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第二十六期讲录

来源：“洙泗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壬寅腊月廿八日丁丑

          耶稣2023年1月19日

2022年12月31日下午，由曲阜师范大学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喀什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洙泗书院、孟子书院承办的“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第二十六期举行。本期由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陈岳担任主讲人，沈阳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张国明担任与谈人，孟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车成兰担任主持人。因疫情防控原因，本期活动在线上举行，约有100余位学友在线上参与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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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陈岳博士

陈岳博士首先指出本此通讲的内容是《孟子·万章下》的10.5-10.9章，并用“士人的从政独立性”加以概括。孟子通过对士人如何进退出处的解答，以达到保证士人独立性，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对“道”的坚守的目的。

10.5 “仕非为贫”章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孟子说出仕并非因为贫困，但有时候也迫于贫困；娶妻不是为了奉养父母，而有时也是为了奉养父母。赵岐《孟子注》曾提到：“于礼有不孝者三事……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当无力奉养父母之时，需要出仕做官，这是现实性的问题。“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因贫穷而做官也是有限制条件的，不是什么官都能做。“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应不应该这样做呢？做什么样的官才合适呢？“抱关击柝”之官就合适，“抱关”是守门官，“击柝”是打更之官。接着，孟子又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孔子尝为委吏”，“委吏”是主管仓库的小官。“委吏”只要做到“会计当而已矣”，核算得清楚就可以了，无需承担大的责任。第二个是“尝为乘田矣”，“乘田”是指掌管畜牧的小官。“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乘田”的职责也很简单，让牛羊茁壮成长就可以了。孟子又提出“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地位低的人却去谈论很高远的东西，这是罪过；在朝廷上当官，却不能让国家推行道义，这是耻辱。这两句话从正反方面讲了一个道理：如因贫困而做官，就不要做高官；如果做了高官，就要去推行“道”。

陈岳博士指出本章强调了“位”的思想。“位卑而言高”“立乎人之本朝”都是在强调“位”。前者是就低“位”而言，后者是就高“位”而言。“位”的思想在孔子那很早就出现了，《论语》里讲：“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臧文仲其实是鲁国一个贤大夫，但孔子仍认为其是窃位者，就是因为他不能举柳下惠之贤，而儒家强调以位择贤。这与孟子所讲的“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是相通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位卑而言高，罪也”，这里涉及到职分的问题，每个人做好应当做的事，各尽其所职就可以了。但还有一句名言是：“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地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去谈论国家大事。朱子曾说：“以出位为罪，则无行道之责；以废道为耻，则非窃禄之官。”一方面儒家谈论职位时强调尽职尽责，另一方面也强调度量的问题。实际上，孟子就是在谈论此问题，无“位”之人应该做什么？身处此“位”应该做些什么？“以出位为罪，则无行道之责”，“出位”就是超越本分。若以“出位”为罪，世上也就没有行使道义的职责了。“以废道为耻，则非窃禄之官”，以废弃道义为耻，就不会是一个仅仅为了窃取官位的官吏。

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一方面在讲面对“位”应当怎么做，另一方面也在强调“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要把“位”看得那么重要，而要是以行道作为标准。孟子这里提到的因贫而仕其实是一种特殊情况，《韩诗外传》中记载了曾子的一段故事：

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桥褐趋时，当务为急。

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云：“夙夜在公，实命不同。”

孟子缘何面对“因贫而仕”的问题？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纵横家等为了国君私欲而违反道义之流，此外还有如陈仲一般拒不合作之人，这两种情况都是无法作为榜样的。在这两种极端之下，孟子在现实性和理想性之间提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这也为士人提供了一个中道的选择。

10.6 “士之不托诸侯”章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托”即寄托，万章问孟子为什么士人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诸侯。“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孟子说因为他们不敢这样做。相反，诸侯失国后托付到其他诸侯国，这是符合礼仪的。春秋时期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例如：鲁昭公跑到晋国，到死也没能回来。这与当时的礼仪有关，并且诸侯间大都有亲戚关系。“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士将身家性命托付给诸侯，这是不合于礼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谈到了“礼”，这表明孟子是以“礼”作为判断标准的，不是臆造。

万章又问：“君馈之粟，则受之乎？”既然不托于诸侯，若国君馈赠粟，该不该接受呢？孟子回答说：“受之”，应该接受。万章又问：既然不托于国君，为何要接受呢？孟子说：“君之于氓也，固周之。”“周”即“周济”。“氓”，朱熹《集注》：“‘氓’是他国至此国之民”，特指外来的民众，若是本国之人应写作“民”。周济本国之人原就是国君之责，周济外来之人，才更符合士的标准。

万章接着说：“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周济粟米便接受，赏赐却不接受，这是为什么？“不敢也”，孟子还是说不敢。孟子从礼节的角度做出的回答，与一般意义上的“不敢做某事”不是一个概念。万章对此很不理解，“敢问其不敢何也？”孟子说：“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接受一两次赏赐是可以的，次数多了就不行了。“抱关击柝”等小官小吏虽然官职不大，但可通过一定的贡献获得俸禄。“无常职”者没有职位和贡献却获得赏赐，这是不恭敬的。

“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万章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些闲人常接受国君的俸禄，这样也是可以的吗？孟子举了鲁缪公的例子来回答，“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稽首再拜”与后文的“再拜稽首”虽是同一礼节，但他们表达的含义不同。“稽首再拜”指的是古代跪坐，相见行礼时，双手交叠，拜头至地谓之稽首；既跪而拱手，而头附至于手，与心平，谓之拜。“再拜”是指拜两次。“稽首再拜”谓之凶拜，表示不接受。后文的“再拜稽首”谓之吉拜，表示接受礼物。子思拒绝了鲁穆公的“鼎肉”，又说“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国君像蓄养犬马一样对待我，“盖自是台无馈也”，从此，国君就再也没有给过子思馈赠了。“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孟子指出鲁缪公犯了两个错误：其一，“不能举”，未将子思举到合适的位置之上；其二，“又不能养”，奉养贤人的方式也不对。

“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万章对国君奉养贤人的方式感到疑惑。孟子回答道：“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国君第一次命人送来东西，贤人再拜稽首就可以接受了。“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廪人”是指掌管仓库的仆人，“庖人”即厨师。此后，“廪人”与“庖人”便不需要以国君的名义来给贤人送粟米和肉了。“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仆仆尔”，非常劳累的样子。孟子接着又举了尧舜的例子，“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尧让自己的九个儿子在舜的手底下做事，把两个女儿将给舜，百官与牛羊也通通给了舜，再给以土地，最终将舜推举到重要的治理之位上。这就是所谓的“王公之尊贤者也”。

最后，陈岳博士引焦循《孟子注疏》点明本章章旨：“知贤之道，举之为上，养之为次，不举不养，贤恶肯归？是以孟子上陈尧舜之大法，下刺缪公之不宏。”焦循认为本章所谈论的是知贤、养贤之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要使贤者在位；“养之为次”，最次的也是要奉养贤人。“不举不养，贤恶肯归”，如果连这两点都无法做到，贤者又怎么会到你的麾下来呢？

陈岳博士进一步讲到：分析至此，焦循所说似乎还没有完全表达出本章所指。接着他引李景林先生之语加以补充，“此章万章问‘士之不托于诸侯’，孟子乃即此而论士人出处辞受之义也。”本章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是士人和诸侯的关系。士人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才新兴的团体，需要社会上的自我定位。孟子的对“士人”出处进退的讨论，为后续的稷下学宫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又由此引出了国君待士人之赐、周、馈与养贤诸种方式，以言其应对之原则”。章旨中所谈的“知贤之道，举之为上”，实际上是在处理士人与诸侯关系的问题时所引出的。如何对待国君之赐呢？不能因合乎礼节便全然接受。如若做不到奉养，同样也不能算作是养贤。孟子屡次强调此问题，是希望士人能够保证独立性，不被国君的赏赐迷昏了头脑。梁涛先生讲：“一个真正的士人是有原则的，是应该严格自律的，不能因为受人奉养，便降低自己的要求，因此身处贫困便不顾尊严，去接受不该接受的赏赐。”这实际上是包含了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士人的角度来说，要保证独立性，要有原则，依照礼节做事；另一方面，国君对待士人同样需要依据礼节。

10.7 “敢问不见诸侯”章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陈岳博士认为万章之问语义并不明确，其所问应是“庶人”，即士人。“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孟子认为“庶人”可以分为两种：“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质”即礼物。如果没有见面礼，便不能去见诸侯，这是礼节。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此“庶人”指无官位之人。“庶人”万章提出一个问题：“庶人”在召其服役时，便去应役；但当君主召见他们的时候，却不愿意去，这是为何？孟子就说：“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服役是义务，不去见国君是因为没有准备“质”，也就是没有准备礼物，不符合道义。“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孟子接着说：国君为什么要见我呢？

“万章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因为你是一位博学多闻之人，是一位贤者。孟子说：“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若是因为我的博学多闻而要见我，即使是天子也不会以召唤的方式来见他的老师，何况是诸侯呢？孟子接着举了鲁穆公与子思之例，“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友士”即以士人为友，该如何去做？古之国君对待贤人只是奉养，未曾以贤人为友。子思对鲁穆公的问题感到不悦，“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子思认为，以位而言，一个国君，一个臣子，怎么敢说二者是朋友呢？以德而言，是国君侍奉贤人，怎么能说是友人呢？“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孟子指出“千乘之国”的国君想要与贤能之人做朋友都无法做到，何况是以召见德方式来见我呢？接着，孟子以齐景公田猎的例子在来作为反证，“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这个故事于《孔子家语·正论》也有记载：

孔子在齐，齐侯出田，招虞人以弓。虞人就是掌管山泽的官吏。虞人不从，齐侯绑了他们。虞人说：“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孔子闻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道为恭敬之道，见君招便往。守官，非守，招不往也。”孔子认为这种恭敬之道仍然大不过尽职尽责。“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有志之士不害怕死于沟壑之中，真正的勇士也会不害怕丧失自己的头颅。“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虞人”这样的小官都能做到招而不往，何况孟子呢？

“敢问招虞人何以？”“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旃”“旂”“旌”是指三种不同的旗帜。“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以不合适的方式来召见贤人，就如像请贤人进门，却自己把门给关上了。“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结合前文所分析，可以发现孟子对于万章的回答，总是要归结到“礼”之上，这是孟子对士人进退出处之道所做的升华。虽然是基于时事所做的一个规定，但其内在的原理是“礼”。士大夫依礼而行，所体现的是士人的独立性，所传递的正是“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的内在精神，也给整个社会展现了尊贤的正确方式。正因为如此，孟子才会以“礼”作为标准来谈论士大夫的进退出处之道。这不仅仅是个人之事，也是整个社会的道义所在。

万章又紧接着问：“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既然要尊敬贤人，孔子为什么在受到国君召唤后，不等马车套好便要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回答道：孔子当时是有官职的，不是以单纯的士人身份而受到召唤。关于这一点，历代注释很多，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本章除了讨论士人之外，还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也就是“以德抗位”。梁涛先生指出：“本章提出‘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这种‘以德抗位’的思想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较之孔子，也是一种发展。”孔子的思想是“以德取位”，君子凭借德行获得官位。孟子在这里提出“以德抗位”，进一步突显道德的尊崇和士人的独立性。万章正是看到了孟子的“以德抗位”与孔子德“以德取位”之间的差异性，才会提出这一问题。

10.8 “一乡之善士”章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善士”，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优秀之人。一乡中的优秀人物都会和那一乡中优秀人物交朋友；一个国家里优秀人物都会和这个国家里的优秀人物做朋友。“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上升到天下的范围，也是如此。“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是在谈现实中的交往，后半部分进一步展开论述，达到了知人论世的层面。在前文中，孟子不断地标榜士大夫的独立性，谈论国君如何对待贤能之人，对国君提出了很高标准的要求。在这里，孟子也对士人提出了要求，士人要“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修养自己。一方面要“友善士”，另一方面要以知人论世的方式了解古圣先王。

李景林先生提到：“观天下之善士，更将论世而知人，以达古今之贯通，可知此所论实一调适上遂、下学上达之序列也，非列一固定平列之层级也。”李先生提出不仅要在同一层级上交友，还要“下学而上达”，不断地开阔自己。“圣人‘闻而知之’，乃苦心孤诣，对越上帝；而其落实，则有制度文为之设。故吾人必经此制度文为而又超越之，乃能心通古圣而上达于天。此亦尽心知性知天之一途径也。”“对越”，讲的是祭祀，即祭祀上帝。古之圣人能“闻而知之”，通过学习达到触类旁通，祭祀上帝，沟通上下。李先生在这里还指出了知人论世的意义，那就是通过对古代制度文为的学习,从而“通古圣而上达于天。这一观点很有道理，古人就是通过不断读书去了解先贤往圣，体会圣人，印证自我，不断完善自己的心性，从而“尽心知性知天”。

10.9 “齐宣王问卿”章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齐宣王问卿的职责，孟子指出有两种卿：“贵戚之卿”、“异姓之卿”。古人解释有很多，其实很好理解。“贵戚之卿”，就是亲戚，指同姓或姻亲。“异姓之卿”，就是孟子这种普通地卿大夫。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勃然变乎色。”“易位”，就是更换君主。孟子所处的时代，封建制正向官僚制转变，而孟子本人则是支持世卿世禄制。如果君主有了大的过错，“贵戚之卿”就要劝谏，如果反复劝谏而国君不听，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更换君主。齐宣王听了孟子的话，一下子就变了脸色。孟子则说：“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孟子说：国君您也不要惊讶，既然你这样问我，我也不敢不诚心地回答。“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齐宣王脸色平复下来，就继续问异姓之卿。孟子说：“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君主如果有过错就去谏诤，如果好几次都不听，“异姓之卿”就可以离开。

乍看之下，本章似乎与前面几章格格不入。但细细看去，此处讲的也是士大夫的出处进退之道。前面已经分析过，士人有“位”便要尽职尽责。但有一个问题也不得不去回应：士人之尽职尽责要做到怎样的程度？最后这一章便回答了这个问题：“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士人做官后，反复劝谏过却不被接受，就可以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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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谈人张国明老师

通讲结束后，张国明老师就通讲内容进行了点评与总结。

首先，张国明老师就文中部分字词的解释分享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关于“士之不托诸侯”的“托”字，张老师认为可以翻译为“寄食”。第二，“君馈之粟”的“粟”字，张老师指出可能和后面的“周济”意思差不多，周济一些粮米。第三，关于“庶人”的解释，陈岳博士理解为“士”阶层，张老师则认为“庶人”更接近于老百姓的意思。后文提到“以士之招招庶人”，很明显“士”和“庶”是两个阶层。

接着，张国明老师就部分内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就知人论世以达“尽心知性”的观点，张老师指出这种论述或许有些过了。知人论世，就是通过诵古人之诗、书，了解其所处时代背景，从而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人，了解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至于是否能够做到“尽心知性”，张老师认为可能还达不到这个程度。此外，对于孟子是否提出了“以德抗位”思想，张老师也认为可能还不大充分。

最后，张国明老师谈了本期内容带来的启示。对于10.9章，张老师谈到其中体现出孟子限制君权的思想。读《孟子》，其核心就是民本思想，孟子站老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孟子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君主集权有可能会侵害社稷，更有可能侵害民众的利益。作为大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劝诫君主，如果劝诫不被听取，实际上大臣是有责任废黜国君的。孟子的这种思想和古代西方的贵族共和制有类同之处，反对君主集权，主要约束君权。孟子可能有一种民主思想，国家大事、大政方针应该问诸于国人，甚至决诸于国人。用今天的思维来看，这里甚至隐含着将民众大会作为最高的权力机关的思想，这种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孟子思想之精华。孟子的思想就是始终站位于民众立场之上，站在民众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给国君提出各种主张。孟子的王道思想也是如此，国君必须爱民、亲民、富民、教民，如果不这样做就是违背了上天授予的职责。“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上天要求君主爱护百姓，而不是让其暴虐百姓。这是君王乃至各级管理者唯一的职责，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君道、君守。没有君守，那么“易位”也就很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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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车成兰

随后，在主持人车成兰的组织下，主讲人陈岳博士和与谈人张国明老师与线上的学友进行了一些讨论。

线上学友鲁敬琳老师首先提问到：为什么要求贫者做到“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呢？

对此，陈岳博士回答到：这句话并非单纯地要求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为贫者”，意为迫于贫困，并不意味着贫困者必须这样做。只有当“道不行”，而又迫于生活需要而从政以获取俸禄之时，才要做到“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贫者不能为了获取俸禄而做高官，因为其出仕的目的是钱而并非政治理想。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国君无法实现其政治理想。如果国君能实现其政治理想，儒家也不会反对高官厚禄的获得，“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一位学友提问到：请问孟子在诠释个人主张与理想的制度设计时，对于自己的决策是一个什么定位？

张老师认为孟子对自己的定位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孟子不做官之时。当他以客卿的身份去魏国、齐国等地游说之时，国君有问，孟子便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尧舜之道呈于王之前”，希望国君能推行王政。另一种是当孟子有了具体的官职之时，此时他便要做到“守职”。比如说当孟子在齐国有了官职，他就要有“官守”。

刘昭博士提问到：孟子鼓吹的“士人的独立性”，如何在当下人格养成中发挥作用？

张国明老师引了《孟子》中的一句话：“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可以做一些小的变通，但是根本的东西要坚守，例如“为民”、“民本”的立场。孟子的基本立场是为民，是执政为民。孟子思想中的很多方面都是欲当今社会相通的，这也为当代坚守孟子的民本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当今会社会，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站稳民众立场，呼吁人们关注民间的疾苦。

陈岳博士也谈到孟子所鼓吹的士人的独立性有几点特色：第一个就是张老师所说的“民本”，行道最根本就是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坚守道义。第二点，保持士人的独立性，防止权利对士人精神、理想的异化。第三点，孟子谈到了“友善士”“知人论世”，这是士人的自我完善。保持士人的独立性不是仅养成士人人格，士人的独立性也不是单纯的人格所能概括的。只要为官入仕，就连孔子都会有小污，都会去“猎较”。所以，不仅要有士人人格，还要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与本领，才会“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第四点，士人的独立性是处于礼的秩序框架之下，而不是蛮冲蛮打地去破坏秩序。孟子鼓吹的士人独立性是礼制之下的选择，所以必须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身处其中，才能看到真相。“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每个人只有在行动之中，才能够走出自己的弘道之路，从而保持独立性。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