作为被“越文化”影响的学者，阳明与鲁迅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为鲜明的一个特点便是“狂”。但是，此“狂”非是狂妄自大之狂，更不是毫无章法的放荡不羁之狂，而是表现为对桎梏人性礼教的不满，对既有“定理”的反叛。他们的狂都是始于对现实的不满，又敢于打破前人既有的成见，而最终都是要使人回归到“本真”之性，以至圣人之境。概言之，阳明与鲁迅虽狂而不放，狂中自有一“圣人”在。

贾立君（南京大学硕士）发言的题目是《亦狂亦侠亦温文：王阳明的“狂者胸次”与鲁迅的狂侠人生》，她在报告中指出，王阳明和鲁迅的“狂者”气质是相通的。王阳明年轻时就常以狂者自居，评价自己“臣在少年，粗心浮气，狂诞自居”，立志“且向樽前学楚狂”，对于湛若水的“狂生之谕”欢迎之至，但王阳明的“狂者”意向并非是耽于饮酒玩乐等外在形象，而是通往“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弊，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的“圣人气象”，在“狂者”的精神特质之外，王阳明还独特地加了“狂者胸次”，以标识自己作为“狂者”的精神境界。鲁迅的精神很狂“拮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拮击扫荡焉”，鲁迅的行为是狂的，自新文化运动后，鲁迅又开始了持续不断的论战，一次次激烈的论战充分体现了他的“狂”。

黄书（贵州大学硕士）发言的题目是《越学文脉中的“时代新知”：以王阳明与鲁迅为例》，她在报告中指出，越文化对王阳明与鲁迅的性格生成有着润物细无声的滋养，他们也因此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而又有着深刻内在关联的精神人格。王阳明身上的铮铮傲骨、大义凛然、狂者精神、仁爱性格，鲁迅身上的刚毅峻拔、勇往无前、悲悯众生、精致灵敏，以及他们在思想上开拓创新的“拓荒”勇气，都与越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关联。而王阳明与鲁迅既受益于越地文化，又以不同的方式反哺着越文化，并进而实现了文化的承传与拓展。

孙拉拉（绍兴文理学院硕士）发言的题目是《略谈王阳明与鲁迅的狂者精神》，她在报告中指出，“狂者”的文化基因一直流淌在由蛮夷文化发展起来的越文化的涌流之中，并进而构成越地文人的精神内核，形成了自大禹起，到春秋战国勾践、东汉王充、魏晋名士嵇康、明清一代心学宗师王阳明，再到鲁迅，几乎前后贯通的精神谱系。

陈振宇（绍兴文理学院）发言的题目是《古越文化胆剑精神对王阳明、鲁迅的影响》，他在报告中指出，同为绍兴的文化巨人，王阳明与鲁迅在不同程度上都继承了古越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二人在精神品格上的坚韧不羁与思想境界上的反叛意识、尚武意识都深受越地胆剑精神的影响。

竹一漫（绍兴文理学院）发言的题目是《狂狷精神对王阳明、鲁迅精神人格形成的影响》，她在报告中指出，狂而进取，狷能自守，狂狷之气的加持使王阳明和鲁迅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温良谦让，而生成一股反正统文化的狂侠豪气，于国家临危之际，尽显“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格魅力。

徐依楠（绍兴文理学院）发言的题目是《论越文化思想对王阳明、鲁迅的影响》，她在报告中指出，阳明学是明清“浙学”的主体，也是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起到主导性作用的思想形态。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鲁迅是肯定个体性原则的阳明心学的杰出领会者和实践者。二者的人文精神具有相通性。

第一组由江南大学韩宇瑄老师评议，他总结指出，文化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方式，主张使用宏观的、比较的、融通的视角，对研究对象开展影响的、实证的研究。王阳明和鲁迅都是横跨古今、融汇文史哲的大家、名家，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因此，采用文化研究的方式对二者进行研究，无疑是必要的、有效的。本组的10位学者使用这一方法，将二者放在文化的维度中进行研究，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文化研究的“比较视野”、“历史视角”和“文化品位”。本组讨论很好地完成了“越地思想文化对王阳明、鲁迅的影响研究”这一议题，共同体现了阳明、鲁迅文脉的悠长与炽热，对于广大越地思想文化，建设“文化浙江”不无启示意义。

二、王阳明与鲁迅思想精神的相通性研究方面，有11位青年学者发言

任传印（湘潭大学副教授，博士）发言的题目是《王阳明与鲁迅之比较——基于佛教文化维度》，他在报告中指出，王阳明与鲁迅在扬弃佛学方面都坚持了自身的文化立场，都有很强的主体性，并因此形成了迥异于佛家的文化人格与艺术个性。两人都在较深入的心性层面对佛学有所批判或摄取，阳明的批判较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与佛家在修行方法上有契合之处；鲁迅的摄取可能比较多，他摒弃了神学的成分，看重佛家的心灵探索与对存在的思辨；阳明反对佛教出家修行的方式，鲁迅赞赏小乘佛教持戒苦修的精神，讽刺大乘佛教的虚伪浮滑；阳明坚持儒家本位，认为儒家优于佛家，在当时比较封闭自足的思想环境中，基于儒学不振的困境，总体倾向排斥佛教；鲁迅在中国遭遇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下，以开放的视野吸收佛家，建设以“立人”为核心价值的新文化。总之，两人在佛教维度的比较对如何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如何摄取外来思想文化、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等问题都有启示意义。

韩宇瑄（江南大学副教授，博士）发言的题目是《江南文化视域下的王阳明与鲁迅》，他在报告中指出，从阳明到鲁迅，轰轰烈烈的主体变革之火在江南地区潜行、燃烧，最终点燃中国弃旧图新、旧邦新造的神圣火炬。二人的思想根底生成于江南，也在江南最早生根、发芽。从江南文化的角度考察鲁迅和阳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江南文化传统，认识江南文化中看似矛盾的因子如何碰撞出原创性的思想变革，也为我们认识“阳明-鲁迅”的江南因子提供了新的启示。

钟纯（贵州大学讲师，博士）发言的题目是《思想的启蒙——人的挺立和“良知”的觉醒》，他在报告中指出，以“文艺复兴”为大背景，追溯到新思想、新文化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强调个体解放，确立人的尊严和价值。鲁迅留学于日本，不仅接受日本的思想，更是接触西欧个体自由和精神独立的思潮，促使他开始反思国人的国民性的不足，而主张“立人”。“立人”，其主体是人的精神价值和世界。作为传承上千的文化，儒学其实质也是人学，关于人与社会、自然、人的关系的学问，重点在人的伦理道德挺立。王阳明作为儒学传承者的重要一环，他的“良知”思想，可以作为“立人”的一个侧面。两者有一定的共同性和契合性。

杨本华（安徽大学讲师，博士）发言的题目是《王阳明的<大学>三纲领诠释》，他在报告中指出，《大学》中的开篇三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被誉为“三纲领”，是统括《大学》思想的核心，历来为哲人所津津乐道、注解诠释不断。阳明则以“万物一体”的独特思维进行了诠释，所谓万物一体，由来已久，自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以来，儒佛道三家均有大量依托于各自思想的异质诠释，如佛教万物一体与诸法法性的中国化的般若学说乃至如来藏缘起浑融一切诸法的万物一体思维，又如宋儒张载“民胞物与”之说等。阳明则依托“万物一体”诠解《大学》三纲领，将之转向为发明良知的学说，并依此批判了佛老二家。

刘杰（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讲师，博士）发言的题目是《王阳明与鲁迅——作为青年导师的越地先贤》，他在报告中指出，这里我把王阳明和鲁迅定义为青年导师，因为这两个越地先贤不仅在他们生活着的时候就广受社会上的读书青年的尊重与追随。在他们去世之后，依然能够为青年人的成长，在他们的作品之中，思想之中，提供巨大的这个思想营养和精神指引。从青年导师这个层次上，王阳明和鲁迅在四个方面他们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相通性的。首先作为青年导师他们都有着非常精湛的乃至是高超的教学艺术。第二是他们跟学生都有非常坦诚热烈的交往，他们都非常乐于帮助学生的成长。第三就是他们对自身所具有的伟岸的人格魅力。第四点，就是两个人都形成了非常深厚的学脉流淌，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精神财富。

董豪（兰州大学博士）发言的题目是《王阳明与鲁迅的国学修养与人格精神》，他在报告中指出，王阳明的学术、事功、文章在有明一代成就突出，鲁迅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二人同为越地文化所孕育而出，其突出之成就与人格精神的互通有很大关系。在文学上，鲁迅之成就自不必多言，王阳明则是以“其人掩其书”，二人均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学术上，王阳明贯通古今，鲁迅则是古今中外都有广泛涉及，二人均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在人格精神上，他们都能关注现实，勇于任事，有强烈的济世情怀，人格精神有互通性。通过对王阳明与鲁迅作跨时空的对话，我们更需认识到，正是因为他们良好的国学文化修养、传统知识分子担当之情怀，才促使他们成就其不朽之事业，这正是我们青年人需要学习和思考之处。

喻晨曦（贵阳学院硕士）发言的题目是《王阳明、鲁迅人格、思想和精神的相通性》，他在报告中指出，王阳明与鲁迅都有着浓厚的爱国情怀，为民众忧患的强烈意识。他们希望以启迪人性，发动群众来改变整个社会风气。无论是王阳明还是鲁迅，他们寄希望于改造民众，教导民众实现社会和谐，以医治人心为手段。

张怡磊（贵阳学院硕士）发言的题目是《王阳明与鲁迅在精神、思想上的相通性》，他在报告中指出，王阳明与鲁迅都是中国文化的巨人，二者都是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以及文学家，都有着“大胸怀”与“大视野”。二人虽有不同的人生道路与人生境遇，但在人格、思想、精神方面都有着相通之处。王阳明和鲁迅都具有“良知”和“勇”双重性格，并形成了独特人格精神。两位思想家不仅是反对传统的代表人物，而且在精神上是相通的，都是“知行合一”思想的追随者和实践者。在面对不同中国历史背景下，他们都是敢于正视现实而又不屈服于现实的伟大人物。

潘文博（北京师范大学）发言的题目是《鲁迅“独立”意谛与王阳明“致良知”异同考》，他在报告中指出，王阳明的“致良知”，一般而言推重主体在判断是非中的自主性，然而能动性也限制在天理框架内。鲁迅现代独立意识不仅彰显启蒙精神，更注重于主体独立性的生成。二者共相元素皆是不仅把追求真理作为目标，而且把维护自由作为最终的价值旨归。依托阳明心学的价值脉络，鲁迅的独立精神可寻觅到价值对应。两颗伟大的诗人心魄抒发终极性焦虑、时间在场、真理与自由等价值范畴。独立本质与自我时间性显现相关联，而本己时间和死亡意识相关涉。终极性焦虑、畏、自由、本真人格皆成为核心要素。统摄这个美学精髓，可赋予二者以共相精神。王阳明的“良知说”到鲁迅独立精神的提倡，可以看到浙东学界耿耿不可殁的精神气象。

王锦楠（绍兴文理学院）发言的题目是《由“仁”及“人”：王阳明与鲁迅仁爱观中的精神共性》，她在报告中指出，王阳明的仁爱观强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一体”的思想不仅贯穿了他的心学阐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他的仁学理论体系。而被誉为现代中国“民族魂”的鲁迅，则以刀笔剖析国民的劣根性并提出幼者本位的教育思想，通过对假仁假义的批判来彰显和倡导真正的仁爱，其“立人”思想中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与王阳明产生了跨时代的思想共鸣。

金晶（池州学院)发言的题目是《以文去弊---王阳明与鲁迅的现实关怀探析》，她在报告中通过对王阳明观花论的去弊、致良知的去欲、文思想的自然至善境界进行讨论，结合鲁迅部分作品对鲁迅文学中的批判性进行陈述，分析认为王阳明与鲁迅思想中皆含有“以文去弊”之意，并且反映出二人共通的现实关怀。

第二组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张宏敏研究员评议，他指出，湘潭大学的任教授从佛教维度切入阳明与鲁迅研究，总结二者之于佛教的关系，皆是在和佛教的对话当中吸收资源，为我所用。江南大学的韩宇瑄教授讲述的是江南文化视野下的阳明与鲁迅。从江南学或者说是长江学的研究视角切入，立足于吴越文化的精神性来阐明立场，包括讲运河文化，讲长江文明，讲审美趣味，如何沟通阳明和鲁迅，包括也讲到主体，二者皆是个人主体的捍卫者。宁波理工大学学院的刘杰教授从导师这个词切入，比较王阳明和鲁迅与各自学生之间的深度的交流和交往。董豪博士基于时空对话，从文学的成就、人格的精神讲到了这种汇通，王阳明是贯通古今，鲁迅是中西汇通，比较二者国学修养和人格精神的汇通。晨曦同学主要讲爱国情怀的一致性和对百姓民众的同情。怡磊同学阐述了二者汇通形式的相通性，主要是从王阳明的道学革新和鲁迅的文学革命来讲，从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维度论述。北师的潘文博同学讲的是鲁迅的独立意识与王阳明的悲剧美学，讲究生死的关怀，比较二者之于这种独立精神的绘图和对真理的追求。安徽大学的杨本华老师从体用逻辑的展开和内外向上的形式讲王阳明的对大学三纲领的诠释。绍兴文理学院的王锦楠同学，由仁及人讲述王阳明和鲁迅仁爱精神的相通性。金晶同学讲的就是说以文去弊，比较王阳明和鲁迅的现实关怀。

三、在王阳明、鲁迅与近世中国启蒙思潮研究方面，有11位同学发言

蔡洞锋（安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发言的题目是《阳明心学传统与鲁迅的文化选择》，他在报告中指出，鲁迅思想及其文学价值是在全球背景的空前文化转型中形成的，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成为改造传统创造时代的历史角色，所谓“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学的显赫存在，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形成无疑有着来自传统文化浸润的家世背景和故乡厚实的地域文化积习，以及对传统木刻、俗文学、民间戏剧乃至乡邦文献的喜爱，都体现了鲁迅思想和精神的深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昄依。从阳明心学的角度探讨鲁迅文学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形成与发展，无疑能为认知中华传统文化对鲁迅的文学实践、价值理想及其思想形成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崔冶（绍兴文理学院讲师，博士）发言的题目是《从王阳明到鲁迅：“觉民行道”与诗风文风的形成》，她在报告中指出，王阳明诗歌整体风格我们可以概括为“从容有致”“俊爽”，这种俊爽、顿挫之感，就是因他始终不忘济世情怀，他关注民生，忧心于民。一方面，阳明从对自然界的欣赏与创作技法上达到了“有致”的特点，而另一方面通过儒者的情怀，在被民生牵动的情思与理智思考中达成了“有致”风格的另一面。

吴卿（巢湖学院讲师，博士）发言的题目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假仁义之名行其自私自利之实》，他在报告中指出，王阳明与鲁迅虽然相隔数百年，但是相同的历史环境又让他们之间有了某种相似。鲁迅在批判封建礼教的过程中发现了个人乃至整个民族的愚昧，王阳明在批判“伪道学”的过程中却发现了“良知”内于人心的必要性。因此，当鲁迅揭露了封建礼法的“吃人”本质之后，也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德行之路是对王阳明“良知”的回归。

唐哲嘉（苏州大学博士）发言的题目是《从思想到变革——王阳明与鲁迅思想中的实践精神》，他在报告中指出，无论是王阳明的哲学慧思亦或是鲁迅的文学创作都根植于现实，成就于实践，二者都体现了“越学文脉”中狂者的进取精神和着眼于现实的实践精神。这也意味着，对二者思想或文学的体认不能仅仅通过咬文嚼字的方式，而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切体验和用心践履。

任金刚（西南大学博士）发言的题目是《从王阳明到鲁迅：心学传统及其当下意义》，他在报告中指出，鲁迅文章中所提到诸如“撄人心”“精神界之战士”，还《文化偏执论》中的“立人”等核心观念，不仅仅只是别取于异邦的“新声”。如果没有中国因素作为期待视野，西方影响也是无由生根的。在这所谓的“中国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心学传统。从王阳明的“立心”到鲁迅的“立人”，可算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回响。

苏冉（河南大学博士）发言的题目是《阳明心学与鲁迅“人学”间的精神互通》，她在报告中指出，鲁迅文学的发生是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文学交融的结果，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鲁迅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而肯定“个人”的阳明心学，自然也在无意间进入鲁迅思想，成为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存亡之际，鲁迅始终努力改造国民性，通过文学的方式实现国人的精神革命。可以说，鲁迅的文学思想是对阳明心学在现代性历史背景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是阳明心学的内在精神在现代社会政治进程中批判性存在的典范。

王林枫（西北大学硕士）发言的题目是《论鲁迅和王阳明思想启蒙性的具体表现》，他在报告中指出，鲁迅和王阳明思想上最明显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思想在其各自的时代都是具有启蒙性质的。所谓“启蒙”，其本质在于打破外在的束缚，而解放人们最本真的人性。鲁迅所要打破的是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一切反动势力；王阳明所要打破的主要是理学在思想上对人的束缚以及当时社会上重利轻义的不当风气。具体来看，他们思想的启蒙性体现为以下几点：1，注重自我反思；2，具有开拓精神；3，勇于挑战权威；4，富有斗争精神；5，爱国情怀。

胡洋（河南工业大学）发言的题目是《王阳明与鲁迅对日韩思想史之影响的通性》，他在报告中基于东亚文化的视域谈谈王阳明与鲁迅对日韩思想史之影响的通性。二人的思想传入日韩后均对面临僵化困境的学者给予了冲破藩篱以求变的力量。无论是敢于质疑性理而被指为异端学说的韩国霞谷学，还是作为“明治维新原动力”的日本阳明学；王阳明之心学思想与其蕴涵的勇敢学风在日韩学者的继承下于外域发挥了寻求学问自由的意志。四百多年后，尽管存在时代性差异，但是同样受越地“异端”气质影响的鲁迅，其不屈的反抗思想，成为二战后作为日本内部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化斗争的思想资源，并推动了几代日本知识分子对民族问题的深刻反省。而上世纪70年代韩国学生运动领袖李泳禧亦曾大量阅读鲁迅的作品甚至模仿文风以撰写大量文章，对韩国青年反省社会大有裨益。毫无疑问，王阳明与鲁迅二人不仅将优秀的思想成果与“反叛”创新的勇敢风气传播到了东亚邻邦，也给现代中日韩三国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贵的根柢。

陈静雯（绍兴文理学院）发言的题目是《文学的“立人”与“致良知”——鲁迅文学与阳明心学关联的内在理路》，她在报告中指出，鲁迅始终围绕着文学探寻“本心”与世界的尺度，通过“心声”的文学介入到中国的现代转型之中。鲁迅以“心声”“主观内面精神”的主体性文学否定古老民族的旧文化，从而对传统文化反戈一击；同时又以历史中间物思想对自我进行审视，避免了主观精神向唯我论的转化。鲁迅文学始于民族救亡的现实动机，但它始终建立在改变国民个体精神(心)的基础上，将传统心学进行现代性转化，以文学的形式实现国人的精神革命。可以说，鲁迅的文学思想是对阳明心学在现代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是阳明心学内在精神在现代社会的重新激活。

裘依琳（绍兴文理学院）发言的题目是《王阳明与鲁迅“人学”思想的比较》，她在报告中指出，王阳明以“良知”论建立“天下万物一体”的理想世界，鲁迅则以“国民性批判”实现“人国”理想。不同于王阳明的心性之辩追求的是如何成圣的问题，鲁迅是通过改造国民性重塑民魂，进而生成适应民族国家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

金宁（绍兴文理学院）发言的题目是《王阳明与鲁迅的儿童教育思想比较》，她在报告中指出，同样作为中国的教育家、启蒙家，王阳明与鲁迅的儿童教育观念有相通之处。例如，两者都认为应“顺应孩子的天性”，并以此延伸了丰富的具体内涵，在现代社会儿童教育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王阳明主张不要扼杀孩子的天性，他指出“儿童的天性是喜欢嬉笑玩闹，不要过于拘束他们，应该让他们很舒展地成长，他们才会枝繁叶茂；让他们心情愉悦，这样进步的速度就会很快。”此核心观念还引申了以下具体内涵：一是顺应性情与鼓舞兴趣；二是自求自得与独立思考；三是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鲁迅主张适应儿童天性，要“尊个性而张精神”他以“天性”为核心的观念还体现了以下的丰富内涵：一是不封建迷信，提倡科学教育，强调孩子的天性；二是质疑中国传统教育，倡导“以孩子为本位”；三是素质教育——努力把孩子培养成“完全的人”。

第三组由贵州大学钟纯老师评议，他指出，发言老师、同学都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将王阳明、鲁迅与现代启蒙相联系，其选题皆汇通了王阳明与鲁迅的思想观，于当今社会具有现实关怀。

在闭幕学术总结中，绍兴文理学院卓光平老师指出，此次纪念王阳明逝世494周年“文脉相承：从王阳明到鲁迅”青年学术论坛的召开极具开拓意义，一方面表现在将不同专业的青年学者组织起来围绕阳明心学与鲁迅文学开展研究，该活动的举办其本身就是对文、史、哲学科的打通，对古今中外文化的打通，还是对不同专业壁垒的打通，而这种古今打通和文史哲专业壁垒的打通正是当今时代对我们人文学科的要求，也是我们今天建设“新文科”绕不过去而且亟待解决的症结问题；另一方面，30余位发言者的发言主要围绕越地思想文化对王阳明、鲁迅的影响，王阳明与鲁迅思想精神的相通性，王阳明、鲁迅与近世中国启蒙思潮等三个方面问题进了独到深入的探讨，大家对王阳明与鲁迅共同的文化渊源、对近世中国启蒙思潮和“人学”思想近似的影响，以及他们精神思想的相通性等问题的揭示，让原本很少受学界关注的“王阳明与鲁迅”话题真正成为一个学术热点，从对学术研究推动的角度来说，此次青年论坛一定会助推一大批相关学术成果的诞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