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王阳明心学思想为中心题域，讨论与人的精神价值哲学有关的各种重大问题。作者认为从心性的最本源处认识和把握自己，实际即意味着发展和创造自己。挺拔人格气象需要内部精神的自觉，需要从生命深处涌出无限的力量。精神哲学理应成为第一义的哲学，精神教育亦有必要成为第一义的教育。依据第一义精神重建中国文化，最终的目的则是恢复具有源头活水的创造生发机制，使意义与价值不仅能跟人的实存生命产生关联，化为生活世界可知可感的具体事实，而且更要匡正历史文化的发展方向，催生合理健康的华夏文明新形态再放光辉。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传统资源；精神哲学；精神教育；第一义原则
    
     
    
    地点：贵阳阳明祠松巅阁
    时间：2010年6月15日
    采访：客甲  客乙
    整理：2010年9月8日
    
     
    
    引  言
    
    
    庚寅初夏，有客甲乙二人，皆来自西海，擅长汉学，心仪王阳明，精研明清学术史，熟悉西南史地文化；乃相率结伴赴修文，参访玩易窝，拜谒阳明小洞天，考察三人坟。凡王公当年足辙所至，皆无不踏勘遍览矣。三人自早至晚，心志均沉浸于历史现场，以为龙场悟道，实乃古今一大思想奇缘，虽古树参天，岩石嶙峋，旧梦依稀，时隔古今，然灵犀相通，恍惚仿佛，遥想王公当年居夷处困窘境，则无不顿感时空泯灭，有如目击身受，未觉人我之别。久之遂相视默然，无不意会神契矣。时丽日当空，四野略有薄霭，郊外稻香扑鼻，田畴空旷，山林静谧，惟闻虫鸣，无有人声。伤今怀古之余，复相约齐诵王公《瘗旅文》，一时悲从音起，弥天盖地，雷声大作，暴雨滂沱，雾霾蔽日，草木摇曳，乌鹊惊飞。而颂声骤落，雨亦戛然止停，天色初霁，长虹若桥，晚霞如烟，绿叶滴翠，泉水叮淙，农夫归耕，商旅赶路。乃相约次日共赴阳明祠，聚谈于松巅阁，虽竟日而不觉倦，遂成以下访谈稿，并略记其因缘云尔。西历二0一0年九月八日止叟谨记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励道楼。
     
    
    一、王阳明为什么将“心”奉为至上
    
    
    问：王阳明龙场悟道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它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和历史性的象征。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重提王阳明，心学究竟有何现代性的意义？
    
    
    答：“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极为复杂，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作了很好的总结。他特别提到孙中山是本陆（象山）、王（阳明）精神发为外在的事功。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王阳明的精神仍有其时代的延续和发展，是无数先行者从事社会改革活动的内在精神资源，代表了一种发皇张大、元气淋漓的勇猛人格力量，已经形成了可供再思考和再认识的具有活泼生命气韵的学术谱系和文化脉络。挺拔人格气象需要内部精神的自觉，需要仁、智、勇三种品性力量的配合，不能缺少价值理想的自我把握，不能丧失从生命内部涌起的无私无我的仁心悲愿。王阳明的心学恰好体现了一种大心仁人的精神气魄，不仅有助于个人的精神自觉，而且有助于民族的精神自觉，完全能融合汇入新的时代潮流，转化为具有活泼生气的创造性力量。心与物两个世界各自独立又相互融通。缺少了心的灵明觉知的世界只能是黑暗的世界，缺少了可供自由实践的世界的心只能是孤独飘荡的心。王阳明将心奉为至上，这是一颗空灵莹洁的心，是能自由地践行自己的内在品性和美德的心，是充满了诗意美感和智慧力量的心。
    
    
    问：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哲学上应该如何解释，是否存在合理性的意义与价值？
    
    
    答：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是说一切物都必须透过人的意向性认知才能呈现，一切理都有赖于人的知觉灵明的心才能把握。王阳明“心即理”的思想说明一切存在的真理都必须通过心才能领悟和表达。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思维与存在同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恰好说明主体内部和客体外部可以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获得高度的统一，不仅人的心理活动可以向外部世界投射，外部世界可以为人的意识活动所反映，更重要的是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将理念融入事物之中，使事物成为含有人的理念的人文化事物。所以比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更进一步，中国哲学还强调价值和存在的统一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认为只有人才有文化性的“作品”，动物不可能有文化性的“作品”。事物并非是完全外在于我们的僵死的概念性对象，价值也不是与生命毫无关涉的空洞符号，我们的理想所代表的理智和情感完全能实现到事物之中，通过心性体验和实践的功夫更可以从生命内部升起无限的价值自觉或意义领悟。譬如王阳明的精神与阳明祠就可以结合，现代人的精神也能与现代城市契应，表现为存在与思维的辩证统一，生命与价值的辩证统一，理想和现实的辩证统一。人需要凭借外部世界来为自己更好地定位，外部世界也需要通过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孙中山、毛泽东都有拯救世界的理想，是理想推动了他们的一整套实践活动。这些都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精神的具体体现，说明人类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知”与“行”。
    
    
    问：西方人的伦理生活离不开宗教精神，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否有必要参照西方人的做法，将所谓的“道”位格化或人格化？
    
    
    答：明代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播天主教，他们与一批儒家特别是佛教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人应该还是不应该接受“天主”——亦即是否有必要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之上，再安立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事实证明，中国人基本上是反对天主教的作法的，这就导致了西方传教士传教工作的失败。西方的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中国士大夫精英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已全面地安排了中国人的生活秩序，安顿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诉求。中国人认为生活秩序不能不依赖于自然秩序，二者都是“道”的创造性功能的展开和实现。“道”是宇宙大化最活泼、最有生气的创造性力量，无论“天命之谓性”或“诚者天之道”，都说明“道”不可能离开一切存在的“自性”，生生不已即是“道”与“自性”合为一体不断展开的过程，也是天地宇宙大化流行必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需要以对象化的方式将其位格化或人格化，形成彼岸与此岸完全二分的世界解释模式。造成难以想象的“道”与“自性”的窒息式分裂，扼杀生命本有的创造性生机。一句话，中国文化不愿意走西方“神人分隔“的演进道路，而只能步入”天人合德“的发展轨道。前者有可能造成人与天的断裂，后者则表征着人与天的融通。“道”的创造性与一切存在自始至终都有最本源的同一性。“自性”就是自我存在的标准、尺度、目的或规定性，它本然地就指向完善性，既是来源又是归宿，代表了生命发展的方向，构成了秩序的基础。但也有可能出现异化，步入自我坎陷的困境，导致固有价值的彻底否定，有必要引起具有主体性自觉能力的人戒慎恐悲地提防。
    
    
    “道”是天地万物总体性的形上根源，是既“超在”又“在”的动静统一的生化不已的力量。“道”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存在物，但又内在于一切存在物中，并通过一切存在物，以一切存在物的实现为目的，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在存在物的整个发展变化过程中表现和显示自己。“道”的实现乃是无尽展开的过程，“既济”之后必然就是“未济”，既无起点，也无终点，代表了人类事业展开的永无止境，生命价值实现的永无止息。人类价值的实现就是“道”的价值的实现。中国人没有末日论的思想，也不认为历史可以终结，人类永远处于奋斗的过程之中，生生不已与天地一样长久。至于佛教义理的核心缘起性空理论，也认为世界在无尽的缘生缘灭的过程中展开，有如《华严经》所说：“一切世间从缘生，不离因缘见诸法。”一切法的性相本来是空，但又遍布一切存在，难以为人的分别妄智所能测量。无论儒家或佛教，都认为超越的终极根据即内部的本心本性，而非完全脱离此岸的外在化遥远彼岸。心性作为完整的世界，具有“足乎己而无待于外”的特点，不仅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地，而且也是形上意义的发端处，根本就不需要安立一个实体的“天主”，更没有必要寻找所谓的“第一因”。中国士大夫不能接受上帝的观念，早就走上了以“道”为上进动力的人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知识精英从来都敢于担负人间道义，有一种宇宙式的宏大情怀。所谓宇宙就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心不仅有理智认知能力，而且有道德判断能力，归结起来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与西方所渴望的上帝的拯救不同，中国人追求的是良知的拯救。
    
     
    
    二、精神教育的再定位
    
    
    
    问：外在的“道”与内在的“良知”有何关联？传统士大夫有无合理流动的空间，他们是怎样建构地方秩序的？作为一个普通民众，应该怎样致良知？致良知作为一项社会工程，您认为有什么意义？
    
    
    答：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主要是将外在的天道或天德内化为人的良知，以良知来点醒人应有的精神自觉与道义担当。良知学说是以人的高层次心性体验为哲理奠基的系统学说。如果要将人从平庸和堕落中解救出来，就必须随时体验自己内在的德性生命，体验一切美好的事物；凭借良知的勇气，追求人生本有的智慧和美德，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价值。
    
    
    从历史文化的发展来看，中国社会的长足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学术界比较倾向认同唐宋变革论。姚合《庄居野行诗》：“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说明唐代商人的数量已在急剧上升，社会经济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宋代更出现了近代性的发展因素，特别是科举制度的高度成熟化和完善化，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理性化的文化发展新趋势，尽管站在纯正的儒学立场进行观察，仍有必要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展开各种各样的批判。也就是说，宋代已完全改变了门阀世袭制度，形成了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高度流动的社会，不但上层和下层沟通对流已经非常方便，而且民间社会也高度自治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在今天，也难以想象。由于科举制度本身的理念就是选贤任能，所以士大夫群体一般都有高度的理性自觉，表现出一种道义担当的自觉精神。
    
    
    明代知识分子重建儒家秩序有两条路线，一是借君行道，走上行路线，再是开拓民间社会空间，走下行路线。王阳明受宦官迫害，发配贵州龙场驿，他后半生虽然屡建奇功，但其实仍是走下行路线。但是无论国家君主或地方民众，都有可能出现脱离本真状况的现象。因此，如同需要匡正君主，为权源贯注正当性的价值一样，对民众也需要施行教化，为生活提供合理性的意义。教化作为一项民间社会工作，永远都为人类所必须。国家大一统共同体国体秩序建构的取向固然值得重视，地方多元共同体秩序建构的取向也不能忽视。王阳明花费大量精力在民间讲学，直指人人都有的本心，宣传良知宗旨，开展良知教育——即生命教育或人格教育——深受民众欢迎。
    
    
    良知说不但是学术话语，更是生活话语，有着简易明了的特点，容易为一般民众接受。更明白地说，良知说根本就不是案头研讨的空洞对象，而是必须在生活世界具体实践的存在性体悟。生活是表现最基本的人性的场所，一个人即使没有知识，也可堂堂正正做人，愚夫愚妇也有自己的良知，一样能通过日常生活显示自己的存在意义。就像一匹一无所有的马可能是千里奔驰的良驹一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也有可能是充满了德性光辉的圣者。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内在良知，每一个人都享有道德的尊严。一旦沉潜到生活世界重新进行思考，就不难触摸到人的真实良知。可见良知教育即是做人的教育，不一定关涉知识论，但却必然牵联价值论，当为人格主体实存选择最深刻的教育。精神教育乃是第一义的教育，知识教育则是第二义的教育，二者虽然并不对立，但仍有轻重主辅。现代社会恰好将其颠倒了，只知道知识教育，遗忘了精神教育，物质与技术的世界遮蔽了精神或思想的世界，人不再是大写的高尚的精神的人，只是小写的卑劣的物质的人，安身立命的地基既已动摇，世界也就失去了本来应有的意义。
    
    
    良知呈现不需要讨论和设计，也不必推理与判断，随时都可透过具体生活场景而呈现。内在的绝对道德律令要求我做，我就必须自动自发地去做。这就是良知的不虑而知，良知的不虑而能。它超越于一切理性思维活动，但又可转化为理性思维活动，变成人的生活行为或行动，化为可感可知的经验与事实。这就是良知的不滞于见闻又不离于见闻。如同“道”一样，良知似实体而非实体，有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特点。诚如王阳明所说：“良知之虚，便是太空之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良知作为“能知”可以独立于一切经验，能够无障无碍地发用流行，但作为“所知”又必须摄取一切经验，不容许任何存在独立于其外。通过良知学说的提倡可以更好地重建社会习俗民风，再造人际交往必不可少的信用体系和伦理体系。每一道德判断都来自我们的生命内部，每一个体都可以根据良知来知是知非，良知的呼唤并非来自遥远的天国，而是直接来自当下爱的情感的涌动。良知教应当是最具有活泼场景的生命教育，完全有充分的条件将其重新引入到生活世界中去。
    
     
    
    三‘良知学说意义上的秩序与尊严
    
    
    
    问：您刚才提到“下行路线”，关涉地方秩序的建构问题。能否再结合农村传统资源的调动，谈谈您对民间社会再培育的想法？
    
    
    答：我感觉我们不能将城市的发展模式移植到农村，农村社会秩序的建构更有赖于良好习俗风气的形成。我们研究清水江文书时便发现，地方民众内部有着极为强烈的秩序感，秩序才能带来他们生活的安谧与幸福。他们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建构秩序，其中特别重要的便是凭借契约文书形成一个习惯法的世界。无论租佃或经商，村民都显得相对自由，约束工具就是契约，但却出自自愿原则。这就彻底动摇了西方人长期认为中国只有国家法没有习惯法的误读误解。村民社会大多有集体的“共山”，属于小共同体的公共山林资源，是家族内部用于公益事业的公用财产，通过他们的习惯法制度，大家可以公议如何用于族群公益，抚恤受灾减产贫弱人家，赡养鳏寡老弱，开展义务教育。这种凭借族群集体良知建构起来的秩序非常和谐，尽管其中也有大量矛盾需要依靠社会精英或宗法规范来化解，但仍反映了民间伦理资源的丰富和信用体系的发达，是一种高度自治化的地方民间社会秩序。地方长老或精英的道德偶像，在其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树立风教的作用。一旦将内部自动自发的自治变为外来的权力指挥，反而有可能造成秩序的板结或溃坏。中国文化现在需要复兴与重建，复兴与重建必须调动大量的民间资源，不能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更不能认为国家垄断可以代替民间竞争。传统的村落族群社会虽然并不就是自治的乐园，但国家干预力量的确相对较少，不仅减少了管理的成本，而且有裨于多元化景观的形成。民间的活力依托于自动自发的秩序，有赖于人际组合关系的多样性。多样性的秩序即意味着人与人相处的微妙，象征着人与人交往的复杂，不能不以习惯法的方式来强化伦理体系，最重要的仍是人要自己作道德的主人，以良知来推动良好社会风气和习俗礼秩的形成，使农民成为道德的农民，经济成为道德的经济，不仅必须防止农村与城市悬殊太大的贫富差距，而且更要警惕农村内部隔阂太深的贫富分化。所以利益纽带认同性的维护也极为重要，需要激活族群集体的经济积累与互助机制。
    
    
    问：良知能知是知非，也就是能作道德判断。但面对强大的专制制度，良知说是否仍显得太脆弱？实存地唤醒自己的良知，究竟对真实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答：良知说具有深刻的反专制意义。王阳明受贬来到贵州，亲身经历了黑暗专制的冷酷，他不能不追问合理性的资源究竟应该由权力来垄断，还是根本就归属每一个体都具有的良知。他最后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权力系统，而是可以作为“天则明师”的良知。一切合理与不合理的社会资源都以良知的存在与否为终极根据。良知才是人类寻找永恒价值的源泉，是人生有价值有意义的精神家园。同样地，今天我们判断是非也不能以西方价值为标准，标准只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良知。当然，良知也可以公共化和社会化，形成公共良知和社会良知，不能不有民心民意的畅通表达渠道，需要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如同我们需要随时聆听伟大哲人的教诲一样，我们也需要随时聆听生命内部最深沉的良知召唤。良知所表征的自由不仅是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而且也是独立地进行道德判断的自由、自作主宰地履践自己的德性性命的自由，既不能受制于专制制度，也不能盲从于社会流行时尚。良知的抉择总是最本质的抉择，既代表了独立精神，也体现了自由意志，更展示了存在的勇气，显露了生活的智慧。王阳明良知说的现代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提醒我们，无论政治行为或社会行为，都应以良知的存在为合理性的依据。所以危害了良知及其所构成的伦理生活秩序，就意味着破坏了国家和社会最基本的存在论基础。良知是最沉默的天则明师，也是最能唤起生命力量的天则明师。良知的力量在于召唤——沉默式的召唤。一切勇于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都必须以良知的存在和召唤为先决条件。
    
    
    问：良知的存在即意味着真实生命的存在，一旦丧失便意味着人性的沉沦。我们想进一步追问的是，人如何才能有尊严地生活，有尊严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而言，它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
    
    
    答：人要活也尊严，死也尊严。尊严从哪里来？是外部给予的，还是内部呈现的？高权大位者贪污，良知沉沦泯灭，当然完全丧失尊严。普通百姓自食其力，依据良知做人做事，当然活得尊严。以良知为依据的美德一旦涌现，意义与价值的机制便立即启动。可见尊严不是外部的声名显赫，财物富庶，而是内在的人性光辉，自我人格的挺立。现代社会很多人摆阔，把奢侈当成自身价值的炫耀，一顿饭动辄上万元人民币，只能说明人性的堕落，眼光的短浅，存在的空虚，生命的无聊，不仅败坏了个人的声誉，而且亵渎了良知的庄严。普通农民尽管生活简朴，但真实天性自然外露，坦坦荡荡屹立于天地之间，不能说就没有自我的尊严，也不能说就没有人生的意义。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不有傲骨。任何人生价值都应该透过生活来呈现，生活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人的创造活力。天地如果没有人，便难以呈现其价值，人是天地的心，可以仰观它的高，能够俯视它的阔，只有人才能为天地万物赋予意义，为自己的生活与劳作赋予价值。现代人的狂妄不仅是蔑视一切古人，更重要的是遗忘了自己的良知，只有傲气，全无傲骨，既缺乏与智者或哲人对话的心智，也丧失了自我批判的能力。无论如何，各种具体事实的荒谬已明白告诉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已经很疏离，人与自然也很隔阂，最突出的便是权力的异化，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精神的坍塌。世界已在不断除魅化的过程中完全平庸化。所以我们需要再造清官，需要重建伦理，需要唤醒人人皆有的体验美好事物的能力，需要为脱魅的世界归还其本有的神圣性。因为这样做符合人的良知，符合人的本性，符合老百姓的利益，符合生活世界的需求。
    
     
    
    四、人的意象性活动与生命价值的全面实现
    
    
    
    问：学术界长期认为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甚至一段时间内成为垄断性的观点。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能举例为我们说明吗？
    
    
    答：王阳明与他的学生游南镇，一位友人指着岩中树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在深山中自生自落，于我心中有什么关系？”王阳明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的颜色便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这是研究王阳明很重要的一段公案，但明显不属于认识论，应该纳入存在论。存在论便是显象论，存在的物必然为显像的物，不但在人的心灵境域中显现，而且在意义结构中敞开。如何显象或隐象？前提当然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看”与“未看”。未看时，此花无法通过人的知觉心而显现，故只能是“寂”的隐象性存在状况；既看此花时，花的颜色便以显象的方式与人的知觉心一起“明白”起来，成为相互敞亮的意义性存在。这是“看”的意向性活动与“育”的对象合为一体的呈显过程，扩大开来也可看成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构成活动过程。这里的“明白”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清楚”或“彰显”的另一种表述，而是“自知者明”、“知常者白”（老子语）意义上的关涉“道”的体悟的“明”与“白”。花的存在本身不依赖于心，但它的显象却有赖于心，花与心通过看与不看产生了不同的关联，决定了它们存在状况的隐（寂）与显（明白）。隐与显恰好构成了事物存在的一体两面，二者都可以通过对方来实现自己，是自己存在的必要参照物，或根本就是自己的构成关系的参与者。老子岂不早就有言：“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也就是说，花可以“寂”的方式来隐蔽自己，也能以“明白”的方式来敞亮自己。空灵的心当然可与其他一切存在互摄互融，合成主体和客体密契一体的意义境域。“寂”与“明白”是与心的知觉摄受功能同体的，花依赖人的主观心才能成为显象的存在。诚如荀子所说：“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无可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存在可以遮蔽，也可以显现，可以分别将其称为到场的存在和不到场的存在，也可说是出现的存在或未出现的存在。“花不在你心外”即是说花不可能独立于人心之外，自行地成为人的知觉系统中的意向性的存在。一切能成为意识活动对象的事物，都以意识活动结构及摄取能力的存在为前提。
    
    
    问：根据您的分析，可见简单的唯心与唯物的归类，的确存在机械贴标签的危险，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惕。我们知道，王阳明大部分精力都在提倡良知学说，他是怎样开展以良知为依据的教化工作的呢？人如何才能在自然与社会中为自己准确定位，从而最大化地实现生命的价值？
    
    
    答：王阳明一生都在讲学，讲学既是他的思想建构活动的过程，也是他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展开，代表了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有必要特别倡导人才强国，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是立体全面的，但最终目的仍是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完善。全面发展即意味着重理性、好知识、有德行、爱智慧的生命价值的完整实现，也可说是人的全部生命才情和潜能多方面的落实。王阳明对人的教育是活泼而对机的。一次一个小偷被抓住，大家对他讲了许多人要有良知的大道理，小偷始终不懂。王阳明要他外裤内裤一起脱掉，小偷不好意思，王阳明便大声告诉他：“这就是你的良知。”小偷当下就有感悟。我们几千年的教育都强调因材施教，不仅要重视技术教育，知识教育，更要关心生命教育，性情教育。必须着眼于人生行为的全面塑造，人性潜能的全面开发，人格素质的全面完善，最重要的是智慧的主动性追求，而不是知识的被动性摄取。现在的教育只关心技术性人才的培养，却忽视了最为根本的人格教育，人不仅成了没有精神的专业技术人员，而且导致了社会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的极度匮乏，需要尽快扭转教育方向，寻找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办学模式。不是将人看成机械的知识接受物，而是看成具有丰富内心世界的活泼生命体。我们需要人才强国，但如果学校只重视知识教育，强化技术教育，缺乏性情教育，忽视心智教育，便会导致智商很高，情商很低，人才不能德与才兼备的情况，最终则会造成各种社会问题，影响国家的未来发展。教育的发展方向不仅是要培养“专家”，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贤士”。“专家”只能代表社会前进的技术方向，“贤士”则能代表社会发展的价值方向。“贤士”既在知识学上广博而深刻，也在精神价值上自由而开阔，是专注于个人感兴趣的知性探求事业，同时又为国家社会主动奉献自我的典范。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是重视人性的自我了解，强调必须提高人的生命境界，关心人格教育和性情教育，内部的主观世界和外部的客观世界良性互动，二者都应朝着有利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方向发展和完善。智慧生命和德行生命应该合为一体，“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必须打倂为一片，才能构成人的完整性合理存在状态，出现真正具有公共精神的自由知识分子。
    
    
    不少现代科学家小时候和自然接触，很早就获得了秩序感和对称感，大有裨于他们后来的人生态度和科学发明。人应该思考怎么展示和实现自己的天性，改造或化除自己的习性，作到既改造外部客观世界，也改造内部主观世界。自然是人的灵泉，人是自然的镜子。人应当出于自然的天性自觉地求善，而非服从于外部的权威被动地为善。儒家一贯强调仁道就是生道，便体察出道德之源不能脱离宇宙生化之源。所以人要以静观的方式随时沉思自然，沉思自然即意味着沉思自己最本质的生命。善观天地人我万物的“生意”，也就是领悟自己的“仁性”。良知的最高境界不是道德，而是超道德的自然——自然地知是知非，自然地好善恶恶——既是内心人性的光明显现，又是外部秩序建构的依据，但良知知是知非，知善知恶，又超越于是与非，超越于善与恶。良知永远都意味着最原初、最真实的存在状态。道家之所以强调“道法自然”，就是看到了自然境界中的和谐才是最高的和谐。人天然就有追求崇高与美德的倾向，但却必须经过实践界的各种磨难才能完成。一牵涉到实践界就显得极为复杂，各种善与恶的力量总是吊诡式地交错缠绕，随时都有可能以堕落的取向僭越崇高的取向，所以王阳明特别强调“世上磨练”的功夫，更看重在实践界自由践行生命价值和美德的人生发展方向。这就是“内圣”与“外王”相辅相成合理健康发展的两个维度，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生与社会进步完善的最大张力。王阳明后学务内遗外，只管我们的人格精神，不管我们的外部世界，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弊病。正确的方法是内部的主观世界和外部的客观世界双管齐下地共同改造，才能最大化地实现人生与社会全面进步发展的目的。借用《大学》的话来说，就是内部心性要“明明德”，外部社会要“亲民”，二者的终极归趣都不能不是“止于至善”。
    
     
    
    五、了解自己即意味着创造自己
    
    
    
    问：诚如您所说，无论个人与社会，都应该以“止于至善”为终级目标。这牵涉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问题，复杂的程度或许超过我们的想象。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积极调动传统的资源，充分地发挥人的主体性精神自由。这是蕴含在您的话语脉络中的看法，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答：我个人认为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两方面的传统资源都很重要。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深入了解自己及其身处的世界究竟如何，而且更应该追问自己及其身处的世界应当如何。因此，积极地调动我们固有的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来提高中国人的精神素质，提升国家民族的软实力，不能不是未来现代化事业的一大重要任务。过去我们是礼仪之邦，表现出高度的文明成就。我想只有继续保持礼仪之邦的美称，才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反之则有可能丧失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国家民族与个人一样，都应作到富而好礼——既强大富庶又充满礼义文明精神。一国的文明礼义习惯的养成，需要通过各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的训练来加以强化。文明成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自觉行为的结果，世界上决没有离开人的行为的文明成就。文明习惯的养成需要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来有意识地展开训练，教育作为其中的一环则不能不担负起自己的伦理责任。它必须增强人的人文素养，提高人的精神品性，维护人的存在尊严，疏通人的心性自由。心灵锻炼或精神哲学应该成为未来的第一哲学。我们需要一种精神哲学与社会秩序合为一体的伟大文明新成就。
    
    
    问：现在提倡建构和谐社会，心学的思想资源是否也能发挥作用？或者说中国的传统学术，能直接提供和谐化的思想资源吗？面对未来越来越繁复化的世界，我们应该怎样从自我做起？达致最高形态的和谐，需要经过各种复杂的运动，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我们怎样才能把握好时机？
    
    
    答：中国哲学一贯认为，好坏、祸福、是非、对错都可以相互依存和转化，又总是以动态、矛盾的方式上升为更高层次的既对立又和谐的统一体，与西方静态的斗争辩证法不同，这是一种动态的和谐辩证法。黑格尔曾轻视中国语言文字，认为不适合用来表达思辩性的哲理。他自以为德语才能冥契道妙，能以相反的两种意趣融含于一字之中。钱钟书先生列举了大量的例证加以驳斥，认为黑格尔发论虽高，却是无知而掉以轻心。如《周易》之“易”字，便一名而内含三义：易简、变易、不易。类似的例证尚有很多，都可见中国语言文字最适合于思辩，不仅能一字蕴含相反相成的多义，而且能直接将人引入微妙大道。
    
    
    从根本上说，人必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是创造自己。创造自己必须以认识自己为前提，认识自己也需要以创造自己为目的。王阳明的心学正好代表了中国文化认识并创造自己的一个努力方向，是一种高度精神化的价值哲学。和谐辩证法与斗争辩证法的不同，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东西方哲学的巨大差异。在中国人看来，和谐的最高存在状态就是《易经》所说的“太和”。“致中和”才能出现“天地位，万物育”的整体性和谐状态，具体分析，也可说是人自我身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们都得通过以阴阳为符号表征的辩证法运动过程才能达致，是包含了无限分殊的多种多样的差异性的整体统一平衡状态。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这就是天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代表了正反相合的秩序化过程。社会秩序作为宇宙整体秩序的一部分，当然也要努力从低级的和谐向高级的和谐迈进，不断地将多种多样的对立或相反的两方，包容到自己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状态之中。这便是“理一分殊”的道理，需要依据“时中”的智慧来善加把握。所谓“理一”，是强调一切存在都不能不在最本真的根源处具有同一性，承认人人都有理性和良知，看到人人都有提升和完善自己的无限可能性；“分殊”则是正视万事万物现实存在的差距性，警惕绝对普遍的平等可能导致的社会平庸，明了现实世界只有少数特立独行之士能够成圣成贤。更明白地说，人人在本体论意义上都可以成为尧舜，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成了尧舜。圣贤与凡庸的区别决定了人类永远都有“教（化）”与“被教（化）者”。“理一”并不妨碍“分殊”，“分殊”则必须根植于“理一”，既要看到事物产生必有的形上根源的原始同一性，又要承认事物显像难免的生存形态的差异包容性。至于“时中”智慧之所以特别重要，则说明智慧总是与中道结伴而行，不能不以时机化的方式来彰显，在变化的流程中获得时间与空间的机运和主动。
    
    
    问：和谐辩证法的深意的确值得我们反复三思，大有必要将其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去。最后想问的是，良知教作为一种精神道德哲学，它对现代人究竟有何重要意义？
    
    
    答：动态的和谐辩证法重视循序渐进的变革，不赞成一时冲动的激进化革命。我们能以跨越式的发展，来避免西方曾经走过的弯路。但跨越仍必须是继承意义上的跨越，有连续性线索可寻的跨越，不能是横空出世的跨越，更非抽刀断流式的跨越。这绝对不能依靠野蛮的丛林斗争原则，而只能靠和谐辩证法才能实现。
    
    
    良知教育的长期缺位，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精神文明教育传统，丧失了精神修炼和生命磨试的自我能力，封闭了领悟神圣启示的自由呼吸的思想空间和心灵空间。从根本上说，王阳明心学不仅是永恒的话题，同时也是必须永远聆听和交流的对象。因为人永远要面对自己，认识自己，提升自己，创造自己，实现自己。人不但应该学会怎样生活，而且更应该思考为什么生活。人类的精神永远不能堕落，自我了解永远需要深入。智慧不能不与人类的高尚精神结伴而行，仁、智、、勇三德交互辉映才能成就真正的人格。熟悉一流思想家的精神修炼方法，可以更好地唤醒我们自身的高贵气质和超越品性；了解自然与社会的复杂运作面相，也能积极地激活我们的求知兴趣与心智能力。只有彻底地深入自己的心灵世界，才能彻底地了解和把握自己。这就是老子所说：“自胜者强，自知者明。”人的幸福决非外部虚荣的表面化满足，而是自我灵性生命的真实获得。不是王阳明重要，不是王阳明的心学重要，而是我们需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即意味着把握自己，把握自己则意味着创造自己。就像我们需要通过了解外部世界来更好地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一样，我们也需要通过反观自己的内心来更好地把握外部世界。在确保主导价值得以安立，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形成一个有主次之分的立体多元的社会张力结构的前提下，真正将多元化的精神教育落实为第一义的教育，实际便是视精神生活为人生理当契入的最高意义的生活。如果说文化的力量在于帮助人更好地发展，那么教育的根本原则就在于帮助人日趋于完善。
    
     
    
    （原载《阅江学刊》2010年第六期）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