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秉元作者简介:邓秉元,原名邓志峰,男,西元一九七四年生,吉林农安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学、经学史、思想史,著有《新文化运动百年祭》《王学与晚明师道复兴运动(增订本)》等。 |
要相信经典会给我们以力量
作者:邓秉元(复旦大学,本刊特邀撰稿人)
来源:《中国研究生》2023年1月刊
刘玉秀(扬州大学)摄
《中国研究生》杂志来函,希望我能对研究生朋友谈一点儿学习中国文化原典的建议。蓦然之间,思绪竟回到自己的读书时代。虽然自己所得尚浅,而且从业越久,越是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叹,但还是有不少甘苦之言,可以和有志继续从事此道的年轻朋友分享。
对于现代人来说,不同起源的人类经典早已相互共通,不必自限于一隅。但具体到每一个人,接触经典的机缘其实并不一样。人类最好的经典都是相通的,都会打开不同的生命之门,但华夏古典的独特之处在于,即便是在绝对的物质主义或虚无主义背景之下,依然可以找到通道,让我们体会到生命本身的力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门洞开,一方面是西学的大规模涌入,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在本土复苏,同时新儒学也自海外回流,对华夏文化的思考,重新被置于中西古今之间,古典也就在这个历史境遇下被重新审视。但对于青年人而言,除了对知识的渴求,总是少不了对生命本身的困惑。当时并不清楚古典能否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只是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古人是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带着这一疑问,我在大学时代开始接近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后来读梁漱溟先生的书,看到他也常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这才明白,尽管每个人的问题未必相同,但问题在所有人那里都是存在的。
因此,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经典并非一堆死去的文献,只是供一些人批判,或者让另一些人发一下思古之幽情。相反,要相信经典会给我们以力量。在某种意义上,经典其实是一个“待问者”,“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礼记·学记》),只有具有诚意和耐心的发问,才会真正得到垂青。经典是一个民族在与天道持久沟通的过程中形成的,通过经典,每个民族都实现了自身文化的“天人合一”。经典因此不仅蕴蓄着无尽的能量,同时也承载着先民的志业,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缩影。
孔子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读古典,首先需要过历史和语言关。尽管只有极少数研究生可能成为上古历史、文献或文字、音韵等方面的专门学者,但对于古代语言、文字、历史的常识必须具备。一个研究古典的学者,不仅应该能够利用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而且应该在学业的早期有意识地扩充自己在经史子集各领域的基础知识。古书浩瀚无边,而且学者性情不一,不可一概而论;但不妨首先精读《史记》《通鉴》(最低限度是《通鉴纪事本末》),有条件者可以尝试点读白文。此外,仔细阅读《四库总目提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学习古典,入门进路极为关键。如果是基于兴趣的研究者,当然可以从清儒读起,清人的十三经注疏大体已经形成体系,是我们了解先秦、两汉学术的基础。但清代注疏其实不适合初学,很可能在名物训诂的过程中消耗掉不少人的读书热忱。但如果是具备一定基础、已经确定学术方向的研究生则另当别论。倘若基于自身问题研读原典,不妨先读宋元人的经注,诚如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宋儒大多刊去枝叶,直面问题本身。在宋儒的基础上研读清学,则清学皆成活水。
古典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接引源头活水的基础上,形成我们这个时代对宇宙人生的确切理解。因此,对于二十世纪以来少数真正能够建立在古今中西基础上的新的研究要予以充分重视。这方面马一浮、熊十力、钱穆、蒙文通、牟宗三等先生是我们的典范。一般来说,古典研究不可画地为牢,古之人无书不读,像现代有些人那样,以文史哲等学科自限或束人的做法可以休矣。但初学入门最好能正,这样才能对种种附会之说或无根之谈有所裁断。至于入门之后,所造如何,那还要看发心的大小以及用功的深浅,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矫饰。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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