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德运考——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史》序

作者：韩星

来源：《西汉德运考——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史》，李培健，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培健是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时带的中国文化史方向硕士研究生，他为人诚挚，做事踏实，学习刻苦，具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是个做学问的料。

在硕士论文的写作中，他发现不少学者或认为西汉仅行水德或土德或火德，或认为水土德或土火德或水土火德并用。他抓住这个似乎很小，也鲜有人深论的问题，静下心来撰写论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硕士毕业后培健考取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师从著名的秦汉史、秦汉思想史专家陈启云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继续深入研究西汉德运问题，2013年以《西汉五德实行论考》作为博士论文顺利毕业。

博士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虽然现在的工作与他的研究兴趣和方向有一定距离，但他没有安于现状，而是在完成本质工作之余继续默默地辛勤耕耘，并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思深研，不断有大作发表，并且拿了一项教育部西部青年基金项目。

现在的这部书是他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拓展完成的学术专著。首先，通过对学界目前就此问题研究状况的梳理，他提出了很多学界没有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传统政治的正统观资源很多，但为何统治者如此青睐德运？德运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学说理论，更是在政治实践中实行的，怎么实行？具体状况如何？在政治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如何？所以他把德运问题提高到政治史的高度，特别是作为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来探讨。

其次，他梳理了中国古代历代的德运状况，发现一部中国传统政治史，几乎就是一部德运史。这个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但由秦汉至清末历代王朝对德运的重视与实行几乎没有断线，那怕是魏晋南北朝、五代这些分裂战乱时期也是这样。说明这个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的重要性。培健通过论证指出，统治者经常只是象征性地实行某些德制，而不会全盘以五德施政。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是一种成本最低但收效却颇高的合法性论证手段，由此可以理解在传统中国政治中，绝大多数王朝都采用五德终始说，直至清末。

第三，本书集中对西汉德运问题进行考论。因为西汉德运比较复杂，不仅德运多变，还形成了新的五德理论，并广泛渗透到政治实践中，影响深远。在研究中，培健从政治合法性建构视角来讨论德运。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建立与运行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为此，他从中西政治合法性的研究模式与类型入手，通过考察比较，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思路。在研究中，他概括出“逐鹿”规则、功业观、天命观等合法性建构的资源，而五德终始说就是从天命观的角度来阐释其正统地位的。汉初统治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稳定政治秩序，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政治合法性建构还不够精致，稍显粗糙。到了汉武帝晚期随着政治危机日益加剧，合法性问题又凸显出来，于是就有了西汉后期政治合法性的重构。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论证能够说明西汉政权仍然处于五德终始说原理下的历史谱系中，西汉王朝就仍然具有治权上的合法性。为此，他提出了职责观和罪责观两种论证政权合法性观念，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并结合历史实际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反思学界“厌汉”之成说，重视“保汉”之合理性；对新五德终始说的提出做了深度探讨研究，其中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汉室火德、汉家尧后等问题，都有新解；对王莽代汉也有新见，认为王莽是利用了刘向父子德运说、谶纬的资源来建构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最后对西汉制度中的德运从历法、服色、尚数几方面做了考辨。除了经典文献，还利用了大量考古资料来论证，史料翔实，论证精细，显示了他扎实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相信培健会继续围绕此问题对东汉政治进行研究，形成完整的两汉德运考。不过，在继续研究中，希望培健把思想史、经学史和政治史结合起来深化拓展。因为西汉自汉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为汉代政治提供思想指导，理论依据和价值基础，不仅对汉代，也对以后两千多年政治影响深远，对今天中国的政治转型和发展方向也有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是为序。

2019年3月11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