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莱斯卡尼奇】感受根本性的失败——科斯提卡·布拉达坦著《失败颂》简评
感受根本性的失败——科斯提卡·布拉达坦著《失败颂》简评
作者：亚历山大·莱斯卡尼奇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法国哲学家萧沆（Emil Cioran）在一次抑郁性怨恨状态中写到，“存在是虚无的一种伪装。”作为身处存在和虚无之间的肉体凡胎，虚无完全无法与我们的存在---我们存在的倍受折磨的自我意识----分开就是被他简练地概括的“根本性失败的感受。”受到萧沆抨击人类物种没有边界的自我中心性的启发，科斯提卡·布拉达坦在《失败颂》中阐述了有关失败的深刻见解和聊天漫谈式的思考，作者不无挖苦地注意到，“人类的存在是两个虚无之间短暂发生的瞬间。第一个虚无---浓厚的、难以穿透的虚无，接着是火光一闪而过，随后又是没有尽头的虚无。”我们夹在出生之前的虚无和死后的虚无之间，被暂时悬置在（宗教改革时的)临时敕令（interims）的动荡不定中等待。
为了说明情况，布拉达坦从一个令人担忧的假设说起。想象一下你坐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其中一个发动机失灵了。除此之外，其他引擎似乎也开始出现故障，因此，飞机驾驶员已经准备好让飞机紧急降落（通常是坠入大海或陆地的委婉语，其降落速度可能把飞机像它是锡纸糊的盒子一样毁掉。）在这令人心脏骤停的危机时刻，你意识到了什么呢？没有什么东西赶得上和有关通常被压抑下来的你“接近虚无”的恐惧那样大：你的生命就系于那摇晃的铰链，它随时可能因为所做的任何事情或者什么也不做而断裂。就像任何娇贵的机器部件，身体各器官都要求经常性的维护以维持工作顺畅，这个精心保持平衡的系统可能在任何时刻都出现故障。某个关键器官功能失常，引发倾泻和最终造成整体灾难。或者它可能与某些出毛病的技术发明相撞----电梯、飞机、桥梁---突然不能发挥其设计的功能。人们可能因为本可避免的偶然事故而丧生----涉及到普通家庭物品任何数量的差错都能造成我们不合时宜的灾难毁灭，就连简单的跌倒每年都会造成令人吃惊数量的死亡。这还不说你可能被不小心驾驶的汽车轧死，或者成为气候灾害或空气污染的受害者。
碰巧的是，我不再需要设想布拉达坦的场景，因为我本人今年早些时候就亲自体验过类似的场景，那是在从伦敦前往墨西哥城的航班上。飞机上的两个引擎之一在起飞后几个小时候出现故障，我们很快转向冰岛。另一个引擎缓慢移动，正如布拉达坦的例子中那样，完全能维持飞机飞行和安全降落（我后来得知），最终它成功了。但是，在那个时刻我当然感到害怕：我的存在似乎这么脆弱，这么容易被毁掉，我只能设想我们是多么容易成功地度过每一天，就好像我们能长生不老，意识到对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周围的事物而言，失败的可能性是多么普遍，多么真实。在任何时刻，我们都可能瞬间丧失一切。布拉达坦的书从这个开端开始，继续提供对失败的反思，目的是向读者显示失败恐惧如何能帮助我们过一种真正谦逊的生活。如果没有这样的恐惧，他认为，如果不承认失败关照和定义我们的生活，就不能真正欣赏或认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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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达坦描述他的书是“贝克特式的”，因此引用此人的话语似乎很合适。当然，贝克特拥有了不起的天赋把握“接近虚无”的状态，因为他将历史描述为没有任何情节的混乱荒谬就像泉水一样汩汩而出。他是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秘密写作的，当时在全欧洲都能听得见长筒军靴的嘎嘎作响。荒诞色彩十分浓厚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瓦特》（Watt）表现出遭受创伤的贝克特对法西斯主义的初步认识，人类历史的毫无意义和没完没了的疯狂：
重击、呻吟、破裂、嘟囔、折缝、吱吱叫、猛击、尖叫、刺戳、祈祷、踢打、眼泪、用板条打击、嚎叫。可怜的、破旧的、倒霉的古老地球，我的地球，我爸爸的地球，我妈妈的地球，我爸爸的爸爸的地球，我妈妈的妈妈的地球，我爸爸的妈妈的地球，我妈妈的爸爸的地球，我爸爸的妈妈的爸爸的地球，我妈妈的爸爸的妈妈的地球，我妈妈的爸爸的爸爸的地球，我爸爸的妈妈的爸爸的爸爸的地球，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地球，我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地球，别人的爸爸的妈妈的地球，别人的爸爸的爸爸的地球，别人的妈妈的妈妈的地球，爸爸的妈妈的地球，妈妈的爸爸的地球，爸爸的妈妈的妈妈的地球，妈妈的爸爸的爸爸的地球，爸爸的妈妈的妈妈的地球，妈妈的爸爸的爸爸的地球，爸爸的妈妈的妈妈的地球，妈妈的爸爸的爸爸的地球。一泡屎。
这里，代代相传只是构成历史无目的的虚空毫无意义的延长。可复制的生活被残忍地任性牺牲，大量的食物被吃掉，简单得数不清的词汇被说出来，权力---被江湖骗子和蛊惑民心的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中---使用愚蠢的和毫无意义的口号，依靠狡猾和无情让民众屈服于他们的意志。狗屁不通的、令人担忧的胡言乱语激发起最令人恐怖的犯罪行为，而聪明和慷慨的话语却很少引起一阵礼貌的掌声。上午，人们能够因为听到贝多芬的超验之美而如痴如醉，到了下午则顺从地清洗人类同胞---射杀、挨饿、毒气、焚烧、吹散。一部分人因为地理的命运巧合眷顾而过上一种享受特权和满足的生活，他们的每个物质需要都得到满足，而仅仅数百英里之外的他人则永远生活在极度贫困和屈辱之中。我们有些人成为虐待狂反社会者的可怜受害者，有些人则在其盛年被鼠疫病原体打趴下，还有些人仅仅因为极度营养缺乏生下来就夭折了。
正是这种任意性似乎对贝克特的影响极其大：矛盾对立的双方同时发生；不可通约的观念、行动、信仰十分接近；毫无意义的任务反复出现令人备受折磨。人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接着干了几十年。人们先接到账单，随后支付账单。人们先准备晚餐，然后吃掉晚餐。所有这些都令人厌烦透顶。想一想所有那些乏味无聊的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流动。没有人能像贝克特那样如此巧妙地抓住近乎疯狂的、令人捧腹的荒诞不经。
从壁炉到窗户，从窗户到门，从窗户到门，从门到床，从床到门，从门到窗户，从壁炉到床，从床到窗户，从窗户到床，从床到壁炉，从床到壁炉，从壁炉到门，从门到壁炉，从壁炉到床，从门到窗户，从窗户到床，从床到。
他提出的最直接的问题是这样的：在数十亿容易犯错误的人的任意性行动中存在什么样压倒性的秩序或可理解性？拥有任何论证和证据都不能动摇的不一致信念？如果人们能肆意犯下数不清的恶行、愚蠢、灵性、确定性、幻想、狂热、无效行为、微妙细节、意识形态、侮辱、哲学，人们能有什么？正如威尔斯（H. G. Wells）所说，“蠢事一大堆”。像幽灵一样萦绕在我们透顶的就是自命不凡的失败，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是一系列没有任何形状的事件，就是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非常赞许地描述的“可怕的混乱”。人或许受到理性的虚荣和变幻莫测的危险指导，但仍然没有能预测他们不断长大的技术盔甲越来越疯狂的新陈代谢后果，在当今被全球性应用之时，仍然无法充分预测自身存在的未来结果。我们努力行动和干预得越强烈，令人疯狂的模糊性就变得越严重。我们创造的手段越多，我们控制目标的能力就越小。如果没有别的东西，历史验证了人类太多的失败，我们设想自己能创造的东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没有别的东西，历史验证了人类太多的失败，我们设想自己能创造的东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在这个意义上，每当期待和现实不能够协调时，当起因与效果不成比例时，或者结果偏离意图太远时，失败就出现了。那是我们与世界关系的一种不协调，警醒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充分性----生物学的、概念的、和社会的----人类和他们创造的周围世界的复杂性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缝。正如布拉达坦定义的那样，失败是“我们与世界和他人的模式化互动割裂、中断或不舒服等，或者某种东西停止如预期那样存在、工作或发生时，我们经历的任何事。”这个定义或许很宽泛，但该定义抓住了失败的含义，涉及到某种比单单缺乏成功更深刻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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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了，失败了，但决不能不去尝试。---美国摇滚歌手、演员、导演及制片人，硅谷风投家，极限运动高端玩家，攀岩爱好者杰瑞德·莱托（Jared Leto）
从标准来看，我们渴望成功是因为成功意味着地位、承认和对所付出努力的奖励，还有对我们技术和能力的推崇。我们渴望成功是因为它意味着功成名就意气风发者应该有的样子，意味着道德和经济理想的实现。而成为失败者，连同它包含的所有道德不赞成，则意味着正好相反的东西：我们身上的某种无法治愈的根本性缺陷。但是，辨认出谁成功谁失败未必是直截了当的计算结果，因为成功和个人性格的质量常常并不整齐对应。因为成功是不公平分配的，我们有关成功和失败的本能中存在一些很微妙的因素，这让将其简化为单纯地获得我们渴望拥有的任何东西变得更复杂。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可以说是成功了（赚了很多钱，获得了很多地位），他是一个更适合为全国性报纸撰写胡言乱语（最初的职业）的自恋者，智慧怯懦平庸，因为他善于一分为三分，靠着施展魔法和撒谎一路高升获得巨大权力。但是，他也是失败者，因为让他获得权力的那些品质也确保他不明智地使用权力，即傲慢自大、自私自利、漫不经心。他获得渴望已久的个人成功，却付出了更深刻的道德失败的代价，以至于让人觉得他根本不配获得成功。
辨认出谁成功谁失败未必是直截了当的计算结果。
从通常视角看，我们认为失败和成功存在相对清晰的标准：你得到了那个工作没有？你跑完了马拉松没有？你通过了考试没有？我们倾向于严厉地评价他人，当我们发现他们没有达到成功标准时---正如布拉达坦所说，最具贬义的“失败者”作为社会俗套观念证明特别有用，与之相反的设想是，成功能依靠人的财富来衡量（这通常被假设是辛苦努力和工作的正当奖赏）。他引用了非常有用的平行线，早期加尔文主义者和我们后来的“资本主义者”的“思维模式”。
今天的成功者将其与社会和经济游戏的失败者联系起来，这与从前自封为拣选者的基督教信徒对待其身边的堕落者并无多大不同。两个案例的定义同样依靠一种被罚入地狱的假设：决定你命运的是你的身份而不是你的行为、言论或想法。该模式展现出若干特征：差异化的根本需要、很高程度的自以为是、对纯洁性的痴迷、对受到污染的恐惧、强迫性的排外、和对个人救赎的深度焦虑。最重要的是，这两个案例存在同样的假设，依靠社会法令的行为，某个群体的人被认定为“坏家伙”，由别人单独挑出来并驱逐出去。
这样的态度持续存在显示出，我们是陷入糟糕假设中的不完美生物，在他人糟糕的道德本能残余和荒谬的经济实验中蹒跚跋涉，试图找到新的分类和区分之法，决定哪些人应该得到称赞，哪些人应该受到谴责：好与坏、美与丑、被救赎者与被诅咒者，卖力干活者与偷懒者。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其他人被认作与他们并不真实的东西相关：评价他们所依据的是他们应该做而实际上没有做的事；他们应该变成却没有成功的样子。
不幸的是，由于标志人们是不是值得救赎归结为某些品质，我们倾向于以不理性的方式错误地将失败归结于我们自己或者他人；不合理地把责任推到某些人身上。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这个事实，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做和完成的很多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的，归功于无法控制的因素。很多依靠父母（尤其是他们的财富），他人的心血来潮或偏见，继承下来的文化规范或社会规范（其中很多是排除“难相处的”、脾气坏的、无法伪装法成勤奋的专业人士的矛盾对立的性格），数量极其庞大的个体激烈竞争，试图获得在任何特定机构性等级差异体系中人人渴望获得的有限岗位。这些细微差别说明，没有能够实现理想或者达到标准不应该被等同于个人失败（即性格失败），在此情况下失败的归因是拥有成功的权力。如果我尽自己最大努力达到标准或者实现目标，但没有成功，这个失败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属于我本人？我们的本能或许维持在具体案例中的失败观念，我们本来可能会成功的却没有，因为我们的态度、准备程度、努力程度没有达到成功要求的充分性。但这也是一种不能原谅的冒险，因为它将失败和成功放置在更好吻合我们心理状态甚至我们整个性格的框架内，来适应资本主义永远也不满足的要求。
如果我尽自己最大努力达到标准或者实现目标，但没有成功，这个失败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属于我本人？
失败---以及对失败的体验、感知和经常性预测---给人类生活带来阴影，这不仅因为我们是权力有限的生物，我们一直处于永久性地评判自己和他人的过程中，而且因为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其焦点被无情地、惩罚性地集中在实现目标、兑现承诺和追求我们渴望的经常性行动上。但与此同时，这个世界有太多在我们看来是开放性的理想、目标和可能性，只需要我们愿意和能够抓住它们即可。同时，我们依靠数字媒体经常性地意识到别人在做什么，别人做出了什么选择，别人实现了什么梦想。成功是一种居心不良的、永远不能满意的主人：我们刚一完成某个任务，很快就被提醒如果和能实现的任务相比，如果我们拥有时间、机会、决心、关系、金钱、运气等，我们并没有真正成就什么。因为持续不断的拼搏，或至少渴望的存在，同时我们也是肉体凡胎（不能获得渴望的一切），会自我批评（因此不能保持满足）和不停地对比（因此总是不能达到别人确定的标准），所以我们似乎注定要陷入永远也不能满足的困境之中。
正如布拉达坦描述的那样：
因为我们难以遏止的追求社会成功的渴望，我们对评级和排名的痴迷，我们赚取更多钱财的强迫症，只是为了能花费更多最终将让我们破产---无论是道德上，还是精神上，甚至在物质上破产。从外表看，我们或许看起来很成功，繁荣和幸福，但是我们内心感到空虚。我们不过是行尸走肉。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光鲜亮丽，其实空空如也。我们应病入膏肓，迫切需要治疗。
那么，布拉达坦开出的治疗“处方”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说，什么也做不了：“安静地站在那里，仔细看看我们自己”以便“更真实地看到我们的处境。”究竟是如何确定“我们随身携带的致命空虚“将导致我们的“康复””在我看来仍然是个迷。这似乎将重担完全放在想从痴迷社会经济狂热的糟糕影响中摆脱出来的个体身上，从定义上看，这种成功是超越他的实现能力的。听起来并非谦逊的秘笈而是羞辱的秘笈。同样，反思自己失败的警告禁令和思考“事物的虚空”和“我们不可避免地回归空虚”可能提供“一种更准确的生存画面”，但是，这样的反思必然是“丰富的”吗？我们或许想反驳一下。对于受剥削者、陷入贫困者和绝望者和那些丧失所有希望者，这样的反思有什么心理治疗作用呢？它可能最终得出其存在根本无可救药的结论：他们的“失败”源头再次返回自身---也就是说，不足以适应成功的自我，永远陷入物质和道德的缺陷中。
当然，任何人都能充满兴趣地阅读过布拉达坦的著名“失败者”韦伊、萧沆、甘地的生平故事，但是如果你不能负担起给家里供热或者养活自己的重担，如果你的生活因为旱灾或洪灾而被毁掉，它们能给你提供的灵感（虽然韦伊的坚韧）或许非常有限。但公平地说，布拉达坦的目标读者并不是穷人和不幸者，对这些人来说，依靠反思自己的疾病多么严重的处方当然显得荒谬十足。他很清楚地看到当权者、自我中心者和自我满足者。那些人认为自己处于世界核心，将服务站的人视为主要来满足其每个欲望。那些愿意忘记我们很脆弱，我们容易犯错，我们犯下错误的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作为人的组成部分；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如若没有失败，也就不会有成功。因为失败永远存在的现实督促我们去追求更美好的东西。至于那些人，很难否认偶尔一点儿有关人生的深刻见解可能使其清醒一下，看到身边的贝克特式现实。最终来说，金钱和成就都没有办法使他们远离失败，这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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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失败描述为我们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一种距离和差异的最好表达似乎体现在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歌“致失败”中，他将其描述为根本无法摆脱的持久不断的阴影和闷闷不乐的伙伴：
致失败
你并非戏剧性地到来，像龙一样
暴跳，爪间攫着我的生活，
将我猛掷，重重地摔死在四轮马车旁，
令马儿们惊惶；也不像某个法律条款
明确地宣布哪些东西将会失去，
哪些现金支出是必须承担的
花销；也不像一个鬼魂，穿堂而过
被人瞧见，在某些清晨，向草地上奔跑。
是这些没有太阳的午后，我发现
你就安坐在我身旁，像一个讨厌的家伙。
栗树们板结着沉默。我感觉
日子比从前过得快了，
闻起来也更陈旧。它们一旦落在身后，
看上去就破败不堪。你来到这里已有时日。该译文借自舒丹丹---译注）
由于心灵与世界，思想与存在的割裂或切断联系，失败激发了一种难以弥补的错误意识；一种萦绕在每天的某种陈腐之气降落在难以修复的废墟上。拉金的要点是失败或者不充分是如此紧密地捆绑在我们的存在中---恼火的、不耐烦的、不停地批判自我和他人----别指望我们能摆脱它。他暗示，我们最多能够变成更完美的失败者：最终明白自己是失败者的失败者。
我们最多能够变成更完美的失败者：最终明白自己是失败者的失败者。
最好地阐述这种理解的是在文学虚构作品中而不是在哲学中。正如萧沆所说，小说向我们展示“垂直的痛苦”，它阐明博尔赫斯（Borges）所说的“我们生活的感染力”以便揭露“我们令人感到羞辱的真相”。这样的例子多得很。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小说《抓住时机》中的主人公汤米（Tommy）是被失败的罪恶挤压下的技艺高超的“失败者”。他的人生糟糕得一塌糊涂：失败的演员、失败的丈夫、失败的儿子。生活在美国，他对自己没有能赚很多钱的失败特别感到内疚，这是因为在汤米的世界里，正如在我们的世界里，聚敛财富的能力意味着更好地适应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而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失败暗示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接着是这样一种趋势，将这个失败的源头放置在个人没有做出充分的努力来适应社会的要求上面（现在受到诽谤谴责）。此后，是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小说《长日将尽》中的史蒂文森（Stevens），他是卑躬屈膝和自我牺牲的典范，他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改善自己当管家的技能，要做到完美极致。最后意识到，他排除其他任何别的东西，专心付出能够付出的一切，自己一辈子服务于贵族雇主是徒劳的，此时他明白自己没有能度过自己有意义的人生。史蒂文森的失败不是努力不努力的问题，而是努力演变成为去人性化理想的帮凶。正如他在书的最后所说，他的错误或“过错”是他没有能随后纠正从前错误摆放的优先顺序。
失败的幽灵也萦绕在托马斯·曼（Thomas Mann）类似衰落的小说中托马斯·布登勃洛克（Thomas Buddenbrook）的生活中。他的很多生意都失败或遭遇挫折，家族的财富在缩水，这加深了他对先辈积累的成就和财富与过去几十年缓慢衰败之间的差异性的认识。他的庞大宅邸曾经毫不费力建立在先辈辉煌成就上，现在开始衰败了。在他去看了无能的牙医之后，最终因为一颗坏掉的牙齿而要了性命，在平庸寻常的死亡之前，他希望依靠自己病恹恹的儿子约翰（Johann (Hanno）的努力，“将来有一天或许能给他机会从安静的角落回顾约翰祖先从前时代的辉煌。”这个希望证明是徒劳的。无论从前多么富有和辉煌，都已经过去了。没有未来成就的前景来阻止失败的沉默爬进来，存在变成一种死的、令人痛苦不堪的重担。
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非常动人地描述了陷入平庸的普通生活，胜利匆匆而过的威廉·斯通纳（William Stoner），他在临终病床上反思自己没有能够实现某些曾经渴望的理想：
他不带任何激情地、理性地、反思他的人生失败。他渴望友谊，能够让他在人类竞赛中拥有友谊带来的亲密感；他有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毫无知觉地死去了。他曾经渴望单身生活，但仍然维持勉强可连接的的婚姻激情，他曾经有过激情，他不知道这与什么有关，但这种激情已经死掉。他曾经渴望爱情，他曾经拥有爱情，但他亲手放弃了，使其进入势的混沌中。他曾经想当教师，后来也成了教师，但他很清楚一直很清楚，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个很冷漠的老师。他曾经梦想诚信和完全的纯真，但他发现不得不经常妥协，并因为琐碎之事的冲击而偏离初衷。他曾设想智慧，但在长年的努力之后仍然愚昧无知。
正如这些例子暗示的那样，人类生活是没有实现的渴望、被扼杀的梦想和没有兑现的希望的记录：时间的过去造成的破败失修，明明知道自己无法决定自己个人命运的无奈，过去的岁月痕迹刻写在自己脸上。正如史蒂文森意识到的那样，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尝试，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如何避开失败习性。我们从来不能确定选择某个道路的后果。
但是，永远在猜测在某个时刻可能出现不同情况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谈及“转折点”很好，人们肯定能认识到这一时刻只是在回顾中出现。自然，当人们回顾今天的例子时，它们或许的确呈现出人生中非常宝贵的关键时刻，但是在这个时刻，当然不是人们拥有的印象。相反，人们好像有永远不会终结的日月年，用来整理自己与肯顿小姐关系的奇思妙想。无限数量更进一步的机会来纠正这个或那个误解造成的影响。肯定没有任何东西说明，此刻，这样明显的小事将整个梦想都变成永远难以救赎的东西。
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或者没有任何后果，过去的行动或不行动能够阻止未来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很晚才意识到的东西，这加深了我们与世界之间保持距离的意识。我们永远不知道需要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之后，什么样的灾难或狂喜会接踵而来，这种无法让自己摆脱失败的处境定义了我们作为有限之人的存在，我们的权力和可能性都有限。我们不能设定自己人生的条件，以此方式确切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便我们的每个希望最终都能实现。因此，最好不要设想这样的时期，史蒂文森设想，我们最好往前走，忘掉而不是听任难以改变的机会和缺乏时间去修补错误的伤害，以免在其重压下把我们压垮。
因为文学虚构作品是从内部构想的，借用的是外部虚构世界，它对各种人的描述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深刻见解，看清我们是很多种的存在，我们可能经历很多种的失败。失败给虚构的生活带来阴影，就像对真实的生活带来阴影一样。这样的虚构生活告诉我们，失败就是没有实现愿望，在某些方面被世界撕得稀巴烂---没有实现愿望，没有“达到”某个理想或满足给出的标准，或偏离欲望和结果，意图和效果的某些和谐状态，这是有限的系统注定要遭遇的命运。很少有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说阐明布拉达坦所说的“生物学失败”的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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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存在一种内在的力量造就了成功者和失败者。成功者是那些真正听到自己内心真理的人。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亲密接触生物学失败者或者至少是某种常见变体。我在业余时间从事看护老人、病人和残疾人的工作，包括中风患者、盲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痴呆症、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的人和其他使人衰落的状况。人体遭遇疾病和虚弱的可能性持续让我觉得这是特别强大的力量。看到人们陷入疼痛和痛苦中真的令人非常难过。想象我是多么容易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让我感到不安。这很容易让人变得谦恭。因为让身体陷入疾病、衰落和虚弱的习性如果不是谦逊的客观教训，不是证明失败无处不在的无可辩驳的东西，还能是什么呢？正如萧沆所说，“如果疾病有世界哲学使命的话，那就是证明生命永恒是多么虚幻，结局幻觉是多么脆弱。”看到我照顾的病人在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让我感到悲伤，这造成他们和周围世界之间的割裂，意识到他们如何在彻底萎缩和不友好的环境中艰难生存。很多人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孤立无援，极度孤独。很多人感受到自己已经没有了生活自理能力，连从前认为理所当然的小事都无法完成了。我现在更好地明白了，我们创造的世界根本不是为这些人的。疾病和不能动弹如何与我们渴望的健康人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如何将年轻和魅力、身体健壮和力量联系在一起。
让身体陷入疾病、衰落和虚弱的习性如果不是谦逊的客观教训，不是证明失败无处不在的无可辩驳的东西，还能是什么呢？
我提到这点的要旨是我很难想象已经非常谦卑的人，因为自己没有能力独立上厕所，或者不能在没有外人协助的情况下洗澡而常常感受羞辱的人，在阅读布拉达坦的书时会认为从中学到什么东西。至于那些相对好些的人，如果你想学习谦逊，帮助照看弱势群体难道不是更好的学习谦逊之法吗？
但是，失败并不在此停下来。莎士比亚说“死亡意识是最令人恐惧和担忧的。”那是因为对于肉体凡胎来说，死亡构成布拉达坦所说的“终极失败。”死亡是一种侮辱，是能够想象出来的对人类动物持续不断的傲慢自大的最大羞辱。它一下子让了不起的妄自尊大假设变成完全说不通的东西，这些就隐含在我们对待碰巧生活的星球的方式上，好像一切都依靠我们的继续存在。约翰·格雷（John Gray）说过，文明本身就是我们“拒绝死亡”的表现，因此，人类是“死亡定义的”动物：死亡恐惧如此强大以至于自我必须被构建成某种防空洞，用以保护我们免于生活在非生存环境太长时间，而文化能够让我们忙起来，不再考虑死亡问题。
死亡是一种侮辱，是能够想象出来的对人类动物持续不断的傲慢自大的最大羞辱。
同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看待死亡问题。从存在的视角看，不存在看起来很不愉快，但这是一种偏见。从永恒存在的视角看，不存在或许看起来是从重复和无聊中的光荣解脱，因此会死者因为其生命的短暂而令人羡慕而不是觉得可怜。但是，麻烦在于死亡伴随着难以消除的死亡恐惧制造古怪想法的永生崇拜的市场，其中有些取决于否认死亡是真实存在，我们的真正命运是以某种形式存在的永生。如果他们相信做某事能够将其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是人不愿意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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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的记忆非常清晰，当时大概有五六岁。在英国乡下寒冷和古老的宅院里，在完全没有任何声音的房间里，在彻底的黑暗中，我半夜躺在一张大床上。我盯着黑暗看，沉默让人动弹不得：我竭力在听哪怕最微弱的声音，我不知不觉地屏住呼吸，以便抓住任何一闪而过的声响。但是，什么都没有。黑暗是如此浓厚，根本穿不透，让人觉得非常压抑。我感到怪异地灵魂出窍，迷惘不知所措。就在这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某种重大事件：我可能要死掉。我自言自语。我的生命有真正的不稳定性，我接近消亡和不存在的想法重重地袭击了我。我记得自己吓得嚎啕大哭，而且根本停不下来。我的存在永恒的幻觉，那种认定我对于人类事件很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假设在那个时刻瞬间轰然倒塌。
我描述的毫无疑问是常见的体验，虽然我当时是个多愁善感的男孩子，有些喜欢自我反省。或许那是接近虚无的状态----黑暗、沉默和孤独----如此高效地传给我们这个教训，它极具破坏性地打入我的头脑里，我感到脑袋被拆开得七零八落。死亡不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抽象概念，虽然如此，我仍然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这个结局，逃避这个存在现实，逃避我的终极失败这个令人痛苦的召唤。我记得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有一段时间我顽固地拒绝相信这是真的。我竭尽全力去想象是我错了，能成功地忘记所有这些，但是当我每天晚上回到那个床上，笼罩一切的黑暗就提醒我再次认识到我不是例外---从来没有任何例外，从来没有例外。
布拉达坦的书提醒我认识到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名言，“意识形态在周围就是要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哲学则提醒我们认识到自己根本就不重要。”如果你需要提醒你不必要，如果你死亡的想法不能奏效，你不妨读一读这本书。但是，无论它是否帮助你接受失败作为“存在赤字”，正如布拉达坦所说，人们是否真正能够与“定义你个人存在的虚无”和平相处是并不确定的。对此，我自己感到怀疑，这不是没有很好的理由。“我们对现实的糟糕适应”和我们“自我欺骗”的才能能依靠生活在“位于我们是谁的核心”的失败而得到改善。毫无疑问，对现实的糟糕适应”和“自我欺骗”本身就是我们拒绝赞成失败作为人类生存难以逃避的维度的症状，适当赞同失败的观点会让我们变得谦逊，似乎是过高估计了我们接受不受欢迎的信息的能力。我们是例外的信念很多时候证明吸引力太大，我们根本无法抗拒。
我们的第一个本能是否认失败，蔑视破坏和赶走不舒服。
布拉达坦或许坚持认为，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努力地尝试，他可能是对的。但是我怀疑，相反，更有可能的反应是双倍努力，因为我们的第一个本能是否认失败，蔑视破坏和赶走不舒服。当呈现给我们面前的是有救赎意义的故事，在更广泛的形而上学的、道德的、政治的模式中确认我们独特的重要性，连同更清醒地考察我们受限于生物学、偶然性、时间、机会、幸运的方式，大部分人或许更喜欢具有救赎意义的故事。简单地说，它在心理学上更让人满足，因为它暗示只要我们足够多的信仰，我们无需失败。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样的书没有用途。正如布拉达坦做的那样，它们提醒我们认识到变化常常是讲述我们是什么样的存在的不同故事，最有趣的故事总是直面失败的故事，让我们明白我们能够做的最好之事是活着，正如埃里克海勒（Erich Heller）的顽皮话语，过这样一种生活，“在人类事物普遍的不满意边界内仍然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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