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经学论坛第一期“跨学科视野中的经学”

来源：“經學評論”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二月十九日丁卯

          耶稣2023年3月10日

经学论坛第一期“跨学科视野中的经学”会议纪要

2022年03月05日，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经学论坛第一期“跨学科视野中的经学”，在清华大学人文楼211室如期举办。

（唐文明教授）

清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唐文明教授发表了致辞。唐文明教授强调，如果对经学缺乏了解，那么对中国文明特质的把握，一定是缺失的。经学本身，关涉的是“何为中国”的问题，现代人文学科改变了经学研究的方法，尽管它起源于自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传统，但往后的经学研究也无法不受现代人文科学的影响，哲学、史学、文学，在以后的经学研究中，都是重要的方法，而目前所缺乏的，正是不同学科径路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现代的学者应当在经学关切之下，展开人文学术的分科研究。唐老师追溯了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学术传统，指出多学科交融互动的研究，一直都是清华国学的特色和方法。

论坛第一场

（丁四新教授）

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丁四新教授，以《汉末易学的象数逻辑与“中”的人文价值理念的象数化》为题，开启了第一场会议报告。丁老师指出，汉末象数易学具有逻辑化和系统化的特征，以郑玄的爻辰说、荀爽的乾升坤降说和虞翻的卦变说为典型，形成了汉末易学以逻辑为纲，以方法（易例）为目的的特点，与西汉易学的“经验性”性格迥然不同。同时，汉末易学的天道观以“天地”和“阴阳”为核心原则，重视“乾坤”和“八卦”在卦爻符号系统和宇宙图景中的建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正”“中和”“时中”这三种爻位论，同时是对“中”的人文价值理念的象数化，它们综合起来均以“成既济定”为基本指向。“成既济定”是一种“天下和平”（普遍和谐）的理念在爻位论上的具体反映。但遗憾的是，汉易象数学在走向极致的同时也走向了极端，直至王弼在方法论上完成了《周易》解释从象数到义理的转变。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顾涛教授对此报告作了评述。顾老师指出，《周易》是令人畏难的学问，而令人畏难的关键，正因为过去缺乏这样一种，对易学内部的义理逻辑加以系统化关联的研究。丁老师这篇高屋建瓴的大作，提供了象数易学一种图谱式的，系统化的研究，必将成为以后汉代象数易学领域一篇必读的经典论文。同时，依托于这篇论文的讨论，顾老师指出日后还可以进而展开更多方向的研究，例如，易学与哲学的关系，如何使象数易学的哲学性得到阐发？再比如西汉易学到汉末易学风格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象数易学保存下来的材料与被淹没的材料之间关联如何？

（刘国忠教授）

清华大学历史系、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刘国忠教授，以《清华简<命训>与先秦两汉时期的三命之说》为题，在既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就清华简《命训》篇中“大命”、“小命”与秦汉时期三命说的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命训》篇将“命”分成“大命”和“小命”的做法，在古代文献中首开先例。只是从传世的先秦两汉文献来看，《命训》的论述似乎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传世的先秦两汉文献很少关注大命、小命的问题，而是更关心所谓的三命之说。刘老师梳理了诸多三命说的材料，指出对于三命的具体名称和含义，大家的理解并不相通，“受命”、“遭命”和“随命”究竟是指什么？它们与《逸周书·命训》篇中的大命、小命之说有没有什么关系？通过分析，刘老师认为，“大命”与“随命”、“小命”与“遭命”具有对应关系，同时《命训》中实际上也包括了“受命”的内容，而且是有关“受命”最全面、最生动的阐释。“三命”之说，很明显是从《命训》发展而来的。

唐文明教授对此报告作了评述。唐老师指出，这篇论文通过对二重证据法的充分运用，将相关的文献和概念梳理的非常清晰，提出了诸多新见。但是在具体的判断和结论上，仍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唐老师结合孟子的相关论述，指出大命应是先天的，对应着先秦观念中的性，尽管没有用“性”这样的话语。所以随命应当是小命，不能是大命，随命应当是虽小命而可达大命者，遭命是虽小命而不可达大命者。孟子的分法是正命与非正命，正命实际上包括了大命和随命，非正命对应的是遭命。赵岐对于孟子的理解可能并非正统，反而纬书中的理解更为准确。其次，文王受命与三命说的受命可能并非一回事，人类学意义上人是怎么被创造的这个问题和文王受命的语境是很不同的。唐老师最后强调，如果我们能将孟子的讨论和这篇文献结合在一起，就能得到更清楚的认知。

（马银琴教授）

清华大学中文系的马银琴教授，以《中国早期“歌”与“诗”的分合及影响》为题，对中国早期“诗”的“歌化”与“歌”的“诗化”做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马老师指出，“歌”偏重于表达欢悦之情是其颂赞性形成的基础，西周早期的礼乐文化建设，又突出了仪式颂赞乐歌的合乐性。早期的“诗”则为讽谏而产生，因瞽蒙的讽诵被纳入《诗》。从公卿列士的讽谏之“诗”，到乐官瞽蒙讽诵的“变雅”，就是“诗”通过仪式而“歌化”的过程。“诗”的“歌化”模糊了“歌”“诗”之间颂赞与讽谏的界限，推动了“歌”与“诗”的合流。发生在西周后期的“诗”的“歌化”与“歌”的“诗化”，让“诗”与“歌”在相互影响、合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稳定的意义指向：“诗”为歌辞，“歌”指合乐歌唱。后世不断发生的“歌”与乐分离成为“诗”之一体的过程，也是文人学习“歌”之体式从而推动诗体不断丰富与完善的过程。

（陈君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陈君研究员对此报告作了评述。陈老师指出，从礼乐文明的角度来看，周代是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时期，对周代礼乐文明的分析，对于理解后代中华文明具有深刻的意义，同时陈老师补充了更多材料，对马老师的讨论做了细致的补充，并认为马老师运用了清华简中《芮良夫毖》的材料以说明早期诗是如何入歌的问题，非常巧妙。

讨论环节，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陈壁生教授分享了对丁四新教授报告的看法，陈老师指出，丁老师的文章非常宏阔，高屋建瓴，汉代易学是个一直被关注却也一直没有出现经典著作的研究领域。丁老师的研究不仅关注易学的注解问题，同时还关注汉代的知识背景，这是一个很有启发的处理，但是对于“扫象”和“忘象”的区别能否再作进一步解释。对于马银琴老师的研究，陈老师指出这是一种和传统诗学很接近反而和现代诗学有所偏离的研究，更加注重文献传承和制度史的梳理，对清华简材料的运用也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就《采薇》作为刺诗的特殊性问题向马老师做了进一步请教。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赵金刚副教授向刘国忠教授请教了《命训》篇的文本结构问题，并指出“日成则敬”后面可能有阙文，如果这个想法成立的话，似乎文本结构更为完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郜同麟研究员则指出，虽然三命说在两汉知识阶层更为流行，但以《命训》为代表的二命说系统似乎在道教思想中仍得到了传承。

论坛第二场

（顾涛教授）

顾涛教授以《祭祖的礼仪层次及其与佛教的互渗》为题，开启了第二场会议。顾老师的报告指出，祭拜祖先，是中国文明在信仰层面最突出的显性特征。通过对《仪礼·特牲馈食礼》的细致分析，顾老师认为祭祖之礼的宗旨是抑制主祭者作为宗族最尊者可能滋生出来的自傲、骄慢之情，并在仪节中确立了“诚敬”的内核，并往外辐射，濡染到行礼现场的每一位宗人。秦汉以后，随着立尸之仪逐渐废弃，祭礼系统原以祭祖为轴心，逐渐让位给以皇帝祭天为轴心。同时，祭祖礼的礼仪结构开始松散，佛教因素的渗入，在民间出现了神主、焚香、素食、斋会、烧纸等新仪节。仪节的新变，透射出祭祖礼的内核已由早期的“诚敬”，过渡到了“求报”，即因果报应观。宋元之后，儒生与僧侣对宗教的杂糅与世俗、功利化等倾向展开激烈批评，这仍是站在以“诚敬”为内核的立场，而不知民间祭祀的核心乃是“报”的观念。正是民间佛教获得了民众的支撑，才获得了较儒家、道教更为广阔的社会根基，使其在数百年的波折动荡中绵延至今，不像儒家般早已成为无处着落的“游魂”。

（宫志翀老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宫志翀老师对此报告作了评述，宫老师首先对顾涛教授细致的分析表示钦佩，并强调自己于礼学研究很浅，只是就几个问题向顾涛老师请教：其一，祭礼的性质到底为何？其二，祭尸仪节的在中古后完全消失，这个过程似乎有些复杂，使人感到疑惑。其三，祭礼以祭祖为轴心转向以祭天为轴心的判断是否有些问题，这么重要的转折历史上为何从未有人探讨？其四，祭祖之礼中，尸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以孙代祖？其五，祭礼，乃至整个《仪礼》，是否可能只是一种被设计的理想形态而非一种历史真实？

（马楠副教授）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马楠副教授以《吴人徐整小考》为题，对三国时期吴国的经学家徐整的生平做了详尽的考察，马老师首先对《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徐整终官“太常卿”做了一番考辨，她指出《隋志》《经典释文》多参考《七录》旧文，是以衔名多有“卿”字，非是史官之误。又以孙亮时滕胤、全尚相继为太常，孙皓时宝鼎二年十二月太常为姚信，降晋之天纪四年三月，太常为张夔，推断徐整任太常约在孙休、孙皓时。其次马老师据《隋志》著录的《孝经默注》结合《释文》叙录所载孝经学的情况，推定徐整当与韦昭略同时，亦当为孙亮/孙休/孙皓时人。又《通典》所引《丧服变除图》多为徐整、射慈之问答，或可推知其师生关系，且徐整为豫章人，有《豫章烈士传》，《丧服变除图》最可能作于孙亮建兴年间，孙奋居豫章时。此外，司马贞《三皇本纪》序有“徐整《三五历记》”，古书所引又有徐整《长历》，至于其是否为一书，则难以断论。

（郜同麟老师）

郜同麟老师对此报告作了评述，郜老师指出，马老师将非常有限的材料加以收集串联，逻辑严密，推论可靠，使他这个“抬杠爱好者”无杠可抬，所以只能以请教的态度提几个问题：其一，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题目？毕竟徐整是个很难被注意到的人。其二，旧史目录对徐整的著录，比如“畅”，“默注”等提法都很奇怪，是否有进一步考察的空间。其三，《释文》序录有郑玄《诗谱》二卷，言徐整畅，《隋志》又言《毛诗谱》三卷为徐整撰，此二书有无可能是一个著作？其四，通过徐整与射慈的问答以推断徐整的活动时间是否有些武断。

讨论环节，顾涛老师一一回应了宫志翀老师的疑问，大家从“报”这个观念的起源出发，对顾涛老师的研究作了集中的探讨。赵金刚老师通过对“报”这一概念的反思，指出丧祭礼仪的转折是否与汉宋之间亲亲尊尊观念的起伏有所关联。马银琴老师对赵金刚老师的说法予以支持。陈壁生老师则对徐整《孝经默注》的情况表达了关注。刘国忠老师对《长历》与《三五历记》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补充了更多的材料。马楠老师则一一回应了郜老师及大家的疑问，并表示南北朝很多经学问题弄不明白，主要是因为魏晋时候的诸多问题没有说清楚。她想要从此出发，对魏晋时期经学的面貌做一个细致的梳理。但这还只是一个计划，这篇文章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尝试。

论坛第三场

（张涛研究员）

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的张涛研究员以《〈仪礼〉研究方法的传统与新变》为题，开启了第三场会议。张涛老师指出，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对《仪礼》的研究受到其他多种学科的影响，其研究方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蕴育出新变，又在新时代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保留了礼经学研究方法的精髓。张涛老师首先梳理了传统《仪礼》研究方法及其极限，重点提到了陈澧和曹元弼的总结，但张老师认为这两种总结均以读书为主，对行礼这一重要的维度视若无睹，未能上升到方法论层面，故而此后之现代学术方法，更失之眉睫。而《仪礼》的本质，就是仪节的文本化，在传统方法框架下，这一本质难以展现，礼图已是传统方法的极限，但仍是静止的，不易面向社会加以普及。接下来，张涛老师重点介绍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仪礼》复原”的研究，复原研究的方法大约有三个角度：其一，以传统礼经研究方法为基础；其二，重视学科交叉与融合；其三，借助先进媒体技术，走向数字人文。尤其是第三点，展现了新时代礼经研究的面貌，无论是数据库技术还是3d动画、影像光盘，都使专家学者与社会大众对古礼和古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这已可视作礼经学“经世致用”传统在信息时代的展现。

（赵金刚副教授）

赵金刚副教授对此报告作了评述，赵老师指出，传统与现代之间，最根本的就是方法的转换，而方法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经学的一般方法，第二个是由《仪礼》而出的特殊性方法。传统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从小学到义理的这一截还在，但是从义理到经世致用的径路被截断了。如果沉湎于小学之中，我们如何去面对新用？传统是个多样性的传统，现代也是个多样性的现代。我们以往总是提问传统能够为现代提供什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问，现代能够为传统提供什么？传统与现代应该是个双向互动的关系，这也是张涛老师所展现的仪礼复原工作的重要意义。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仅仅复原仍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这些礼仪在当下还有没有活化的空间。赵老师指出，他自己也在做一些数字人文方面的努力，他一直认为太极图不是一个平面的图形，而是一个三维立体的形象，如果能够复原出来，能够革新大家对于太极图乃至易学的理解。

（陈壁生教授）

陈壁生教授以《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为题，做了最后一场报告。陈老师指出，中国思想史上对“礼”的理解，郑玄是关键人物。两汉的礼经之学，以《仪礼》为中心，大戴、小戴、庆氏为辅翼，构成“礼经之学”。及至刘歆发掘《周官》以为《周礼》，郑玄变《周礼》为“礼经”，使“礼学”的意义，从以《仪礼》为中心的人生礼仪，革命性地转变为以《周礼》为中心的国家政教大典。因此，“礼学”也从一经之学，变成理解群经的学问。郑玄礼学对礼的经典体系、解释方式及其观念体系的变革，进入了中国文明史。可以说郑玄礼学为后来二程、张载、朱子的礼学，既提供了礼学理论基础，又提供了礼乐文明背景。

马楠副教授对此报告作了评述，马老师以刘歆与《左传》的关系为例，去重新理解郑玄对《周礼》处理，刘歆所要面对的是，左丘明不是孔子弟子，为什么可以传《春秋》？而郑玄面对的则也类似，周公不是孔子，《周礼》为什么可以是经？两汉人质疑《周礼》的真实性，主要是因为大家阅读《周礼》时，发现和传统诸多典籍都是对不上的。郑玄置《周礼》于《仪礼》之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所谓以《周礼》为核心的情况，至迟在魏和西晋时期还没有显现。反而更有影响的是自卢植以后产生的拆分《礼记》以附二礼的新思路。

讨论环节，马银琴教授首先对张涛老师的报告表达了意见，她认为作为经学，离不开通经致用，复原的目的，是为了理解过去的机制，以致用于未来。对礼的研究不能只是激发人们对传统的热爱，更应该参与到精神文明建设。形式不能只是展现某种存在，而应该有更深的实用意义。而对于陈壁生老师报告中区分制度与礼乐的做法，她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周代，礼乐就是制度。郑玄对于汉代礼学确实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郑玄的礼学也是有历史背景的。礼乐制度与官制制度应该是同步发展的，礼乐和制度应当不是对立的。赵金刚副教授则对马楠老师的评述表达了兴趣，赵老师指出，郑玄的做法背后应当是有特殊的圣人观在，在卢植的系统中，周孔的关系又当是怎么样的？如果说郑玄的做法是受刘歆的启发，那对于刘歆来说，孔子的意义又是什么？郜同麟老师指出，陈老师认为郑玄要建构一个体系，马老师认为郑玄的做法是从刘歆那里继承来的。而他自己则认为仪礼是否也有可能是被建构出来的，他表示一直很怀疑仪礼的实操性究竟如何？陈君老师指出，大家讨论的核心还是在于古典世界和现代文明如何融通，就如马老师所说的，刘歆和郑玄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两种思路。一种是为政治服务。一种是疏离于政治，而致力于经典精神构建的思路。张涛老师对大家的评述作了回应，他以张尔岐为例，认为他花了30年读《仪礼》，感受到周文翼翼，君子彬彬。我们今天通过图像还原仪礼，希望也能让观众产生这样的感受。其次，对传统除了要有理性的研究，也需要有感性的认识。陈壁生老师认可了马老师对礼乐与制度关系的判断，但他指出周代礼乐和制度是统一的，但是在秦汉之后，这二者显然是分离的，制度成为了一代君主制定的制度。

第三场讨论结束后，陈壁生教授作了总结发言，对各位老师的出席参与表达了感谢，并重申了“经学论坛”主张跨学科交流的主旨，希望“经学论坛”能够成为一个系列活动，成为一个各学科交流讨论的平台。以后可以就大家的论文/著作或者某些前沿话题展开更多的讨论，一起推动经学的建设与发展。

纪要：吴复

摄影：董晨曦

责任编辑：近复