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能收到比明朝多10倍的商税？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壬寅腊月十九日戊辰

          耶稣2023年1月10日

在宋代，商税特指一般商品的过税（相当于流通税）与住税（相当于营业税），市舶抽分、坑冶抽分、房产交易课税、酒税及其他专卖收入、场坊拍卖收入都不包含在商税统计数目之内。北宋中后期，商税收入（单指过税加住税，不含其他来自工商业的税费）常年保持在800至1000万贯之间。不妨与明代的工商税岁入比较一下，据黄仁宇统计，1570—1590年期间（隆庆—万历年间），钞关税、商品税、蕃船抽分、房地契税、竹木抽分、矿银、渔课等来自工商业的总收入，合计943000两银。如果按一两白银约等于一贯钱的比率折算，明王朝的工商税总收入只有宋朝商税收入的10%。

为什么宋政府能够征收到远比明王朝（以及其他王朝）多得多的工商税呢？

一种解释是，宋代的商税率远高于明代。事实是不是如此？宋朝的法定商税率为5%（过税2%+住税3%），明代对一般商品的征税包含钞关税与商品税（相当于过税与住税），钞关税率维持在0.2%至3%之间，商品税维持在3%至6%之间。可见宋明两代的法定商税率相差并不甚远。

另一种解释是，宋政府在商税征收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征税、变着花样收税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所以宋人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筦榷货财，网利太密”。但单靠“刻剥”，宋政府是决不可能“剥削”到比明王朝多出10倍的商税额的。要说“刻剥”，明代万历年间的矿监税使才达到“刻剥”的顶峰，皇帝派出的矿使与税使遍天下，“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以致“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但二十余年间，矿监税使也只给内库搜刮到1000万两银子而已。

因此，上面两个解释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合理的解释也有两个：

其一，宋王朝建立了一套完备、健全、覆盖全国各城市的商税征收系统。宋政府在都城、州城、县城以及大的市镇都设有商税务，熙宁十年（1077），宋朝共有商税务2060处，而明初的商税征收机构只有462处，清中叶更是减少到34处。到了晚清时为征收厘金，清王朝的地方政府才重建了比较完备的商税征收机关。

其二，宋代的商品经济发达程度足以支撑800至1000万贯的商税。据刘光临教授的研究，宋代商税重点城市集中在河流沿岸，这些沿河城市贡献一半的商税额，“充分揭示以水运为基础的长途贸易是宋代商税征收的主要对象”；另有31个县城、市镇的商税额超过了所隶属的州城，说明可征收的商税额与所在城市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而与城市的行政级别没有必然关系。

总而言之，宋王朝的商税收入是建立在发达的城市工商业、健全的商税征收体系的基础上的，并不是说官府想要“刻剥”就可以“刻剥”到那么多税钱的。

最后的问题是，宋政府对商税的“贪婪”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论者囿于朱熹提出的“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的指控，认为是后者。但我们认为是前者。理由如下：

当宋政府将征税的重心从农业税转移到工商税之上，势必要培育、维护市场，积极发展工商业，因为杀鸡取卵只能图一时之快，放水养鱼方是长远之计。而为了发展工商业，宋政府需要修筑运河、桥梁，以方便物流、客流往来；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需要热切开发铜矿，以获得充足的铸钱资源；需要积极铸钱、投放于市场，以满足人们交易之需；需要建立金融汇兑机构，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发行信用货币，以便于商人快捷达成交易；需要成立“工商银行”，以向商人提供经营资本的贷款；需要制订合同法、担保法、借贷法、买卖法、牙人法、市舶法等民商法律，以对付日益复杂的贸易形态与利益纠纷；需要保护私人财产权，以激励商民放心地追逐财富、积累财富；需要允许市民随处开店、夜间营业、自主定价，以及人口自由流动，使商业得以充分展开；需要创新市场机制，使商业机构更加适应市场……

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逻辑推论，而全都是出现在宋代中国的事实。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