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上的刘海波

作者：海裔

来源：「经略网刊」2023年2月23日

刘海波，1969年生，山东烟台人，青海省格尔木察尔汗钾肥厂子弟，1988年从青海省考上北京大学政治学系，获北京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1-2005年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后转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任职。2023年2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离世。著有专著《政体初论》，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与政论，力倡当代中国“自成体系，自建光荣”，致力于从中国文明的角度，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旧邦新造”的伟大意义。

海裔，刘海波北大学弟，政治学博士。

2023年2月19日凌晨，北京协和医院，53岁的刘海波停止了他的呼吸。就在不久前，他刚刚回乡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有很多人哀悼他的离世，但一个独特的现象的是，许多人会在悼词中提到自己和刘海波的思想分歧，要么是“尽管我们有这样的分歧，我仍然对他的去世感到难过”，要么是“虽然我对他的去世感到难过，但我仍然要说我们之间有分歧”。这个现象本身就表明了刘海波的风格：他的思想独树一帜，与他交往往往意味着辩论，意味着需要走出自己思想的舒适区，接受一种陌异性的冲击。

在接近其生命的终点之时，刘海波大致有这样一种思想的形态：批判启蒙理性，推崇英国普通法的思维方法，有时候还会以颇为肯定的语气谈论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但越到晚近，越会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肯定中国古代的“大一统”与儒家，希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家庭伦理与社区的伦理生活秩序，但又判定中国古代存在“中央皇权官僚制软政权”和“恶性资本主义”问题，难以摆脱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而20世纪中国形成的“延安体系”回应了中国历史两千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出现乃是中华文明内部的“顺乎天而应乎人”；不过，他虽肯定“延安体系”，却对国际共运无感，并不推崇延安的革命者所信奉具体革命理想，甚至主张“马克思诸子化”，即将其从“经”的地位降至“诸子”的地位。这些思想符号的组合带来的陌生感，让许多人无所适从。因此，许多人认为刘海波不可理喻。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里，他对中国道路的自信，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但他个人却长期生活在孤独之中。

刘海波这样一种独特的思想形态，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刘海波于1969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其祖父家资殷实，与几个叔公一起买船做贸易，结果在1949年被蒋军裹挟去了台湾，与家人数十年分隔在海峡两岸。其祖母在家中独自抚养其父亲。刘家土地在土改中被分，文革中又遭遇“抄家”。其祖母嘱其父亲寻找出路，于是父亲招工去了青海格尔木，在察尔汗盐湖建设钾肥厂。刘海波因而获得了国有企业工人子弟的身份。他在烟台上学到小学四年级，随母亲迁往格尔木，在钾肥厂的子弟学校上完了小学和中学，于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专业，并在北大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1-2005年，他曾任教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后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进而留所工作，辞世之时为该所副研究员。

刘海波入学北大的年份并非无关紧要。在那一时段入学的青年，在思想上无不遭受到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一些人对中国完全失去信心，移民大洋彼岸。而像刘海波一样的青年则在苦闷中寻找中国的出路。而将目光投向西方，仍然是当时的知识界寻找出路的基本方向。在90年代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与不少同龄人一样，刘海波也从对哈耶克的阅读开始。哈耶克既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否定20世纪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凯恩斯主义，他从知识论的角度论证，计划经济的顺利运行需要计划者精确掌握分散的知识与信息，而这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满足。而建立在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市场交换与合作，则克服了这一困境，提供了建构“自生自发秩序”的基础。哈耶克区分“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e rationalism）与“演化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nalism），认为前者会导向奴役，而后者则有可能导向一种自由的秩序。在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讨论中，“建构理性主义”指向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的发展，后者所建立的阵营秩序在1991年解体；“演化理性主义”则指向英美，它们赢得了冷战，笑到了最后。

多年以后，刘海波抛弃了哈耶克的许多观点，但哈耶克的知识论对他的影响仍然清晰可辨。他始终不相信从第一原理出发进行演绎的理性论证和设计能够建立有效的秩序，不相信“启蒙”的自主运用理性的理想。他对人性持一种很悲观的态度，认为从第一原理出发进行演绎的理性论证和设计面对人的欲望、激情与偏见是苍白的。哈耶克的很多推崇者是要借助哈耶克的论述来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但刘海波汲取哈耶克对于“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得出的结论却是，如果从某种自由主义理想出发来设计一套制度，或者移植某个西方国家的制度来来全面取代当下的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建构理性主义”的体现。反思“建构理性主义”，首先必须认识到，改革必须以承认既有的秩序的正当性作为前提，这包括从20世纪革命中诞生的新秩序。

作为政治学博士，刘海波不可能停留在哈耶克的知识论和经济制度论述，而必然关心政体的建构。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与《自由秩序原理》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政治原理和政治制度论述。刘海波与他的同行者以此为拐杖，找到了英国的普通法与宪政。他们的接受逻辑大致是这样的：欧洲大陆的法典传统非常强调立法者的作用，因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建构理性主义，而英国的普通法则是由法官做出的判决日积月累而成，在这里发挥作用的不是少数立法者的智慧，而是一种建立在反复互动、调试和纠错基础之上的演化理性。正是这种反复互动、调试和纠错，导致英国能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改良，最终形成优良的宪政秩序。在2005年的一个研讨会发言中（见《博览群书》2005年第2期），刘海波曾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普通法作为一种思考政治问题的方式和实际制度安排，对我们深受其苦的近代意识形态政治或唯理主义政治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如果说通过改换立法者的方式来改变秩序是暴风骤雨式的，那么通过司法判决作累进的调试，或许可以形成一种渐进的秩序改良。

在21世纪初，赞同这一理论逻辑者甚众，而如何通过提高司法的地位，来推进渐进的政治改革，成为许多人实践的努力方向。而“法官说了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还不是英国，而是美国。在21世纪的前十年，美国最高法院如何运作，一度成为中国学界的研究热点。不过，刘海波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对美国宪法的研究。他行进的方向，仍然是理论如何在中国落地的问题。刘海波与其同行者很快发现一个问题：他们所汲取的哈耶克式的知识论要求他们必须避免与中国的传统采取一种对立的态度，但中国的古代的传统确实与“法官说了算”有很大的距离。如何解决这一困境？

在历史上，英国辉格派的做法是做“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论证他们所主张的秩序原理，在英格兰历史上古已有之，晚近才有专制力量挑战了这一古代秩序，因此，他们所主张的变革并不是创新，而是对一个古已有之的秩序的回归。这种“托古改制”的做法可以将新事物论证为旧事物，从而克服陌生感和抵触感。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刘海波与其同行者回去研究中国传统的法律秩序与法律文化，发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的“律例并行”，而其中的“例”，则被他们界定为一种具有类似普通法功能的东西。刘海波的一些同行者甚至走得更远，试图在更遥远的周代寻找类似于普通法的实践，将西周的封建制解释为一种具备宪政因子的制度，将“礼”解释为一种不成文宪法，而既然孔子说“吾从周”，那么孔子也可以被论证为赞同某种类似于普通法的治理逻辑与秩序原理。刘海波并不热衷于这样的“有良心的历史发明”，但他确实希望能以中国历史上的“例”的经验为基础，建设中国自己的判例法司法体系，从而通过判例，而非体系性的法律移植，来发展中国的法律体系。在上述2005年的研讨会上他还发表了这样的观点：“随着中华判例法系的生成，我们甚至可以将移植来的法律还给西方。”

“普通法宪政主义”如何才能在中国落地呢？刘海波试图将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对中国的改革提出具体的建议。在2007年的《当代中国背景下的双重政体理论》一文（见《“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他主张追求这样一种制度：既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有生机勃勃的地方自治，法院能够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并为地方政府和基层行政部门对普通民众的侵害提供救济。他认为认为中国省的权力过大，从而造成中央权力不够强，同时也难以发挥地方积极性，因此主张加强中央政府对省的集中领导，但同时增强县与市（区）的自治；推动司法判例制度的建立、司法专业化与司法中央化。考虑到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制度结构，刘海波认为，中央主要通过立法而非司法来调整政府间关系和不同自治单位之间的关系，但这种立法也完全可以贯彻判例法的思维方式。在这篇文章中，刘海波同样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华判例法系（或新中华法系）何以可能？

在2008年之前的刘海波，总体上关注上层建筑，尤其是司法制度与政治制度。他将20世纪中国革命造就的新秩序视为给定的秩序，他推崇的普通法的思维方式要求对这一秩序表示仪式性的尊敬，但当时思想界的气氛并不鼓励比仪式性的尊敬更多的热爱。但从2008年以来，刘海波的理论目光有两个方面的转向，一是越来越倾向于在国际秩序之中来思考中国问题；二是越来越重视经济基础，重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这种转向究竟是如何发生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这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思想影响：一方面，如日中天的美国一度陷入困境，这一事件对于中国思想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关于“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讨论蔚然成风，敏锐的刘海波当然不会缺席这样的讨论；另一方面，美联储为了救市推出数轮量化宽松政策，而由于美元是霸权货币，中国承接了美国对外输出的通货膨胀，中国的财富实质上遭到了美元霸权的收割。刘海波同样敏锐地观察到这些现象，他认识到中国的货币政策空间受到美国政策选择的极大的限定，而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发展道路仍缺乏独立自主性。

但如果没有量变的积累，单一事件本身并不足以带来一个人思想如此迅速的转向。刘海波思想的转变，跟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体会有关：中国加入WTO之后，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的失范现象日益明显。20世纪的革命改造了村庄，不管有多少政治运动的冲击，村庄的传统道德并没有因此而消失，21世纪的市场大潮却让村庄的传统秩序迅速变得千疮百孔，家庭秩序也变得高度不稳定，人们的收入增加了，但各种风险也急剧增加，心灵也变得日益漂泊不定。“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而这些都唤醒了刘海波作为国企员工子弟的经历。他曾经跟我回忆他在青海所经历的国企生活：青年工人收入低，但有梦想，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有丰富的业余爱好，不少人写诗、弹吉他、打篮球，还经常会有比赛，可以获得荣誉；社区有安全保障，有归属感。一旦下岗，这些原来看似理所当然的生活环境，一夜之间就丧失了。当然，刘海波在探讨工人生活的变化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从平等的角度来看问题。他关心的与其说是平等，还不如说是道德秩序。这仍然是一个保守主义视角。

而一旦提出新的问题，刘海波发现他自己之前所重视的许多西方思想资源，并不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答案。哈耶克的市场自由观念，不仅不能解决他关心的问题，反而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比如说，当工人与雇主发生纠纷，哈耶克反对国家建立劳动监察制度，而主张诉诸司法，然而抛开立法的公平性不说，同样的司法程序，雇主就有更多的资源投入，来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自主，对于哈耶克来说更加遥远。“依附”对于哈耶克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支配是自由市场竞争造成的，那么它就是一个合理的结果。至于家庭的解体，社区的解体，如果这是自由市场竞争运作带来的结果，对于哈耶克来说，这就是一种自然的演化，并无不正义可言。但刘海波不能接受这种论证。他的道德直觉告诉他，必须保卫社会，将一盘散沙的个人重新组织起来，重建生命意义与伦理生活。

一旦将新的问题带入，甚至刘海波原来喜欢谈的“宪政”，都逐渐褪色。他向亲友推荐一部关于旧西藏的记录片，并评论说，旧西藏喇嘛和世家大族维持着力量的均衡，贵族阶层中并没有人真正具有绝对权力，可以说比内地更符合“宪政”理想。但是，我们会因此而向往这样一个秩序么？这种比较会让一些他过去的同行者感到不适。后来，在2012年的《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自强》（《国企》2012年第12期）一文中，他又提到了旧西藏，只不过这次是以一种不同的语气来说的，意思是：即便是旧西藏都能够“自成体系，自建光荣”，今人还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呢？除了刘海波，谁又开过这样的脑洞呢？

在2008年《外交战略与中国和平崛起》（《今日中国论坛》2008年第11期）一文中，刘海波这样阐述自己的主张：“我们同美国人争夺这个世界的可能性虽然微乎其微，但我们和美国人共同治理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所以需要帮助美国人进行哲学治疗。”这今天看来，似乎是某种“G2”的设想。但是，刘海波的想法与奥巴马对中国提出的依附式的“G2”方案却大相径庭，他主张：“中美会有一系列的对抗和博弈，在必要时我们要敢于而不是害怕对抗，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合作，以平等的身份而不是被纳入美国体系的合作。”在今天看来，他的思考是多么具有预见性！

如果说其2008年的文章仍关注如何“帮助美国人进行哲学治疗”，在2012年的《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自强》甚至对这种“治疗”都不以为然了。刘海波大声疾呼：“中国人需要具备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自觉与自信, 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正当性与现实性。”此文在刘海波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第一次指出，延安整风之后，近代中国第一次具备了成雏形的成功体系。他进一步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文明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基础已然奠定。”在刘海波看来，这种文明形态优于现代西方文明，因为现代西方文明是以殖民主义为基础的，而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无非是原来殖民主义路径的延续。

如何能够避免“依附”于美国？在作于2013年的《“延安体系”浅论》（发表于《国企》2013年第12期）中，刘海波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以美元外汇占款为依据的货币发行机制、出口导向工业型工业的畸形发展、土地的资本化、东南沿海与内地的疏离等方面，认为这样的发展模式导致大量财富外流，内部贫富分化。而“延安体系”则是他所树立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的典范。他这样概括“延安体系”的优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主权货币制度；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到农业集体化加上城市单位体制，消灭两千年的土地食利恶性资本主义，实现了地租均享；创立村社、单位、生产建设兵团等一系列社会组织，克服中国传统的家族私性社会；依靠组织优势建立公平有效税制，有了强大的征税能力，可以做到实际税率很高而人民可以承受；建设了政治部门完全控制下的强大军队，能与美军决战于野而不落下风；法制上既非“有理没钱莫进来”，也非移植外来法条，而有法律的社会内生性；在婚姻家庭方面，提倡基于爱情的婚姻，严格一夫一妻制，严厉性道德，保护家庭限制离婚自由，对中下层青年男子的婚姻与性挤压是中国历史上最轻微的。

在刘海波看来，“延安体系”的关键驱动力在于“先进性团体政治”，其特征在于“先进性”而非“代表性”。中国的“先进性团体”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精华而又融合了时代的内容，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理论与经验、实践。刘海波指出，尽管“延安体系”的一些制度细节是粗糙的，也经常运转不畅，但它是中华文明内部问题之解决，且继承了中国传统中最好的一面。中国未来的关键并不在于所谓“政治改革”是否滞后，而在于是否坚持和发扬光大“延安体系”。

刘海波在2008年之后的转变，让他过去的一些同行者感到意外乃至愕然，他们认为刘海波“堕落”了，将过去批判的对象变成了肯定乃至崇拜歌颂的对象。但在思想光谱的另一端，许多人同样冷眼睨视刘海波，认为刘海波对于中国革命的解释过于精英主义，不承认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赞美了延安的革命者，却不推崇他们所奉行的主义。刘海波曾经戏谑式地将自己称为“毛右”，以描述自己在他人眼中的错位感。在同时期，学界已经开始从“文明史”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道路进行探讨，但是刘海波较少受邀参加这样的讨论。原因或许在于，他的思想在当时很难被归入哪一派，而他又用了很多自创的理论概念，对于很多不了解他思想发展历程的人来说，很难把握他的思想主张的现实指向。

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刘海波谈“延安体系”，仍然是在继续2008年前的“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议程，只不过采用了“托古改制”的策略，托了一个“近古”的典范。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司法在他的思想中的权重已经下降了。他仍然认为，判例法是优越的，但他更关注的议程，是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保护个体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归属感与道德生活。刘海波最后一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文章，是2015年的《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中国实践与一般理论》（发表于《经济导刊》2015年第4期），该文提出“党建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学问”，尤其需要有一个“执政条件下持续建设和不断改造”的理论。这显然是对“延安体系”论述中的“先进性团体政治”的进一步推进。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中共党史党建学”正式升级为一级学科。

不久后，刘海波在一次搬家中，毅然决定把自己书架上的西学书籍处理掉。他只留下了一些西学经典，而把其余的西学书籍当废纸卖了。我至今仍觉得此举是过激的，但我相信他是出于深思熟虑而非心血来潮。他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读西学著作，即便是转向读中国经典，也是在西学脉络中探索的结果。我想，他会感觉到自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但事实上，他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如果有人想了解后冷战时期的中国的思想界如何从推崇哈耶克《走向奴役之路》走到今天的“道路自信”，刘海波的探索轨迹尤其具有典型性。他从一种来自异域的反思20世纪革命的保守主义，逐渐走向反思“究竟要保守什么”，进而发现，要解决时代的关键问题，恰恰需要保守在20世纪革命中产生的新秩序，为其提供不同以往的、植根于中国古典文明的正当性论述。他的“自成体系、自建光荣”主张，在刚提出来的时候可谓非常超前，但在今天已经被主流所接受，今天的“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自主知识体系”等主张，难道不正体现当代中国“自成体系，自建光荣”的追求么？

然而，刘海波始终没有走上将自己的思想“变现”为现实利益的道路。一直以来，他进行的是一种“源代码写作”，对于“源代码”最终呈现的“界面”，并没有作很多的考虑。换而言之，他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但不是一个政治修辞家。但现实世界中的“通货”，是“界面”而非“源代码”，学界和政界，各有自己的“界面”。熟练掌握“界面”，即便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也能够来去自如。而话语如果不转换为“通货”，当然就难以在流动中增值。刘海波的许多文稿未能顺利出版，他也长期过着拮据的生活，为了改善两个孩子的生活，他甚至还借过网贷。

刘海波的离去，是中国思想界不可挽回的损失。他是一个看似“不按常理出牌”的思想者，游走于不同思想体系之间，在辩论之中，形成自己的理论语言。他的理论体系已经有清晰的内部结构和核心要素，但尚未充分展开，其论述中也不乏模糊、滑动与断裂之处。但只要他继续直面时代进行理论思考，我们终究能看到这一理论体系趋于完善的那一天，而其他思想者也都可以从他真诚而执着的探索之中，获得启发，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只是，天不与寿，无常迅疾，刘海波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已经无法继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了。

刘海波灵堂

刘海波留下了大量未出版的文稿，整理这些文稿，将是其家人和密友未来的重要任务。对于关注中国思想之未来的思想者来说，我们有必要严肃地将刘海波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探讨他的思考与写作的时代背景、知识资源、论辩对象，重构他的思想逐步演进的各个环节，以及不同思想流派对他的思想的接受和反应，从而为未来中国思想的发展，积累资源与动力。本文仅对刘海波的著述与思想作初步梳理，不作进一步的评判，以供未来的研究者参考，错漏之处，亦期待方家指正。

谨以此文，致敬所有像刘海波那样为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命运殚精竭虑的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