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书避免历史化的三种途径

作者：陈嘉许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关于儒家经典，自古有“六经皆史”的说法，也有“通诸经史”“经史合参”之类的讲究。经，到底是不是“史”？如果是，有什么单列为“经”的必要？如果不是，跟“史”的区别在哪？

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也提出一点思考，聊供同好参考，希望能抛砖引玉。笔者认为，经在成书过程中，尽量避免了历史化，以确保其义理最大程度的跨时空通用性，或者说确保流传得尽量广、远。由于这个缘故，经有超越于史、区别于史的特点。

本文所说的经书，主要以四书、《周易》和《诗经》为讨论范围。《春秋》比较特殊，照理说它是史书，但大家公认的是，孔子并没有改动史官记录的历史事实，只是改动了某些措辞而已。在史官那里是史书，在儒门这里，历史事实已退居第二位了，孔子寄寓的良苦用心，百世不违的经纶之义，才是儒生所致力探寻的最高目标。至于对《春秋》的解释，三传各有侧重，其实进一步凸显了孔子所删定的《春秋》，跟史书大约还是有区别的。

经在成书过程中，尽量避免历史化，是怎么做到的呢？大约至少有三个途径：第一，情节的自足性；第二，把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尽量淡化、简化；第三，化历史为我所用。这三个方法，经常是前两种并用。第三种比较少见。

一、情节的自足性

先来看第一种途径，情节的自足性。要么是本篇（或章，或节，以下笼统称本章节）足够简单，要么是该交待的背景细节在本章节就交待完备，这样一来，读者不需要另外查阅史料，就能直接研读。

足够简单的情形，四书里有大量的例子，尤其是《论语》和《孟子·尽心》篇，可谓比比皆是，像只有一句“子曰”或“孟子曰”的章节，往往都是不需要什么历史知识的。（当然了，越简单的章节，可能理解起来歧义越多，有人还可以因此大做文章，围绕几个字考证出一大篇文字，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贴切理解，笔者对这种方法持审慎态度。更可取的办法，或许是结合上下文，也就是从结构的角度去探究、确定。）

该交待的背景细节在本章节就交待完备，这也是《论语》和《孟子》常见的现象。比如《先进》篇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句话就把背景呈现清楚了。“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交待了孔子接下来批评冉有的事实根据。《公孙丑》篇的，“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提醒了孟子接下来回答充虞的现实背景，是在离开齐国而赶路的途中，尤其是一个“路”字，舍之无法完整理解孟子之言。原文如下：

2.22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充虞问的是，夫子前些天说不怨天不尤人，但现在好像不大高兴的样子，言下之意您是不是在齐国不得志搞得不开心啊？孟子回答，先说“彼一时，此一时也”，前些天是安定的环境，现在是在忙着赶路的途中，气色不一样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然后说了一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道理，解释自己没有什么不开心的理由。后人解释“彼一时，此一时也”，往往从大道理的角度绕一大圈，其实是忽略了“路”字的背景提示作用。

二、尽量淡化、简化历史背景

再来看第二种途径，把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尽量淡化、简化。这在几部经典里表现得都很明显，尤以《周易》最为典型。《周易》是有历史背景的，离开殷末周初那段历史背景，其措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会变成没法理解的“天书”。64个卦，依托的是64个历史叙事。但《周易》不是历史，历史叙事只是措辞的“依据”或者说“背景”而已，只有淡化、简化历史，《周易》文字才能具有通灵的魅力、普适的价值。于是，我们就看到了64个卦所用到的历史叙事，大多数反反复复不过就是那些老生常谈的事情：季历锐意兴邦，文王善继其志，文王忠而受辱，文王率领周国崛起，武王善继文王之志……看过《封神榜》的小孩都能知道好多的。有没有需要复杂一点的历史知识的呢？有。像“七日来复”，“己日乃孚”之类的卦爻辞，涉及到武王起兵的具体日程，略查《尚书》即可。说略查《尚书》，是针对现代人而言的，也许对于《周易》的作者而言，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常识而已。甚至对先秦的人来说，有彖辞和象辞一表一里的配合解释、提示，一部《周易》或许根本就不需要另外查证什么史书。《周易》的文本，近世有所谓“古经”之说，试图把彖辞和象辞撇开，殊不知彖辞和象辞本身就是一对阴阳关系，分别提示着卦爻辞的字面含义和弦外之音（“象”不是卦象爻象的意思，而是和“彖”相对的另一种动物即大象）。尤其是小象辞，经常就是提示历史背景的。比如“象曰”的“乘刚”，易学史局限于爻象层面，说阴爻处在阳爻上面就叫“乘刚”，通常说是不好的，但至于具体是吉是凶就不好一概而论了，云云，其实“乘刚”只是借阴爻处在阳爻上面之象，来形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乘着刚猛之气，经常是暗指文王锐意报效商朝这一史实）。再如“象曰”的“位不当也”，易学史拘泥爻象理解成某爻“不当位”，凭空弄出“当位”和“不当位”这项“易学基础知识”，其实象辞通常说的是文王拘于羑里之事。易学史对象辞的理解固然有不足之处，但抛开象辞而搞“古经”更不可取。类似的，还有“丧牛于易”“丧羊于易”，抛开象辞，另外搞些历史考证往上面拼凑，什么商朝先祖王亥跑老远贩牛羊之类的，说得活灵活现的，只能是离《周易》越行越远。

把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尽量淡化、简化，这在四书和《诗经》表现得也很明显。《四书》注解可以尽量避免复杂的历史考证，有些需要额外交待历史背景的简单交待一下也就可以了，比如“鲁人为长府”，在《论语》编纂者那里或许只是基本常识，后人还是要额外了解一下的。更多的时候，《论语》用到的历史背景，不过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厄于陈蔡、回到鲁国这条主线，涉及的人物有些需要简单了解，有些则根本考证不到，也不需要考证（如长沮桀溺接舆，应该就是编纂者以场景指称其人而已），甚至有些考证得太详细的话，反倒不利于文义的理解。

不宜详细考证历史背景的，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比如孔子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先进》），稍加考证的话，就会感觉费解，难道颜渊也没达到入室标准吗？跟着落难的一批老弟子，竟然都“不及门”？能避免这种费解的解释，有说成是都不在孔子身边这里的，有说成是都不当官的，有说成是无上下之交的，其实细细琢磨都显得牵强。上下文情况是这样的：

11.1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11.2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11.3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上一章说的是希望弟子们有一份谦逊之诚，宁可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有缺点，而不是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是君子后来才越学越发现自己有缺点，下一章说的是弟子们学得了圣人的某些方面，未得圣人全体，那么本章的义理也就很清楚了，不过就是孔子“敲打”门人的话，警告他们路还很远，别以为跟得久有资历就行了。类似的孔子点评弟子们只有颜回好学，其他没有一个好学的，那些弟子自然也会明白老师的苦心，而不会在字面上较真甚至介意，后人解释的时候，更不用替他们掩饰什么。孔子敲打的是门人，《论语》警告的是后学。

再比如“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迷信《史记》的叙述，把它放到孔子晚年“悲凉”的场景中，自然就成了孔子的一大悲叹。其实《史记》描述的孔子是作者根据一定材料“加工”出来的，不一定都是可靠的。这句感叹放到《论语》上下文里理解，不过就是孔子说自己要老老实实，不搞怪力乱神罢了，哪有什么凄怆的：

9.8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9.9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9.10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上一章是说自己无知，下一章是说敬当世之人、身边之事，本章是说以平常心活在此时此世。就因为凤凰不现身、河图不出来，就为自己感到悲哀，应该还不至于。也许我们可以说个更严重的话，以《史记》为代表，关于孔子的很多史料说不定都是有问题的，以这种史料为依据，去详细考证孔子的“历史”细节，到底有多可靠，值得存疑。

在淡化历史背景方面，《诗经》的遭遇比较曲折。《毛序》流行天下，《诗经》也就成了历史书，恨不得每首诗都要介绍其“历史背景”和政治用意。这里只提三个问题。一是，既然每首诗的历史背景都很重要，为什么孔子编的时候连作者都不附录？即便大多数民间作者没法查证，最起码总有几首是可以附上作者的吧？这是不是说明，作者问题根本就不重要呢？二是，《论语》里孔子与弟子论《诗》的时候，一般都是试图启发弟子不要停留在字面，要注意弦外之音，一旦弟子有所“开窍”的时候，孔子就会称赞，说可以跟你聊聊《诗经》了。这种弦外之音跟历史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而只跟修身养性有关。三是，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有这样一个章节：

17.10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

《周南》、《召南》是《诗经·国风》中的25首诗，其中《周南》11篇，《召南》14篇，编在《诗经》最前。后人解释这一章的时候，一般都集中在总体义理阐释或具体的历史考证上，对两个地方解释得好像不够，一是孔子使用的是“为”字，而不是“诵”字，二是为什么不“为”《周南》、《召南》，就会“犹正墙面而立”呢？有这么严重吗？“为”字表明，《周南》、《召南》是要践行的，而不是读熟就行了。25首诗，细读下来，各有各的主题，伯鱼要践行的到底是什么呢？不践行的话，竟然就会“犹正墙面而立”，无路可走了。后世解释有个说法，猜测当时伯鱼新婚，孔子告诫他要修身齐家，与妻子和睦相处，如果这样的话，那《关雎》应该就够了，何必扯上25首诗呢？《召南·行露》是女子反对逼婚的，跟新婚之诫好像很不相容。其实这一章的家训，牵涉到了《诗经》的一个重大问题：结构。周武王逝后，其弟周公旦、召公奭辅佐成王而兴周，是致身为公的典范。《周南》、《召南》编在最前，跟《春秋》常用的“元年春王正月”，用心应该是一样的，结合“元年春王正月”，自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犹正墙面而立”了。至于具体的每首诗呢？编排顺序等也是大有奥妙的。孔子跟弟子讨论，使用“始可与言《诗》已矣”这种措辞，耐人寻味。子夏、子贡都是非常博学聪慧的人，竟然还要被孔子这样提醒，事情恐怕并不简单。《诗经》的确有需要小心考证的地方，但《毛序》着力往历史上引导，恰恰是不可取的。

三、化历史为我所用

化历史为我所用，这是经书避免历史化的第三种途径。这种方法很少使用，聊举二例。第一个例子，是在《论语》和《孟子》的目录中，历史人物的名号被用来满足义理上的需求，其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独立的寓意，而不再仅仅是组合起来的名号而已，例如《孟子》“梁惠王”，梁为担当，惠为惠爱，王为王者，合起来暗指王道，“离娄”，离为依附、遵守，娄为系牛，合起来暗指承先圣规矩，等等，具体参见笔者另文《儒典三部目录试解》，兹不赘述。

第二个例子，《大学》引用往圣先贤之言，有时候只取字面上跟自己要说的内容有点关系就行了，义理上不需要联系，当然也就更不需要还原那句话所在文献的主题，或者圣贤当时说这话是什么身份、用意。例如这章：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作者要说的是君子竭力修身，为了自新其德而“无所不用其极”，在全篇结构里属于“正心”的部分。引用的三部文献，有“新”字即可，其实不需要义理上的联系。朱子调整《大学》行文次序，硬是把这一章解释成了政治上的“新民”，以将就把“亲民”释为“新民”的做法，实属牵强。接下来引用《诗经》等带有“止”字的句子，用意是一样的，不赘述了。

再接下来的一章很有意思：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孔子说的事情，显然是司法方面的，他当过鲁国的大司寇。《大学》这里要说的，是个人正心要注意的“本”，即“无讼”。孔子原话是事相上的打官司，《大学》要说的是心里不打官司，只是要借用孔子的“无讼”二字而已，不用还原孔子说这话的身份、场景。心里“无讼”，具体是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情者不得尽其辞”，不妄言，不知道的不乱说，二是“大畏民志”，敬畏世人的意志。朱子按照字面往治道上理解，必然面临一个问题，让老百姓害怕，不敢诬蔑好人，从而不敢乱打官司，怎么就成了“知本”了呢？按照儒学的一贯逻辑，治道之“本”不应该是引导百姓孝悌吗？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引入了“圣人”深不可测的修养来曲为其说：“引夫子之言，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观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这显然带来一个历史问题，孔子当大司寇的时候，堂上一坐，堂下诉讼双方就会立即和解吗？他使用“必也使无讼”这种措辞，恰恰说明是要费些周章，才能引导双方和解的。法官聪明有德，自然有利于司法，但因此就上升到“本”的高度，让人费解。

只借圣贤字面的措辞用字，《大学》为什么要这样呢？笔者猜测，这或许是为了贯彻“述而不作”的精神，即，自己不随便造论，要造的话力求每句话都有所本。能找到不仅字面上，而且义理上也能据以为“本”的往圣先贤之言，那是最好不过的，《中庸》通篇都是这种例证；实在找不到，那字面上能有所据的，也比没有为优。至于为什么要“述而不作”，里面有什么深奥的原理，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四、余论

探讨了经书避免历史化的三种途径之后，我们自然会反思另一个问题，把经当成史会有什么弊端呢？或至少有内外两个方面。内的方面，是在经典的解释方面，致力于历史事实的考证，很多本来最应该探究的内在逻辑、深奥义理，反而被边缘化甚或忽略了。最严重的还是外的方面，即，容易产生经典某些内容“过时了”的倾向。经之所以尽量避免历史化，就是为了不过时、不限囿，力求最大程度的跨时空通用性。民国以来，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过时论”。有些是读后的疑思，有些则恐怕是恶意的引导。引导读者认为某些内容过时了，那么经典的权威性也就谈不上了，信仰自然也就消解了，于是孔子和孟子就成了参与百家争鸣的两位学者而已，其观点要“放到当时的历史时代中”考察，甚至不妨研究其“历史局限性”。其然乎？其不然乎？

作者简介：陈嘉许，男，西元1979年生，主要研究先秦儒学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