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三题
    作者：黄燕强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1年12月28日
    
    
    
    其一、道与学
    
     
    
    经者，圣人之道也。此二千年不可颠覆之真言，亦二千年狭陋之偏执。又云：“圣人之道存乎经。”同理，谓经之中有道则是，谓经即是道则非。因经之道（此段言“道”者皆指“经之道”）或以时用为大，或以普适为务。时用者，合乎时宜而济乎时弊者也；普适者，无往而不利，超越时间、空间之阃囿，既恒且久而不废者也。故就道而言，圣人之道有曾经是而今非者，或曾经非而今是者。故谓有万世不易之道，有十世迁化之道，亦有一世辄替之道。若《论语》《孟子》，此万世不易之道也；若《公羊》《谷梁》，此十世迁化之道也；若《仪礼》《周礼》，此一世辄替之道也。（焦循《礼记补疏》）万世之道，生机恒远，周流反复，随适随和，虽千万年往矣亦活泼泼沛然于天地间。十世之道，塑造风俗，化成天下，家国之盛也由之，其败也由之。一世之道，时行则行，时止则止，盈冲消息，取诸自然之质分；如夏葛冬裘，牛耕马驰，皆顺乎事变，与化推移，应乎自然者也；故一世之道，其衰也虽速，其意有可师焉；盖道者体用相兼，而一世者，救时弊之法也，贵在当下适用。
    
    既有万世、十世与一世之经之道，浑言之谓道，析言之，则万世者谓道，若十世与一世者乃谓学。学由道生，道为体而学为用；盖道揭自然之理而与天地相终始者也，学应世运之变而与时推移、以周世用者也。因知，道以普适为贵，学以济时为要；而道与学之旨归则在人，亦仁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圣乃明道，求性命之本体；时则述学，拯世界之将颓。则孔子集道与学而一之，故谓之圣。有诡称圣人之徒者，举阴阳谶纬之谬说附会群经，竟自诩承孔圣之道，此非惟背道途辙，亦绝乖于学矣。
    
    故谓，夫不识理义之精粗，唯经是崇，顶礼膜拜，此自欺也，抑又欺人；未董道与学之分殊，卑道于学，侪学于道，此寡陋也，亦痴妄也。尤甚者乃鼓吹诡谬之说，以致塞道、悖道、侮道，是非圣人之徒也，乃道之贼也，吾人鸣鼓而攻之，可也！
    
     
    
    其二、儒学与儒术
    
     
    
    学，道之义理也；术，道之施用也；故，学为形而上之道，术为形而下之器。形上者为体，形下者为用；体为本，用为末；故学与术（犹曰：学术与政治），亦体与用、本与末之谓也。如此，学为主而术为属，主属之伦既定，则惟学乃统乎术，未闻术而反制乎学，亦未闻曲学而就术者也。故，必合乎道者，乃可谓之学；必因乎学者，乃可谓之术。术非道，然术必依准乎道，由乎道之流形；否则，凡乖逆乎道者，非术也，尤非学也。
    
    世有儒学之名，有儒术之名。吾人必明乎此：儒学者，义理之道也；儒术者，施用之器也。有此形上之儒学，乃有此形下之儒术，故儒术之用必本乎儒学之体，凡悖逆儒学之精神者，皆不得称之儒术。故儒术之于儒学，如君之于师，必尊而上之，无卑而下之者也。《武王践阼》云，武王问道于师尚父，必斋三日，定其诚意；端服冕，慎重其事；又避南面之尊位，东面而立，乃敢请益道真。盖王者之治术，必因循乎道与学，则王者之尊隆，必不敢凌驾乎道与学也。若枉道而曲学，则已非道与学矣，乃纯任乎邪辟之方耳；然其能平治天下者，吾人未之闻也。复喻言之：仁义者，儒学也；王政者，儒术也。君子治天下，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后兴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此即王政之儒术而合乎仁义之儒学也。若夫溺迷郑卫世俗之音者，亡乎雅乐之道，故非儒学礼乐之教也，亦不得谓之儒术；如汉武之乐府，非儒学之道也，亦非儒术移风易俗之用也。
    
    历代儒学之位尊矣，儒术之名尚矣，然儒学之道衰矣，儒术之用坏矣。盖王朝所谓之儒学，非孔孟之真儒学也；其所谓之儒术，非依准乎孔孟真儒学之真儒术也。如汉武之任酷吏、兴大狱，是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之儒学与“必也使无讼”之儒术欤？汉武之专盐铁、赋口算，是岂“富民、仁民”之儒学与“什一、去关市之征”之儒术欤？汉武之封泰山、祀太一，是岂“敬天、报本”之儒学与“顺时命、尽时物”之儒术欤？又孙权之禁奔丧、绝孝道，是岂“为父绝君、事亲为大”之儒学与“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之儒术欤？（东吴之不王而终灭于司马氏，不亦宜乎！）又后世君王之巡狩（如汉武、隋炀、乾隆之流），是岂“省耕省敛、补不足助不给”之儒学与“陈诗观风、视民好恶”之儒术欤？凡此也，非儒学与儒术也，皆邪方歪道也！然若是者，覆案廿四史而岂胜枚举乎？故史谓公孙弘“缘饰以儒术”、武帝“采儒术以文焉”，谓二君“缘饰”“文焉”则是，谓其“以儒术”“采儒术”则非。盖自古无曲学、阿术以卑就于政治者，凡曲者、阿者即非学与术，故公孙弘、武帝所用以缘者、文者，非儒术（学）也，乃儒之名号耳，二君直为盗名欺世之徒也！观历代之尊儒亦多若是之盗名者。悠悠二千载，孔孟之真儒学、真儒术果有东面而敬奉之、南面而践行之之君王乎！
    
    近代中国积弱，惨遭侵凌瓜分，或责咎于儒学（儒术），乃迁怒于孔孟，谓我民族之板荡、灾难，悉拜孔孟所赐；故欲碎毁孔家庙，绝灭儒学，必活葬老祖宗而后快；又欲尽废文字，创为拼音，必全盘西化、用夷变夏而后爽。甚矣，谬极矣，是何异于弃亲而入赘矣！人知贫贱父母之不可弃，而民族式微之精神之母乃欲弃绝之，是非数典而忘其祖宗乎！且夫，论民主，远则“论孟”之民本说，近则黄宗羲“公是非于学校”、康有为之“大同世界”。吾华族无泰西之所谓民主，然吾华族亦具自由之传统也。论科学，二千年之儒家社会曾创造浩瀚辉煌之科技文明；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序》谓，较之希腊、罗马乃至欧洲中古社会，吾华族之科学更易付诸应用，则儒学与科学相融；故李君论曰：儒家倡导知识之民主，曰：儒家含藏理性因素，曰：儒家人性学说可转而为生物进化之学。（《儒家与儒家思想》）是旁观者清而当局者迷耶？何一外族之志士清明如此，而吾华族之言国故者乃迷闇若是也！故儒学少发明自然科学，然儒学与自然科学绝不抗斥而绝可相须相长也。如夫子罕言“性与天道”，后世儒者乃特发明“性与天道”；古之儒者罕言自然科学，后之儒者宁无特发明自然科学者乎？吾人殷殷期之，吾人亦自信后来者终不负先贤也。昔梁任公尝深致意焉，今备录之以飨同志。语曰：
     
    
    吾叙带科学，而供吾论列之资料仅此。吾阁笔且愧且悲焉。虽然，细思之，未足为愧，未足为悲。西方科学之勃兴，亦不过近百年间事耳，吾乾嘉诸老未能有人焉于此间分一席，抑何足深病？惟自今以往仍保持此现状，斯乃真可愧真可悲耳。呜呼！此非前辈之责而后者之责也。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收获之不如欧美？虽然，非贵乎知之，实贵乎行之。若如今日之揭科学旗帜以吓人者，加减乘除之未娴，普通生理心理之未学，惟开口骂“线装书”，闭口笑“玄学鬼”，狺狺于通衢以自鸣得意。顾亭林有言：“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吾得易其语曰：“今之清谈谈科学。”夫科学而至于为清谈之具，则中国乃真自绝于科学矣！此余之所以悁悁而悲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
    
     
    
    其三、孔子，人也！
    
     
    
    或问：王充之讥孔子，民至于今犹斥其狂妄；庄周之讥孔子，津津乐道者未有间绝。同是讥也，何其受落之相去若此也？抑孔子未可以讥乎？
    
    对曰：诚有是也。然有意气之讥，有是非之讥。夫意气之讥者，肆乎心，放乎意，遂己心之私，纵无妄之识，淫辞汩汩从无关乎道体，故可耻也，可斥也；而是非之讥者，由乎道，顺乎义，怀体道之诚，立践道之志，大言炎炎皆周流乎道体，故可敬也，可称也。若王充之《问孔》，此意气之讥也，故其呈捷思之辩、巧簧之曲，苟迷而不返，必有覆邦家之危。若庄生之藉孔子而论道，此是非之讥也，故吾人得意忘言，因意而游乎道心矣。故有庄生之道则可论孔子之是非，无庄生之道而妄讥圣人者，必为道之贼，吾人摒绝之，可也。
    
    如谓不然？请为君详述之。《里仁》：“子曰：‘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得者，遇也，值也。《易林》：“入市求鹿，不见头足，终日至夜，竟无所得。”此“无所得”即无所“遇、值”之谓。君子守道而遇“贫与贱”，何伤于君子道，故居之而不去，可也。此盖“君子固穷”之意。若无君子道而值“贫与贱”之地，则非惟不能去，亦不可去也。故下云：“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无违仁乃安乎“贫与贱”也。盖仁者，道也。君子终食之间无违道，造次、颠沛皆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则人与道一，虽“贫与贱”，何伤也。若小人之索隐行怪、背道而驰，必遇“贫与贱”之境地，虽恶之，不能去也。王充未晓，乃云：“‘得’者，施于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是以“得”为“获”也，故欲夺“得”而代之“去”，乃徒见其不识字之孤陋，且又不自量而欲臆篡圣人之义理，何痴妄之极也。
    
    又，充云：“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五者各别，不相须而成”，子文虽“智蔽于”子玉而“不知人”，仍足称“仁”。吾谓充之“问孔”，必熟习《论语》，百遍诵读，遇思虑凝滞处，乃生疑义，覆案经文，旁参诸子，犹不得其解，而后乃敢质诸圣人。至读此章，吾知其乃蜻蜓点水、不求甚解之辈耳。焉以明之？充既问难《里仁》“贫与贱”章，想必通识《里仁》经文。然，“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是非《里仁》之文乎？又，“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是非《里仁》之文乎？子不云乎哉，不择仁而处之，不得智也。是非仁知相须耶？子不云乎哉，知安仁为美则智，智则行乎仁矣。是非仁知相须耶？（非惟仁知相须，“五常”皆相须。）故孔门多仁与知并论。《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爱人者必知人，则仁者必知（智）；知人者能爱人，则知（智）者可进乎仁。“知人”之义富矣哉！知人则“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如此，“不仁者远矣。”（《颜渊》）此由“知人”而进乎仁之功夫也。故子文之“不知人”也，焉能爱人？焉可谓仁？《里仁》所载孔子之言彰彰如是，充竟视若无睹，吾固知充之读《论语》也，盖蜻蜓点水、不求甚解之类也。
    
    夫庄生岂然哉？《人间世》：“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是乃疏瀹性灵，澡雪精神，纯其心而凝其气，道集于怀，故逍遥乎混沌极虚之境。《大宗师》颜回论“坐忘”，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形体明知非一身所有，离而去之，忘乎其迹与所以迹者，乃内外通乎无垠无际，冥契道化。仲尼蹴然而叹“坐忘”之大，乃弃仁义礼乐而从之。是心斋、坐忘，道之一元也；仁义礼乐，亦道之一元也。庄子执至真道元以讥孔子之道，是是非之讥也，吾人喜乐乎心斋、坐忘之道，而谁复斤斤于言表之诽乎！
    
    又，《天地》：“老聃曰：‘丘，予告若，……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众；有形者与无形无状而皆存者尽无。其动，止也；其死，生也；其废，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有首有趾者，有形者也；无心无耳者，无形无状者也。有形者随物而变，无形无状者缘道而化；物化者牵于物，道化者游乎道。若动与止、死与生、废与起，此自然之理，不知其所以然也。惟道化者唯能顺适物之自然，故其治人也，忘物、忘天；忘物、忘天者，任乎自然者也，故丧我，故忘己，故入于天（自然）矣。是炎炎之大言也，吾得意而忘乎孰为师、孰为徒矣。且夫孔子神乎？亦人也，亦有所不达者也。子不云乎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虽童蒙，苟有进益于我者，师之，可也。是即孔子“好学”之本色。故有道若老庄者，则可为圣人师；无道若老庄者，则不可也。且夫孔子便曾请益老聃数事，此又何损乎孔子之为儒学之宗祧、为华族之先圣也。
    
    又，《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道本大公，岂容一家一人独贩擅售耶？故自儒家言，六经，道也；自道家言，六经岂非“陈迹”耶？梁启超先生曰：“夫进化之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儒学统一时代》）此博通君子之雅量与眼界也。若浅陋者则必欲规矩自限，惟“六经”“十三经”唯尊矣。
    
    平心而论，孔子圣矣，然孔子人也，非神也，故孔子犹可讥也。然，无庄生之道而讥孔子者，必痴妄者也。若有道如庄生者，吾人乃拳拳服膺矣。此即“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然，观今日之讥孔子者，多似王充之不识字、不通经文，无非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之辈，吾见其犹撼大树之蚍蜉，可笑不自量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