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顾炎武看明清儒学思想变革

作者：宋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正月廿一日庚子

          耶稣2023年2月11日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历程中，儒学可谓贯穿始终，连绵不绝。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成为历代王朝尊奉的官方学说，发展至宋代，由汉代注重解释字词语意的章句之学，转化为具有哲学思辨色彩，注重阐发文字背后义理的“理学”，历宋元明三代五百年不衰。但明清易代不到数十年间，学风突变，出现了“对理学，特别是对其代表人物朱熹的激烈批评和彻底清算”（黄爱平《毛奇龄与明末清初的学术》）。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多将此作为政治变化所引发的学风递变，但此前历经宋元、元明两度易代，理学不衰反盛，可见社会动荡绝非明清思想转型的本因。

从史实研判，这种转变自清初就已出现，其中对顾炎武的推崇，可看作标志现象之一。明清之际，存在多位声名卓著的理学大儒，身在江南的刘宗周、黄道周，黄河以北的李颙、孙奇逢都可谓声名素著。相较之下，顾炎武的学术声望不但未有过之，甚至还颇有不如。且顾炎武终身心向明朝，不与清廷进行任何合作。然而有清一代，顾炎武地位逐步抬升，光绪年间甚至从祀孔庙。因此可说，顾炎武的思想是理解明清儒学巨变的重要切入点。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末年，家中虽为昆山望族，但祖孙三代仅有一人科考上榜。炎武本人更是四度落第，绝意科场（《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至70岁去世均无功名。据其自述，自幼先习八股文，后通过阅读家中藏书“学为试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钞书自序》），明亡后，因参与反清斗争与家族财产争端，数次流亡，甚至遭逢牢狱之灾，晚年变卖家产北上游历，才逐渐著书立说。其传世巨著《日知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入子部杂家类，《音学五书》收入经部小学类，后者属于炎武不多的经学著作代表。

但在清朝国史馆所编纂的本朝史中，顾炎武赫然居于清朝诸儒之首，清国史馆初开于康熙二十九年，后雍、乾间又两次续开设，纂辑本朝历史。清国史并无定本，只有稿本，但晚清曾国藩等人所见本均如此排序，“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嘉庆时期，名臣阮元已把顾炎武评价为“国朝第一大儒”，光绪三十四年从祀孔庙，得到古代儒生的最高礼遇。（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

传统观点多将顾炎武声名鹊起归为两大要素。首先是康熙时期，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先后高中一状元二探花，使得全国尤其是北方士人，对游历于此的顾炎武也礼敬有加。其次是乾嘉时期学术思想“汉宋之争”加剧，通过塑造并神化顾炎武的地位，借题发挥抬升考据学地位。但两种说法都忽略了几个因素：

第一，顾炎武亲自参与抗清斗争，其嗣母为明朝命妇，绝食殉国，临终要求顾炎武不得出仕。炎武对此并不避讳，也以此为由多次坚拒入明史馆（《与施愚山》《答次耕书》、《与史馆诸君书》）。相比毛奇龄等亲身出仕，或黄宗羲等虽未出仕，但积极配合清朝修史者，神化这样一个人物，有何必要？

第二，清代评价炎武学术，也说“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于经学层面仅“精韵学，撰音论三卷……又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清史稿·儒林传二》）突出提及的也是史学成就。且顾炎武也并不排斥朱熹与理学，仅针对学习方法，无门户之见，例如他曾言：“有能由朱子之言，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则此一编者”（《下学指南序》）。想以他抬升汉学地位，实属牵强。

究其实，顾炎武固然有其学术成就，但远非空前绝后。而任何思想主张如果不能因应时代需求，即令刻意推动，也很难蔚为风潮成为一代显学。而顾炎武从寂寂无闻跃升为一代儒宗，并非因其著作等身，而是其学术主张充分适应了清朝建立后的现实局势。

目前点校出版的《清史列传·儒林传》为晚清稿本，与曾国藩所见稍有差异，分为上下两篇。顾炎武置于下篇首位。综观收录人物，上篇可看作承袭明末理学者，下篇为开创清朝儒学新风者。顾传篇幅不长，其中所引一信《与友人论学书》见于《亭林文集》卷三，此为康熙初年，炎武给山东学者张尔岐所写。其中系统阐述了顾炎武的学术主张，可谓顾氏思想总纲。史传中对此信几乎全文收录，不难推知，这就是顾炎武受到推崇的根本原因。此信中的要点，结合顾炎武其他著作可总结为三条：

清晰指出了理学发展的客观弊病

宋明理学自汉代儒家关注经典中语句言辞本义的“章句之学”，向探讨哲理的“义理之学”转变，深化探讨了心、性、情、理、气等不同概念，推进了儒家思想在本体、认识论等哲学层面的深化，扩大了儒学理论的探讨范围，本身有积极意义。但客观说，即令概念的提出者本人，对其解释也存在诸多混乱与矛盾。又因这类概念无法被验证，且可以脱离文本无限发散，造成了刻意标新立异，空谈高论的学风。

对此顾炎武在书信中开宗明义指出：“窃叹夫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朱熹、王阳明等大儒，本是对经典文本深入阅读后，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念。但“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如此现象并非好学，仅因空谈比读书为易，“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与施愚山书》）。

深刻剖析了学风造成的现实影响

明清之际，学人结社大行其道。纵使不入仕者，往往也于民间聚集论学论世。这本符合儒家学而优则仕，关注现实的理念。但好空言心性不重经典文本，如此熏染下的学林官场都产生了好尚空谈，不及实务之风。

顾炎武在信中指出：“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产生于春秋乱世的儒学，根本目的因旧秩序崩溃后社会动荡，力图为治理天下提供一条可循路径，故而必须有现实操作性。通过对论语、孟子二书的解读，顾炎武提出孔孟儒学根本的关注点，是读书人立身、为学两大层面。

所谓立身，即自身的行为与道德；为学，则是读书的目标与方法。在顾炎武看来，“（孔子）其答问士，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也……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问”。而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简言之通过对自身道德与学问的磨砺，最终学以致用，利国利民。

但自明末以来，“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炎武对此讥刺：“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即越过孔子，由尧舜托梦传授，可谓根本偏离孔孟之教。放任此类学风日甚，不加匡正，则“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考诸史实，明末举朝多空谈之官，无实干之人。如崇祯十五年征求廷臣御敌之策。著名大儒刘宗周也只能说：“使贪使诈，此最误事。为督抚者须先极廉。上曰：亦须论才”（《明史纪事本末·崇祯治乱》）。覆亡在即，尚只谈价值观而不通实务，“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颜元《存学编·学辨一》）。明清之际，朝野士人多为亲身经历，自然感同身受者众。

紧密契合了清初的现实需求

自晚明以来，学术分歧、地域差异等因素，都是催生朋党的触媒。无法以客观事实加以衡量的理论，又极易分化为不同派别，进而由私及公，结党互斗。顾炎武就曾对此有直接评价：“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论》）。

清朝入关后，二十年内便完成统一。骤然管理如此庞大的领土，行政人才缺口极大。对此，清朝大量录用前明熟知典章，有为官经验的士人，但这些官员身历党争多年，矛盾积累，历史恩怨延及现实，顺治年间爆发了陈名夏党案。而满洲贵族内部，也因土地分配、八旗改组等因素，产生了鳌拜朋党案。因此，力主摒弃门户之见，一心务实的风气，崇尚既忠且清，无私为国的理念，于清廷可谓现实需求的当务之急。

而顾炎武的思想观点中恰有针对性言论，如其信中针对士人立身处世，主张“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终身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针对结党之习，主张“处今之时，但当著书，不必讲学，此去名务实之论”（《与友人论父在为母齐衰期书》）。针对培养人才，主张“选夫五经兼通者…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成进士者，不过授以簿尉亲民之职，而无使之骤进。”（《生员论》）

不难看出，无论从学术抑或实践层面，顾炎武对宋明理学弊端的梳理，以及主张反求孔孟、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都更为切合清初现实，因此被推崇为儒宗。而明清儒学思想重大转变的原因，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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