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和为贵”思想溯源

栏目:思想评论
发布时间:2023-02-05 19:54:24
标签:和为贵

“和为贵”思想溯源

作者:刘晓

来源:《走进孔子杂志》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把“和”落实到生活的在在处处,“和为贵”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人生信仰和思维习惯之一。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和”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家各派思想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髓和核心。它在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指导作用。

 

关于“和”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最初字形写为从龠禾声的“龢”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道:“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龢”的本义是指从三孔定音编管内吹奏出来的标准乐曲,以便调和各种音响。到后来,该字形又演变为从口禾声的“咊”或“和”字。“和,相譍也。”(《说文解字》)“和”的初义指音声相应相和、韵律协调,后来便逐渐有了和谐、和合、融洽、调和的意思。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贵和”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尧、舜等上古帝王就用“和”的思想来治国理政,之后在春秋时期由孔子及其弟子进行了系统阐发,遂正式确立。此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和为贵”思想跨越千年时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华“和”文化的产生,有两大因素值得注意:一是理论渊源,二是时代背景。

 

一、“和”文化产生的理论渊源

 

“和”观念由来已久,其产生与远古先民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远古农耕文化中,就已滋生出“和”的朴素观念。先民们认为,只有天地有序,顺物之性,才能获得自然恩泽,并成就事功;反之,若天地之气失和,逆物之性,则会带来自然灾难,并危及生存。(于语和、刘志松:《“和谐社会”溯源——以传统政治文化为中心》)同时,先民们还意识到,为适应和改善生存环境,人们必须聚族而居,人与人之间需要团结互助、和谐相处。此外,在远古先民的巫术礼仪之中,也强调礼、乐的相应和谐。

 

最早关于“和”观念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尧帝时代。《尚书·尧典》中记载: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意思是说,尧帝能发扬大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其他各族政事。众族政事辨明后,又协调万邦诸侯,使天下众民也变得友好和睦起来,这就实现了“协和万邦”。

 

 

 

《尧典》书影

 

在《国语·郑语》中,还记载了商族部落始祖契的事迹:“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商契能把“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加以结合整理,让百姓安居乐业。

 

另据《国语·郑语》记载,在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在与郑桓公分析天下大事、讨论国家兴衰问题时,将“和”与“同”作了明确的区分,进一步加深了对“和”之内涵的认识。史伯指出: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就是说,和谐才能创造事物,同一是不能连续持久存在的。把许多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使它们之间达到平衡,这叫作“和”,只有这样,才能使万物丰盛而成长起来;如果把相同的东西简单加合在一起,结果只能是被抛弃。所以,过去的帝王用土和金、木、水、火相互结合生成万物。在这里,先人就已经提出:“和”是不同元素的结合,差异性是“和”的前提,这样的“和”才能长久,生成的物才能丰盈。如果“去和取同”,那就会“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这就离灭亡不远了。可以说,“和而不同”这一观点自提出后,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以后的中国文化发展中一再得到确认。

 

到春秋时期,关于“和”的讨论就愈发多了起来。

 

齐国大夫晏婴曾围绕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这一问题,对“和”与“同”的区别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

 

齐侯至自田,晏婴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

 

齐景公有一次打猎后回到遄台,景公的近臣梁丘据(字子犹)也驾车飞奔来到了遄台。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啊。”晏婴反驳:“梁丘据与您是‘同’,‘和’与‘同’有差别。‘和’就如羹,是由厨师用水、火、醋、酱、盐、梅等来烹制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师调制味道,使其咸淡可口,酸甜适中。君子吃了,就会心平气和。”晏婴继续说:“君臣关系,也如制作羹那样,国君认为可以的言行中必有错误的成分,臣下要指出其错误,使国君改正;国君认为错误的言行中也会有可以接纳的成分,臣下要摒弃其中的错误,吸收发扬其合理的成分。只有这样才能政事平和,百姓没有争斗之心。”

 

 

 

晏子画像

 

晏婴比史伯的论述更进一步,他明确提出“和”的原则和方法:“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事物之间相互作用,要互为补充、互为制约,进而达到整体的和谐统一。(闫巧生:《和同论的历史演变》)晏婴还指出“和与同异”,只有杂多和对立的事物才是相济相成的,所以君应该采纳不同的意见,容纳不同的观点,防止偏执于一端。

 

道家创始人老子在构建思想体系时,也十分注重“和”的意义。老子认为,从最高的“道”到万物的生成,就是一种“和”的状态。他在《道德经》中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作为最高统一体的“道”,其中蕴含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就衍生出宇宙间万事万物。而世界的产生就是阴阳二气相互激荡而产生的和谐稳定状态。阴阳二气虽然有对立和冲突,却始终处在“道”的和谐统一之中。这种状态的形象化就成为后来的阴阳太极图。

 

此外,在“五经”之中,还有诸多关于“和”的论述。据学者统计:在《诗经》中,有十三处涉及“和”,多取声乐平缓和顺、和谐相应之意;《尚书》中的“和”则上升到国家治理、邦固民和的范畴;《易经》中“和”的意义一般较为抽象,从形而上的角度加以使用,有时“声音相和”的古意也在继续使用。(胡静:《论孔子思想中的“和”》)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不难发现,从西周末年至春秋这一历史时期,各家各派越发关注对“和”的研究。到了孔子,他和弟子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对“和”的认识,通过系统梳理和阐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孔子及其弟子关于“和为贵”思想的明确提出,留待下文探讨。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和”文化兴起的时代背景进行简要分析。

 

二、“和”文化产生的时代渊源

 

正如上文提到,在西周末年,具体来说,是周幽王八年(前774),史伯和郑桓公曾在纵论天下形势时,探讨了“和”的问题。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和”呢?基于历史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和”文化在西周末年引起人们关注,是有其社会政治背景的。

 

西周末年的最后一任王是周幽王。周幽王为政贪婪腐败,整日沉湎酒色,不理国事。他在位期间,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同时他还重用奸臣虢石父主持朝政,加重对百姓的剥削,激起百姓怨愤,政局不稳,最终致使西周灭亡。关于幽王,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烽火戏诸侯”了: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周本纪第四》)

 

据史料记载,当时周幽王宠幸爱妃褒姒。褒姒很漂亮,但是整天愁眉不展,就是不肯一笑。周幽王为了能使她开心一笑,可谓用尽了手段。这时,佞臣虢石父替幽王想了一个主意,提议用烽火台一试,就是让周幽王去点燃骊山烽火台上的烽火,戏耍诸侯,以此来博得褒姒一笑。昏庸的周幽王采纳了虢石父的建议,登上烽火台,命令守兵点燃烽火。一时间,狼烟四起,烽火冲天,各地诸侯一见警报,以为犬戎打过来了,急速带领兵马赶来救驾。可是到了骊山脚下,连一个犬戎兵的影子也没看到。诸侯们始知被戏耍,怀怨而回。褒姒见千军万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同儿戏一般,觉得十分好玩,禁不住大笑起来。周幽王大喜,立刻赏赐虢石父千金。周幽王为此数次戏弄诸侯,诸侯们渐渐再也不来了。真正到了犬戎发兵,直扑镐京时,周幽王再放烽火,却没有一个诸侯来救他了。最终,幽王被杀,褒姒被掳,西周灭亡。

 

作为周幽王司徒的郑桓公看到君王如此昏庸无能,便预见到西周时日不多,即将灭亡。于是,他问史伯怎样能够避免这样的灾难。由此,史伯发表了前文的论断,并进一步论述了古人是如何建立国家且延续很长时间的。像唐尧、虞舜、夏禹、周弃等贤明之人,能建立功业的很重要的原因是都特别注重在天地、人事之间营造和气。而西周之所以快要灭亡,就是因为周幽王不重视“和”,搞“剸同”,即专制同一。周幽王在国家治理上专信佞臣虢石父,排斥周宣王时的正直大臣。史伯说:

 

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国语·郑语》)

 

一种声音,如果只有一个单独的音调,那是噪声;一种东西,如果只有一种颜色,那不是美色;一种食物,如果只有一种味道,那也不是美食。史伯认为西周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周幽王喜“同”,而不贵“和”。

 

 

 

史伯塑像

 

到了春秋时期,战争愈发频繁。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当时的各家各派都在努力思考这样一个中心问题:如何制止战争?他们经过思考,得出了基本一致的意见:那就是要树立“和”的观念,以“和”为贵,而不应冤冤相报、互相仇恨。

 

除了这些政治家、思想家,当时的平民百姓更是渴望有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因为战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和”的思想被愈发重视起来。

 

三、儒家“和为贵”思想的明确提出

 

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关于“和”的理论,明确、系统地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主张。

 

在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中,直接提及“和”的记录共有五条。(胡静:《论孔子思想中的“和”》)其中,有四条是孔子亲口说出,或者是其弟子描述孔子气象时的用语: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孔子曰:“……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

 

子贡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

 

还有一条关于“和”的理论,是孔子弟子有子说的: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在这一条中,有子明确提出了“和为贵”这一用语,后来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用法。不可否认,有子“和为贵”这一说法的明确提出,是受到了孔子贵“和”思想的深刻影响。通观孔子构建的思想体系,“和”是其重要理论之一,也是其哲学的精髓所在。

 

 

 

有子画像

 

长期以来,学者们围绕“什么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到底是“仁”,是“礼”,是“中庸”,还是“和”?其实,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以上都是孔子思想的不同侧面之体现,是孔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到孔子思想的最高目标或最终追求,那就非“和”莫属了。孔子提出的各种主张,无非是想实现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天下的安宁,而这些说到底,就是一个“和”字。“和”,既是调节各种关系的手段,也是最终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孔子所渴望的理想社会,应当是一种和谐、和合、和平、和洽的状态。在这个社会里: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大同在孔子的心目中,便是充满着“和”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孔子提出了一系列以“和”为基础的道德准则,笔者在这里简要列举一二:

 

比如,孔子提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认为只有具备独立的立场和思想,谦和而不盲从的人,才是真正刚强正直的君子。从此,“和”之与否,成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

 

再如,在治国理政上,孔子提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主张,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肯定了“和”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若是财富分配公平,便无所谓贫穷;百姓和谐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口少;境内和平安定,国家便不会有倾覆的危险。

 

此外,孔子还以身作则,努力成为其弟子及后世效法的“和”之楷模。比如,孔子很注重音乐的和谐之美。平日里,孔子与人一起唱歌时,如果歌曲很好,他一定请人家再唱一遍,自己和声而歌。

 

还有一次,陈子禽夸赞孔子弟子子贡时说道:“子贡你太谦虚了!孔子哪能比你更贤明呀?”子贡反驳:“君子说一句话就能表现出他的智慧,说一句话也能表现出他的无知,所以说话不可不谨慎呀!我们夫子之不可及,正像天一般,没有阶梯可以爬上去!我们夫子若得国而为诸侯,若得采邑而为卿大夫,那真是教民立,民就立;导民行,民就行。经他安抚,百姓自会从远方来投靠;经他动员,百姓自会和谐相处、同心协力。他生得光荣,死得可惜。这样的人,如何能够赶得上呢?”

 

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道德楷模,在他的弟子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便有了孔子弟子有子在谈论“礼”的问题时,说出的流传千古的话语:“礼之用,和为贵。”

 

由孔子及其弟子明确提出并系统阐发的“和为贵”思想,被后世儒家学者不断地继承、完善。如战国时期的“亚圣”孟子,就把“人和”看作比“天时”“地利”更重要的因素,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认为战争的成败取决于人心向背,只要国家内部人民和谐团结,上下齐心合力,就能无往而不胜。到荀子,则从更积极的意义上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的主张。他认为,在一个组织内部,人们和谐相处就能取得一致,取得一致,国家就会变得强大起来。此后,“和为贵”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愈加丰富的内涵,但这已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兹不赘述。

 

 

 

孔子研究院“和为贵”刻石

 

可以说,“和为贵”思想对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笔者认为,追根溯源,“和为贵”思想功不可没。

 

作者简介:

 

 

 

刘晓,孟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孟学、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在各类刊物发表研究论文数篇。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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